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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珍所著《教育春秋》，是一本教育者亲自撰写的书，由此可以窥视半个世纪新中国教育的概貌。作者以朴实的文字，带有口述历史的性质，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教育做了生动直观的描述和记叙，对1958年的大学“教育革命”，也有客观的叙写分析。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一个教师，走上教育领导岗位，亲自组织与实践了一些教改活动，并从中总结出某些经验和规律，对于当前的中学教育工作不无借鉴意义。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可读可信的书，是天津教育史，至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50年代初期的教育公平，迎来了我国教育的新曙光。
我国50年代初期的教育，严格地说，还处在草创阶段，许多方面并不成熟，也不够清晰，如培养目标、教育方针、学校建制、课程设定、教育管理等诸方面，基本上遵循或者参照民国教育、延安时期教育的路线和方针，以民本思想为指导，以提高国民素养为目标，艰难地前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主要采取了革命老区的某些教育、教学经验，办学兴教，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教育的公平性原则上。在解放区，所有的儿童，凡能接受教育的人，都可受到教育，都有书念。除此之外，政府还办起了冬校、夜校，开展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使一大批不识字的农民，认上1500字，摘掉文盲帽子，他们的文明素质也进一步提高。这样，老区所有的群众，几乎都可获得受教育的权益，如同他们政治上获得了自由和民主，教育上也同样获得平等的待遇，这一点，前所未有。
在张汉珍的《教育春秋》中有这一段真实记录。他的老家山东宁津县，是一个革命老区，那里经济落后，文化也不发达。当他该上学念书的时候，故乡还在战火交并、社会动荡之中。由于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土改、镇压反革命、互助合作社运动，此起彼伏，异常频繁，自然也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所以，他入小学之时，已经是半个劳动力了，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帮助大人干活。当时有些小学村里还给了土地，专门让师生耕作，收成归学校，又能得到锻炼。农民的孩子不但有学可上，还是“免费”，是义务性的教育。那时，学校的建设、老师的工资等，都由国家和村乡包下来。在学校，老师与学生感情融洽，学生之间也平等相爱，没有歧视现象。不管学生的出身如何，家庭状况穷或富，在老师眼中都是一样的，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他写道：“有一年，春节前的期末考试，还有一门音乐没有考我就病倒了，学校就等我好些上学后补考了音乐，而我得到了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学校还奖励我一条白毛巾。”这种平等、博爱的风尚，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另外，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使一些落后地区没有中学，因此，这一地区的学生就向较发达的地区流动。当时，招生不分彼此，不问地区，只要参加考试，重视的是分数，成绩合格，一律被录取。所以，那年月，中学的同学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正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公正。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许多人成为栋梁之材，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极大贡献。农村的许多穷苦学生，也纷纷跳出“龙门”，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张汉珍便是如此。他的家乡宁津县，在山东、河北两省交界上，经济文化落后，县里因没有高中，他初中毕业后，跑到毗邻的河北沧州来赶考，后被河北的高中录取了。所以，他感谢那个时代的教育平等机遇眷顾了他，才有了他的今天。
他在书中写了这么一件事：“进校后遇到的困难是入校体检，说我得过肺结核病，现在已经钙化，但还得隔离三个月，另外还有两个同学，学校专为我们开了一间宿舍，给我们开小灶，适当增加了营养，上午补课，下午休息——学校派了校医负责为我们打针吃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也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了原来的宿舍。”因为他生病落下了功课，学校还派了老师专门辅导、补课，经过他刻苦钻研，很快追上大家，并在全校数学竞赛中，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此外，在升学录取当中，没有后来的所谓“政审”把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操作此类事项，60年代以来所谓贯彻阶级路线，就将升学的大门逐渐关闭），一些出身地富或家庭政治历史复杂的学生，照样可以被考取，不受什么影响。这也是那一时期教育公平性的一大表现。
60年代的“教育革命”对教育事业造成极大伤害，教训惨痛。
张汉珍是1958年进入大学的。暑假之后，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不久，“大跃进”像一把烈火席卷了九州各地，工业、农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无不受到冲击，大学也备受摧折，苦不堪言。首先，它颠覆了教育的正常规律，将教育的主客体关系颠倒，把教育内容搞乱，学校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运动把师生赶出课堂，抛掉书本，放弃知识，在社会大课堂经风雨见世面，增长知识，将学生变成普通劳动者。张汉珍说，他大学上的第一堂课，不是在教室里，是到海河工地上，参加重体力劳动。头顶烈日，面迎海风，喝的是又苦又咸的苦水，晚上睡在荒草野滩的帐篷里，脚下是沼泽地，一踩就冒出水来。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大干了二十多天。海河劳动是他入学的第一课。他说：“（当时）由于劳动强度大，一天吃五顿饭，一手抓起五个大馒头就往嘴里塞。”可知艰苦程度。他是数学系的学生，但数论不在教室里讲，是与生产劳动（战海河）相结合。这还不算，他不久又下到了工厂，不管懂与不懂，跟着机器轮子转，思考如何“革新”。当时《河北大学校刊》报道，数学系在天津手表厂参加革新，把某个关键系数给解决了，手表的准确率提高了许多。后来证明，这是一条“假新闻”，一道“纸上谈兵”的验算题。张汉珍提起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我读的政治理论书籍很多，有《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哲学等书，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学过多遍，几乎能够背诵下来。”而专业课呢？他却没有在文中提及。曾有人做过一项专题调查：1958级大学生，由于受时政影响，只顾政治运动、参加社会劳动，却削弱专业课学习时间，本科生最多达到专科水准。因此，他们自称是被“工农化”了的一代，业务“先天不足”。当然，有些人经过后来的努力，也获得了成功，那是很难得的特例了。 最后的画卷：一个教育战线上的“扶犁人”
天津57中，前身为天津女二中，1939年建校，是市里为数不多的重点校，名师满堂，盛名久远，最早的校长是著名诗人鲁黎（胡风分子）的妻子王曼恬。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该校元气大伤，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它已败落为河北区的二、三流学校。1981年，张汉珍从10中调到这里，两进两出，先后待了23年，从中层一直做到校级领导“一把手”，大刀阔斧，整顿与改革教学，随之建立起许多新的规矩。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全体师生凝聚力量，励志苦干，顽强拼搏，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终于使这所老学校焕发青春，重塑辉煌，一跃成为全市的重点中学、市级三A学校，和已经先行的2中、14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很快，又“领跑”在前，居于全市名校之中。
那么，他怎样使这所一度沉寂的老校重塑辉煌，既赓续传统又超越传统，并绽放出新的光彩，开创新的局面？
他在离岗退休座谈会上，已做了回答，他说：
就我自己而言，一靠我的为人；二靠我的实干。如果有人称我是“傻子”“傻校长”，我会愉快地接受。可以说我傻干了大半生，实干了大半生，但我不后悔，而且非常庆幸我有这种傻劲儿，这种实干精神。有了这种傻干实干才有我的今天。因此，我心里非常坦然，有一种知足感＼满足感甚而幸福感。
的确，人格魅力与实干精神，是他成功的节点。少说多做，以身作则，深入一线，拼命实干，是其一贯作风。比如，他狠抓教学，一年听课就达126节，每个老师、每个学科，都悉知备详，做到心中有数，像这样“接地气”的领导，此前无多。为了精细管理，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他像战士坚守阵地一样，以校为家，吃住在校，常年“泡”在这里。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张汉珍是懂得政治的人。作为一个管理者，他率先垂范，做好表率，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吃得天下苦，不谋个人一点私利。学校的教师们称赞他是一个“专为别人争得荣誉，偏偏自己不要一点荣誉”的人。在他执政的几年里，57中得了很多的荣誉：2人获“国家级”优秀教师称号，1人获得天津市普教最高奖“播种太阳奖”，3人获得市级特级教师， 21人获得市、区级学科带头人，等等。此外，全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出自57中，河北区教育局的局长、书记，冉冉升起的两颗“明星”，也是从57中走出来的。这些，无不与他的大胆扶植、培养与举荐有关。
老张在教育战线工作四十多年，对教育规律深有认识，在办校过程中，他尊重教学规律，善于学习，把握动态，适时地创新发展。梳理一下他的教育理念，大約有下列几点：
其一，学校不只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还应对学生进行素质与能力教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素质教育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他在双建中学（57中附属中学）搞了许多实验，都证明了这些。
其二，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不是替代，而是启发。所以，任何时候，好的教师都是自觉的“退出者”，教师与学生，主体是学生，客体是老师。所以，要转变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是主要的，才是教改的关键。他进行的“互动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都是很好的教改探索，比较成功。
其三，实行“名师制”，这是尊师重道、以老带新，薪火传承的有效方法。他敢于旗帜鲜明地推开，并落到实处，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如，他对及树楠、李寿康、陈大有等人的大力表彰，效果非凡，影响深远。
其四，教育是爱，是普洒阳光，老师关爱学生，不放弃一个学生。他是这么做的：他关心神童学生，也援救生活极其贫困的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有了信心，都充满希望，都拥有美好的前途。
当孝子、做严父、不愧好丈夫，家庭教育是楷模。
张汉珍不仅是称职的好校长，还是在家庭教育上的模范。他说过：“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首先我有一个好老伴儿，疼我、爱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全力以赴支持我的工作，为此她承担了全部家务，我取得成绩的一半是属于她的。更值得我自豪的，是我的两个好儿子，他们学有专长、事业有成，是杰出的海外归来的高科技人才。”
他的两个儿子上学时成绩特别优秀，随后分别考取国内名牌大学清华、同济，毕业后又自费留学，学成后回国，各自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干得都很出色，可以说，是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的一代。他们的成功，当然是他们的天资聪颖、艰苦拼搏的结果，但与父一辈潜移默化、身体力行的教育与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在家庭教育中，人格精神的培养，如何做人，至关重要。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需要父辈过分操心。因为，他们的学习习惯，善于自学，已经掌握了。这都是一开始就教给他们的。然而，成绩好的学生，没有一个好的性格、人格，将来事业未必能成功。这一点，张汉珍意识到了，他很小就告诉孩子，要学会做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助人为乐的人。他的上学经历，使孩子们懂得艰苦奋斗、发愤读书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榜样的力量，激励着下一代，长子张磊从家徒四壁、贫穷可怜的家景里，悟出父亲人生之路与求学之路的不易，这对他的海外求学，在困境中拼搏，战胜一切困厄很有帮助，这来自父亲的精神支撑。次子张鑫，也是出类拔萃，在清华读顶尖专业，再到德国留学，立志攻克语言关、专业关，用最短的时间，拿下别人几年都拿不下的成果。特别是在最困难的岁月，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和他的太太，其15岁的女儿考取美国最好的寄宿高中，也是独自奋斗。张鑫认为，这是“父亲带给他的传统”，也是无言的教育。
苦难是一种教育资源，逆境造就人才。张汉珍的经历就是一本活的教材。正因有了这本书，才有了儿子的今天。
有一部书非常有名，叫《麦田里的守望者》。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于管与不管之间，类似于一种“守望”。它是不言而言，不说而说之，严而不苛，爱而不溺。张汉珍对于子女的教育，以及他对天津57中校风的把握，耐人寻味。
（作者为河北省作协理事，河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
50年代初期的教育公平，迎来了我国教育的新曙光。
我国50年代初期的教育，严格地说，还处在草创阶段，许多方面并不成熟，也不够清晰，如培养目标、教育方针、学校建制、课程设定、教育管理等诸方面，基本上遵循或者参照民国教育、延安时期教育的路线和方针，以民本思想为指导，以提高国民素养为目标，艰难地前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主要采取了革命老区的某些教育、教学经验，办学兴教，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教育的公平性原则上。在解放区，所有的儿童，凡能接受教育的人，都可受到教育，都有书念。除此之外，政府还办起了冬校、夜校，开展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使一大批不识字的农民，认上1500字，摘掉文盲帽子，他们的文明素质也进一步提高。这样，老区所有的群众，几乎都可获得受教育的权益，如同他们政治上获得了自由和民主，教育上也同样获得平等的待遇，这一点，前所未有。
在张汉珍的《教育春秋》中有这一段真实记录。他的老家山东宁津县，是一个革命老区，那里经济落后，文化也不发达。当他该上学念书的时候，故乡还在战火交并、社会动荡之中。由于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土改、镇压反革命、互助合作社运动，此起彼伏，异常频繁，自然也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所以，他入小学之时，已经是半个劳动力了，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帮助大人干活。当时有些小学村里还给了土地，专门让师生耕作，收成归学校，又能得到锻炼。农民的孩子不但有学可上，还是“免费”，是义务性的教育。那时，学校的建设、老师的工资等，都由国家和村乡包下来。在学校，老师与学生感情融洽，学生之间也平等相爱，没有歧视现象。不管学生的出身如何，家庭状况穷或富，在老师眼中都是一样的，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他写道：“有一年，春节前的期末考试，还有一门音乐没有考我就病倒了，学校就等我好些上学后补考了音乐，而我得到了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学校还奖励我一条白毛巾。”这种平等、博爱的风尚，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另外，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使一些落后地区没有中学，因此，这一地区的学生就向较发达的地区流动。当时，招生不分彼此，不问地区，只要参加考试，重视的是分数，成绩合格，一律被录取。所以，那年月，中学的同学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正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公正。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许多人成为栋梁之材，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极大贡献。农村的许多穷苦学生，也纷纷跳出“龙门”，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张汉珍便是如此。他的家乡宁津县，在山东、河北两省交界上，经济文化落后，县里因没有高中，他初中毕业后，跑到毗邻的河北沧州来赶考，后被河北的高中录取了。所以，他感谢那个时代的教育平等机遇眷顾了他，才有了他的今天。
他在书中写了这么一件事：“进校后遇到的困难是入校体检，说我得过肺结核病，现在已经钙化，但还得隔离三个月，另外还有两个同学，学校专为我们开了一间宿舍，给我们开小灶，适当增加了营养，上午补课，下午休息——学校派了校医负责为我们打针吃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也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了原来的宿舍。”因为他生病落下了功课，学校还派了老师专门辅导、补课，经过他刻苦钻研，很快追上大家，并在全校数学竞赛中，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此外，在升学录取当中，没有后来的所谓“政审”把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操作此类事项，60年代以来所谓贯彻阶级路线，就将升学的大门逐渐关闭），一些出身地富或家庭政治历史复杂的学生，照样可以被考取，不受什么影响。这也是那一时期教育公平性的一大表现。
60年代的“教育革命”对教育事业造成极大伤害，教训惨痛。
张汉珍是1958年进入大学的。暑假之后，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不久，“大跃进”像一把烈火席卷了九州各地，工业、农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无不受到冲击，大学也备受摧折，苦不堪言。首先，它颠覆了教育的正常规律，将教育的主客体关系颠倒，把教育内容搞乱，学校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运动把师生赶出课堂，抛掉书本，放弃知识，在社会大课堂经风雨见世面，增长知识，将学生变成普通劳动者。张汉珍说，他大学上的第一堂课，不是在教室里，是到海河工地上，参加重体力劳动。头顶烈日，面迎海风，喝的是又苦又咸的苦水，晚上睡在荒草野滩的帐篷里，脚下是沼泽地，一踩就冒出水来。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大干了二十多天。海河劳动是他入学的第一课。他说：“（当时）由于劳动强度大，一天吃五顿饭，一手抓起五个大馒头就往嘴里塞。”可知艰苦程度。他是数学系的学生，但数论不在教室里讲，是与生产劳动（战海河）相结合。这还不算，他不久又下到了工厂，不管懂与不懂，跟着机器轮子转，思考如何“革新”。当时《河北大学校刊》报道，数学系在天津手表厂参加革新，把某个关键系数给解决了，手表的准确率提高了许多。后来证明，这是一条“假新闻”，一道“纸上谈兵”的验算题。张汉珍提起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我读的政治理论书籍很多，有《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哲学等书，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学过多遍，几乎能够背诵下来。”而专业课呢？他却没有在文中提及。曾有人做过一项专题调查：1958级大学生，由于受时政影响，只顾政治运动、参加社会劳动，却削弱专业课学习时间，本科生最多达到专科水准。因此，他们自称是被“工农化”了的一代，业务“先天不足”。当然，有些人经过后来的努力，也获得了成功，那是很难得的特例了。 最后的画卷：一个教育战线上的“扶犁人”
天津57中，前身为天津女二中，1939年建校，是市里为数不多的重点校，名师满堂，盛名久远，最早的校长是著名诗人鲁黎（胡风分子）的妻子王曼恬。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该校元气大伤，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它已败落为河北区的二、三流学校。1981年，张汉珍从10中调到这里，两进两出，先后待了23年，从中层一直做到校级领导“一把手”，大刀阔斧，整顿与改革教学，随之建立起许多新的规矩。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全体师生凝聚力量，励志苦干，顽强拼搏，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终于使这所老学校焕发青春，重塑辉煌，一跃成为全市的重点中学、市级三A学校，和已经先行的2中、14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很快，又“领跑”在前，居于全市名校之中。
那么，他怎样使这所一度沉寂的老校重塑辉煌，既赓续传统又超越传统，并绽放出新的光彩，开创新的局面？
他在离岗退休座谈会上，已做了回答，他说：
就我自己而言，一靠我的为人；二靠我的实干。如果有人称我是“傻子”“傻校长”，我会愉快地接受。可以说我傻干了大半生，实干了大半生，但我不后悔，而且非常庆幸我有这种傻劲儿，这种实干精神。有了这种傻干实干才有我的今天。因此，我心里非常坦然，有一种知足感＼满足感甚而幸福感。
的确，人格魅力与实干精神，是他成功的节点。少说多做，以身作则，深入一线，拼命实干，是其一贯作风。比如，他狠抓教学，一年听课就达126节，每个老师、每个学科，都悉知备详，做到心中有数，像这样“接地气”的领导，此前无多。为了精细管理，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他像战士坚守阵地一样，以校为家，吃住在校，常年“泡”在这里。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张汉珍是懂得政治的人。作为一个管理者，他率先垂范，做好表率，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吃得天下苦，不谋个人一点私利。学校的教师们称赞他是一个“专为别人争得荣誉，偏偏自己不要一点荣誉”的人。在他执政的几年里，57中得了很多的荣誉：2人获“国家级”优秀教师称号，1人获得天津市普教最高奖“播种太阳奖”，3人获得市级特级教师， 21人获得市、区级学科带头人，等等。此外，全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出自57中，河北区教育局的局长、书记，冉冉升起的两颗“明星”，也是从57中走出来的。这些，无不与他的大胆扶植、培养与举荐有关。
老张在教育战线工作四十多年，对教育规律深有认识，在办校过程中，他尊重教学规律，善于学习，把握动态，适时地创新发展。梳理一下他的教育理念，大約有下列几点：
其一，学校不只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还应对学生进行素质与能力教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素质教育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他在双建中学（57中附属中学）搞了许多实验，都证明了这些。
其二，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不是替代，而是启发。所以，任何时候，好的教师都是自觉的“退出者”，教师与学生，主体是学生，客体是老师。所以，要转变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是主要的，才是教改的关键。他进行的“互动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都是很好的教改探索，比较成功。
其三，实行“名师制”，这是尊师重道、以老带新，薪火传承的有效方法。他敢于旗帜鲜明地推开，并落到实处，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如，他对及树楠、李寿康、陈大有等人的大力表彰，效果非凡，影响深远。
其四，教育是爱，是普洒阳光，老师关爱学生，不放弃一个学生。他是这么做的：他关心神童学生，也援救生活极其贫困的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有了信心，都充满希望，都拥有美好的前途。
当孝子、做严父、不愧好丈夫，家庭教育是楷模。
张汉珍不仅是称职的好校长，还是在家庭教育上的模范。他说过：“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首先我有一个好老伴儿，疼我、爱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全力以赴支持我的工作，为此她承担了全部家务，我取得成绩的一半是属于她的。更值得我自豪的，是我的两个好儿子，他们学有专长、事业有成，是杰出的海外归来的高科技人才。”
他的两个儿子上学时成绩特别优秀，随后分别考取国内名牌大学清华、同济，毕业后又自费留学，学成后回国，各自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干得都很出色，可以说，是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的一代。他们的成功，当然是他们的天资聪颖、艰苦拼搏的结果，但与父一辈潜移默化、身体力行的教育与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在家庭教育中，人格精神的培养，如何做人，至关重要。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需要父辈过分操心。因为，他们的学习习惯，善于自学，已经掌握了。这都是一开始就教给他们的。然而，成绩好的学生，没有一个好的性格、人格，将来事业未必能成功。这一点，张汉珍意识到了，他很小就告诉孩子，要学会做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助人为乐的人。他的上学经历，使孩子们懂得艰苦奋斗、发愤读书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榜样的力量，激励着下一代，长子张磊从家徒四壁、贫穷可怜的家景里，悟出父亲人生之路与求学之路的不易，这对他的海外求学，在困境中拼搏，战胜一切困厄很有帮助，这来自父亲的精神支撑。次子张鑫，也是出类拔萃，在清华读顶尖专业，再到德国留学，立志攻克语言关、专业关，用最短的时间，拿下别人几年都拿不下的成果。特别是在最困难的岁月，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和他的太太，其15岁的女儿考取美国最好的寄宿高中，也是独自奋斗。张鑫认为，这是“父亲带给他的传统”，也是无言的教育。
苦难是一种教育资源，逆境造就人才。张汉珍的经历就是一本活的教材。正因有了这本书，才有了儿子的今天。
有一部书非常有名，叫《麦田里的守望者》。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于管与不管之间，类似于一种“守望”。它是不言而言，不说而说之，严而不苛，爱而不溺。张汉珍对于子女的教育，以及他对天津57中校风的把握，耐人寻味。
（作者为河北省作协理事，河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