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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年在西北军里，每个军官发一套《三国演义》；看后，要求每人都用军事观点作出述评。
可能这是传闻。
但是，过去把《三国演义》当作一部兵书看的，确是大有人在。传说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中，也有人从《三国》等书里学军事韬略。
正因为有过先例，这篇札记的题目，就很容易引起误会——使人误以为我要拉开架势讲《三国》的军事学。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在读书中走的冤枉路。二十五六年前，我确曾到《三国演义》里探寻过军事学，而且还确曾想钻出一点名堂来。结果是很败兴的。我不知冯玉祥的部下以及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是否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军事，反正我自己那两三年的课余时间是白扔了。到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里并没有军事学。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决不比到这里研究诸葛亮祭风、禳星会得到更多东西。当然，也决不比到《红楼梦》里统计死了多少条人命，用以说明阶级斗争的残酷程度，更聪明多少。
读书也会冒傻气、走邪道的。
我不过是走了一段邪道。
只要走上邪道，要醒悟过来并不容易。
当你到这埋下头去钻研军事学，并且下决心要搞出点名堂的时候，你就不会马上清醒。就象从前一个德国人观察火星，说他看到了火星上有条人造运河，于是怎么看怎么象，越看越象。
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越看越象”的阶段。
比如，在罗贯中笔下，写了那么多奇袭、伏兵、夜间劫寨，而很少写到直接攻打城池——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军事学的反映吗？它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军力、物力的薄弱，攻城器材的不足，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就象万里长城一道城墙，就能挡住塞外少数民族的骠悍骑兵一样，它反映的恰恰是生产力与战争的关系……。
另如，两军正打得胜负难分，可是忽然一阵狂风，或一阵暴雨，于是两军就急忙“鸣金收兵”了——这又是军事学：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军队战斗素质很差。
再如，《三国演义》上曾几次写到，某人运用“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战术获得成功。而这种战术反映的恰恰是剥削阶级用兵的思想：不惜用死亡来激起将士奋力求生的情绪取得战斗的胜利……
真是“越看越象”。于是一部《三国演义》，就满眼都是军事学了。
其实，这只是从军事概念出发，拿军事学的观点看《三国演义》，并不是《三国演义》里真有什么军事学。这有点象“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硬是一厢情愿把她看成西施，别人也没办法！
郭化若将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观点研究《孙子兵法》，能够得出有益的结论，如果拿这观点分析《三国演义》，那就难说了。
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是件蠢事。正象“四人帮”时期，那些御用文人硬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说成是一部伟大的、总结战略的兵书，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深刻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是蠢事一样。
后来，当我把那些什么军事学丢开，把《三国演义》仅仅作为一部小说看的时候，我倒清醒了。
小说就是小说。
正象《三侠五义》一类武侠小说里并没有拳术、剑术的秘密，《三国演义》里也没有军事学的秘密。
需要分析一个基本公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最常用的、描写战斗的公式之一，就是将对将、一对一地单打独斗。
最典型的是张飞战马超，或马超战许褚。
张飞战马超，白天战了又夜晚战，双方军队呢？他们只是在一边看热闹。白天，他们摇旗呐喊；夜晚，还举着火把，就看张飞和马超两个决输赢。双方的兵都看呆了，看傻了，很有点象现在足球场上的观众。
好看是好看，但这不是战争。
这是闹着玩。
“战长沙”中的关公和黄忠，也是这么打。兵除了看热闹，排不上别的用场。
关公斩华雄、斩颜良，斩蔡阳，虽然没有象“战长沙”那样写成两员大将的“比武”，但是双方的兵都一动没动。无论是华雄的兵、颜良的兵或蔡阳的兵，都眼睁睁看着关公手起刀落，把自己一方的主将斩了，谁也没动一动。似乎这样写是天经地义的，假如当兵的呼喇一声围上来，把关公剁成肉酱，读者是会骂大街的。
“三英战吕布”，是将对将单打独斗的扩大，由一对一，变成三对一，两边人马并没动。十八路诸侯，几十万大军，全看桃园兄弟能不能打败吕布一个人。
关云长单刀赴会，则是单打独斗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还是一对一——关公对鲁肃。帐后埋伏的刀斧手也好，江岸上吕蒙布下的几千伏兵也好，都不算数。兵——等于零。所以鲁肃在关公跟前吓得发抖。一对一，鲁肃那是关公的个！
赵子龙大战长坂坡，虽然曹兵八十三万，却没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来跟赵子龙为难；不管有名无名，总是出来一员将跟赵云打，这一来赵云就占便宜了。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决没有责备罗贯中缺少群众观点的意思。但是严格地说，这很难说是战斗。因为战斗不能这么打。问题是，过去至少有几百年，写书的这么写，说书的这么说，唱戏的这么唱，并没人说这是胡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作家是写小说。小说是写人的。而且还要写得动人，写得能打动人心。怎么写才好？作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方法：写战争或战斗就要把它加以简化，两军作战写成两军武将的对打。只有这样才便于刻划人物的性格，也写出武将的本领。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这种表现方法倒成了“艺术集中”或反映“艺术真实”的一种方法。
韩复榘的老太爷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笑话的基点，也是建立在人们认可的这种打仗方法上。
在《三国演义》中，多数场合是兵等于零；即使在兵不等于零的场合，如“甘宁百骑劫魏寨”，也着重是写武将。
罗贯中不是孙武，不是克劳塞维茨。他是写小说，不是写兵法或《战争论》。从军事科学方面衡量，那是幼稚，是荒唐。在艺术上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并没从军事观点方面挑剔他。相反，他如不这样写，恐怕倒是通不过的。
《三国演义》中写了诸葛亮、曹操、周瑜、陆逊、司马懿等人的用兵、用计。除这些主帅，还写了大量次要人物的用兵、用计。在这些描写中，难道就没有一点兵法或军事学的东西？应当说有。但是，这是从说书人的角度说的，从小说家的角度写的。他写的是军事学中最一般的规律，诸如“知彼知己”、“兵贵神速”、“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类。他用军事学中这些最一般的规律，构成了小说的某些情节。
“情节是人物成长的历史”——作者构思的情节，归根结底，着眼的还是故事，是人物，而不是军事。
“空城计”可作为一个典型。
本来，军事学上有一条：“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在一定条件下把它反过来用一下行不行呢？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就反过来用过两次：一次是“智算华容”，让关羽把兵埋伏在小路上，又故意在小路上放起一把烟火，使曹操以为刘备的军队在这虚张声势，结果上了当；二是诸葛亮摆空城计，本来手中没有兵，又摆了空城，使司马懿疑为埋伏了千军万马，给吓跑了。这两个情节都是虚构的，是作家的丰富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这样干，就要闹笑话了。正如一则笑话讲的，一个人晚上去看戏，他偏要给小偷摆摆空城计：门窗大开着，电灯都亮着。等他看戏回来，家里也就成了真正的“空城”——被小偷洗劫一空。在《三国演义》中，这两个戏剧性的情节并不是要证明军事学上的某个原理，不过是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比如在空城计中，就刻划出诸葛亮的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刻划了司马懿这只老狐狸的多疑。
历史上的诸葛亮并没摆过空城计。这是作者根据一条虚假的史料编出的故事。故事编得很成功，但从军事上来讲，就不合乎逻辑了。司马懿不是带了几百人或几千人来的，而是带了十五万大军兵临城下，即使猜疑诸葛亮有埋伏(一座小城能埋伏多少兵呢？总不致于埋伏三十万或六十万大军吧)，完全可以采取稳妥措施，也不致于吓破胆，立刻溜之乎也。
“空城计”在史书上是条虚假史料，罗贯中当然很清楚。为了写故事、写人物，他还是用了它，而且效果很好。但是这里只有艺术，并没有军事。
《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用兵，许多场合都是采取“附耳过来，如此如此”。他怎么布署的，根据什么布署的，你是无法知晓的。在这里，诸葛亮的“全知”、“万能”，不过是作家的“全知”、“万能”。这种“全知”、“万能”不是别的，而是作家的艺术构思。
两位棋手对弈，都各自考虑如何攻守。而这种攻守，与真正的军事学无关。象棋冠军杨官，到战场上指挥一个班可能都没咒念；而一位兵团司令，下象棋很可能不如一个小学生。下棋是一种思维运动。小说家写作也是一种思维运动。在军事家看来，这种思维运动中有与军事学相近或一致的东西，但它本身决不是军事学。
人们所以到《三国演义》里探索军事斗争的策略，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这是描写古代战争描写得最出色的一部小说。
可是我们也看到，它所以描写战争描写得非常出色，恰恰是因为它不是如实地描写了战争，而是艺术地描写了战争。
赤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大战役，也是以少胜多的一个范例。可是在史书——陈寿的《三国志》中，把分散在有关人物传记里所作的赤壁之战的记述，加到一起，也不到一千字。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的“赤壁之战”，是陈寿的记述和裴松之作注所用史料的综合，但也只有二三千字。而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却一下写了八个回头，占该书总篇幅的十五分之一。正是通过赤壁之战的描写，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形象就牢牢树立起来了。八个回头，大部分是诸葛亮的戏。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当时只办了一件事，就是在赤壁之战前作为刘备的特使，到东吴搬了救兵就回去了。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把诸葛亮留在了东吴，让他唱了连台好戏。如果把作者的艺术创作“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智取华容”都去掉了，赤壁之战还有什么引人之处呢？如果再把作家创作的“蒋干盗书”、“庞统巧授连环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去掉，也就索然无味了。最美的那些画面属于作家——那是作家的创作。它越是离奇，越是不同凡响，距离本来的事实也越远。
另如诸葛亮南征孟获，罗贯中写了四回；而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只记了十二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乎。”那是一场平息后方叛乱，时间只有半年；从川中到滇北，山高路远，往返行军就要费去许多时日，事实表明蜀军并没打多少大仗。三国演义》上描写的象“驱巨兽”、“烧藤甲”，不过是作家想象出来的战争。
一部写战争写得好的小说，也不是每场战争，每个战役、战斗都写好。跟赤壁之战相比，官渡之战描写得就差。彝陵之战更差。赤壁之战写得成功，跟着意刻划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物分不开，那是艺术的画笔。描写彝陵之战中虚构了两个风云人物——关兴、张苞，但不过是关羽、张飞的淡淡的影子。加上作者急于要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把仇人一个个杀掉，痛快是痛快了，却没多少艺术魅力。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并不是故事越离奇越好。南征孟获情节很离奇，却经不起咀嚼。总之，艺术上可以论短长；从军事上作评述，那就成了评述历史。《三国演义》虽是历史小说，终究不是历史。有人说它“七实三虚”，那不过是保守的说法；说“七虚三实”，倒更贴切。到作家虚构出来的东西中探求战争规律——战略战术，其结果，跟到月球上真的去寻找宫阙、嫦娥、桂树，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如果它仅仅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书，还不足以吸引人们到它那寻找军事学。中外古今，战争小说很多。人们就没有到《说岳》中或《杨家将》中去学战术韬略。《三国演义》所以能使一些将军、谋士以及崇尚谈兵的文人感兴趣，还在于它独到地写了智斗——智力的竞赛。从诸葛亮、曹操、周瑜用计，到张飞打仗也知用计。曹操、司马懿在这里是反面人物，但他们在智力上却是巨人。这里写了奇妙的智慧或天才的智慧，也写了邪恶的智慧恶毒的智慧或黑色的智慧。这些不仅是通过曲折的军事斗争描写出来的，也是通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描写出来的。它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许多场面并富有诗情画意。
智力，无非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这得到夸张，同时也受到尊重。人们从这里第一次形象地看到人类自身具有的伟大而奇妙的力量。因之许多人把它看成一部“奇书”，一部了不起的才子书。它启发人们去思考，去运用这种力量，并去充实和增强自己的这种力量。
但是，它也引起一些读者的误会。使一些人认为这里果真包藏着智慧的奥秘，包藏着兵法、韬略或鬼神之机，正如认为佛门经卷中也一定包藏着无边的佛法一样。
所谓兵法、韬略，或战略、战术，不过是从军事斗争中找出的最一般的规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曾利用前人总结的东西来构思情节，塑造人物，但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自己并没有去发现某种军事规律，也没有去图解某种军事规律。因为那不是他的事情。
他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一种艺术欣赏。
我在五十年代中期读书走的冤枉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明白过来。
不过，也不能说完全冤枉了，还是有好处。好处是，为了从军事上弄通它，我曾似懂非懂地攻读了一批军事著作。尽管我既不是将军也不是教官，脑子里装一点军事知识，也决不致于象福尔摩斯说的，就会把别的有用的东西挤走。
读《三国演义》本身，也有收获。这如同开矿。原来一直作为一个银矿来开，开采到终了，也没发现银子；因为这是一个铀矿。
从开采银子来说，时间是白扔了。可从发现铀来说，得大于失。
周尝棕据说，当年在西北军里，每个军官发一套《三国演义》；看后，要求每人都用军事观点作出述评。
可能这是传闻。
但是，过去把《三国演义》当作一部兵书看的，确是大有人在。传说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中，也有人从《三国》等书里学军事韬略。
正因为有过先例，这篇札记的题目，就很容易引起误会——使人误以为我要拉开架势讲《三国》的军事学。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在读书中走的冤枉路。二十五六年前，我确曾到《三国演义》里探寻过军事学，而且还确曾想钻出一点名堂来。结果是很败兴的。我不知冯玉祥的部下以及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是否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军事，反正我自己那两三年的课余时间是白扔了。到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里并没有军事学。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决不比到这里研究诸葛亮祭风、禳星会得到更多东西。当然，也决不比到《红楼梦》里统计死了多少条人命，用以说明阶级斗争的残酷程度，更聪明多少。
读书也会冒傻气、走邪道的。
我不过是走了一段邪道。
只要走上邪道，要醒悟过来并不容易。
当你到这埋下头去钻研军事学，并且下决心要搞出点名堂的时候，你就不会马上清醒。就象从前一个德国人观察火星，说他看到了火星上有条人造运河，于是怎么看怎么象，越看越象。
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越看越象”的阶段。
比如，在罗贯中笔下，写了那么多奇袭、伏兵、夜间劫寨，而很少写到直接攻打城池——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军事学的反映吗？它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军力、物力的薄弱，攻城器材的不足，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就象万里长城一道城墙，就能挡住塞外少数民族的骠悍骑兵一样，它反映的恰恰是生产力与战争的关系……。
另如，两军正打得胜负难分，可是忽然一阵狂风，或一阵暴雨，于是两军就急忙“鸣金收兵”了——这又是军事学：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军队战斗素质很差。
再如，《三国演义》上曾几次写到，某人运用“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战术获得成功。而这种战术反映的恰恰是剥削阶级用兵的思想：不惜用死亡来激起将士奋力求生的情绪取得战斗的胜利……
真是“越看越象”。于是一部《三国演义》，就满眼都是军事学了。
其实，这只是从军事概念出发，拿军事学的观点看《三国演义》，并不是《三国演义》里真有什么军事学。这有点象“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硬是一厢情愿把她看成西施，别人也没办法！
郭化若将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观点研究《孙子兵法》，能够得出有益的结论，如果拿这观点分析《三国演义》，那就难说了。
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是件蠢事。正象“四人帮”时期，那些御用文人硬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说成是一部伟大的、总结战略的兵书，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深刻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是蠢事一样。
后来，当我把那些什么军事学丢开，把《三国演义》仅仅作为一部小说看的时候，我倒清醒了。
小说就是小说。
正象《三侠五义》一类武侠小说里并没有拳术、剑术的秘密，《三国演义》里也没有军事学的秘密。
需要分析一个基本公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最常用的、描写战斗的公式之一，就是将对将、一对一地单打独斗。
最典型的是张飞战马超，或马超战许褚。
张飞战马超，白天战了又夜晚战，双方军队呢？他们只是在一边看热闹。白天，他们摇旗呐喊；夜晚，还举着火把，就看张飞和马超两个决输赢。双方的兵都看呆了，看傻了，很有点象现在足球场上的观众。
好看是好看，但这不是战争。
这是闹着玩。
“战长沙”中的关公和黄忠，也是这么打。兵除了看热闹，排不上别的用场。
关公斩华雄、斩颜良，斩蔡阳，虽然没有象“战长沙”那样写成两员大将的“比武”，但是双方的兵都一动没动。无论是华雄的兵、颜良的兵或蔡阳的兵，都眼睁睁看着关公手起刀落，把自己一方的主将斩了，谁也没动一动。似乎这样写是天经地义的，假如当兵的呼喇一声围上来，把关公剁成肉酱，读者是会骂大街的。
“三英战吕布”，是将对将单打独斗的扩大，由一对一，变成三对一，两边人马并没动。十八路诸侯，几十万大军，全看桃园兄弟能不能打败吕布一个人。
关云长单刀赴会，则是单打独斗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还是一对一——关公对鲁肃。帐后埋伏的刀斧手也好，江岸上吕蒙布下的几千伏兵也好，都不算数。兵——等于零。所以鲁肃在关公跟前吓得发抖。一对一，鲁肃那是关公的个！
赵子龙大战长坂坡，虽然曹兵八十三万，却没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来跟赵子龙为难；不管有名无名，总是出来一员将跟赵云打，这一来赵云就占便宜了。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决没有责备罗贯中缺少群众观点的意思。但是严格地说，这很难说是战斗。因为战斗不能这么打。问题是，过去至少有几百年，写书的这么写，说书的这么说，唱戏的这么唱，并没人说这是胡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作家是写小说。小说是写人的。而且还要写得动人，写得能打动人心。怎么写才好？作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方法：写战争或战斗就要把它加以简化，两军作战写成两军武将的对打。只有这样才便于刻划人物的性格，也写出武将的本领。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这种表现方法倒成了“艺术集中”或反映“艺术真实”的一种方法。
韩复榘的老太爷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笑话的基点，也是建立在人们认可的这种打仗方法上。
在《三国演义》中，多数场合是兵等于零；即使在兵不等于零的场合，如“甘宁百骑劫魏寨”，也着重是写武将。
罗贯中不是孙武，不是克劳塞维茨。他是写小说，不是写兵法或《战争论》。从军事科学方面衡量，那是幼稚，是荒唐。在艺术上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并没从军事观点方面挑剔他。相反，他如不这样写，恐怕倒是通不过的。
《三国演义》中写了诸葛亮、曹操、周瑜、陆逊、司马懿等人的用兵、用计。除这些主帅，还写了大量次要人物的用兵、用计。在这些描写中，难道就没有一点兵法或军事学的东西？应当说有。但是，这是从说书人的角度说的，从小说家的角度写的。他写的是军事学中最一般的规律，诸如“知彼知己”、“兵贵神速”、“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类。他用军事学中这些最一般的规律，构成了小说的某些情节。
“情节是人物成长的历史”——作者构思的情节，归根结底，着眼的还是故事，是人物，而不是军事。
“空城计”可作为一个典型。
本来，军事学上有一条：“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在一定条件下把它反过来用一下行不行呢？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就反过来用过两次：一次是“智算华容”，让关羽把兵埋伏在小路上，又故意在小路上放起一把烟火，使曹操以为刘备的军队在这虚张声势，结果上了当；二是诸葛亮摆空城计，本来手中没有兵，又摆了空城，使司马懿疑为埋伏了千军万马，给吓跑了。这两个情节都是虚构的，是作家的丰富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这样干，就要闹笑话了。正如一则笑话讲的，一个人晚上去看戏，他偏要给小偷摆摆空城计：门窗大开着，电灯都亮着。等他看戏回来，家里也就成了真正的“空城”——被小偷洗劫一空。在《三国演义》中，这两个戏剧性的情节并不是要证明军事学上的某个原理，不过是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比如在空城计中，就刻划出诸葛亮的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刻划了司马懿这只老狐狸的多疑。
历史上的诸葛亮并没摆过空城计。这是作者根据一条虚假的史料编出的故事。故事编得很成功，但从军事上来讲，就不合乎逻辑了。司马懿不是带了几百人或几千人来的，而是带了十五万大军兵临城下，即使猜疑诸葛亮有埋伏(一座小城能埋伏多少兵呢？总不致于埋伏三十万或六十万大军吧)，完全可以采取稳妥措施，也不致于吓破胆，立刻溜之乎也。
“空城计”在史书上是条虚假史料，罗贯中当然很清楚。为了写故事、写人物，他还是用了它，而且效果很好。但是这里只有艺术，并没有军事。
《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用兵，许多场合都是采取“附耳过来，如此如此”。他怎么布署的，根据什么布署的，你是无法知晓的。在这里，诸葛亮的“全知”、“万能”，不过是作家的“全知”、“万能”。这种“全知”、“万能”不是别的，而是作家的艺术构思。
两位棋手对弈，都各自考虑如何攻守。而这种攻守，与真正的军事学无关。象棋冠军杨官，到战场上指挥一个班可能都没咒念；而一位兵团司令，下象棋很可能不如一个小学生。下棋是一种思维运动。小说家写作也是一种思维运动。在军事家看来，这种思维运动中有与军事学相近或一致的东西，但它本身决不是军事学。
人们所以到《三国演义》里探索军事斗争的策略，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这是描写古代战争描写得最出色的一部小说。
可是我们也看到，它所以描写战争描写得非常出色，恰恰是因为它不是如实地描写了战争，而是艺术地描写了战争。
赤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大战役，也是以少胜多的一个范例。可是在史书——陈寿的《三国志》中，把分散在有关人物传记里所作的赤壁之战的记述，加到一起，也不到一千字。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的“赤壁之战”，是陈寿的记述和裴松之作注所用史料的综合，但也只有二三千字。而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却一下写了八个回头，占该书总篇幅的十五分之一。正是通过赤壁之战的描写，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形象就牢牢树立起来了。八个回头，大部分是诸葛亮的戏。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当时只办了一件事，就是在赤壁之战前作为刘备的特使，到东吴搬了救兵就回去了。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把诸葛亮留在了东吴，让他唱了连台好戏。如果把作者的艺术创作“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智取华容”都去掉了，赤壁之战还有什么引人之处呢？如果再把作家创作的“蒋干盗书”、“庞统巧授连环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去掉，也就索然无味了。最美的那些画面属于作家——那是作家的创作。它越是离奇，越是不同凡响，距离本来的事实也越远。
另如诸葛亮南征孟获，罗贯中写了四回；而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只记了十二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乎。”那是一场平息后方叛乱，时间只有半年；从川中到滇北，山高路远，往返行军就要费去许多时日，事实表明蜀军并没打多少大仗。三国演义》上描写的象“驱巨兽”、“烧藤甲”，不过是作家想象出来的战争。
一部写战争写得好的小说，也不是每场战争，每个战役、战斗都写好。跟赤壁之战相比，官渡之战描写得就差。彝陵之战更差。赤壁之战写得成功，跟着意刻划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物分不开，那是艺术的画笔。描写彝陵之战中虚构了两个风云人物——关兴、张苞，但不过是关羽、张飞的淡淡的影子。加上作者急于要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把仇人一个个杀掉，痛快是痛快了，却没多少艺术魅力。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并不是故事越离奇越好。南征孟获情节很离奇，却经不起咀嚼。总之，艺术上可以论短长；从军事上作评述，那就成了评述历史。《三国演义》虽是历史小说，终究不是历史。有人说它“七实三虚”，那不过是保守的说法；说“七虚三实”，倒更贴切。到作家虚构出来的东西中探求战争规律——战略战术，其结果，跟到月球上真的去寻找宫阙、嫦娥、桂树，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如果它仅仅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书，还不足以吸引人们到它那寻找军事学。中外古今，战争小说很多。人们就没有到《说岳》中或《杨家将》中去学战术韬略。《三国演义》所以能使一些将军、谋士以及崇尚谈兵的文人感兴趣，还在于它独到地写了智斗——智力的竞赛。从诸葛亮、曹操、周瑜用计，到张飞打仗也知用计。曹操、司马懿在这里是反面人物，但他们在智力上却是巨人。这里写了奇妙的智慧或天才的智慧，也写了邪恶的智慧恶毒的智慧或黑色的智慧。这些不仅是通过曲折的军事斗争描写出来的，也是通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描写出来的。它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许多场面并富有诗情画意。
智力，无非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这得到夸张，同时也受到尊重。人们从这里第一次形象地看到人类自身具有的伟大而奇妙的力量。因之许多人把它看成一部“奇书”，一部了不起的才子书。它启发人们去思考，去运用这种力量，并去充实和增强自己的这种力量。
但是，它也引起一些读者的误会。使一些人认为这里果真包藏着智慧的奥秘，包藏着兵法、韬略或鬼神之机，正如认为佛门经卷中也一定包藏着无边的佛法一样。
所谓兵法、韬略，或战略、战术，不过是从军事斗争中找出的最一般的规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曾利用前人总结的东西来构思情节，塑造人物，但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自己并没有去发现某种军事规律，也没有去图解某种军事规律。因为那不是他的事情。
他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一种艺术欣赏。
我在五十年代中期读书走的冤枉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明白过来。
不过，也不能说完全冤枉了，还是有好处。好处是，为了从军事上弄通它，我曾似懂非懂地攻读了一批军事著作。尽管我既不是将军也不是教官，脑子里装一点军事知识，也决不致于象福尔摩斯说的，就会把别的有用的东西挤走。
读《三国演义》本身，也有收获。这如同开矿。原来一直作为一个银矿来开，开采到终了，也没发现银子；因为这是一个铀矿。
从开采银子来说，时间是白扔了。可从发现铀来说，得大于失。
可能这是传闻。
但是，过去把《三国演义》当作一部兵书看的，确是大有人在。传说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中，也有人从《三国》等书里学军事韬略。
正因为有过先例，这篇札记的题目，就很容易引起误会——使人误以为我要拉开架势讲《三国》的军事学。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在读书中走的冤枉路。二十五六年前，我确曾到《三国演义》里探寻过军事学，而且还确曾想钻出一点名堂来。结果是很败兴的。我不知冯玉祥的部下以及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是否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军事，反正我自己那两三年的课余时间是白扔了。到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里并没有军事学。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决不比到这里研究诸葛亮祭风、禳星会得到更多东西。当然，也决不比到《红楼梦》里统计死了多少条人命，用以说明阶级斗争的残酷程度，更聪明多少。
读书也会冒傻气、走邪道的。
我不过是走了一段邪道。
只要走上邪道，要醒悟过来并不容易。
当你到这埋下头去钻研军事学，并且下决心要搞出点名堂的时候，你就不会马上清醒。就象从前一个德国人观察火星，说他看到了火星上有条人造运河，于是怎么看怎么象，越看越象。
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越看越象”的阶段。
比如，在罗贯中笔下，写了那么多奇袭、伏兵、夜间劫寨，而很少写到直接攻打城池——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军事学的反映吗？它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军力、物力的薄弱，攻城器材的不足，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就象万里长城一道城墙，就能挡住塞外少数民族的骠悍骑兵一样，它反映的恰恰是生产力与战争的关系……。
另如，两军正打得胜负难分，可是忽然一阵狂风，或一阵暴雨，于是两军就急忙“鸣金收兵”了——这又是军事学：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军队战斗素质很差。
再如，《三国演义》上曾几次写到，某人运用“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战术获得成功。而这种战术反映的恰恰是剥削阶级用兵的思想：不惜用死亡来激起将士奋力求生的情绪取得战斗的胜利……
真是“越看越象”。于是一部《三国演义》，就满眼都是军事学了。
其实，这只是从军事概念出发，拿军事学的观点看《三国演义》，并不是《三国演义》里真有什么军事学。这有点象“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硬是一厢情愿把她看成西施，别人也没办法！
郭化若将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观点研究《孙子兵法》，能够得出有益的结论，如果拿这观点分析《三国演义》，那就难说了。
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是件蠢事。正象“四人帮”时期，那些御用文人硬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说成是一部伟大的、总结战略的兵书，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深刻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是蠢事一样。
后来，当我把那些什么军事学丢开，把《三国演义》仅仅作为一部小说看的时候，我倒清醒了。
小说就是小说。
正象《三侠五义》一类武侠小说里并没有拳术、剑术的秘密，《三国演义》里也没有军事学的秘密。
需要分析一个基本公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最常用的、描写战斗的公式之一，就是将对将、一对一地单打独斗。
最典型的是张飞战马超，或马超战许褚。
张飞战马超，白天战了又夜晚战，双方军队呢？他们只是在一边看热闹。白天，他们摇旗呐喊；夜晚，还举着火把，就看张飞和马超两个决输赢。双方的兵都看呆了，看傻了，很有点象现在足球场上的观众。
好看是好看，但这不是战争。
这是闹着玩。
“战长沙”中的关公和黄忠，也是这么打。兵除了看热闹，排不上别的用场。
关公斩华雄、斩颜良，斩蔡阳，虽然没有象“战长沙”那样写成两员大将的“比武”，但是双方的兵都一动没动。无论是华雄的兵、颜良的兵或蔡阳的兵，都眼睁睁看着关公手起刀落，把自己一方的主将斩了，谁也没动一动。似乎这样写是天经地义的，假如当兵的呼喇一声围上来，把关公剁成肉酱，读者是会骂大街的。
“三英战吕布”，是将对将单打独斗的扩大，由一对一，变成三对一，两边人马并没动。十八路诸侯，几十万大军，全看桃园兄弟能不能打败吕布一个人。
关云长单刀赴会，则是单打独斗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还是一对一——关公对鲁肃。帐后埋伏的刀斧手也好，江岸上吕蒙布下的几千伏兵也好，都不算数。兵——等于零。所以鲁肃在关公跟前吓得发抖。一对一，鲁肃那是关公的个！
赵子龙大战长坂坡，虽然曹兵八十三万，却没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来跟赵子龙为难；不管有名无名，总是出来一员将跟赵云打，这一来赵云就占便宜了。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决没有责备罗贯中缺少群众观点的意思。但是严格地说，这很难说是战斗。因为战斗不能这么打。问题是，过去至少有几百年，写书的这么写，说书的这么说，唱戏的这么唱，并没人说这是胡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作家是写小说。小说是写人的。而且还要写得动人，写得能打动人心。怎么写才好？作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方法：写战争或战斗就要把它加以简化，两军作战写成两军武将的对打。只有这样才便于刻划人物的性格，也写出武将的本领。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这种表现方法倒成了“艺术集中”或反映“艺术真实”的一种方法。
韩复榘的老太爷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笑话的基点，也是建立在人们认可的这种打仗方法上。
在《三国演义》中，多数场合是兵等于零；即使在兵不等于零的场合，如“甘宁百骑劫魏寨”，也着重是写武将。
罗贯中不是孙武，不是克劳塞维茨。他是写小说，不是写兵法或《战争论》。从军事科学方面衡量，那是幼稚，是荒唐。在艺术上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并没从军事观点方面挑剔他。相反，他如不这样写，恐怕倒是通不过的。
《三国演义》中写了诸葛亮、曹操、周瑜、陆逊、司马懿等人的用兵、用计。除这些主帅，还写了大量次要人物的用兵、用计。在这些描写中，难道就没有一点兵法或军事学的东西？应当说有。但是，这是从说书人的角度说的，从小说家的角度写的。他写的是军事学中最一般的规律，诸如“知彼知己”、“兵贵神速”、“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类。他用军事学中这些最一般的规律，构成了小说的某些情节。
“情节是人物成长的历史”——作者构思的情节，归根结底，着眼的还是故事，是人物，而不是军事。
“空城计”可作为一个典型。
本来，军事学上有一条：“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在一定条件下把它反过来用一下行不行呢？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就反过来用过两次：一次是“智算华容”，让关羽把兵埋伏在小路上，又故意在小路上放起一把烟火，使曹操以为刘备的军队在这虚张声势，结果上了当；二是诸葛亮摆空城计，本来手中没有兵，又摆了空城，使司马懿疑为埋伏了千军万马，给吓跑了。这两个情节都是虚构的，是作家的丰富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这样干，就要闹笑话了。正如一则笑话讲的，一个人晚上去看戏，他偏要给小偷摆摆空城计：门窗大开着，电灯都亮着。等他看戏回来，家里也就成了真正的“空城”——被小偷洗劫一空。在《三国演义》中，这两个戏剧性的情节并不是要证明军事学上的某个原理，不过是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比如在空城计中，就刻划出诸葛亮的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刻划了司马懿这只老狐狸的多疑。
历史上的诸葛亮并没摆过空城计。这是作者根据一条虚假的史料编出的故事。故事编得很成功，但从军事上来讲，就不合乎逻辑了。司马懿不是带了几百人或几千人来的，而是带了十五万大军兵临城下，即使猜疑诸葛亮有埋伏(一座小城能埋伏多少兵呢？总不致于埋伏三十万或六十万大军吧)，完全可以采取稳妥措施，也不致于吓破胆，立刻溜之乎也。
“空城计”在史书上是条虚假史料，罗贯中当然很清楚。为了写故事、写人物，他还是用了它，而且效果很好。但是这里只有艺术，并没有军事。
《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用兵，许多场合都是采取“附耳过来，如此如此”。他怎么布署的，根据什么布署的，你是无法知晓的。在这里，诸葛亮的“全知”、“万能”，不过是作家的“全知”、“万能”。这种“全知”、“万能”不是别的，而是作家的艺术构思。
两位棋手对弈，都各自考虑如何攻守。而这种攻守，与真正的军事学无关。象棋冠军杨官
人们所以到《三国演义》里探索军事斗争的策略，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这是描写古代战争描写得最出色的一部小说。
可是我们也看到，它所以描写战争描写得非常出色，恰恰是因为它不是如实地描写了战争，而是艺术地描写了战争。
赤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大战役，也是以少胜多的一个范例。可是在史书——陈寿的《三国志》中，把分散在有关人物传记里所作的赤壁之战的记述，加到一起，也不到一千字。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的“赤壁之战”，是陈寿的记述和裴松之作注所用史料的综合，但也只有二三千字。而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却一下写了八个回头，占该书总篇幅的十五分之一。正是通过赤壁之战的描写，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形象就牢牢树立起来了。八个回头，大部分是诸葛亮的戏。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当时只办了一件事，就是在赤壁之战前作为刘备的特使，到东吴搬了救兵就回去了。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把诸葛亮留在了东吴，让他唱了连台好戏。如果把作者的艺术创作“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智取华容”都去掉了，赤壁之战还有什么引人之处呢？如果再把作家创作的“蒋干盗书”、“庞统巧授连环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去掉，也就索然无味了。最美的那些画面属于作家——那是作家的创作。它越是离奇，越是不同凡响，距离本来的事实也越远。
另如诸葛亮南征孟获，罗贯中写了四回；而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只记了十二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乎。”那是一场平息后方叛乱，时间只有半年；从川中到滇北，山高路远，往返行军就要费去许多时日，事实表明蜀军并没打多少大仗。三国演义》上描写的象“驱巨兽”、“烧藤甲”，不过是作家想象出来的战争。
一部写战争写得好的小说，也不是每场战争，每个战役、战斗都写好。跟赤壁之战相比，官渡之战描写得就差。彝陵之战更差。赤壁之战写得成功，跟着意刻划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物分不开，那是艺术的画笔。描写彝陵之战中虚构了两个风云人物——关兴、张苞，但不过是关羽、张飞的淡淡的影子。加上作者急于要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把仇人一个个杀掉，痛快是痛快了，却没多少艺术魅力。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并不是故事越离奇越好。南征孟获情节很离奇，却经不起咀嚼。总之，艺术上可以论短长；从军事上作评述，那就成了评述历史。《三国演义》虽是历史小说，终究不是历史。有人说它“七实三虚”，那不过是保守的说法；说“七虚三实”，倒更贴切。到作家虚构出来的东西中探求战争规律——战略战术，其结果，跟到月球上真的去寻找宫阙、嫦娥、桂树，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如果它仅仅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书，还不足以吸引人们到它那寻找军事学。中外古今，战争小说很多。人们就没有到《说岳》中或《杨家将》中去学战术韬略。《三国演义》所以能使一些将军、谋士以及崇尚谈兵的文人感兴趣，还在于它独到地写了智斗——智力的竞赛。从诸葛亮、曹操、周瑜用计，到张飞打仗也知用计。曹操、司马懿在这里是反面人物，但他们在智力上却是巨人。这里写了奇妙的智慧或天才的智慧，也写了邪恶的智慧恶毒的智慧或黑色的智慧。这些不仅是通过曲折的军事斗争描写出来的，也是通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描写出来的。它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许多场面并富有诗情画意。
智力，无非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这得到夸张，同时也受到尊重。人们从这里第一次形象地看到人类自身具有的伟大而奇妙的力量。因之许多人把它看成一部“奇书”，一部了不起的才子书。它启发人们去思考，去运用这种力量，并去充实和增强自己的这种力量。
但是，它也引起一些读者的误会。使一些人认为这里果真包藏着智慧的奥秘，包藏着兵法、韬略或鬼神之机，正如认为佛门经卷中也一定包藏着无边的佛法一样。
所谓兵法、韬略，或战略、战术，不过是从军事斗争中找出的最一般的规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曾利用前人总结的东西来构思情节，塑造人物，但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自己并没有去发现某种军事规律，也没有去图解某种军事规律。因为那不是他的事情。
他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一种艺术欣赏。
我在五十年代中期读书走的冤枉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明白过来。
不过，也不能说完全冤枉了，还是有好处。好处是，为了从军事上弄通它，我曾似懂非懂地攻读了一批军事著作。尽管我既不是将军也不是教官，脑子里装一点军事知识，也决不致于象福尔摩斯说的，就会把别的有用的东西挤走。
读《三国演义》本身，也有收获。这如同开矿。原来一直作为一个银矿来开，开采到终了，也没发现银子；因为这是一个铀矿。
从开采银子来说，时间是白扔了。可从发现铀来说，得大于失。
周尝棕据说，当年在西北军里，每个军官发一套《三国演义》；看后，要求每人都用军事观点作出述评。
可能这是传闻。
但是，过去把《三国演义》当作一部兵书看的，确是大有人在。传说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中，也有人从《三国》等书里学军事韬略。
正因为有过先例，这篇札记的题目，就很容易引起误会——使人误以为我要拉开架势讲《三国》的军事学。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说自己在读书中走的冤枉路。二十五六年前，我确曾到《三国演义》里探寻过军事学，而且还确曾想钻出一点名堂来。结果是很败兴的。我不知冯玉祥的部下以及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是否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军事，反正我自己那两三年的课余时间是白扔了。到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里并没有军事学。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决不比到这里研究诸葛亮祭风、禳星会得到更多东西。当然，也决不比到《红楼梦》里统计死了多少条人命，用以说明阶级斗争的残酷程度，更聪明多少。
读书也会冒傻气、走邪道的。
我不过是走了一段邪道。
只要走上邪道，要醒悟过来并不容易。
当你到这埋下头去钻研军事学，并且下决心要搞出点名堂的时候，你就不会马上清醒。就象从前一个德国人观察火星，说他看到了火星上有条人造运河，于是怎么看怎么象，越看越象。
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越看越象”的阶段。
比如，在罗贯中笔下，写了那么多奇袭、伏兵、夜间劫寨，而很少写到直接攻打城池——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军事学的反映吗？它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军力、物力的薄弱，攻城器材的不足，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就象万里长城一道城墙，就能挡住塞外少数民族的骠悍骑兵一样，它反映的恰恰是生产力与战争的关系……。
另如，两军正打得胜负难分，可是忽然一阵狂风，或一阵暴雨，于是两军就急忙“鸣金收兵”了——这又是军事学：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军队战斗素质很差。
再如，《三国演义》上曾几次写到，某人运用“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战术获得成功。而这种战术反映的恰恰是剥削阶级用兵的思想：不惜用死亡来激起将士奋力求生的情绪取得战斗的胜利……
真是“越看越象”。于是一部《三国演义》，就满眼都是军事学了。
其实，这只是从军事概念出发，拿军事学的观点看《三国演义》，并不是《三国演义》里真有什么军事学。这有点象“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硬是一厢情愿把她看成西施，别人也没办法！
郭化若将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观点研究《孙子兵法》，能够得出有益的结论，如果拿这观点分析《三国演义》，那就难说了。
到《三国演义》里研究军事学，是件蠢事。正象“四人帮”时期，那些御用文人硬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说成是一部伟大的、总结战略的兵书，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深刻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历史小说，是蠢事一样。
后来，当我把那些什么军事学丢开，把《三国演义》仅仅作为一部小说看的时候，我倒清醒了。
小说就是小说。
正象《三侠五义》一类武侠小说里并没有拳术、剑术的秘密，《三国演义》里也没有军事学的秘密。
需要分析一个基本公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最常用的、描写战斗的公式之一，就是将对将、一对一地单打独斗。
最典型的是张飞战马超，或马超战许褚。
张飞战马超，白天战了又夜晚战，双方军队呢？他们只是在一边看热闹。白天，他们摇旗呐喊；夜晚，还举着火把，就看张飞和马超两个决输赢。双方的兵都看呆了，看傻了，很有点象现在足球场上的观众。
好看是好看，但这不是战争。
这是闹着玩。
“战长沙”中的关公和黄忠，也是这么打。兵除了看热闹，排不上别的用场。
关公斩华雄、斩颜良，斩蔡阳，虽然没有象“战长沙”那样写成两员大将的“比武”，但是双方的兵都一动没动。无论是华雄的兵、颜良的兵或蔡阳的兵，都眼睁睁看着关公手起刀落，把自己一方的主将斩了，谁也没动一动。似乎这样写是天经地义的，假如当兵的呼喇一声围上来，把关公剁成肉酱，读者是会骂大街的。
“三英战吕布”，是将对将单打独斗的扩大，由一对一，变成三对一，两边人马并没动。十八路诸侯，几十万大军，全看桃园兄弟能不能打败吕布一个人。
关云长单刀赴会，则是单打独斗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还是一对一——关公对鲁肃。帐后埋伏的刀斧手也好，江岸上吕蒙布下的几千伏兵也好，都不算数。兵——等于零。所以鲁肃在关公跟前吓得发抖。一对一，鲁肃那是关公的个！
赵子龙大战长坂坡，虽然曹兵八十三万，却没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来跟赵子龙为难；不管有名无名，总是出来一员将跟赵云打，这一来赵云就占便宜了。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决没有责备罗贯中缺少群众观点的意思。但是严格地说，这很难说是战斗。因为战斗不能这么打。问题是，过去至少有几百年，写书的这么写，说书的这么说，唱戏的这么唱，并没人说这是胡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作家是写小说。小说是写人的。而且还要写得动人，写得能打动人心。怎么写才好？作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方法：写战争或战斗就要把它加以简化，两军作战写成两军武将的对打。只有这样才便于刻划人物的性格，也写出武将的本领。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这种表现方法倒成了“艺术集中”或反映“艺术真实”的一种方法。
韩复榘的老太爷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笑话的基点，也是建立在人们认可的这种打仗方法上。
在《三国演义》中，多数场合是兵等于零；即使在兵不等于零的场合，如“甘宁百骑劫魏寨”，也着重是写武将。
罗贯中不是孙武，不是克劳塞维茨。他是写小说，不是写兵法或《战争论》。从军事科学方面衡量，那是幼稚，是荒唐。在艺术上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并没从军事观点方面挑剔他。相反，他如不这样写，恐怕倒是通不过的。
《三国演义》中写了诸葛亮、曹操、周瑜、陆逊、司马懿等人的用兵、用计。除这些主帅，还写了大量次要人物的用兵、用计。在这些描写中，难道就没有一点兵法或军事学的东西？应当说有。但是，这是从说书人的角度说的，从小说家的角度写的。他写的是军事学中最一般的规律，诸如“知彼知己”、“兵贵神速”、“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类。他用军事学中这些最一般的规律，构成了小说的某些情节。
“情节是人物成长的历史”——作者构思的情节，归根结底，着眼的还是故事，是人物，而不是军事。
“空城计”可作为一个典型。
本来，军事学上有一条：“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在一定条件下把它反过来用一下行不行呢？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就反过来用过两次：一次是“智算华容”，让关羽把兵埋伏在小路上，又故意在小路上放起一把烟火，使曹操以为刘备的军队在这虚张声势，结果上了当；二是诸葛亮摆空城计，本来手中没有兵，又摆了空城，使司马懿疑为埋伏了千军万马，给吓跑了。这两个情节都是虚构的，是作家的丰富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这样干，就要闹笑话了。正如一则笑话讲的，一个人晚上去看戏，他偏要给小偷摆摆空城计：门窗大开着，电灯都亮着。等他看戏回来，家里也就成了真正的“空城”——被小偷洗劫一空。在《三国演义》中，这两个戏剧性的情节并不是要证明军事学上的某个原理，不过是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比如在空城计中，就刻划出诸葛亮的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刻划了司马懿这只老狐狸的多疑。
历史上的诸葛亮并没摆过空城计。这是作者根据一条虚假的史料编出的故事。故事编得很成功，但从军事上来讲，就不合乎逻辑了。司马懿不是带了几百人或几千人来的，而是带了十五万大军兵临城下，即使猜疑诸葛亮有埋伏(一座小城能埋伏多少兵呢？总不致于埋伏三十万或六十万大军吧)，完全可以采取稳妥措施，也不致于吓破胆，立刻溜之乎也。
“空城计”在史书上是条虚假史料，罗贯中当然很清楚。为了写故事、写人物，他还是用了它，而且效果很好。但是这里只有艺术，并没有军事。
《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用兵，许多场合都是采取“附耳过来，如此如此”。他怎么布署的，根据什么布署的，你是无法知晓的。在这里，诸葛亮的“全知”、“万能”，不过是作家的“全知”、“万能”。这种“全知”、“万能”不是别的，而是作家的艺术构思。
两位棋手对弈，都各自考虑如何攻守。而这种攻守，与真正的军事学无关。象棋冠军杨官
人们所以到《三国演义》里探索军事斗争的策略，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这是描写古代战争描写得最出色的一部小说。
可是我们也看到，它所以描写战争描写得非常出色，恰恰是因为它不是如实地描写了战争，而是艺术地描写了战争。
赤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大战役，也是以少胜多的一个范例。可是在史书——陈寿的《三国志》中，把分散在有关人物传记里所作的赤壁之战的记述，加到一起，也不到一千字。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的“赤壁之战”，是陈寿的记述和裴松之作注所用史料的综合，但也只有二三千字。而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却一下写了八个回头，占该书总篇幅的十五分之一。正是通过赤壁之战的描写，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形象就牢牢树立起来了。八个回头，大部分是诸葛亮的戏。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当时只办了一件事，就是在赤壁之战前作为刘备的特使，到东吴搬了救兵就回去了。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把诸葛亮留在了东吴，让他唱了连台好戏。如果把作者的艺术创作“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智取华容”都去掉了，赤壁之战还有什么引人之处呢？如果再把作家创作的“蒋干盗书”、“庞统巧授连环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去掉，也就索然无味了。最美的那些画面属于作家——那是作家的创作。它越是离奇，越是不同凡响，距离本来的事实也越远。
另如诸葛亮南征孟获，罗贯中写了四回；而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只记了十二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乎。”那是一场平息后方叛乱，时间只有半年；从川中到滇北，山高路远，往返行军就要费去许多时日，事实表明蜀军并没打多少大仗。三国演义》上描写的象“驱巨兽”、“烧藤甲”，不过是作家想象出来的战争。
一部写战争写得好的小说，也不是每场战争，每个战役、战斗都写好。跟赤壁之战相比，官渡之战描写得就差。彝陵之战更差。赤壁之战写得成功，跟着意刻划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物分不开，那是艺术的画笔。描写彝陵之战中虚构了两个风云人物——关兴、张苞，但不过是关羽、张飞的淡淡的影子。加上作者急于要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把仇人一个个杀掉，痛快是痛快了，却没多少艺术魅力。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并不是故事越离奇越好。南征孟获情节很离奇，却经不起咀嚼。总之，艺术上可以论短长；从军事上作评述，那就成了评述历史。《三国演义》虽是历史小说，终究不是历史。有人说它“七实三虚”，那不过是保守的说法；说“七虚三实”，倒更贴切。到作家虚构出来的东西中探求战争规律——战略战术，其结果，跟到月球上真的去寻找宫阙、嫦娥、桂树，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如果它仅仅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书，还不足以吸引人们到它那寻找军事学。中外古今，战争小说很多。人们就没有到《说岳》中或《杨家将》中去学战术韬略。《三国演义》所以能使一些将军、谋士以及崇尚谈兵的文人感兴趣，还在于它独到地写了智斗——智力的竞赛。从诸葛亮、曹操、周瑜用计，到张飞打仗也知用计。曹操、司马懿在这里是反面人物，但他们在智力上却是巨人。这里写了奇妙的智慧或天才的智慧，也写了邪恶的智慧恶毒的智慧或黑色的智慧。这些不仅是通过曲折的军事斗争描写出来的，也是通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描写出来的。它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许多场面并富有诗情画意。
智力，无非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这得到夸张，同时也受到尊重。人们从这里第一次形象地看到人类自身具有的伟大而奇妙的力量。因之许多人把它看成一部“奇书”，一部了不起的才子书。它启发人们去思考，去运用这种力量，并去充实和增强自己的这种力量。
但是，它也引起一些读者的误会。使一些人认为这里果真包藏着智慧的奥秘，包藏着兵法、韬略或鬼神之机，正如认为佛门经卷中也一定包藏着无边的佛法一样。
所谓兵法、韬略，或战略、战术，不过是从军事斗争中找出的最一般的规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曾利用前人总结的东西来构思情节，塑造人物，但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自己并没有去发现某种军事规律，也没有去图解某种军事规律。因为那不是他的事情。
他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一种艺术欣赏。
我在五十年代中期读书走的冤枉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明白过来。
不过，也不能说完全冤枉了，还是有好处。好处是，为了从军事上弄通它，我曾似懂非懂地攻读了一批军事著作。尽管我既不是将军也不是教官，脑子里装一点军事知识，也决不致于象福尔摩斯说的，就会把别的有用的东西挤走。
读《三国演义》本身，也有收获。这如同开矿。原来一直作为一个银矿来开，开采到终了，也没发现银子；因为这是一个铀矿。
从开采银子来说，时间是白扔了。可从发现铀来说，得大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