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徐肖冰，他们的名字远不如他们的作品出名。
　　日寇大败的“百团大战”、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机舱前的“挥手之间”、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在飞机上办公”，以及毛主席与爱子岸英促膝谈心、周总理夫妇含笑相依、邓小平观棋不语……堪称是一部艺术的历史，许多被珍藏在国家档案馆里。
　　大型历史画册《路》是他们50年所摄万余张照片的精华荟萃，有些早已脍炙人口，有些则是首次公开。
　　徐肖冰早年在上海的“明星”、“天一”电影厂工作，参加过《马路天使》、《桃李劫》等影片的拍摄。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参加了八路军来到延安，他是我们党电影机构创建人之一，他拍摄了根据地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他拍摄的《解放的中国》、《抗美援朝第一辑》等影片获斯大林奖一等奖、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侯波是我国摄影界一位著名女将。她14岁就参加革命并入党。在延安，这个山西女娃完成了中学、大学学业，毛主席说她是“吃陕北小米长大的”。
　　“我和他认识时，还没念完大学，他常在我面前‘诱惑’我，加上组织上培养，我就一偏偏到摄影这条道上了，跟着他南征北战。一九四九年后当过电影厂照相科科长，在中南海主持过摄影科工作，后调新华社。
　　“战争年代，摄影记者特别少，我们又拍电影又拍照片，我们这些人被当作‘独生子’来照顾，只怕在战场上报销了，但不到战场又拍不到片子。那时哪有长镜头，只有标准镜头，每有战斗，便偷偷跑到战场抢拍。‘百团大战’时，攻打榆城，我被炮震昏过去。担架队一抬，把我弄醒了，我拎着机器就追队伍去了。那时胶卷是便衣冒着生命危险从国统区偷买回来的，一次只能买一卷两卷的，不可能大量买，让敌人搜出来就没命了。所以我们每按一下快门前都得好好掂量掂量。有时还到敌占区拍便衣在铁路线上的活动，我们化装好，维持队长在前面走，机器什么的都装在他的褡裢里，我们远远跟着，过一道封锁线就像过一道生死关，那真叫惊心动魄呀。可惜有些电影胶片送到苏联去冲洗，卫国战争后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是战争的幸存者，想起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再干多少也觉得不够。”
　　在中南海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拍照的12年，是侯波生命中最幸福、最美好的日子。虽然她拍的片子大部分作资料不发表，她仍以空前的热情工作着。随毛主席出访苏联，她的身影在霸气十足的苏联记者“围墙”中穿行，抢拍下许多宝贵的镜头。她随宋庆龄副主席出访，随周总理参加外事活动，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毛主席激情澎湃，极富感染力；朱老总慈祥和蔼，父亲般温情；周总理风度翩翩，高雅温和……她生活在一个春风拂面的美好世界里。理想、信仰同这些领袖的人格魅力交织一起。
　　在领袖身旁工作是幸福的，同时也很困难：你不能像一般照相那样去摆弄他们，只能凭自己的敏感机智寻找机会抓拍那一闪即逝的瞬间。为了拍好毛主席畅游湘江的照片，不会游泳的她在岸上跟着走，不小心跌进齐岸的农家粪池，跳进水里洗一下继续追踪，终于拍下了满意的一张。照片上他老人家满腿稀泥正同几个农家娃娃逗乐着，那么自然、那么朴实……
　　调离中南海时，她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眼圈红红的、睫毛湿湿的，叮嘱她“可以经常来看我，有时间还可以给我写信……”宛如父女相别！
　　“人们常说我拍的毛主席照片生动传神，那是因为他为奋斗的理想所激动，在我们眼里，他永远是一首神秘而磅礴的诗。”
　　北京——上海——广州——日本……他们展出的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路》所得两万元稿费他们全部捐献给国家。
　　在他们的卧室里，有六个大木箱，那是他们精选出用于展览的照片。1986年国庆，在北京首次展出引起极大轰动，全国各地便陆续有邀展之请，路费、运费邀家负责，其他自理。收入？不光是没有，甚至是負数。
　　她告诉我有人邀他们搞长江画册，从长江的源头一直到奔腾入海处。
　　“真想去听听长江的涛声，像当年饮马黄河、夜听涛声，像当年在延河边放开喉咙让歌声融进延河的涛声一样。”她的眼里充满憧憬和光彩。
　　（妇女之友1990年4月专访节选作者周新力，编辑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