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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农耕社会，自然灾害是造成饥荒的基本原因，此外，很多人为的因素也会造成或加剧灾荒程度。譬如晚清大范围栽种“经济作物”罂粟，就加重了当时的饥荒灾害。
种植罂粟加重了晚清的饥荒 19世纪的中国，灾难频频，悲剧不断，天灾人祸使得强大的帝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衰落和崩溃期。这其中，饥荒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1876至1879年，中国北部和西部发生了大面积饥荒，有上亿人受灾，饿死人数在1000万之上；1892至1894年、1900年，北方地区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晚清的大饥荒，天灾固属必然缘由，而大面积栽种罂粟也是大饥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教授费维恺在《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一文中写道：“有一种作物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所占进口比例相当之大，但是到了1898年，进口比例下降到50%，“鸦片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鸦片的种植逐步扩大”。顺理成章，国内用于生产粮食的耕地面积严重缩水。
有数据显示，清朝自1855年开始，粮食歉收的州县比例一直都连续在20%以上，歉收比例最高的年份恰是王朝的末期——1910年歉收的州县比例高达57.6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其实，所谓的歉收，同大面积种植罂粟、生产粮食的土地绝对值的减少有很大的关联。
1859年，清廷正式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以山西为例，短短十余年，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本末倒置，“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及至光绪年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有官员痛切描述山西田亩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更有人精确地估算出当时山西栽种罂粟“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山西是这样，那么其他地方又怎样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卸任四川学政的官员吴庆坻到西安行在去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时，发现陕西境内正逢灾荒，百姓贫困异常，饿殍遍野，“耳目所接，不忍听睹”。同时，另一个现象也让吴学政极其痛心：陕西凤县一带的百姓，不分男女“十人五瘾”，吸食鸦片率达到50%，而且连孩子也有吸食鸦片的！这些都记录在他的《庚子赴行在日记》里。当时，陕西很多地区旱灾严重，粮食大面积歉收，物价飞涨，平时只值6文钱的一块麦饼，价格却卖到了24文，比往常高了3倍。
吴庆坻是个注重调研的官员，他向一个咸阳老农民“问以灾状”，老农如实回答：“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饥冻，死者无算，其故由于多种罂粟。”老人家回答得很直白。再问“多种”到什么程度？答案是：“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就是说，普通百姓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用超过一半的良田栽种罂粟。于是，生产粮食的田亩大面积地减少，在丰收的年景都没有什么多余的粮食存储，更不要说是到了荒歉年景，百姓“安得不饿死”？所以，了解实情后的吴庆坻痛心疾首地指出：大面积栽种罂粟的现状假如不及时改变的话，再过十年，陕西一带就没有正常活着的老百姓了！
显然，吴庆坻所调查的陕西大面积种植鸦片导致全境歉收、“死人无算”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因为，晚清各省如同山西、陕西一样几乎都大范围、长时间段地种植了罂粟以提高经济效益。
当年的《申报》曾分析1878年山西饥荒的缘由：“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其实，这也是晚清众多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罂粟种植为何在晚清大行其道 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写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罂粟之禁断宜及时整理……甘肃各州县之玩示禁令者，已察撤数员……民间目睹奇灾，亦示妖卉之有害嘉禾，瘾重之必就死地，亦似稍有警觉矣……秦中办理少迟，流毒较广，若能实力奉行，亦可望有起色，幸勿为浮议所惑。”（《左宗棠未刊书牍》）此时稍稍清醒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们已然察觉到罂粟不是真正富国的“财源”，而是害人的“妖卉”，必须“禁断”。
但是，整个晚清时代，政府一直喊“禁烟”，而且多次参加了世界禁烟大会，然而，直到清朝消亡时，除了外国鸦片“洋药”的强行进入，本国鸦片烟也照样大肆横行，甚至还成了某些地区的“硬通货”。
为什么国内上下都知道罂粟是祸害，却依然大肆种植罂粟呢？
实质上，晚清大面积栽种罂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字：利！
一是政府要依靠鸦片税收，不断地补充糜烂的财政、支付巨额的军费以及天文数字般的一次又一次的赔款等等。就当时财政而言，只有鸦片税来得既快且多而且有保障。也就是说，晚清政府离不开鸦片税收。二是百姓在同样田亩中种植罂粟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种植粮食。晚清百姓栽种罂粟，一来可卖，二来自己家人也是消费者，省得花钱再购买。所以，尽管有些地方也象征性地劝止百姓栽罂粟，但是晚清罂粟的栽种量一直居高难下。
“利”字旁边有把刀。晚清大面积种植高利润的“经济作物”罂粟不啻于饮鸩止渴！栽种粮食的田亩和劳力大幅度减少，基层百姓的粮食储备毫无保障。一到荒年，农耕社会下脆弱的粮食供应链断了之后，绝大部分的底层农民只有饿死的份了，社会必然动荡不安。种植罂粟不仅毒害了同胞的身心健康，也侵占了良田，成为晚清饥荒频频，乃至于饿死无数百姓的一大重要诱因。（李晓巧）
种植罂粟加重了晚清的饥荒 19世纪的中国，灾难频频，悲剧不断，天灾人祸使得强大的帝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衰落和崩溃期。这其中，饥荒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1876至1879年，中国北部和西部发生了大面积饥荒，有上亿人受灾，饿死人数在1000万之上；1892至1894年、1900年，北方地区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晚清的大饥荒，天灾固属必然缘由，而大面积栽种罂粟也是大饥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教授费维恺在《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一文中写道：“有一种作物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肯定扩大了种植亩数，这就是鸦片。”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所占进口比例相当之大，但是到了1898年，进口比例下降到50%，“鸦片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鸦片的种植逐步扩大”。顺理成章，国内用于生产粮食的耕地面积严重缩水。
有数据显示，清朝自1855年开始，粮食歉收的州县比例一直都连续在20%以上，歉收比例最高的年份恰是王朝的末期——1910年歉收的州县比例高达57.6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其实，所谓的歉收，同大面积种植罂粟、生产粮食的土地绝对值的减少有很大的关联。
1859年，清廷正式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以山西为例，短短十余年，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本末倒置，“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及至光绪年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有官员痛切描述山西田亩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更有人精确地估算出当时山西栽种罂粟“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山西是这样，那么其他地方又怎样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卸任四川学政的官员吴庆坻到西安行在去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时，发现陕西境内正逢灾荒，百姓贫困异常，饿殍遍野，“耳目所接，不忍听睹”。同时，另一个现象也让吴学政极其痛心：陕西凤县一带的百姓，不分男女“十人五瘾”，吸食鸦片率达到50%，而且连孩子也有吸食鸦片的！这些都记录在他的《庚子赴行在日记》里。当时，陕西很多地区旱灾严重，粮食大面积歉收，物价飞涨，平时只值6文钱的一块麦饼，价格却卖到了24文，比往常高了3倍。
吴庆坻是个注重调研的官员，他向一个咸阳老农民“问以灾状”，老农如实回答：“自去年春夏乏雨，全境歉收，冬令饥冻，死者无算，其故由于多种罂粟。”老人家回答得很直白。再问“多种”到什么程度？答案是：“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就是说，普通百姓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用超过一半的良田栽种罂粟。于是，生产粮食的田亩大面积地减少，在丰收的年景都没有什么多余的粮食存储，更不要说是到了荒歉年景，百姓“安得不饿死”？所以，了解实情后的吴庆坻痛心疾首地指出：大面积栽种罂粟的现状假如不及时改变的话，再过十年，陕西一带就没有正常活着的老百姓了！
显然，吴庆坻所调查的陕西大面积种植鸦片导致全境歉收、“死人无算”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因为，晚清各省如同山西、陕西一样几乎都大范围、长时间段地种植了罂粟以提高经济效益。
当年的《申报》曾分析1878年山西饥荒的缘由：“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其实，这也是晚清众多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罂粟种植为何在晚清大行其道 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写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罂粟之禁断宜及时整理……甘肃各州县之玩示禁令者，已察撤数员……民间目睹奇灾，亦示妖卉之有害嘉禾，瘾重之必就死地，亦似稍有警觉矣……秦中办理少迟，流毒较广，若能实力奉行，亦可望有起色，幸勿为浮议所惑。”（《左宗棠未刊书牍》）此时稍稍清醒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们已然察觉到罂粟不是真正富国的“财源”，而是害人的“妖卉”，必须“禁断”。
但是，整个晚清时代，政府一直喊“禁烟”，而且多次参加了世界禁烟大会，然而，直到清朝消亡时，除了外国鸦片“洋药”的强行进入，本国鸦片烟也照样大肆横行，甚至还成了某些地区的“硬通货”。
为什么国内上下都知道罂粟是祸害，却依然大肆种植罂粟呢？
实质上，晚清大面积栽种罂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字：利！
一是政府要依靠鸦片税收，不断地补充糜烂的财政、支付巨额的军费以及天文数字般的一次又一次的赔款等等。就当时财政而言，只有鸦片税来得既快且多而且有保障。也就是说，晚清政府离不开鸦片税收。二是百姓在同样田亩中种植罂粟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种植粮食。晚清百姓栽种罂粟，一来可卖，二来自己家人也是消费者，省得花钱再购买。所以，尽管有些地方也象征性地劝止百姓栽罂粟，但是晚清罂粟的栽种量一直居高难下。
“利”字旁边有把刀。晚清大面积种植高利润的“经济作物”罂粟不啻于饮鸩止渴！栽种粮食的田亩和劳力大幅度减少，基层百姓的粮食储备毫无保障。一到荒年，农耕社会下脆弱的粮食供应链断了之后，绝大部分的底层农民只有饿死的份了，社会必然动荡不安。种植罂粟不仅毒害了同胞的身心健康，也侵占了良田，成为晚清饥荒频频，乃至于饿死无数百姓的一大重要诱因。（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