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4日，名为“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的艺术展落地北京，此次的展览涵盖了绘画、雕塑等103件来自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毕加索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作品展。在毕加索长达七十年的艺术生涯之中，他共创作了三万七千多件作品，丰沛的创作力映射着他高低起伏变幻莫测的人生。就像毕加索说的，你能想象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他的一生也始终在将想象变成现实。
　　8岁完成第一幅作品，13岁首度参展，次年起接受学院派训练，16岁斩获奖项，25岁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卖画谋生，当大多数人还在经历青春期的迷茫时，26岁的毕加索以一幅《亚维农少女》奠定了他在艺术史的一席之地，这件作品的诞生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旅程的转折，与此同时，它也被视为西方现代艺术上的一个里程碑，立体主义创作风格的萌芽之作。
　　二十世纪初西方涌现出的声称先锋与现代的各式艺术流派纷纷与十九世纪传统观念划清界限，毕加索的艺术天赋也正是在此时崭露头角，他摒弃了西方长久沿袭的学院派透视法技艺，转而通过线条、色块以解构与重组的形式多方位、多角度阐释一种几何美。这个不走寻常路的艺术天才经历了从忧郁低落的“蓝色时期”到青春浪漫的“玫瑰时期”的过渡，从“立体主义时期”，再到神秘深邃的“超现实主义”，晚年的他在创作手法上融入了多种手法，可谓登峰造极。
　　一头闯进艺术界的安达卢西亚公牛
　　就像后世对毕加索发出的诸如神童奇才的赞叹，他的艺术旅程开启确实带有某种宿命的安排。幼年的毕加索学说话和画画几乎同步，妹妹劳拉成为他的模特，在毕加索儿时的习作中，记录了她起床、睡觉、做家务、玩游戏的场景，这些都证实，毕加索不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奇才，他继承了母亲的专注与坚持的秉性，正如他所说的，“你不可能掌握一种艺术却不付出艰苦的工作：要通过勤奋来训练手法和大脑的双重机敏。”
　　父亲何塞先生将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愿望寄托给了儿子，他遗传给毕加索的不仅有自己对艺术执着的基因，还有流浪汉式的冒险生活，对舞厅、色情娱乐的着迷，而何塞先生中规中矩的画风却在他儿子作品中映射出逆向的生长，一种俄底浦斯式的弑父锋芒。显而易见的即是将女性妖魔化：以丑为美，以妓女表现圣母，创造一种逆行意义的隐喻。
　　“眼睛”始终贯穿于毕加索创作的主题，他走近大自然，街景集市，底层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凝视的眸子之中印刻。在安达卢西亚，眼睛意味着性器官。对女性的“强烈凝视 （mirada fuerte）”唤起的情欲，即是毕加索创作的秘密：在对狄奥尼索斯的狂热崇拜中，手持一把安达卢西亚式的钥匙，欲求以艺术打开爱欲之门。
　　正如他所说的，“作品、性、烟草是他全部的嗜好。”每当毕加索生活中的女性有所改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随之发生变化，对创作来说，介入到他生活里的女性会触发一种新的风格。儿时的毕加索在女性亲属的溺爱和呵护之中成长，这些经历造就了他在厌女情绪和亲近女性两种倾向之间的游离，通过女人满足他青春期极度渴望的性欲，以及孩子气般的任性，扮演着成熟与幼稚兼具的角色。
　　毕加索的记忆力的精准度如同他的视觉，少年时期他总是描绘一个生病的或者生命垂危的少女，特别是《科学与仁慈》随后的宗教画《初领圣体》，这些女孩都是他早逝的妹妹肯奇塔的化身。他的作品中接二连三出现病房和临终场景，濒死女孩，模拟高更画作的意象——亡灵凝视斜倚女孩的重现。一时间，毕加索将自己定位为“人类苦难的描绘者”，他创作了一系列世俗生活中苦闷殉道者的作品，这些有关贫穷、年老、失明的形象与1898年一代文学家笔下的形象有着同样的精神气质，表达了同样的对当时西班牙悲惨境遇的绝望和悲悯。
　　《人生》的诞生宣告他的创作进入暗色调主义时期，忧郁的情绪和单一的色彩预示着蓝色时期的到來。对病患的愧疚以及目睹亲人死亡的恐惧，略去了宗教的虔诚与神圣，毕加索将作品赋予神秘力量的方式即是用蓝色泪水重塑“受难机器”，在以忧郁和浪漫著称的颜色中弥合精神创伤。他在满怀愧疚的伤疤中寻找题材，激发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死亡象征”，或苦痛或嘲讽，他笔下的受害者变得愈加消瘦、病态和悲哀，精神和生理缺陷的人，为了加强的忧郁感，画作的色调越来越蓝。
　　蓝色的加深也是毕加索痛苦的延伸，“艺术源自于悲哀和痛苦……悲哀有助于冥思……悲痛是生命的基础。我们正在穿越……一个不确定的阶段，每个人都从自身的痛苦的角度看待世界……这是一个痛苦的、悲哀的、不幸的阶段。如果我们要求艺术家真诚，我们就必须记住，我们不可能在悲伤的领域之外发现真诚。”
　　毕加索生命的底色必定是一张阴暗的面孔，他将绘画看成一种魔法术，在活人的外观中复活死者。纤弱的四肢，皮包骨的体态，苦行者的面庞怪诞而色情，这些肖像取材于西班牙的宗教画题材，以戏剧化的手法加以表现，深化了悲哀的情绪，在他们的脸上无不流露出毕加索人生低潮期的失落。
　　爱欲与战斗欲交织的创作巅峰
　　安达卢西亚式的凝视酝酿出毕加索对爱的渴望，同时也赋予他好斗的个性，大男子主义的张扬。从幼年起，他就对斗牛题材产生浓厚的兴趣，最终以《黑色斗牛士》取得了成功。与其说毕加索将斗牛作为一种自身困境的隐喻，不如说他本来就是一头好斗的公牛：在巴塞罗那，他与现代主义运动的领袖卡萨斯进行对抗性竞争，而在二十年后的巴黎，他要对抗的是令人敬畏的前辈，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
　　然而，只有马蒂斯是毕加索唯一一个承认过的对手，最初他们定期见面，互相审视对方的作品，1907年，他们二者的作品都有着某种“互文性”：毕加索的《发饰》对马蒂斯处理同类题材产生了影响，而马蒂斯《蓝色裸女》残酷扭曲的形象在《亚维农少女》中留下了印记。然而随后二人关系渐行渐远，在艺术上分道扬镳。
　　然而，毕加索也并非难以相处之人。对出生地马加拉没落的失望，对家庭根深蒂固的怨恨让他幼年就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求学之路，长期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迫使他不得不靠为他人画像、接商业画等营生过活，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朋友圈大部分由专业领域的密友组成，其中不乏神经质、沉迷于酒精和吗啡的颓废主义者以及精通神秘学的拥趸者，他们经常在某一特定的咖啡馆日复一日地聚会消磨时间、闲聊，他们先后活跃于四只猫咖啡馆、狡兔酒吧、“洗衣船”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