2019年1月2日，“DNA之父”詹姆斯·杜威·沃森再次在一部纪录片里发表惊人之论：黑人的智商比白人低，而且是遗传的。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2007年他就抱怨，黑人智商比白人低，但公共政策的制定却不区分这一点。
　　沃森因为类似的言论，已经被“处理”过多次，丢失了行政职务和荣誉头衔，但看来他并没有要反悔的意思。
　　“基因”理论既是科学，同时又是一个很容易被神秘化的东西，这从它被称为“密码”就可见一斑。一种大多数人无法透彻理解的事物，倘若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其中一部分操纵者存在政治偏见，就很可能被转化为政治工具，这正是世界近代史上不断发生的事实。
　　如果“基因”真可以被滥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沃森的观点其实是殖民和奴役基因的显性表达。
　　科学被偏见和特殊利益立场所左右，给人类带来了太多苦难。欧洲启蒙运动推动了科学精神的扩大，但它是在“文明”这个更大的概念控制下活动的。文明原本仅仅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区别于自然状态那些物质和精神条件，但到了近代就转化为对世界民族划分等级的工具。它的对立面是野蛮，包括儒家、伊斯兰、非洲、美洲大陆……一切与欧洲白人文化有区别的文化，都是野蛮的。
　　如果外部是野蛮的，那么欧洲人对外的殖民与掠夺，就可以解释为一件传播“文明”的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正是那些航海者、移民者在开拓行动中满怀理想主义激情的精神支持。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对财富的想象，以及其生产循环过程中无法自控的对原材料和外部市场的需求。

如果科学能够证明一个种族的智商天然地比另一个种族低，也就证明了他们在文明标准上是不合格的，不是完整意义的人。

　　从人的自然情感上，至今很難理解，为何在一个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被大力张扬的时代里，欧洲人却仍然能开展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贩奴、蓄奴活动。一千多万非洲黑人被捕捉、购买和运送到美洲殖民地，一百多万黑人死在路途，数百万黑人被葬送在无休止的强制劳动中，还有不计其数的人遭受严酷的刑罚而死。
　　无法理解，是因为人的自然情感会带来道德压力，正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揭示的“同情”原理那样，我们会通过想象而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要解除道德压力，掩盖自然情感，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认定奴役的对象根本不是人，或者是退化的人，他们其实离动物更近。
　　而这种认定，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那些带着强烈种族或文化偏见的科学工作者来帮助完成。布鲁门巴赫创立人类学，并在1775年第一次区分了人种，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进化论》，这些科学成就都被心怀偏见者引用到社会领域，用来解释人类等级的合理性，甚至奴役的合理性。作为基因科学权威的沃森，在年老之后坚持发表无法证实的“黑人智商比白人低，公共政策应该区分对待”的言论，很大程度上正是与数百年来科学被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绑架的发展逻辑一脉相承。
　　人驱使牛马工作，人睡在床上而牛马睡在牛栏马厩，人并没有道德压力，因为对方是动物。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智商与道德，这是《圣经》里亚当夏娃偷吃“知善恶树”的故事所隐喻的。偷吃之后，“眼睛就亮了”，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耻，人就正式诞生了。
　　如果科学能够证明一个种族的智商天然地比另一个种族低，也就证明了他们在文明标准上是不合格的，不是完整意义的人，那么对社会结构进行等级化，才是符合自然要求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公共政策的区别对待（歧视）也就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沃森同志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奴役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