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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嘉言懿行在史书中多有记载。然而，其23年“贞观之治”的过程中，竟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
守法失信论
贞观元年，春。
太宗认为原任兵部郎中之职的戴胄为官清正耿直堪当重用，就提升他为大理寺（检察院）少卿，从事执法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有许多官员弄虚作假，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很生气，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这时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为由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面对暴怒的太宗，沉静地回答道：“杀他们的敕令出于你作为君王一时的喜怒变化，而法令则是国家诏示天下诚信的规制。但是现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当以法令为裁断，这样才是忍住一时之怒而昭示天下诚信的处理方法。”在戴胄的坚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这里，唐太宗提出的是一个悖论：所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当是维护皇上的威严与信誉，怎么能反过来说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杀掉这些不该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明知却故犯
贞观元年，秋。
这天在谈及司法问题的时候，太宗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古语曰“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曰：“一年中两次大赦，会使善良的人哑口失言。”如果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会使善良的人遭殃，所以自朕即位以来，不想过多地宽赦，唯恐使小人恃之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依此可见，太宗对无原则“宽赦罪犯”的害处是“明知”的，可在行为上他却“故犯”。且不说他在位23年，就实行各种名目的宽赦多达23次，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此“数赦”之外，又在贞观六年冬搞了一次“纵囚”之举：
太宗亲自过录监狱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人，内心怜悯他们，就决定放他们回家，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结果这次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共390人，在没有监管的状况下，都按期回到狱中，没有一个逃亡。于是，太宗把他们全部大赦。
如果说依照法令的基本原则，举行的各种“赦”还算是名正言顺的话，那么，这个“纵囚”，却完全是出于太宗心血来潮的一次“拍脑袋”行为。其影响比“数赦”结果更坏。我们知道，太宗十分重视死刑的判决，曾制定“三审”复核制，这里的390人，肯定都是“十恶不赦”的、且经过严格司法程序审定的死刑犯，“决无可放之理”。而今只皇上一句话便将原案判决推翻否定，岂不是把法律当儿戏吗？
真假“吞蝗”秀
贞观二年，夏。
京城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有一天，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便拾起几只在手，祷祝道：“百姓视谷子（粟）如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现在如果要吃的话，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吧!”说罢，举起手中的蝗虫即欲吞掉。身边的臣僚们劝谏道：“吃脏东西是会得病的。”太宗却无畏地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回避疾病呢？”于是吞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太宗“吞蝗”一事，历来有贬无褒。其有清代学人林云铭在《古文析义》中所剖甚为透彻：“余尝谓，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其可吞者？或用纸草剪作蝗形。掇而视之，以愚左右耳目耳。”不过林先生又宽解地说：“但帝王好名，便是可与为善处，即置之不论可也。”又有丁启阵教授在《国家历史》一文中直言：我估计，唐太宗先是做过咨询的，知道刺身蚂蚱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身边那些大臣也未必都不知道蝗虫无害于太宗龙体，他们也许假装不知道，以便表忠心，以便衬托太宗体恤万民的菩萨心肠。
其实，真吞也好，假吞也罢，可笑的是他们俨然一副虽作秀而十分逼真状。尤其末一句“是岁，蝗不为灾”，露出一副十足的阿谀嘴脸，由此使人想到，在武则天时代宰相宋璟为了灭蝗，挖坑布火，引蝗焚身，才真正使“蝗不为灾”的故事，与太宗两相比照，不是可以真假自辨了吗？
奴告主者杀
贞观二年，冬。
有一天，太宗召集负责国家安全的大臣们说：“近来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情况，我认为这里面有问题。试想，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同伙，他们之间一定保密得十分严紧，还时时担心会暴露，怎么会让这些奴才下人知道而去举报主子呢？所以，从今以后，凡有奴婢告发其主子谋反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不知太宗发出如此违背常识的命令，所为何事而起。但他最少应该知道，谋反者可以隐瞒朝廷甚至同伙，却瞒不过身边的人。这些“下人”、“奴婢”往往是泄露玄机的“孔道”，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也。比如西施，比如貂蝉等等。此类事例，俯拾即是。单说太宗自己所经历的“玄武门之变”中出现的宫女“张婕妤”即可足证：
当时，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日那天，秦王李世民上表面告其父：太子李建成同齐王李元吉要加害自己，“我可能要冤死地下矣”。李渊当即决定，明天一定认真处理这件事，并嘱咐李世民次日早点上朝。可恰巧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后宫奴婢“张婕妤”，她暗中得知李世民初三日上表的情况，遂连夜告发到太子李建成那儿。于是，李建成马上伙同李元吉结兵以待，双方还没能来到其父李渊面前“谈判”，就相互厮杀起来。虽然，李世民终于杀死兄与弟，得到王位，却也留下了千秋万代的恶名。倘若不是这位张婕妤在中间起作用，使李渊能够“和平解决”他们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可能唐代历史当是另一番面貌。依此可见，太宗所谓的“奴婢下人不可能知道主子们的大事”的武断之言，岂不是很荒谬吗？
赏功不罚过
贞观三年，秋。
御史大夫萧璃弹劾李靖，在大破突厥可汗颉利大帐时，由于治军没法度，把人家的珍奇宝物，抢掠一空。所以请求把李靖交司法部门调查审理。太宗表态说赦免他吧，不用弹劾。等到李靖觐见，太宗对其大加责备一番，而李靖也连连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有功劳朝廷不加赏赐，后来因罪却遭致杀戮，朕则不这样处理，记录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反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还赐给绢一千匹，又加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500户。不久太宗还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今朕已经醒悟，你不要放在心上。”又赐绢一千匹。
太宗的言行，真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其一，赏功罚过，天经地义。如果说前隋只罚过不赏功，是不公平。那么你唐太宗只赏功不罚过，同样是不公平。其二，太宗对李“大加指责”，李又“磕头谢罪”，证明萧璃所奏属实，作为上级领导且又是最高领导人，对当事人怎么能讲萧背后说你的坏话呢？这样做岂不是既违背客观事实，又在挑拨萧、李二位同事之间的矛盾吗？
反复又无常
贞观五年，秋。
太宗命人修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还打算修筑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谏阻，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若这类大型楼堂馆舍营造不已，劳力和财政的大量耗费，恐怕百姓难以承受”。太宗听奏后称赞道：“戴胄与我并非亲近，他只是以忠诚正直，体谅国家和百姓；又能够知无不言，应该厚加官爵，予以奖励。”但是，过不多久，太宗还是命令大匠窦琎修筑洛阳宫。窦琎只得遵命开凿池榭，构筑山林，雕饰华贵奢靡。可是刚建好，太宗又迅疾下令毁掉，还罢免了窦琎的官职。
一代明君唐太宗真会做出这样反复无常的混账事吗？不是拿人民血汗和国家财产开玩笑吗？然则，不仅《资治通鉴》，还有新、旧唐史均有载录，至于野史杂记就更不用讲了。无怪乎，唐太宗在历史上被称为“好名皇帝”、“作秀皇帝”，真是“好”、“作”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唉，这个唐太宗，真不知道让人说他什么好。
肃贪之“怪招”
贞观六年，春。
右骁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不久这个受贿问题暴露并被举报给太宗，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朕与他共享国家府库的资财，可他居然如此贪婪。”太宗说罢话，仍以其曾有功于大唐，不仅不予以惩罚，反而在朝廷上赏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当时，有大理寺少卿提出反对意见说：“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为什么还要赐给他绢帛呢？”太宗听罢，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如果长孙顺德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他的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惩罚；如果他不知羞耻，则不过如一个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此间，英明的唐太宗居然将法律惩治与道德自律混为一谈，甚而用道德说教取代法律处罚，反而去“奖励”贪污受贿之徒，此言此行确为亘古未闻的肃贪“怪招”。至于，他的这个“怪招”效果如何，司马光未加续说，我们也不必妄加猜测。不过，只要看看而今眼目下，层出不穷的种种贪污受贿腐败案件的行状，即可断言：唐太宗“此招”不灵，“此言”差矣，目的还是为了博得一个宽仁“好名”，却枉顾了国家的法律法规。
守法失信论
贞观元年，春。
太宗认为原任兵部郎中之职的戴胄为官清正耿直堪当重用，就提升他为大理寺（检察院）少卿，从事执法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有许多官员弄虚作假，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很生气，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这时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为由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面对暴怒的太宗，沉静地回答道：“杀他们的敕令出于你作为君王一时的喜怒变化，而法令则是国家诏示天下诚信的规制。但是现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当以法令为裁断，这样才是忍住一时之怒而昭示天下诚信的处理方法。”在戴胄的坚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这里，唐太宗提出的是一个悖论：所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当是维护皇上的威严与信誉，怎么能反过来说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杀掉这些不该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明知却故犯
贞观元年，秋。
这天在谈及司法问题的时候，太宗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古语曰“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曰：“一年中两次大赦，会使善良的人哑口失言。”如果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会使善良的人遭殃，所以自朕即位以来，不想过多地宽赦，唯恐使小人恃之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依此可见，太宗对无原则“宽赦罪犯”的害处是“明知”的，可在行为上他却“故犯”。且不说他在位23年，就实行各种名目的宽赦多达23次，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此“数赦”之外，又在贞观六年冬搞了一次“纵囚”之举：
太宗亲自过录监狱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人，内心怜悯他们，就决定放他们回家，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结果这次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共390人，在没有监管的状况下，都按期回到狱中，没有一个逃亡。于是，太宗把他们全部大赦。
如果说依照法令的基本原则，举行的各种“赦”还算是名正言顺的话，那么，这个“纵囚”，却完全是出于太宗心血来潮的一次“拍脑袋”行为。其影响比“数赦”结果更坏。我们知道，太宗十分重视死刑的判决，曾制定“三审”复核制，这里的390人，肯定都是“十恶不赦”的、且经过严格司法程序审定的死刑犯，“决无可放之理”。而今只皇上一句话便将原案判决推翻否定，岂不是把法律当儿戏吗？
真假“吞蝗”秀
贞观二年，夏。
京城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有一天，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便拾起几只在手，祷祝道：“百姓视谷子（粟）如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现在如果要吃的话，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吧!”说罢，举起手中的蝗虫即欲吞掉。身边的臣僚们劝谏道：“吃脏东西是会得病的。”太宗却无畏地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回避疾病呢？”于是吞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太宗“吞蝗”一事，历来有贬无褒。其有清代学人林云铭在《古文析义》中所剖甚为透彻：“余尝谓，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其可吞者？或用纸草剪作蝗形。掇而视之，以愚左右耳目耳。”不过林先生又宽解地说：“但帝王好名，便是可与为善处，即置之不论可也。”又有丁启阵教授在《国家历史》一文中直言：我估计，唐太宗先是做过咨询的，知道刺身蚂蚱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身边那些大臣也未必都不知道蝗虫无害于太宗龙体，他们也许假装不知道，以便表忠心，以便衬托太宗体恤万民的菩萨心肠。
其实，真吞也好，假吞也罢，可笑的是他们俨然一副虽作秀而十分逼真状。尤其末一句“是岁，蝗不为灾”，露出一副十足的阿谀嘴脸，由此使人想到，在武则天时代宰相宋璟为了灭蝗，挖坑布火，引蝗焚身，才真正使“蝗不为灾”的故事，与太宗两相比照，不是可以真假自辨了吗？
奴告主者杀
贞观二年，冬。
有一天，太宗召集负责国家安全的大臣们说：“近来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情况，我认为这里面有问题。试想，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同伙，他们之间一定保密得十分严紧，还时时担心会暴露，怎么会让这些奴才下人知道而去举报主子呢？所以，从今以后，凡有奴婢告发其主子谋反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不知太宗发出如此违背常识的命令，所为何事而起。但他最少应该知道，谋反者可以隐瞒朝廷甚至同伙，却瞒不过身边的人。这些“下人”、“奴婢”往往是泄露玄机的“孔道”，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也。比如西施，比如貂蝉等等。此类事例，俯拾即是。单说太宗自己所经历的“玄武门之变”中出现的宫女“张婕妤”即可足证：
当时，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日那天，秦王李世民上表面告其父：太子李建成同齐王李元吉要加害自己，“我可能要冤死地下矣”。李渊当即决定，明天一定认真处理这件事，并嘱咐李世民次日早点上朝。可恰巧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后宫奴婢“张婕妤”，她暗中得知李世民初三日上表的情况，遂连夜告发到太子李建成那儿。于是，李建成马上伙同李元吉结兵以待，双方还没能来到其父李渊面前“谈判”，就相互厮杀起来。虽然，李世民终于杀死兄与弟，得到王位，却也留下了千秋万代的恶名。倘若不是这位张婕妤在中间起作用，使李渊能够“和平解决”他们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可能唐代历史当是另一番面貌。依此可见，太宗所谓的“奴婢下人不可能知道主子们的大事”的武断之言，岂不是很荒谬吗？
赏功不罚过
贞观三年，秋。
御史大夫萧璃弹劾李靖，在大破突厥可汗颉利大帐时，由于治军没法度，把人家的珍奇宝物，抢掠一空。所以请求把李靖交司法部门调查审理。太宗表态说赦免他吧，不用弹劾。等到李靖觐见，太宗对其大加责备一番，而李靖也连连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有功劳朝廷不加赏赐，后来因罪却遭致杀戮，朕则不这样处理，记录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反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还赐给绢一千匹，又加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500户。不久太宗还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今朕已经醒悟，你不要放在心上。”又赐绢一千匹。
太宗的言行，真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其一，赏功罚过，天经地义。如果说前隋只罚过不赏功，是不公平。那么你唐太宗只赏功不罚过，同样是不公平。其二，太宗对李“大加指责”，李又“磕头谢罪”，证明萧璃所奏属实，作为上级领导且又是最高领导人，对当事人怎么能讲萧背后说你的坏话呢？这样做岂不是既违背客观事实，又在挑拨萧、李二位同事之间的矛盾吗？
反复又无常
贞观五年，秋。
太宗命人修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还打算修筑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谏阻，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若这类大型楼堂馆舍营造不已，劳力和财政的大量耗费，恐怕百姓难以承受”。太宗听奏后称赞道：“戴胄与我并非亲近，他只是以忠诚正直，体谅国家和百姓；又能够知无不言，应该厚加官爵，予以奖励。”但是，过不多久，太宗还是命令大匠窦琎修筑洛阳宫。窦琎只得遵命开凿池榭，构筑山林，雕饰华贵奢靡。可是刚建好，太宗又迅疾下令毁掉，还罢免了窦琎的官职。
一代明君唐太宗真会做出这样反复无常的混账事吗？不是拿人民血汗和国家财产开玩笑吗？然则，不仅《资治通鉴》，还有新、旧唐史均有载录，至于野史杂记就更不用讲了。无怪乎，唐太宗在历史上被称为“好名皇帝”、“作秀皇帝”，真是“好”、“作”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唉，这个唐太宗，真不知道让人说他什么好。
肃贪之“怪招”
贞观六年，春。
右骁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不久这个受贿问题暴露并被举报给太宗，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朕与他共享国家府库的资财，可他居然如此贪婪。”太宗说罢话，仍以其曾有功于大唐，不仅不予以惩罚，反而在朝廷上赏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当时，有大理寺少卿提出反对意见说：“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为什么还要赐给他绢帛呢？”太宗听罢，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如果长孙顺德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他的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惩罚；如果他不知羞耻，则不过如一个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此间，英明的唐太宗居然将法律惩治与道德自律混为一谈，甚而用道德说教取代法律处罚，反而去“奖励”贪污受贿之徒，此言此行确为亘古未闻的肃贪“怪招”。至于，他的这个“怪招”效果如何，司马光未加续说，我们也不必妄加猜测。不过，只要看看而今眼目下，层出不穷的种种贪污受贿腐败案件的行状，即可断言：唐太宗“此招”不灵，“此言”差矣，目的还是为了博得一个宽仁“好名”，却枉顾了国家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