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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从猜想变成现实。
马力国务院参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国务院参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长期从事国家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改革发展的战略、政策、对策研究和政策咨询等工作。她曾组织及主笔《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近日，马力参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我国人口发展阶段以及相应人口政策制定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发展相继经历了生存型、增长型和发展型三个阶段，既有连续性又有变革性。”马力说。
生存型阶段主要为1949年—1978年。这个阶段，我国产生了两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由于生活和医疗水平大幅提高，出现第一次出生高峰，出生人口达1.87亿;1962—1973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后补偿性生育和自我生育行为，出现第二次出生高峰，出生人口超过2亿。
增长型阶段主要为1979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由于農村生育政策的调整和生育梯度周期性的影响，出现1985-1992年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超过1亿。但人口发展目标逐渐增加，除控制人口数量外，开始关注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探索人口发展的规律和人口计生工作的转变。
发展型阶段主要是自2001年以来。国际社会以“合作共赢”为主流，国内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此时主要从“发展”角度考虑人口问题，推动人口自身及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成为核心任务。这一阶段，人口发展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低生育水平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人口发展的常态，人口政策将相应调整。我国于2001年、2013年、2015年相继推出“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的政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政策，属基本国策。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需在全方位评估论证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同时，需经国家最高决策层及全国人大最终决定。”马力介绍说。
从人口发展三个阶段来看，我国人口政策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一刀切”。
我国国情复杂，城乡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生育水平差距较大，生育政策的重点有所不同。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既有一孩，也有一孩半（即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的，可以生二胎）、两孩，还有三孩以上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国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30年努力，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共同创造了人口有效控制和经济快速发展‘两大奇迹’，推动我国发展的跨越。”马力总结说。
她解释称，改革开放前30年，人口发展经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总和生育率达5.8，人口增加4.3亿;改革开放后3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在人口基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人口仅增加3.7亿。前30年的“高出生率”，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丰沛劳动力且持续供给的人口优势;后30年的“低出生率”，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少儿抚养比大幅降低且财富积累大幅提高的人口优势，两个人口优势于1980年相互叠加，为改革开放迎来了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对经济增长贡献高达27% 的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已进入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时期，进入全要素融合发展的新阶段，由跳出“低收入陷阱”解决温饱的“短缺经济”时代转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转型经济”时代。“中国人口发展也进入重大转折期。虽然目前我国人口规模仍居世界之首，未来还要继续增长10年，净增约5000万，但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由以‘数量’为主转为以‘结构’为主，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在深度、广度上都发生了重大转变。”马力说。
她分析，一是人口转变带来人口再生产方式转折。由国家生育计划转向家庭自主决定生育行为，政府行政干预转向服务家庭、间接对生育决策进行调节。二是劳动供需变化带来经济社会驱动模式转折。通过提升教育等附着在人身上的资本，变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的驱动模式，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崛起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折。以创新与资本、技术结合为主要生产模式，促进“橄榄型”社会格局形成，构建消费社会。四是人口城乡变动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转折。实现城乡二元向一元结构的重大社会变迁，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阶段过渡到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阶段，人口城镇化由效益向公平转变。五是人口老龄化带动经济社会运行形态转折。构建老龄社会新的经济社会形态，推动生产性老龄化发展，实现财富持续积累和释放。
马力表示，面对出生率逐渐降低，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呈现劳动力供给下降，老年人口负担增加，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发展动力”“抚养负担”两大难题。制定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转换发展动力”，人力资本驱动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力资本，以人力资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降低抚养负担”，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继续调整完善人口和生育政策，转换一次人口红利，培育人才红利，挖掘二次人口、人才红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参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长期从事国家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改革发展的战略、政策、对策研究和政策咨询等工作。她曾组织及主笔《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近日，马力参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我国人口发展阶段以及相应人口政策制定的情况。
人口发展三阶段：生存型、增长型和发展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发展相继经历了生存型、增长型和发展型三个阶段，既有连续性又有变革性。”马力说。
生存型阶段主要为1949年—1978年。这个阶段，我国产生了两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由于生活和医疗水平大幅提高，出现第一次出生高峰，出生人口达1.87亿;1962—1973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后补偿性生育和自我生育行为，出现第二次出生高峰，出生人口超过2亿。
增长型阶段主要为1979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由于農村生育政策的调整和生育梯度周期性的影响，出现1985-1992年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超过1亿。但人口发展目标逐渐增加，除控制人口数量外，开始关注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探索人口发展的规律和人口计生工作的转变。
发展型阶段主要是自2001年以来。国际社会以“合作共赢”为主流，国内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此时主要从“发展”角度考虑人口问题，推动人口自身及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成为核心任务。这一阶段，人口发展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低生育水平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人口发展的常态，人口政策将相应调整。我国于2001年、2013年、2015年相继推出“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的政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政策，属基本国策。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需在全方位评估论证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同时，需经国家最高决策层及全国人大最终决定。”马力介绍说。
从人口发展三个阶段来看，我国人口政策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一刀切”。
我国国情复杂，城乡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生育水平差距较大，生育政策的重点有所不同。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既有一孩，也有一孩半（即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的，可以生二胎）、两孩，还有三孩以上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国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30年努力，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共同创造了人口有效控制和经济快速发展‘两大奇迹’，推动我国发展的跨越。”马力总结说。
她解释称，改革开放前30年，人口发展经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总和生育率达5.8，人口增加4.3亿;改革开放后3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在人口基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人口仅增加3.7亿。前30年的“高出生率”，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丰沛劳动力且持续供给的人口优势;后30年的“低出生率”，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少儿抚养比大幅降低且财富积累大幅提高的人口优势，两个人口优势于1980年相互叠加，为改革开放迎来了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对经济增长贡献高达27% 的人口红利。
人口发展新阶段：由以数量为主转向以结构为主
目前，中国已进入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时期，进入全要素融合发展的新阶段，由跳出“低收入陷阱”解决温饱的“短缺经济”时代转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转型经济”时代。“中国人口发展也进入重大转折期。虽然目前我国人口规模仍居世界之首，未来还要继续增长10年，净增约5000万，但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由以‘数量’为主转为以‘结构’为主，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在深度、广度上都发生了重大转变。”马力说。
她分析，一是人口转变带来人口再生产方式转折。由国家生育计划转向家庭自主决定生育行为，政府行政干预转向服务家庭、间接对生育决策进行调节。二是劳动供需变化带来经济社会驱动模式转折。通过提升教育等附着在人身上的资本，变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的驱动模式，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崛起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折。以创新与资本、技术结合为主要生产模式，促进“橄榄型”社会格局形成，构建消费社会。四是人口城乡变动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转折。实现城乡二元向一元结构的重大社会变迁，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阶段过渡到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阶段，人口城镇化由效益向公平转变。五是人口老龄化带动经济社会运行形态转折。构建老龄社会新的经济社会形态，推动生产性老龄化发展，实现财富持续积累和释放。
马力表示，面对出生率逐渐降低，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呈现劳动力供给下降，老年人口负担增加，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发展动力”“抚养负担”两大难题。制定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转换发展动力”，人力资本驱动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力资本，以人力资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降低抚养负担”，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继续调整完善人口和生育政策，转换一次人口红利，培育人才红利，挖掘二次人口、人才红利，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