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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俄两国自转轨以来，在政治上都进行了政党制度的改革，两者在改革的对象、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性质以及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各有异同，但两者在政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中取得的一些成效表明，一国政党制度建设一定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才具有生命力。
关键词： 中国； 俄国； 政党制度； 改革
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3-0077-04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Reform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ANG Xiao-yong
(Dep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they both have carried on reforms of the Party systems. On the reform object, contents, nature and other problems, they respectively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However, the achievements they’ve made in thei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building of Party system must fit in with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otherwise it’ll lose vitality.
Key words: China; Russia; Party system; reform
转轨以前，中国和前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两国传统体制的弊端也基本相同。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在近30年中，都力图对本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而政党制度的改革无疑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因为，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代民主完全是建立在政党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认为没有政治党派也能够实现民主，那不是幻想就是虚伪。”[1]在民主社会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民意。而民意表达以及把分散的民意整合起来的工具就是政党。政党的本质虽是其阶级性，但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政党这一组织的一般形式，都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或者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纽带，各个政党都不断试图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党的公民支持率，从而获得执政权或者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权，影响本国政治。而调节各政党所有行为规范以及各政党之间关系的所有准则就是政党制度。所以说，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机制之一。通过对中俄政党制度改革的比较，有助于我国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两国政党制度改革针对的问题之比较
两国政党制度改革针对的问题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改革时两国集权体制的状况却有着较大差异。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集权体制更加僵化，缺乏弹性。这是因为俄罗斯面临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虽然从斯大林去世之后的30年间，历经赫鲁晓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调整，但并没有实现重大突破和模式转换，相反，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日益尖锐，体制逐步失去弹性，并且不断僵硬化。因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该体制的重大改革势在必行。由于戈尔巴乔夫认为旧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必须下猛药以根治。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手段，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一步步地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了全面彻底“改革”。一方面由于旧体制过于僵化，对于新的改革措施完全不适应，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改革措施也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不仅没有医治好旧体制的毛病，反而诱发了原来蕴藏在前苏联社会内部、多年积累下来了一系列问题的爆发，使苏联社会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终于爆发了“819”事变。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则迅速扩大对联盟中央的影响和控制，制约苏联总统的权限，取消原来的内阁，建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负责联盟的经济事务，许多中央部门遭到解散或划归俄罗斯政府管理。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日益强烈。1991年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脱离苏联独立，成为联盟国家瓦解的第一个突破口。12月7日，人口和经济实力在苏联占第二位的乌克兰，在经过全民投票后宣布独立，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原苏联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集会，共同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文件，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有着69年历史的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政党制度改革是在旧的集权体制被全社会抛弃，突然崩溃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中国政党制度改革所针对的问题也是集权体制。该体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从苏联搬用过来。该体制虽然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危害，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虽然历经十年动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集权体制依然在全党、全社会有着极大的认同感，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党、全社会有着极高的政治威望。十年动乱以后，许多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动乱再次发生，怎样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 333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问题，主要是指具体政治制度的问题，亦即政治体制问题。他告诉我们，不能把国家长治之安的希望寄托于好人身上，寄托于领导者的开明上，而是要大力建设一套能够制止好人、开明的领导者犯错误的政治体制。良好健全的政治体制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政党制度的改革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两国政党制度改革进程与性质之比较
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转向西方式的多党制，经历了一个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改革开放中是一个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
俄罗斯的多党制脱胎于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之中。1990年3月召开的前苏联第3次非例行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苏联宪法，正式取消了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承认了多党制的合法性。一时间，仅在俄罗斯就出现了250—300个政党和政党性组织。但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却未能同步成熟起来。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是围绕领袖个人建立、发展、改组或消亡，没有建立和健全的基层组织，多数政党不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而是密切联系地方利益集团、寡头集团，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派系色彩，从而成为少数权贵精英的代表，在争夺政权过程中，相互倾轧，不讲规则，缺乏妥协精神，根本无法形成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这种政党政治虽然从形式上已是多党制，似乎优于无党制或一党专制，但由于其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较低，不能有效地整合民意，根本无法支撑现行政权和体制的正常运转，阻碍甚至破坏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就试图重建俄罗斯政党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首先确立了建立“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的目标，然后通过了《政党法》等多种法律，不断以立法手段规范政党的行为，调控政党的发展。[3]《政党法》规定：每个政党党员数量不得少于1万人，在半数以上的联邦主体中应有不少于100名党员的地区分支机构。这就迫使一批中小政党为了生存下去，要么加入实力雄厚的政党，要么相互之间不得不进行合并，从而促进了以“团结党”、“祖国”运动、“全俄罗斯”运动为主的中派力量的联合，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多数，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左派和右派，俄罗斯的政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普京借助中派，以“团结党”为依托培育政权党，使政权党成为现政权巩固的阶级基础，所谓“政权党”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党，是当权者的依靠力量，其本身并不直接执掌政权，而是通过其议员在议会中的表决使总统的决定合法化，并在其他政权机关中通过本党党员的活动贯彻当权者的意志。在普京的强力推动，以及政党与社会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多重因素互动之下，形成了政权党一党独大的政党结构。俄罗斯特色的多党制已初步建立，其特点是俄罗斯政权党作为中派政党，政治纲领“左顾右盼”，具有一定的整合性，拥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支持，随着群众基础的不断扩大与巩固，对当权者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与政府的关系逐渐由支持者和表达者而转为监督者，与此同时，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逐步放弃了极端主义立场，逐渐养成了遵守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习惯，成为了体制内的反对党，并且对政权党已经发挥了监督制约的作用，基本形成了共同参政、互相监督的民主的政党政治。
与俄罗斯多党制度建立的曲折过程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要顺利得多。1978年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及这次会议上制定的新的政协章程，是政治协商制度得以重建的标志。1979年10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205 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原则基础。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首次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在1993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载入宪法，使得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江泽民提出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是：“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这一论述为正确认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提供了判断的基本依据，也为下一步政治协商实践提供了制度化的衡量标准。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年5号文件）。该文件总结了15年来的成功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同时努力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明确了政治协商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文件还对政治协商的准备、过程、反馈三个阶段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从而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具有可操作性。
通过以上中俄政党制度发展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产生与发展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同时加上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力推动的结果，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特点是制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俄罗斯政党制度产生与发展是基于前苏联突然解体的因素，同时加上叶利钦、普京等政治权威人物意志力的产物，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转向西方式的多党制，其性质是根本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其特点是断裂性与动荡性。当然，两国政党制度改革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政治现象和政党概念，这些政党概念丰富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内涵，如中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则是法定的“执政党”，并无“反对党”概念，而是相应地把非执政的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参政党”，而俄罗斯虽然存在“政权党”，则没有法定的“执政党”。[5]
三、当前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在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之比较
当前，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就俄罗斯而言，政党制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虽然俄罗斯特色的多党制已初步建立，形成了以政权党为中心的多党政治，但政党依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配角”的角色。俄政党体制被称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人们对政党的支持远远落后于总统、杜马、总理甚至联邦委员会。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国家将每票补助5卢布。2008年再次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又将国家对每票的补助提高到了20卢布。[6]这些法规固然有助于政党经费的筹措，但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从而成为政权的附庸，甚至是某些领袖人物的附庸。目前，普京不断暗示有可能参加2012年俄罗斯总统竞选，俄罗斯现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内的大佬们都纷纷表示支持普京竞选总统。与其说是统一俄罗斯党支持普京，不如说统一俄罗斯党更需要普京的支持。因为普京在他执政的8年（2000—2008）时间里，他的威信呈不断上升之势，支持率在1999年8月只有31%，但11月时已达80%，从那以后再没有跌过65%。列瓦达分析中心在2007年12月7日-10日所做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率又创新高，达到87%。2011年3月24日俄罗斯列瓦达中心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因民众感到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普京的支持率虽然降至2005年年中以来的最低点，但普京依然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其支持率仍达到69%。
中国政党制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一体制还存在诸多急需完善之处。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对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具体程序目前都是以党的政策与政协文件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上升到法制化层面。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有必要把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法制化，外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形式，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法》以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条例》、《民主监督规程》、《政协委员推选条例》、《政协委员权利保障条例》等配套的法律法规。通过专门、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以有效增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才真正有可能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在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化设计中，还存在不少难点。比如“互相监督”的方针如何具体落实，一般来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并且所掌握的资源，对民主党派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中国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比较容易，而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则相对要困难得多。仅仅依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要求，是无法根本保证监督的有效性，从而不利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
从以上中俄两国政党制度改革的比较当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能促进和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取得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考察其是否具有合理性、优越性的重要标志。衡量政党制度成功与否不是看它从理论上说的民主程度如何，而应当看它在实践中的作用。”[8]由此引申出：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应当立足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特性的民主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0.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3]刘淑春，等.当代俄罗斯政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6.
[4]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 12-04.
[5]周淑真.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之比较[J].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2008，（4）.
[6]刘俊燕,孙晓华.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 化[J].当代世界，2009，（6）.
[7]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37.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关键词： 中国； 俄国； 政党制度； 改革
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3-0077-04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Reform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ANG Xiao-yong
(Dep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they both have carried on reforms of the Party systems. On the reform object, contents, nature and other problems, they respectively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However, the achievements they’ve made in thei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building of Party system must fit in with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otherwise it’ll lose vitality.
Key words: China; Russia; Party system; reform
转轨以前，中国和前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两国传统体制的弊端也基本相同。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在近30年中，都力图对本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而政党制度的改革无疑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因为，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代民主完全是建立在政党上的；民主原则应用得越彻底，政党就越重要。认为没有政治党派也能够实现民主，那不是幻想就是虚伪。”[1]在民主社会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民意。而民意表达以及把分散的民意整合起来的工具就是政党。政党的本质虽是其阶级性，但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政党这一组织的一般形式，都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或者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纽带，各个政党都不断试图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党的公民支持率，从而获得执政权或者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权，影响本国政治。而调节各政党所有行为规范以及各政党之间关系的所有准则就是政党制度。所以说，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机制之一。通过对中俄政党制度改革的比较，有助于我国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两国政党制度改革针对的问题之比较
两国政党制度改革针对的问题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改革时两国集权体制的状况却有着较大差异。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集权体制更加僵化，缺乏弹性。这是因为俄罗斯面临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虽然从斯大林去世之后的30年间，历经赫鲁晓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的调整，但并没有实现重大突破和模式转换，相反，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日益尖锐，体制逐步失去弹性，并且不断僵硬化。因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该体制的重大改革势在必行。由于戈尔巴乔夫认为旧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必须下猛药以根治。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手段，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一步步地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了全面彻底“改革”。一方面由于旧体制过于僵化，对于新的改革措施完全不适应，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改革措施也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不仅没有医治好旧体制的毛病，反而诱发了原来蕴藏在前苏联社会内部、多年积累下来了一系列问题的爆发，使苏联社会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终于爆发了“819”事变。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则迅速扩大对联盟中央的影响和控制，制约苏联总统的权限，取消原来的内阁，建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负责联盟的经济事务，许多中央部门遭到解散或划归俄罗斯政府管理。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日益强烈。1991年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脱离苏联独立，成为联盟国家瓦解的第一个突破口。12月7日，人口和经济实力在苏联占第二位的乌克兰，在经过全民投票后宣布独立，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原苏联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集会，共同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文件，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有着69年历史的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政党制度改革是在旧的集权体制被全社会抛弃，突然崩溃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中国政党制度改革所针对的问题也是集权体制。该体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从苏联搬用过来。该体制虽然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危害，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虽然历经十年动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集权体制依然在全党、全社会有着极大的认同感，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党、全社会有着极高的政治威望。十年动乱以后，许多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动乱再次发生，怎样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 333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问题，主要是指具体政治制度的问题，亦即政治体制问题。他告诉我们，不能把国家长治之安的希望寄托于好人身上，寄托于领导者的开明上，而是要大力建设一套能够制止好人、开明的领导者犯错误的政治体制。良好健全的政治体制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政党制度的改革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两国政党制度改革进程与性质之比较
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转向西方式的多党制，经历了一个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改革开放中是一个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
俄罗斯的多党制脱胎于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之中。1990年3月召开的前苏联第3次非例行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苏联宪法，正式取消了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承认了多党制的合法性。一时间，仅在俄罗斯就出现了250—300个政党和政党性组织。但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却未能同步成熟起来。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是围绕领袖个人建立、发展、改组或消亡，没有建立和健全的基层组织，多数政党不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而是密切联系地方利益集团、寡头集团，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派系色彩，从而成为少数权贵精英的代表，在争夺政权过程中，相互倾轧，不讲规则，缺乏妥协精神，根本无法形成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这种政党政治虽然从形式上已是多党制，似乎优于无党制或一党专制，但由于其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较低，不能有效地整合民意，根本无法支撑现行政权和体制的正常运转，阻碍甚至破坏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就试图重建俄罗斯政党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首先确立了建立“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的目标，然后通过了《政党法》等多种法律，不断以立法手段规范政党的行为，调控政党的发展。[3]《政党法》规定：每个政党党员数量不得少于1万人，在半数以上的联邦主体中应有不少于100名党员的地区分支机构。这就迫使一批中小政党为了生存下去，要么加入实力雄厚的政党，要么相互之间不得不进行合并，从而促进了以“团结党”、“祖国”运动、“全俄罗斯”运动为主的中派力量的联合，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多数，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左派和右派，俄罗斯的政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普京借助中派，以“团结党”为依托培育政权党，使政权党成为现政权巩固的阶级基础，所谓“政权党”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党，是当权者的依靠力量，其本身并不直接执掌政权，而是通过其议员在议会中的表决使总统的决定合法化，并在其他政权机关中通过本党党员的活动贯彻当权者的意志。在普京的强力推动，以及政党与社会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多重因素互动之下，形成了政权党一党独大的政党结构。俄罗斯特色的多党制已初步建立，其特点是俄罗斯政权党作为中派政党，政治纲领“左顾右盼”，具有一定的整合性，拥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支持，随着群众基础的不断扩大与巩固，对当权者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与政府的关系逐渐由支持者和表达者而转为监督者，与此同时，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逐步放弃了极端主义立场，逐渐养成了遵守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习惯，成为了体制内的反对党，并且对政权党已经发挥了监督制约的作用，基本形成了共同参政、互相监督的民主的政党政治。
与俄罗斯多党制度建立的曲折过程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要顺利得多。1978年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及这次会议上制定的新的政协章程，是政治协商制度得以重建的标志。1979年10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205 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原则基础。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首次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在1993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载入宪法，使得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江泽民提出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是：“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这一论述为正确认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提供了判断的基本依据，也为下一步政治协商实践提供了制度化的衡量标准。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年5号文件）。该文件总结了15年来的成功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同时努力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明确了政治协商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文件还对政治协商的准备、过程、反馈三个阶段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从而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具有可操作性。
通过以上中俄政党制度发展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产生与发展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同时加上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力推动的结果，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特点是制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俄罗斯政党制度产生与发展是基于前苏联突然解体的因素，同时加上叶利钦、普京等政治权威人物意志力的产物，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转向西方式的多党制，其性质是根本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其特点是断裂性与动荡性。当然，两国政党制度改革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政治现象和政党概念，这些政党概念丰富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内涵，如中国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则是法定的“执政党”，并无“反对党”概念，而是相应地把非执政的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参政党”，而俄罗斯虽然存在“政权党”，则没有法定的“执政党”。[5]
三、当前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在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之比较
当前，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就俄罗斯而言，政党制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虽然俄罗斯特色的多党制已初步建立，形成了以政权党为中心的多党政治，但政党依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配角”的角色。俄政党体制被称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人们对政党的支持远远落后于总统、杜马、总理甚至联邦委员会。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国家将每票补助5卢布。2008年再次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又将国家对每票的补助提高到了20卢布。[6]这些法规固然有助于政党经费的筹措，但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从而成为政权的附庸，甚至是某些领袖人物的附庸。目前，普京不断暗示有可能参加2012年俄罗斯总统竞选，俄罗斯现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内的大佬们都纷纷表示支持普京竞选总统。与其说是统一俄罗斯党支持普京，不如说统一俄罗斯党更需要普京的支持。因为普京在他执政的8年（2000—2008）时间里，他的威信呈不断上升之势，支持率在1999年8月只有31%，但11月时已达80%，从那以后再没有跌过65%。列瓦达分析中心在2007年12月7日-10日所做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率又创新高，达到87%。2011年3月24日俄罗斯列瓦达中心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因民众感到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普京的支持率虽然降至2005年年中以来的最低点，但普京依然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其支持率仍达到69%。
中国政党制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一体制还存在诸多急需完善之处。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对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具体程序目前都是以党的政策与政协文件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上升到法制化层面。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有必要把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法制化，外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形式，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法》以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条例》、《民主监督规程》、《政协委员推选条例》、《政协委员权利保障条例》等配套的法律法规。通过专门、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以有效增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才真正有可能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在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化设计中，还存在不少难点。比如“互相监督”的方针如何具体落实，一般来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并且所掌握的资源，对民主党派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中国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比较容易，而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则相对要困难得多。仅仅依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要求，是无法根本保证监督的有效性，从而不利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
从以上中俄两国政党制度改革的比较当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能促进和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取得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考察其是否具有合理性、优越性的重要标志。衡量政党制度成功与否不是看它从理论上说的民主程度如何，而应当看它在实践中的作用。”[8]由此引申出：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应当立足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特性的民主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0.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3]刘淑春，等.当代俄罗斯政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6.
[4]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 12-04.
[5]周淑真.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之比较[J].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2008，（4）.
[6]刘俊燕,孙晓华.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 化[J].当代世界，2009，（6）.
[7]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37.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