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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三千五百米的若尔盖草原，其县城位于达扎草原腹地，因此地有一座名叫达扎寺吉祥善法寺院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县城所在的小镇也就随了寺院名，叫做达扎寺镇。小镇背靠一座叫做俄尼山的山丘。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那些支边建设高原来到若尔盖工作和生活的人，都把它叫做碉堡山。这个在本地延续了千年的藏名俄尼山，是我离开若尔盖二十多年后，在一次偶然观看介绍若尔盖风光的短片时，才得以知晓的。
不管它是叫碉堡山还是叫俄尼山，昔日援藏过来的那一群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在它怀里度过了大半个世纪难以忘怀的岁月，他们的生命似乎都与这座不高的山丘，有着难以割舍的牵连。而这座山丘也从来没有因为谁的疏离、亲近，或者山名的更改而被大伙遗忘。
一
父亲是最早来到俄尼山的。时光要追溯到一九五三年，刚满二十岁的父亲与一同在外谋生的大伯以及本家亲戚们，正在茂县讨生计。据父亲讲，当时他受命从山寨到坝底购买粮食，正好遇见准备进军草地的公安团在扩招兵马，心下好奇便挤入人群围看，没想到这一围看，自个的一生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与藏地有了割舍不断的牵连。
父亲随新兵前往刷金寺集训。由于父亲年少时在保长家当过长工，跟护院操过几天扁掛（武功），在集训队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口碑极好，以至于六十年之后的一个夏日，母亲在都江堰百伦超市附近的公交站站台纳凉时，亲耳听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对着周围的大爷大妈讲述昔日在刷金寺集训时，他最好的一个叫韩贵森的兄弟如何仗义为他打抱不平的事。他说那会集训完毕之后，父亲分往若尔盖，他去了金川。坐在一旁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上前搭话道：“韩贵森是我老公。”老人得知我父亲已经英年早逝，不免一番唏嘘。
得知此事的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件事，连着几次到百伦公交站去碰机会，终于遇见了这位被保姆用轮椅推出来的王大爷，他的讲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据这位王大爷讲，他们一同训练，一同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只是，三个月之后，王大爷去了金川，父亲去了若尔盖。两人这一别就是整整一生。而父亲在草地几十年时间，直接参与了剿匪、禁毒、大生产、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后期的建设，并且在这方土地上生儿育女，可谓见证了草原新城大半个世纪的变迁与发展。
二
父亲去往的若尔盖，那会是属于过渡性县级行政机构，叫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工作组开展工作的重点在达扎寺、包座、求吉等地。求吉位于古潘州地段，这里有史以来都是相当重要的军事重地，当时若尔盖县的第一所小学，就建立在求吉乡。
求吉和包座海拔比若尔盖达扎寺要低一千多米。昔日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这里，进行过好几场战斗，虽说包座战役取得了长征途中少有的重大胜利，但是，求吉战役的伤亡还是非常大，当时的求吉寺院，还设置了一个红军战地医院，就在红军主力北上不久，惨遭国民党匪徒偷袭，三百名红军伤员全部牺牲。
这里作为农区，气候相对于牧区的若尔盖草地来说，要温和得多，不光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还出产小麦、青稞、胡豆、豌豆等粮食。其实，在民改之前，这里更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基地。当时求吉寺院下面的德翁村，居住的几乎就是从外地逃难，或者前来租种鸦片的人。工作组进入这里之后，便开始了禁烟禁毒运动，随后，德翁村转型为菜蔬生产队，鸦片也从此绝迹。
由于若尔盖有着广袤的草原，生活在这里的安多藏族，千百年来，一直游牧在这方辽阔而苍凉的土地上。佇立在俄尼山麓的达扎寺，更是这块土地宗教文化、商贸交易的中心。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驻扎在达扎寺附近的工作组和部队，在营地背后的俄尼山顶上修筑了一座碉堡，建立起了情报站。来往传递消息的人们都称这里为碉堡山，久之，那个有着凄美传说的山名反倒被大伙遗忘，沉陷在了时光深处。
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达扎寺，绝对是这片土地的灵魂所在。随着民改运动的推进，工作组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达扎草原上来了，工委就安置在达扎寺左侧的山坳里，与山脚下热曲河对面那个依傍着寺院而生的塔洼寨遥遥相对。
那个时候，热曲河上还没有任何桥梁，塔洼寨一旁的河里有两艘木船供来去的人过河。河对岸，在此生活了千百年的牧人们，每日里放牧、转经，过着简单而原始的生活；河的这一岸，部队、工作组、民工队，以及那些闻讯前来寻找生计的手艺人，就驻扎在沿俄尼山脚延伸而去，那些布满水洼泥沼的草坝子里。
军用帐篷，零星搭建的简易小木屋和插满经幡、围着柳树枝条篱笆的低矮土坯屋就那样遥遥相望着，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形成了一种荒原文化与汉地文化共存的景象。
一到冬天，两岸的人来往就方便多了。草地的气候非常寒冷，十一月下旬，河面被冰冻封严，十多米宽的河面不光牛羊群可以随意走动，连笨重的解放牌汽车也一样行驶。驻扎在这里的人，每日里都会用冰钻在河面戳开一个大窟窿取水。那些冰窟窿白日被戳开，夜里又会被冻得严严实实。
民改工作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起来。那个时候的若尔盖草地有十二个部落和包座七房。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早一步进入藏区，在藏地做了许多反动宣传，以至于工作组的工作开展的非常艰难。不时传来工作组遭袭击、干部遇害的消息。父亲作为勤务兵，一直跟随着团长兼县委书记的尚国成出入各个区乡牧场，语言不通，沟通和宣传全靠通司（翻译）。
一次，在打更沟牧场遭遇匪袭，大雪中，父亲手握马刀冲出重围，回县城报信，再次返回时，在暴风雪中迷路，困陷在满是死尸的荒原雪坑里，等书记率人找到他时，整个人已经冻僵，虽然经过抢救苏醒过来，却落下了终身寒毒入骨的顽疾。
剿匪平叛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
海拔三千五百米的高原，大半年时间都处于风雪季节，常年一片荒凉景色，只有夏季短暂的三个月可以见到绿色，山高路远，除去牛羊肉，几乎不见任何蔬菜，工作在此的汉家人自然不习惯缺少绿色蔬菜的生活，缺乏维生素，使得这些内地而来的工作人员，经常遭受高原病症的折磨。特别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很多数人都患过雪盲症。为了改善生活，大伙开始在山坡上开荒种地，一时间，各单位背后向阳的山坡上，裸露出一块块黑褐色的坡地，春种秋收，不停地为山脚下的人群提供土豆和萝卜，甚至沉甸甸的麦子。 实际上，这里的气候并不适宜种粮食，如果这年霜期来早那么几天，还没完全成熟的青稞基本上就报废了。各单位供给的粮食几乎都是内地转辗运来的，部队也会直接派人去往甘肃等地筹粮。
由于食物匮乏，地方上粮食供不应求。居民和干部配备的指标常常无法满足。夏天到了，部队只好拉出去开荒，从寺院往俄尼山后面一直拉通，开垦了很大一片土地，在我的记忆里，秋收的时候，母亲还带我和姐姐去捡拾过青稞吊吊。联合收割机一路开过去，落下许多麦穗，如果不去拾捡，要不了一会，就被云雀和麻雀吃得干干净净，草地上到处都是麻雀，一群一群的，手里拿着大扫帚随意一挥，就能打下好几只。
山下洼地里，随之而来的工作组的家属以及各色手艺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心灵手巧的，常在不意间，魔术般就给变出一两间土坯屋来，人尽效之，不久，山脚下的小土屋密密麻麻伫立起来。木器社、铁器社、群运社一应俱全，一个小有规模的小镇开始形成。由于小镇依傍着俄尼山右侧的达扎寺院，就依了山寺名，被称之为达扎寺镇，从而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原文化交流中心。
父亲的俄尼山，就这样，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守卫着生活在它腹部、胸前的异乡人，一砖一瓦，一沙一石，建起了一座高原小镇。
四
母亲来到若尔盖时，已是五六年底。那会，父亲奉命回家娶妻，新婚三天便收到归队的命令，局势一直非常紧张，当父亲马不停蹄赶回若尔盖，剿匪平叛的工作已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父亲挥舞着马刀的画面，就是当年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沙哑低沉的声音描述给我们听的。
新婚后母亲十月怀胎生下一个女儿，满一岁还没见过父亲的面。那会的交通极其不方便，探亲来回一趟，光路上就得走半个月，几乎是骑马或者步行，探亲假三年一次，父亲也不例外，自然是难得回家。
母亲生下女儿没一年，外公外婆相继患病去世。没多久，那个刚满一岁的女儿也因出麻疹没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悲伤欲绝的母亲将唯一的亲人，刚满十岁的舅舅托付给本家亲戚，收拾起包袱便出门来寻父亲。
记得母亲经常讲：由于出门带的盘缠不够，走到刷金寺便身无分文了。而那会进山的公路还未完全修通，过了刷金寺就得骑马。由于叛乱，一路极不安全，孤身旅人更无法进入藏区，母亲只好滞留旅店，靠一手女红维持生计，等待有人搭伴去往若尔盖。
外祖母曾是蜀绣传人，母亲自然得到真传，一手女红极为出众。在刷金寺等待的日子里，帮人做衣服、纳鞋垫、做绣活，旅店管事的领导很是欣赏，对母亲说：“你带信也这么久了，也不见你男人来接，草地动乱，你男人还在不在都不知道，你就在这嫁了算了，我找人给你在森工局安排一个工作。”
母亲自然反对，死活都要去寻父亲。于是，天天去往刷马路口，见人就问去不去若尔盖，功夫不负有心人，半月之后，正好遇见部队护送工作组进草地，带队的人一听说父亲的名字，马上就让母亲同行，并通过电台将母亲前来的信息传过去。
等母亲来到唐克时，父亲已随一班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等候在此。母亲说的最多的便是：“我们露天宿营，一个班的战士围成一圈将我们围在里面，不敢搭帐篷，怕发现不了夜间偷袭的土匪。”
母亲进过几天私塾，识得几个字，被安排去了打更沟牧场，和一群牧工开荒种燕麦，随着大姐的出世，一年后被安排到了县城粮食局上班。
那会我们家就住在这俄尼山麓的县委大院。父亲已经转换成警卫员的身份，自然更是时刻离不开首长了，当勤务兵时养成的习惯依然没变，每天起早摸黑烧火、遛马、打杂，除去在值班室的时间，平时几乎不见人影，更是难得回家一趟。
各地的工作已经进入正轨，父亲被县委安排去往铁布区任职，可父亲只上过几天扫盲学习班，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实在是无法胜任工作的需要，只得又调回县委任通讯员，住在马厩旁的小房子里。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等到母亲满月准备回粮食局上班时，单位告知暂时没合适的岗位了，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孩子自寻出路。
没有上班就没有工资，一家人得生活啊。时正五六月，母亲扛着一把锄头上了俄尼山，开荒种地，种上了大片的麦子和土豆。而襁褓中的我只有在战马的鼻息声里，躺在被窝里独自等待在外忙碌的母亲抽空回来喂奶。据说十个月大时，一天，母亲给我换好尿布放一邊去收拾东西，等忙完回转头来时，我已扶着墙走到了门边。
父亲花了陆拾元在镇上买了一间小木屋，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了进去。那些日子，父亲更加忙碌了，骑马奔波在部队与地方之间传递消息。母亲每次去县委给父亲洗衣服或者拿生活费，总看见父亲和打字员刘阿姨一上一下，于是醋意大生。其实，那会父亲因为要传递文件，经常去打印材料，与打字员交往频繁那是很自然的事，只是母亲不知实情，自然闹起了情绪。
其时，政府动员工作人员的家属回乡务农。父亲心想，兄弟几个都出来工作了，老家只剩下奶奶和一个残疾嬢嬢、一个傻子幺爸，于是也动员母亲回乡，说是既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又正好回去照顾了家人，如此一来，两人的误会越发深沉了。
母亲不理不顾独自在俄尼山辛勤劳作，那年的气候似乎特别眷顾母亲，母亲种在俄尼山上的小麦长势非常喜人，半尺长左右的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吹过来，麦浪一阵阵翻滚，让母亲这样在土地上摸滚打爬的人，根本无法拒绝丰收的诱惑。
五
住在俄尼山下小木屋里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夏日里捡牛粪、钓鱼、挖药，冬日里帮人洗衣服、做手工，挣些零碎银钱帮补家用，更多的时候，就是在俄尼山上耕种土地，那些在俄尼山出产的土豆、麦子，像母亲乳汁一般，养育着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达扎寺镇的规模越来越大，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在搞建设，每日里母亲与一帮家属去往五公里打石头，我们家旁边群运社的马车进进出出拉着石头在门前的马路上飞奔。晴天，车马走过，一片尘土飞扬。如果是雨天，整个街道和马路便是一片泥泞。我们小木屋的泥地面上，也会泛潮，一股寒气直往腿上钻。 我家背后是步兵连的驻地，骑兵连则驻扎在商业局左侧的山坡边。每天傍晚，大群的军马从屠宰场那边的大桥飞奔而来，飞扬的灰尘，在落日下形成了一股旋风，扑面而来，煞是壮观。母亲总会在屋里叫我：“幺妹，赶紧回家把门关上。”
我趴在门缝前看那些屁股上烙有编号的黑马、白马、枣红马从相距几米远的马路上狂奔而去，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这个场景，在我离开小木屋多年以后，依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里，那是我幼年时期所见到过的最壮观、最有气势、也是最难以忘怀的场景。
记得有次步兵连的战士在旁边的大河下网捕鱼，我和姐姐与街上的小伙伴们一同前去围观，一名战士丢给我一条大鱼，鱼大人小拿这条鱼没办法，还是姐姐将这条鱼抱回了家。母亲看我吃鱼的那个穷痨饿虾相，托人买回一大把鱼线，自个干起了钓鱼的营生。
每当说到小时候吃鱼，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幕场景：母亲站在小木墩上垫起脚尖，从隔着军用帐篷布的围帘上方，往后屋递过去一大碗煮好的鱼肉。围帘那边是县委郝部长的兄弟夫妇，因没有房屋居住而借住我家。实际上，自从母亲开始钓鱼之后，我们家附近那些不会钓鱼的邻居，还真没少吃过母亲钓来的大鱼。
十月份开始冬宰了，怀着孩子的母亲一样去往屠宰场做小工。穿着长筒雨靴站在齐膝深的河水里洗肠衣，寒气一样透过雨靴直往身上窜，手脚冻的麻木僵硬。清洗肠衣，不光要透干净里面的粪便，还要把依附在上面的油筋筋全部扯下丢掉，母亲舍不得把那些油筋筋丢入河中冲走，就将那些油筋筋紧紧捏在手心，凑够了一团，便塞进裤兜里，偷偷带回家。
一天傍晚，出门两月的父亲回来，正好看见母亲在火炉上熬油，两月不见一滴油荤的父亲吞咽着口水说，“要是能吃一碗该多好。”母亲眼睛一瞪：“自己家里的，想吃就吃嘛。”说着给父亲盛了一碗刚熬过心的肥油块。父亲撒了点盐巴就开始唏哩呼噜地吃起来。我眼巴巴盯着父亲吞口水，父亲拈了一块给我，母亲吼道：“幺妹，等爸爸吃。”
父亲奇怪地问：“怎么回事？”
母亲眼圈一红，拿出一封信，原来，老家闹饥荒，老家村上的贵能大爹来信说，希望家族在外工作的人都帮一把老家的人。母亲说，这些牛油都是她利用洗肠衣时，偷偷揣回来的，准备熬好之后给老家带去。
父亲一听，放下碗便跑去县委找昔日的领导，请求批一点牛羊杂指标，然后自己掏钱买回家。腊月的时候，夫妻俩弄了两大担子干杂碎，以及母亲用自己种的青稞换回的粮票，一起送回了家乡。这事，多年后我和妹妹回到川北的那个小村庄，还多次听老人们说起。
俄尼山长出的粮食，不光养育了我们，还救助过故乡那些从未谋过面的父老乡亲。
六
随着各区乡电话线的架通，父亲带着我转辗在铁布、巴西的邮电所，而后定居在那块有着红色印记的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再不曾离开。若尔盖草地深处的那座俄尼山，以及山下的那间小木屋，成了我们路过县城时的落脚地。
居住在巴西的那些年，母亲上山挖药、伐木、打零工、解大锯，一家人最起码的温饱得到了保障，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把这种安稳的局面彻底打破。
由于父亲管理修建邮电所很有成就，被抽调到县邮电局管理房屋修建。父亲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一个雨天，父亲看见线务班的同事在汽车上顺电杆，上去帮忙，结果，由于地面上的同事用力过猛，将站在潮湿溜滑电杆上的父亲耸翻，从汽车头上摔下，造成脊梁骨折。
父亲转辗于甘肃陆军总医院和成都体育学院治疗，家里生活顿时陷入困境。穿着钢架背心的父亲犹豫了好些日子后，硬着头皮去县城找了一趟县委书记，没多久，母亲被粮食局召回，安置在巴西粮站加工厂上班。
人说，屋漏偏遇连夜雨。母亲上班没多久，又被房屋上掉下的房梁砸断腰杆，家里的生活再度陷入绝境。父亲带病坚持上班，不时带着新招的学工去野外查线、换杆，没多久，在求吉与阿西的岔路口，为救一名藏族学徒，右脚踝被倒下的电杆砸成粉碎性骨折。
姐姐和我，以及大弟去了县城读书，每月的生活费令家里的开销捉襟见肘，父亲只好常年以母亲单位那位江湖郎中刘爷爷扯的草药治疗腰伤和腿伤，节约出一笔开支供我们姐弟上学。好些人劝父母不要让我们读书了，说是十几岁的孩子，完全能够出去挣钱帮补家用了，特别是女娃娃，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读那么多书没用。父亲说：“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只要能读就让他们去读，我吃过没读过书的苦，领导安排的工作没能力胜任，那才叫没用。这些娃娃能读到什么时候我就供他们到什么时候。”
因为是在县城住校，我们已经很少去小木屋了，父亲单位的一位女同事，听说那块地要征用，就找到父亲，说用五百元购买这套三百多平方的小木屋。父亲想，反正小木屋也没人住，换些钱还能帮补一下娃娃们读书。
那会学费虽然不高，可五个娃娃同时交学费，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所以，那些年，每到放假时间，我们姊妹都会上山挖药、砍柴、做小工，自己挣自己的学费，以便减轻家里的负担。
母亲一听说准备卖房，头摇的像货郎鼓，坚决反对。没多久，母亲去了铁布区代班，父亲架不住那位同事天天纠缠，将小木屋卖给了她。只是，那笔卖房款，同事一拖再拖，最后竟然不了了之。过了两年，小木屋的所在地，被税务部门用六千元征用，重新给她家批了一块地。
在父母的坚持下，我们姊妹五个，除了大弟初中毕业，其余四个都坚持读完了高中，可惜没一个考上大学。姐弟几个最后通过单位招工、招干走入社会。这期间，父母还一直照顧着两位四清返俗回到寨子的尼姑老太太，认养了五个藏族孩子，并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节约出自己的生活费供这些孩子上学。五个藏族儿女，最争气的是文香妹妹，考上了民族师范学校，成了唐克寄宿制学校的老师。
七
父亲的伤势越来越重，由此引起的高原风湿性心脏病更是严重地侵蚀着父亲的身体，单位上考虑到父亲的特殊情况，让他提前办理病退手续，可手续办完半年了，父亲还在岗位上坚守工作。听妹妹讲，当年从若尔盖调往省林业厅的一位首长回来视察，向县委领导打听我父亲的消息，一听说父亲在巴西上班，立马赶到巴西，说是要把父亲调往成都。
父亲叹口气说：“算了，我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娃娃些基本上都己成人，马上就可以接班了。”其时，姐姐已经下乡去往牧场当知青；我也去了电站工地做临时工；大弟弟还在老家补习。那位首长离开后没多久，姐姐回城参加了工作，不满16岁的弟弟也赶回若尔盖参加内部招工考试进入了邮电部门；我则留在电站工地做了一名女电工。
学徒期间，我和厂里的小青年去往临夏青铜峡学习，就在回来的那年八月，年仅48岁的父亲，因严重的高原心脏病长眠在俄尼山山麓的红柳林里。
父亲下葬的那天，闻讯从巴西附近几个寨子赶到县城来的藏族同胞在红柳林里挂满了经幡。父亲单位的领导前来制止，毕竟那会机关单位对宗教信仰还控制的比较严。
文香的阿爸愤然说道：“你们汉族有你们汉族的祭奠方式，我们藏族有我们藏族的祭奠方式，哪个敢把这些玛尼旗旗扯下来，我和他拼命。”
在遥远的天边，在三千五百米的若尔盖县，在俄尼山麓的怀抱里，风雪一阵阵刮过，明晃晃的太阳照在父亲的坟头，那些与风雪一同生长的红柳树上挂满的经幡，成了父亲坟前一道独特的风景。
柳树上的经幡不停地随风飞舞着，风吹一遍，经幡就呜呜地吟唱一遍，仿佛在细数父亲所走过的足迹，又像是在吟唱着一首首忧伤的歌谣。那些年，我每去一次父亲的坟前，就会看见有新的经幡覆盖在早已被风撕扯成一丝丝、一缕缕泛白的旧幡上，守候着时光深处无边的苍凉和孤寂。
我知道，那是寨子里的人又来看过父亲了。
不管它是叫碉堡山还是叫俄尼山，昔日援藏过来的那一群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在它怀里度过了大半个世纪难以忘怀的岁月，他们的生命似乎都与这座不高的山丘，有着难以割舍的牵连。而这座山丘也从来没有因为谁的疏离、亲近，或者山名的更改而被大伙遗忘。
一
父亲是最早来到俄尼山的。时光要追溯到一九五三年，刚满二十岁的父亲与一同在外谋生的大伯以及本家亲戚们，正在茂县讨生计。据父亲讲，当时他受命从山寨到坝底购买粮食，正好遇见准备进军草地的公安团在扩招兵马，心下好奇便挤入人群围看，没想到这一围看，自个的一生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与藏地有了割舍不断的牵连。
父亲随新兵前往刷金寺集训。由于父亲年少时在保长家当过长工，跟护院操过几天扁掛（武功），在集训队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口碑极好，以至于六十年之后的一个夏日，母亲在都江堰百伦超市附近的公交站站台纳凉时，亲耳听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对着周围的大爷大妈讲述昔日在刷金寺集训时，他最好的一个叫韩贵森的兄弟如何仗义为他打抱不平的事。他说那会集训完毕之后，父亲分往若尔盖，他去了金川。坐在一旁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上前搭话道：“韩贵森是我老公。”老人得知我父亲已经英年早逝，不免一番唏嘘。
得知此事的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件事，连着几次到百伦公交站去碰机会，终于遇见了这位被保姆用轮椅推出来的王大爷，他的讲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据这位王大爷讲，他们一同训练，一同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只是，三个月之后，王大爷去了金川，父亲去了若尔盖。两人这一别就是整整一生。而父亲在草地几十年时间，直接参与了剿匪、禁毒、大生产、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后期的建设，并且在这方土地上生儿育女，可谓见证了草原新城大半个世纪的变迁与发展。
二
父亲去往的若尔盖，那会是属于过渡性县级行政机构，叫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工作组开展工作的重点在达扎寺、包座、求吉等地。求吉位于古潘州地段，这里有史以来都是相当重要的军事重地，当时若尔盖县的第一所小学，就建立在求吉乡。
求吉和包座海拔比若尔盖达扎寺要低一千多米。昔日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这里，进行过好几场战斗，虽说包座战役取得了长征途中少有的重大胜利，但是，求吉战役的伤亡还是非常大，当时的求吉寺院，还设置了一个红军战地医院，就在红军主力北上不久，惨遭国民党匪徒偷袭，三百名红军伤员全部牺牲。
这里作为农区，气候相对于牧区的若尔盖草地来说，要温和得多，不光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还出产小麦、青稞、胡豆、豌豆等粮食。其实，在民改之前，这里更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基地。当时求吉寺院下面的德翁村，居住的几乎就是从外地逃难，或者前来租种鸦片的人。工作组进入这里之后，便开始了禁烟禁毒运动，随后，德翁村转型为菜蔬生产队，鸦片也从此绝迹。
由于若尔盖有着广袤的草原，生活在这里的安多藏族，千百年来，一直游牧在这方辽阔而苍凉的土地上。佇立在俄尼山麓的达扎寺，更是这块土地宗教文化、商贸交易的中心。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驻扎在达扎寺附近的工作组和部队，在营地背后的俄尼山顶上修筑了一座碉堡，建立起了情报站。来往传递消息的人们都称这里为碉堡山，久之，那个有着凄美传说的山名反倒被大伙遗忘，沉陷在了时光深处。
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达扎寺，绝对是这片土地的灵魂所在。随着民改运动的推进，工作组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达扎草原上来了，工委就安置在达扎寺左侧的山坳里，与山脚下热曲河对面那个依傍着寺院而生的塔洼寨遥遥相对。
那个时候，热曲河上还没有任何桥梁，塔洼寨一旁的河里有两艘木船供来去的人过河。河对岸，在此生活了千百年的牧人们，每日里放牧、转经，过着简单而原始的生活；河的这一岸，部队、工作组、民工队，以及那些闻讯前来寻找生计的手艺人，就驻扎在沿俄尼山脚延伸而去，那些布满水洼泥沼的草坝子里。
军用帐篷，零星搭建的简易小木屋和插满经幡、围着柳树枝条篱笆的低矮土坯屋就那样遥遥相望着，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形成了一种荒原文化与汉地文化共存的景象。
一到冬天，两岸的人来往就方便多了。草地的气候非常寒冷，十一月下旬，河面被冰冻封严，十多米宽的河面不光牛羊群可以随意走动，连笨重的解放牌汽车也一样行驶。驻扎在这里的人，每日里都会用冰钻在河面戳开一个大窟窿取水。那些冰窟窿白日被戳开，夜里又会被冻得严严实实。
民改工作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起来。那个时候的若尔盖草地有十二个部落和包座七房。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早一步进入藏区，在藏地做了许多反动宣传，以至于工作组的工作开展的非常艰难。不时传来工作组遭袭击、干部遇害的消息。父亲作为勤务兵，一直跟随着团长兼县委书记的尚国成出入各个区乡牧场，语言不通，沟通和宣传全靠通司（翻译）。
一次，在打更沟牧场遭遇匪袭，大雪中，父亲手握马刀冲出重围，回县城报信，再次返回时，在暴风雪中迷路，困陷在满是死尸的荒原雪坑里，等书记率人找到他时，整个人已经冻僵，虽然经过抢救苏醒过来，却落下了终身寒毒入骨的顽疾。
剿匪平叛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
海拔三千五百米的高原，大半年时间都处于风雪季节，常年一片荒凉景色，只有夏季短暂的三个月可以见到绿色，山高路远，除去牛羊肉，几乎不见任何蔬菜，工作在此的汉家人自然不习惯缺少绿色蔬菜的生活，缺乏维生素，使得这些内地而来的工作人员，经常遭受高原病症的折磨。特别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很多数人都患过雪盲症。为了改善生活，大伙开始在山坡上开荒种地，一时间，各单位背后向阳的山坡上，裸露出一块块黑褐色的坡地，春种秋收，不停地为山脚下的人群提供土豆和萝卜，甚至沉甸甸的麦子。 实际上，这里的气候并不适宜种粮食，如果这年霜期来早那么几天，还没完全成熟的青稞基本上就报废了。各单位供给的粮食几乎都是内地转辗运来的，部队也会直接派人去往甘肃等地筹粮。
由于食物匮乏，地方上粮食供不应求。居民和干部配备的指标常常无法满足。夏天到了，部队只好拉出去开荒，从寺院往俄尼山后面一直拉通，开垦了很大一片土地，在我的记忆里，秋收的时候，母亲还带我和姐姐去捡拾过青稞吊吊。联合收割机一路开过去，落下许多麦穗，如果不去拾捡，要不了一会，就被云雀和麻雀吃得干干净净，草地上到处都是麻雀，一群一群的，手里拿着大扫帚随意一挥，就能打下好几只。
山下洼地里，随之而来的工作组的家属以及各色手艺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心灵手巧的，常在不意间，魔术般就给变出一两间土坯屋来，人尽效之，不久，山脚下的小土屋密密麻麻伫立起来。木器社、铁器社、群运社一应俱全，一个小有规模的小镇开始形成。由于小镇依傍着俄尼山右侧的达扎寺院，就依了山寺名，被称之为达扎寺镇，从而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原文化交流中心。
父亲的俄尼山，就这样，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守卫着生活在它腹部、胸前的异乡人，一砖一瓦，一沙一石，建起了一座高原小镇。
四
母亲来到若尔盖时，已是五六年底。那会，父亲奉命回家娶妻，新婚三天便收到归队的命令，局势一直非常紧张，当父亲马不停蹄赶回若尔盖，剿匪平叛的工作已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父亲挥舞着马刀的画面，就是当年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沙哑低沉的声音描述给我们听的。
新婚后母亲十月怀胎生下一个女儿，满一岁还没见过父亲的面。那会的交通极其不方便，探亲来回一趟，光路上就得走半个月，几乎是骑马或者步行，探亲假三年一次，父亲也不例外，自然是难得回家。
母亲生下女儿没一年，外公外婆相继患病去世。没多久，那个刚满一岁的女儿也因出麻疹没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悲伤欲绝的母亲将唯一的亲人，刚满十岁的舅舅托付给本家亲戚，收拾起包袱便出门来寻父亲。
记得母亲经常讲：由于出门带的盘缠不够，走到刷金寺便身无分文了。而那会进山的公路还未完全修通，过了刷金寺就得骑马。由于叛乱，一路极不安全，孤身旅人更无法进入藏区，母亲只好滞留旅店，靠一手女红维持生计，等待有人搭伴去往若尔盖。
外祖母曾是蜀绣传人，母亲自然得到真传，一手女红极为出众。在刷金寺等待的日子里，帮人做衣服、纳鞋垫、做绣活，旅店管事的领导很是欣赏，对母亲说：“你带信也这么久了，也不见你男人来接，草地动乱，你男人还在不在都不知道，你就在这嫁了算了，我找人给你在森工局安排一个工作。”
母亲自然反对，死活都要去寻父亲。于是，天天去往刷马路口，见人就问去不去若尔盖，功夫不负有心人，半月之后，正好遇见部队护送工作组进草地，带队的人一听说父亲的名字，马上就让母亲同行，并通过电台将母亲前来的信息传过去。
等母亲来到唐克时，父亲已随一班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等候在此。母亲说的最多的便是：“我们露天宿营，一个班的战士围成一圈将我们围在里面，不敢搭帐篷，怕发现不了夜间偷袭的土匪。”
母亲进过几天私塾，识得几个字，被安排去了打更沟牧场，和一群牧工开荒种燕麦，随着大姐的出世，一年后被安排到了县城粮食局上班。
那会我们家就住在这俄尼山麓的县委大院。父亲已经转换成警卫员的身份，自然更是时刻离不开首长了，当勤务兵时养成的习惯依然没变，每天起早摸黑烧火、遛马、打杂，除去在值班室的时间，平时几乎不见人影，更是难得回家一趟。
各地的工作已经进入正轨，父亲被县委安排去往铁布区任职，可父亲只上过几天扫盲学习班，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实在是无法胜任工作的需要，只得又调回县委任通讯员，住在马厩旁的小房子里。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等到母亲满月准备回粮食局上班时，单位告知暂时没合适的岗位了，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孩子自寻出路。
没有上班就没有工资，一家人得生活啊。时正五六月，母亲扛着一把锄头上了俄尼山，开荒种地，种上了大片的麦子和土豆。而襁褓中的我只有在战马的鼻息声里，躺在被窝里独自等待在外忙碌的母亲抽空回来喂奶。据说十个月大时，一天，母亲给我换好尿布放一邊去收拾东西，等忙完回转头来时，我已扶着墙走到了门边。
父亲花了陆拾元在镇上买了一间小木屋，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了进去。那些日子，父亲更加忙碌了，骑马奔波在部队与地方之间传递消息。母亲每次去县委给父亲洗衣服或者拿生活费，总看见父亲和打字员刘阿姨一上一下，于是醋意大生。其实，那会父亲因为要传递文件，经常去打印材料，与打字员交往频繁那是很自然的事，只是母亲不知实情，自然闹起了情绪。
其时，政府动员工作人员的家属回乡务农。父亲心想，兄弟几个都出来工作了，老家只剩下奶奶和一个残疾嬢嬢、一个傻子幺爸，于是也动员母亲回乡，说是既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又正好回去照顾了家人，如此一来，两人的误会越发深沉了。
母亲不理不顾独自在俄尼山辛勤劳作，那年的气候似乎特别眷顾母亲，母亲种在俄尼山上的小麦长势非常喜人，半尺长左右的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风吹过来，麦浪一阵阵翻滚，让母亲这样在土地上摸滚打爬的人，根本无法拒绝丰收的诱惑。
五
住在俄尼山下小木屋里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夏日里捡牛粪、钓鱼、挖药，冬日里帮人洗衣服、做手工，挣些零碎银钱帮补家用，更多的时候，就是在俄尼山上耕种土地，那些在俄尼山出产的土豆、麦子，像母亲乳汁一般，养育着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达扎寺镇的规模越来越大，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在搞建设，每日里母亲与一帮家属去往五公里打石头，我们家旁边群运社的马车进进出出拉着石头在门前的马路上飞奔。晴天，车马走过，一片尘土飞扬。如果是雨天，整个街道和马路便是一片泥泞。我们小木屋的泥地面上，也会泛潮，一股寒气直往腿上钻。 我家背后是步兵连的驻地，骑兵连则驻扎在商业局左侧的山坡边。每天傍晚，大群的军马从屠宰场那边的大桥飞奔而来，飞扬的灰尘，在落日下形成了一股旋风，扑面而来，煞是壮观。母亲总会在屋里叫我：“幺妹，赶紧回家把门关上。”
我趴在门缝前看那些屁股上烙有编号的黑马、白马、枣红马从相距几米远的马路上狂奔而去，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这个场景，在我离开小木屋多年以后，依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里，那是我幼年时期所见到过的最壮观、最有气势、也是最难以忘怀的场景。
记得有次步兵连的战士在旁边的大河下网捕鱼，我和姐姐与街上的小伙伴们一同前去围观，一名战士丢给我一条大鱼，鱼大人小拿这条鱼没办法，还是姐姐将这条鱼抱回了家。母亲看我吃鱼的那个穷痨饿虾相，托人买回一大把鱼线，自个干起了钓鱼的营生。
每当说到小时候吃鱼，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幕场景：母亲站在小木墩上垫起脚尖，从隔着军用帐篷布的围帘上方，往后屋递过去一大碗煮好的鱼肉。围帘那边是县委郝部长的兄弟夫妇，因没有房屋居住而借住我家。实际上，自从母亲开始钓鱼之后，我们家附近那些不会钓鱼的邻居，还真没少吃过母亲钓来的大鱼。
十月份开始冬宰了，怀着孩子的母亲一样去往屠宰场做小工。穿着长筒雨靴站在齐膝深的河水里洗肠衣，寒气一样透过雨靴直往身上窜，手脚冻的麻木僵硬。清洗肠衣，不光要透干净里面的粪便，还要把依附在上面的油筋筋全部扯下丢掉，母亲舍不得把那些油筋筋丢入河中冲走，就将那些油筋筋紧紧捏在手心，凑够了一团，便塞进裤兜里，偷偷带回家。
一天傍晚，出门两月的父亲回来，正好看见母亲在火炉上熬油，两月不见一滴油荤的父亲吞咽着口水说，“要是能吃一碗该多好。”母亲眼睛一瞪：“自己家里的，想吃就吃嘛。”说着给父亲盛了一碗刚熬过心的肥油块。父亲撒了点盐巴就开始唏哩呼噜地吃起来。我眼巴巴盯着父亲吞口水，父亲拈了一块给我，母亲吼道：“幺妹，等爸爸吃。”
父亲奇怪地问：“怎么回事？”
母亲眼圈一红，拿出一封信，原来，老家闹饥荒，老家村上的贵能大爹来信说，希望家族在外工作的人都帮一把老家的人。母亲说，这些牛油都是她利用洗肠衣时，偷偷揣回来的，准备熬好之后给老家带去。
父亲一听，放下碗便跑去县委找昔日的领导，请求批一点牛羊杂指标，然后自己掏钱买回家。腊月的时候，夫妻俩弄了两大担子干杂碎，以及母亲用自己种的青稞换回的粮票，一起送回了家乡。这事，多年后我和妹妹回到川北的那个小村庄，还多次听老人们说起。
俄尼山长出的粮食，不光养育了我们，还救助过故乡那些从未谋过面的父老乡亲。
六
随着各区乡电话线的架通，父亲带着我转辗在铁布、巴西的邮电所，而后定居在那块有着红色印记的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再不曾离开。若尔盖草地深处的那座俄尼山，以及山下的那间小木屋，成了我们路过县城时的落脚地。
居住在巴西的那些年，母亲上山挖药、伐木、打零工、解大锯，一家人最起码的温饱得到了保障，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把这种安稳的局面彻底打破。
由于父亲管理修建邮电所很有成就，被抽调到县邮电局管理房屋修建。父亲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一个雨天，父亲看见线务班的同事在汽车上顺电杆，上去帮忙，结果，由于地面上的同事用力过猛，将站在潮湿溜滑电杆上的父亲耸翻，从汽车头上摔下，造成脊梁骨折。
父亲转辗于甘肃陆军总医院和成都体育学院治疗，家里生活顿时陷入困境。穿着钢架背心的父亲犹豫了好些日子后，硬着头皮去县城找了一趟县委书记，没多久，母亲被粮食局召回，安置在巴西粮站加工厂上班。
人说，屋漏偏遇连夜雨。母亲上班没多久，又被房屋上掉下的房梁砸断腰杆，家里的生活再度陷入绝境。父亲带病坚持上班，不时带着新招的学工去野外查线、换杆，没多久，在求吉与阿西的岔路口，为救一名藏族学徒，右脚踝被倒下的电杆砸成粉碎性骨折。
姐姐和我，以及大弟去了县城读书，每月的生活费令家里的开销捉襟见肘，父亲只好常年以母亲单位那位江湖郎中刘爷爷扯的草药治疗腰伤和腿伤，节约出一笔开支供我们姐弟上学。好些人劝父母不要让我们读书了，说是十几岁的孩子，完全能够出去挣钱帮补家用了，特别是女娃娃，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读那么多书没用。父亲说：“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只要能读就让他们去读，我吃过没读过书的苦，领导安排的工作没能力胜任，那才叫没用。这些娃娃能读到什么时候我就供他们到什么时候。”
因为是在县城住校，我们已经很少去小木屋了，父亲单位的一位女同事，听说那块地要征用，就找到父亲，说用五百元购买这套三百多平方的小木屋。父亲想，反正小木屋也没人住，换些钱还能帮补一下娃娃们读书。
那会学费虽然不高，可五个娃娃同时交学费，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所以，那些年，每到放假时间，我们姊妹都会上山挖药、砍柴、做小工，自己挣自己的学费，以便减轻家里的负担。
母亲一听说准备卖房，头摇的像货郎鼓，坚决反对。没多久，母亲去了铁布区代班，父亲架不住那位同事天天纠缠，将小木屋卖给了她。只是，那笔卖房款，同事一拖再拖，最后竟然不了了之。过了两年，小木屋的所在地，被税务部门用六千元征用，重新给她家批了一块地。
在父母的坚持下，我们姊妹五个，除了大弟初中毕业，其余四个都坚持读完了高中，可惜没一个考上大学。姐弟几个最后通过单位招工、招干走入社会。这期间，父母还一直照顧着两位四清返俗回到寨子的尼姑老太太，认养了五个藏族孩子，并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节约出自己的生活费供这些孩子上学。五个藏族儿女，最争气的是文香妹妹，考上了民族师范学校，成了唐克寄宿制学校的老师。
七
父亲的伤势越来越重，由此引起的高原风湿性心脏病更是严重地侵蚀着父亲的身体，单位上考虑到父亲的特殊情况，让他提前办理病退手续，可手续办完半年了，父亲还在岗位上坚守工作。听妹妹讲，当年从若尔盖调往省林业厅的一位首长回来视察，向县委领导打听我父亲的消息，一听说父亲在巴西上班，立马赶到巴西，说是要把父亲调往成都。
父亲叹口气说：“算了，我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娃娃些基本上都己成人，马上就可以接班了。”其时，姐姐已经下乡去往牧场当知青；我也去了电站工地做临时工；大弟弟还在老家补习。那位首长离开后没多久，姐姐回城参加了工作，不满16岁的弟弟也赶回若尔盖参加内部招工考试进入了邮电部门；我则留在电站工地做了一名女电工。
学徒期间，我和厂里的小青年去往临夏青铜峡学习，就在回来的那年八月，年仅48岁的父亲，因严重的高原心脏病长眠在俄尼山山麓的红柳林里。
父亲下葬的那天，闻讯从巴西附近几个寨子赶到县城来的藏族同胞在红柳林里挂满了经幡。父亲单位的领导前来制止，毕竟那会机关单位对宗教信仰还控制的比较严。
文香的阿爸愤然说道：“你们汉族有你们汉族的祭奠方式，我们藏族有我们藏族的祭奠方式，哪个敢把这些玛尼旗旗扯下来，我和他拼命。”
在遥远的天边，在三千五百米的若尔盖县，在俄尼山麓的怀抱里，风雪一阵阵刮过，明晃晃的太阳照在父亲的坟头，那些与风雪一同生长的红柳树上挂满的经幡，成了父亲坟前一道独特的风景。
柳树上的经幡不停地随风飞舞着，风吹一遍，经幡就呜呜地吟唱一遍，仿佛在细数父亲所走过的足迹，又像是在吟唱着一首首忧伤的歌谣。那些年，我每去一次父亲的坟前，就会看见有新的经幡覆盖在早已被风撕扯成一丝丝、一缕缕泛白的旧幡上，守候着时光深处无边的苍凉和孤寂。
我知道，那是寨子里的人又来看过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