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利马窦其人
利马窦(Mathew Ricci,1552～1610),号大西域山人,西泰,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塞拉塔城(Macerata)。从小就读教会学校,16岁进入罗马学院学习法律。1571年参加罗马耶稣会,继续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拉丁文、哲学、神学、数学、天文学等等,扎实的人文、自然知识为他后来入华传播西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82年参加赴中国的传教团来到澳门,后涉足韶关、南京、南昌和北京等地居留传教。从进入澳门算起,利马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个春秋。他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利马窦实在为明季沟通中西方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大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利马窦不仅是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也是西方全面研究中国的奠基人。"
二、利马窦的传教策略
利马窦到中国传教的历史背景正是16世纪的西欧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殖民主义势力向海外扩张的时期。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非洲、印度、南北美洲等陆续被欧洲所认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欧国家的殖民者和商人兴起了向海外扩张和掠夺的高潮。耶稣会为配合这一扩张活动而积极进行海外传教,以扩大势力并为殖民者服务。利马窦在此背景下被远派中国,其目的和任务是很明确的。当时明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统治者并不欢迎这些传教士,限制他们的种种传教活动。万历十四年,广东总督刘继文颁布了一道强制命令,要求把外国人从城内驱逐出境,遣返回国。一部分传教士要求"请遣派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以实力高强,不至于被中国军队所伤害为原则。此项军队,有自由进入中国及各省通过之权。如此既可尽震慑之能事,又可保障传教事业的安全。"他们还列了一项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攻打中国,并强调"若没有军队协助传教士,便一个人也不能劝化。" 以利马窦为首的另一些传教士则反对诉诸武功。他们认为"到中国传授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者其它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利玛窦意识到,要成功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入乡随俗, 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尤其是调和、会通基儒关系,对基督教做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礼俗和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他认为基督教与儒学总体上是相合的,可以做到基儒互补。
(一)物质上"迎合"
针对明人对异教的排斥心理,利马窦首先从改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开始进行物质层面上的包装。
1、习汉语,说汉话,着汉服。
"人们不难相信,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明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话。"于是他从1582年开始学习中文,不久就操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周旋应对各种场合,人们称"利子以旅人浮海而来,……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同时利马窦用高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讲解经书。明沈瓒在《近代丛残》中说到,利氏"自从中国来,请译字生,尽译中国字义,兼请五经师,讲明经旨,饮食居室交游等费亦不少,而不见缺乏人以此异之。"李贽在《续焚书》中也说, "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译,请明于四书理性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解说。"为区别蛮夷,利马窦所着眼的另一方面便是服饰。经历了在华传教近十年的艰辛后,他接受了士大夫朋友翟太素的建议,放弃憎侣装束,蓄发留须,改穿儒服,以缙绅自居,完成了传教士从"番憎"到"西儒"的形象转变。他在札记中记道:"离开韶州时,我为自己做了一件丝袍以备隆重的拜会之用,……那件隆重拜会用的丝袍是仿文人和达官们所穿的式样,……这样就赋予了我们大的希望。除此之外,我们决定废除憎侣的称呼……,在中国人眼中,这一名称就意味着和尚,但用在一种很低贱的意义上"。利马窦出访时穿丝服,戴儒帽,带两个佣人,并让仆人不再称他为神父,而改称"老爷"。在记载由"番憎"向"西儒"形象转换的原因时,他说:"留胡了并蓄长发, 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 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丝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
2、走上层路线,广交朋友
利马窦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官员都是从信奉儒教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视儒家为正统思想,要想传教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先得到统治人民的或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的官吏、知识分子的支持。"必须先得到皇室或其主要顾问官员的许可,否则不能进入内地。"故他念念不忘并孜孜不倦地做中国上层人物的交友工作,千方百计贿赂和结交地方官员,广交士大夫朋友。正如冯应京在《刻交友论》所说:"西泰子间关八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利马窦用世界地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地球仪、望远镜、油画、西洋琴、西洋图书等西方的科学技术、奇器、方物,吸引中国官吏,以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博取他们的欢心。通过这种策略,首先取得了所在地总督、巡抚、知府们的欢心和支持,使其先后在肇庆、韶关、南昌、南京等地居留传教,并终于在1601年(万历十九年)第二次进北京时,获得了向明朝皇帝呈现礼品的机会。他向皇帝敬献了圣像和天主经等西洋稀物,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兴趣,于是得到准予他留京传教的默许。以后葡萄牙殖民者和教会便不断派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
(二)精神上的"耶稣加孔子"合儒
要想全面推行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利马窦认识到,必须推行天主教儒化的理论和策略,必须在更深精神文化层面上,着手天主教儒学化的"耶稣加孔子" 的合儒尝试,在尽可能地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他用儒家经典解释或附会基督教义,撮合天学与儒学的一些内涵,求基督教和儒教的相通之处,架构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从而获取华人对"天学"文化认同感。
1、基督" 宗教伦理"与中国"世俗伦理"
利马窦将基督" 宗教伦理"与中国"世俗伦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儒家这一教派大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一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内在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
2、"天主"与"上帝"
利馬窦在研究儒家典籍的基础上,主动大胆地从观念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和调试,会通了"上帝"和"天主"。"为了使权威的观念与上帝之名称配合起来,教父们不说上帝而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为上天之主"在他的著作《天主实义》中,利马窦宣称"吾国天主即经言上帝","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为了论证这一点,利马窦引经据典,诸如《中庸》引孔子曰'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 '执意武王,无意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 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石柢。'《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他解释道,孔子主张'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说明孔子把上帝作为唯一尊神来看待,并非如朱子所认为的孔子不言后土是省文。《金滕》所言"乃命于帝庭",则又说明了上帝不是物质的"天",上帝既然有住所,自然不会是物质的天了。《天主实义》的明刻本中,凡称天主的地方都用了"天"或"上帝",以与经书保持一致。传教士也自称天学修士,直到1704年教皇格来孟十一世下令禁止这种称呼后才改称天主。这样,利马窦将天主教中的"天主"和中国传统化中的"上帝"之间划上了等号,从而使得中国人在观念、文化的信仰上认同接受"天学",这为"天学"在华传播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3、"爱天主"与"仁"
在沟通了"天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之后,利马窦将天主教中的"爱天主"和儒学中的"仁"协调起来。他认为,儒学讲"仁",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讲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天主教要求信徒爱天主,而爱天主并非是抽象的,是通过爱人来体现的,爱天主自然也是爱人的。"笃爱一人,则并爱其所爱者矣。天主爱人,吾真爱天主,有不爱人者乎"、 "爱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也,….. 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天主。爱人非虚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而为代祈天主,且死生不敢忘之。"这样,利马窦对接了天主教中"爱天主"和儒家"仁"这两种思想,进而提出 "仁者爱天主,故因为天主而爱己爱人,知为天主则知人人可爱,何特爱善者乎。爱人之善,缘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也就是说,爱人是爱天主在现实世界的具体表现,天主教人爱天主,正教人爱人,这与儒家提倡的"仁"的目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在他看来,天主教的"爱天主"和儒家的"仁"之间可以达成某种一致,甚至正是儒家自己也在提倡的东西。
利马窦采用以天主教儒学化为核心的策略,主动地了解中国,适应中国,其有效的传教策略开启了明清之际自利玛窦1582年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解散共190年成功的传教事业。
三、利马窦天主教儒学观的特点
利马窦作为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中杰出传教士,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对中国的儒学颇有研究。利马窦天主教的儒学观具有兼容性和功利性两个特点。
(一)祭祖 尊孔――利马窦天主教儒学观的兼容性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不允许祭奠祖先的,因为它违反了"十诫",即真神不允许身边有任何假神、准神享受祈祷。而基督教的祭祀性仪式,则是以号召团体和个人有所奉献,奉献的不是身外之外,而是献出人本身,献出对神的赞美、感激、信仰、热爱,即是精神性的祭品。在明朝的中国,"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奉行的是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要在死者墓前上供品。"每个新月和满月到来时,大臣们以及学士一级的人们都到孔庙聚会,向他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的礼节包括焚香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对定的其它日子,都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馔。"
儒教祭祖和尊孔的习俗与基督教的训诫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按照二者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然而利马窦对祭祖表现出容忍,"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上供是"表示自己的深情的最好的方法",同时有利于教育孩子们"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做法似乎不能指责为渎神,而且也许并不带有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也并不向祖先乞求什么或希望得到什么"。 同样,"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 祭祖尊孔问题体现了利马窦儒学观的兼容性。基督教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祭祀,但它却从来没有禁止过对死者做祈祷。况且,基督教的复活信仰和儒教的尊敬祖先观念相通,不仅有利于基督教的团体和教会组织,而且也不与儒家的家庭家族精神相违背。利马窦看到了两者的联系,他为中国人祭祖做出了辩解,"然而,对于已经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如果以救贫济苦和追求灵魂的得救来代替这种习俗,那就似乎更要好得多"言下之意,中国人在孝敬祖先观念的基础上是可以经过调教而向基督教信仰靠拢的。也正是因为祭祖中的孝敬祖先观念与基督教复活得救信仰有相似之处,利马窦才对中国人的祭祖以示宽容忍让。
利马窦认为,"儒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家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出名。……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任何别的教派的。"他高度评价中国至圣先贤孔子,称他是"博学的伟大人物","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既以著作和教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 "比至中华,获瞻仁义礼乐声明文物之盛,如复拔云雾见青天焉" 。所以对于尊孔,利马窦更是宽容。
(二)天堂地狱――利马窦儒学观的功利性
利马窦来华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让更多的中国人拥护天主,信奉基督。基督教和儒学分歧之一在于天堂地狱观念。利马窦解释天堂地狱的解释表现出功利性,熟视无睹基督教和儒学谁升天堂、谁入地狱的看法。他认识到受儒化的中国人不相信天堂地狱, "古人似乎不大怀疑灵魂不朽,因为人死之后的很长时期,他们还常常谈到死去的人,说他上了天。但是他们根本不谈论恶人在地狱受罚的事……他们说一个人的灵魂由于德行而加强并能巩固而持久;但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灵魂刚一离开身体,就像一股轻烟那样消散了。""他们的信条包括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学说,但他们似乎只把报应局限于现世,而且只适用于干坏事的人,并按他们的功过及其子孙。"中国人不大相信天堂地狱,他们重视现世,只要在人伦道德上不断完善自己,努力践履纲常名教,争取做到"内圣外王"即可,不必去追求来世虚假的幸福。即使中国人相信天堂地狱,但儒学与基督教对升天堂下地狱的审判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接受道德的审判而分别进入天堂和地狱:有功绩、善行就要被赏赐进入天堂永享荣光;有罪错、恶行就要受惩罚下地狱永熬清苦。善恶即显,善升天堂,恶沉地狱,升沉自定 。而基督教的观点认为,即使有罪错恶行,只要诚心地忏悔,忠信于天主,一样可以升天堂;而如果一个人未受神启或信仰异神,即使是圣贤也照样入地狱。此基督教义实行双重标准,使得善赏恶罚的原则在天主面前严重失实,是极其荒谬的。然而,对于这样重大的差异,利马窦培养对地狱之苦的"惧"和对天堂之乐的"诱"的宗教情感,劝服人民最终皈依天主教。这样,善恶无他分判,只是从天主教者为善,虽诲天地、慢鬼神、悖君亲,亦受天主庇护而登天堂;不从天主教者为恶,虽敬天地、钦鬼神、爱君亲,竟为天主怒而入地狱。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观念是与极重道德修为的中国儒学背道而驰的,给利马窦的儒学观染上了功利色彩。
四、利马窦天主教儒学化的贡献
利马窦对中国儒学的理解,有为传教目的而存有的策略上的考虑,但也不能否认他因受到儒学影响而真诚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何兆武、何高济认为,利马窦是"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并且也把有关的中国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地介绍给西方,即使在今天看来,利马窦不是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利马窦是欧洲汉学家的始祖,对欧洲的汉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入华对欧洲汉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利马窦最早提出"耶稣加孔子"的天主化儒学观,撮合东西方文化,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盡可能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相融汇。这一策略日后被康熙称为"利马窦规矩"。事实表明,只有信奉"利马窦规矩"的传教活动才能适应中国社会,更好地完成传教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工作。利马窦表现出来的对东方文化的欣赏,对异教习俗的宽容,特别是,其天主教儒学化理论扫除了中西文化交流道路上的许多障碍,掀起了近两百年的西学东渐热潮。
五、结语
汉学之父利马窦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明末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他在物质上主动迎合中国儒家文化,习汉语、说汉话、着汉服,走上层路线、广交朋友,在精神上采用"耶稣加孔子"合儒方法,用儒家经典解释或附会基督教义,求基督教和儒教的相通之处,架构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桥梁。其天主教儒学观一方面是尊重中国儒学,有着兼容性;另一方面为传播基督教义,以天堂之乐与地狱之苦说服人民皈依天主,具有功利性色彩。总的来说,利马窦赞赏中国儒学,结合天主教和儒学某些相通之处传教,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正面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1]方豪.中西方交通史:下册[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
[2](法)戴仁.法国当代中国学[C].联阩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3]斐化行,萧睿华.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教志.
利马窦(Mathew Ricci,1552～1610),号大西域山人,西泰,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塞拉塔城(Macerata)。从小就读教会学校,16岁进入罗马学院学习法律。1571年参加罗马耶稣会,继续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拉丁文、哲学、神学、数学、天文学等等,扎实的人文、自然知识为他后来入华传播西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82年参加赴中国的传教团来到澳门,后涉足韶关、南京、南昌和北京等地居留传教。从进入澳门算起,利马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个春秋。他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利马窦实在为明季沟通中西方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大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利马窦不仅是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也是西方全面研究中国的奠基人。"
二、利马窦的传教策略
利马窦到中国传教的历史背景正是16世纪的西欧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殖民主义势力向海外扩张的时期。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非洲、印度、南北美洲等陆续被欧洲所认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欧国家的殖民者和商人兴起了向海外扩张和掠夺的高潮。耶稣会为配合这一扩张活动而积极进行海外传教,以扩大势力并为殖民者服务。利马窦在此背景下被远派中国,其目的和任务是很明确的。当时明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统治者并不欢迎这些传教士,限制他们的种种传教活动。万历十四年,广东总督刘继文颁布了一道强制命令,要求把外国人从城内驱逐出境,遣返回国。一部分传教士要求"请遣派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以实力高强,不至于被中国军队所伤害为原则。此项军队,有自由进入中国及各省通过之权。如此既可尽震慑之能事,又可保障传教事业的安全。"他们还列了一项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攻打中国,并强调"若没有军队协助传教士,便一个人也不能劝化。" 以利马窦为首的另一些传教士则反对诉诸武功。他们认为"到中国传授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者其它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利玛窦意识到,要成功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入乡随俗, 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尤其是调和、会通基儒关系,对基督教做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礼俗和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他认为基督教与儒学总体上是相合的,可以做到基儒互补。
(一)物质上"迎合"
针对明人对异教的排斥心理,利马窦首先从改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开始进行物质层面上的包装。
1、习汉语,说汉话,着汉服。
"人们不难相信,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明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话。"于是他从1582年开始学习中文,不久就操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周旋应对各种场合,人们称"利子以旅人浮海而来,……颇识文字,与他夷来宾为名利者不同也。"同时利马窦用高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来讲解经书。明沈瓒在《近代丛残》中说到,利氏"自从中国来,请译字生,尽译中国字义,兼请五经师,讲明经旨,饮食居室交游等费亦不少,而不见缺乏人以此异之。"李贽在《续焚书》中也说, "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译,请明于四书理性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解说。"为区别蛮夷,利马窦所着眼的另一方面便是服饰。经历了在华传教近十年的艰辛后,他接受了士大夫朋友翟太素的建议,放弃憎侣装束,蓄发留须,改穿儒服,以缙绅自居,完成了传教士从"番憎"到"西儒"的形象转变。他在札记中记道:"离开韶州时,我为自己做了一件丝袍以备隆重的拜会之用,……那件隆重拜会用的丝袍是仿文人和达官们所穿的式样,……这样就赋予了我们大的希望。除此之外,我们决定废除憎侣的称呼……,在中国人眼中,这一名称就意味着和尚,但用在一种很低贱的意义上"。利马窦出访时穿丝服,戴儒帽,带两个佣人,并让仆人不再称他为神父,而改称"老爷"。在记载由"番憎"向"西儒"形象转换的原因时,他说:"留胡了并蓄长发, 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 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丝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
2、走上层路线,广交朋友
利马窦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官员都是从信奉儒教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视儒家为正统思想,要想传教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先得到统治人民的或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的官吏、知识分子的支持。"必须先得到皇室或其主要顾问官员的许可,否则不能进入内地。"故他念念不忘并孜孜不倦地做中国上层人物的交友工作,千方百计贿赂和结交地方官员,广交士大夫朋友。正如冯应京在《刻交友论》所说:"西泰子间关八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利马窦用世界地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地球仪、望远镜、油画、西洋琴、西洋图书等西方的科学技术、奇器、方物,吸引中国官吏,以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博取他们的欢心。通过这种策略,首先取得了所在地总督、巡抚、知府们的欢心和支持,使其先后在肇庆、韶关、南昌、南京等地居留传教,并终于在1601年(万历十九年)第二次进北京时,获得了向明朝皇帝呈现礼品的机会。他向皇帝敬献了圣像和天主经等西洋稀物,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兴趣,于是得到准予他留京传教的默许。以后葡萄牙殖民者和教会便不断派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
(二)精神上的"耶稣加孔子"合儒
要想全面推行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利马窦认识到,必须推行天主教儒化的理论和策略,必须在更深精神文化层面上,着手天主教儒学化的"耶稣加孔子" 的合儒尝试,在尽可能地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他用儒家经典解释或附会基督教义,撮合天学与儒学的一些内涵,求基督教和儒教的相通之处,架构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从而获取华人对"天学"文化认同感。
1、基督" 宗教伦理"与中国"世俗伦理"
利马窦将基督" 宗教伦理"与中国"世俗伦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儒家这一教派大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一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内在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
2、"天主"与"上帝"
利馬窦在研究儒家典籍的基础上,主动大胆地从观念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和调试,会通了"上帝"和"天主"。"为了使权威的观念与上帝之名称配合起来,教父们不说上帝而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为上天之主"在他的著作《天主实义》中,利马窦宣称"吾国天主即经言上帝","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为了论证这一点,利马窦引经据典,诸如《中庸》引孔子曰'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 '执意武王,无意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 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石柢。'《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他解释道,孔子主张'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说明孔子把上帝作为唯一尊神来看待,并非如朱子所认为的孔子不言后土是省文。《金滕》所言"乃命于帝庭",则又说明了上帝不是物质的"天",上帝既然有住所,自然不会是物质的天了。《天主实义》的明刻本中,凡称天主的地方都用了"天"或"上帝",以与经书保持一致。传教士也自称天学修士,直到1704年教皇格来孟十一世下令禁止这种称呼后才改称天主。这样,利马窦将天主教中的"天主"和中国传统化中的"上帝"之间划上了等号,从而使得中国人在观念、文化的信仰上认同接受"天学",这为"天学"在华传播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3、"爱天主"与"仁"
在沟通了"天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之后,利马窦将天主教中的"爱天主"和儒学中的"仁"协调起来。他认为,儒学讲"仁",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讲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天主教要求信徒爱天主,而爱天主并非是抽象的,是通过爱人来体现的,爱天主自然也是爱人的。"笃爱一人,则并爱其所爱者矣。天主爱人,吾真爱天主,有不爱人者乎"、 "爱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也,….. 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天主。爱人非虚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而为代祈天主,且死生不敢忘之。"这样,利马窦对接了天主教中"爱天主"和儒家"仁"这两种思想,进而提出 "仁者爱天主,故因为天主而爱己爱人,知为天主则知人人可爱,何特爱善者乎。爱人之善,缘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也就是说,爱人是爱天主在现实世界的具体表现,天主教人爱天主,正教人爱人,这与儒家提倡的"仁"的目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在他看来,天主教的"爱天主"和儒家的"仁"之间可以达成某种一致,甚至正是儒家自己也在提倡的东西。
利马窦采用以天主教儒学化为核心的策略,主动地了解中国,适应中国,其有效的传教策略开启了明清之际自利玛窦1582年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解散共190年成功的传教事业。
三、利马窦天主教儒学观的特点
利马窦作为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中杰出传教士,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对中国的儒学颇有研究。利马窦天主教的儒学观具有兼容性和功利性两个特点。
(一)祭祖 尊孔――利马窦天主教儒学观的兼容性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不允许祭奠祖先的,因为它违反了"十诫",即真神不允许身边有任何假神、准神享受祈祷。而基督教的祭祀性仪式,则是以号召团体和个人有所奉献,奉献的不是身外之外,而是献出人本身,献出对神的赞美、感激、信仰、热爱,即是精神性的祭品。在明朝的中国,"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奉行的是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要在死者墓前上供品。"每个新月和满月到来时,大臣们以及学士一级的人们都到孔庙聚会,向他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的礼节包括焚香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对定的其它日子,都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馔。"
儒教祭祖和尊孔的习俗与基督教的训诫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按照二者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然而利马窦对祭祖表现出容忍,"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上供是"表示自己的深情的最好的方法",同时有利于教育孩子们"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做法似乎不能指责为渎神,而且也许并不带有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也并不向祖先乞求什么或希望得到什么"。 同样,"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 祭祖尊孔问题体现了利马窦儒学观的兼容性。基督教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祭祀,但它却从来没有禁止过对死者做祈祷。况且,基督教的复活信仰和儒教的尊敬祖先观念相通,不仅有利于基督教的团体和教会组织,而且也不与儒家的家庭家族精神相违背。利马窦看到了两者的联系,他为中国人祭祖做出了辩解,"然而,对于已经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如果以救贫济苦和追求灵魂的得救来代替这种习俗,那就似乎更要好得多"言下之意,中国人在孝敬祖先观念的基础上是可以经过调教而向基督教信仰靠拢的。也正是因为祭祖中的孝敬祖先观念与基督教复活得救信仰有相似之处,利马窦才对中国人的祭祖以示宽容忍让。
利马窦认为,"儒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家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出名。……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任何别的教派的。"他高度评价中国至圣先贤孔子,称他是"博学的伟大人物","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既以著作和教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 "比至中华,获瞻仁义礼乐声明文物之盛,如复拔云雾见青天焉" 。所以对于尊孔,利马窦更是宽容。
(二)天堂地狱――利马窦儒学观的功利性
利马窦来华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让更多的中国人拥护天主,信奉基督。基督教和儒学分歧之一在于天堂地狱观念。利马窦解释天堂地狱的解释表现出功利性,熟视无睹基督教和儒学谁升天堂、谁入地狱的看法。他认识到受儒化的中国人不相信天堂地狱, "古人似乎不大怀疑灵魂不朽,因为人死之后的很长时期,他们还常常谈到死去的人,说他上了天。但是他们根本不谈论恶人在地狱受罚的事……他们说一个人的灵魂由于德行而加强并能巩固而持久;但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灵魂刚一离开身体,就像一股轻烟那样消散了。""他们的信条包括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学说,但他们似乎只把报应局限于现世,而且只适用于干坏事的人,并按他们的功过及其子孙。"中国人不大相信天堂地狱,他们重视现世,只要在人伦道德上不断完善自己,努力践履纲常名教,争取做到"内圣外王"即可,不必去追求来世虚假的幸福。即使中国人相信天堂地狱,但儒学与基督教对升天堂下地狱的审判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接受道德的审判而分别进入天堂和地狱:有功绩、善行就要被赏赐进入天堂永享荣光;有罪错、恶行就要受惩罚下地狱永熬清苦。善恶即显,善升天堂,恶沉地狱,升沉自定 。而基督教的观点认为,即使有罪错恶行,只要诚心地忏悔,忠信于天主,一样可以升天堂;而如果一个人未受神启或信仰异神,即使是圣贤也照样入地狱。此基督教义实行双重标准,使得善赏恶罚的原则在天主面前严重失实,是极其荒谬的。然而,对于这样重大的差异,利马窦培养对地狱之苦的"惧"和对天堂之乐的"诱"的宗教情感,劝服人民最终皈依天主教。这样,善恶无他分判,只是从天主教者为善,虽诲天地、慢鬼神、悖君亲,亦受天主庇护而登天堂;不从天主教者为恶,虽敬天地、钦鬼神、爱君亲,竟为天主怒而入地狱。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观念是与极重道德修为的中国儒学背道而驰的,给利马窦的儒学观染上了功利色彩。
四、利马窦天主教儒学化的贡献
利马窦对中国儒学的理解,有为传教目的而存有的策略上的考虑,但也不能否认他因受到儒学影响而真诚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何兆武、何高济认为,利马窦是"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并且也把有关的中国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地介绍给西方,即使在今天看来,利马窦不是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利马窦是欧洲汉学家的始祖,对欧洲的汉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入华对欧洲汉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利马窦最早提出"耶稣加孔子"的天主化儒学观,撮合东西方文化,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盡可能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相融汇。这一策略日后被康熙称为"利马窦规矩"。事实表明,只有信奉"利马窦规矩"的传教活动才能适应中国社会,更好地完成传教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工作。利马窦表现出来的对东方文化的欣赏,对异教习俗的宽容,特别是,其天主教儒学化理论扫除了中西文化交流道路上的许多障碍,掀起了近两百年的西学东渐热潮。
五、结语
汉学之父利马窦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明末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他在物质上主动迎合中国儒家文化,习汉语、说汉话、着汉服,走上层路线、广交朋友,在精神上采用"耶稣加孔子"合儒方法,用儒家经典解释或附会基督教义,求基督教和儒教的相通之处,架构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桥梁。其天主教儒学观一方面是尊重中国儒学,有着兼容性;另一方面为传播基督教义,以天堂之乐与地狱之苦说服人民皈依天主,具有功利性色彩。总的来说,利马窦赞赏中国儒学,结合天主教和儒学某些相通之处传教,让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正面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1]方豪.中西方交通史:下册[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
[2](法)戴仁.法国当代中国学[C].联阩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3]斐化行,萧睿华.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