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章太炎受晚清重臣张之洞之邀，赴武昌任《楚学报》主笔一职，因撰写六万多字与时局格格不入的《排满论》一文而博得“章疯子”之称，入鄂仅一月便不得不挂笔离去。虽然“章疯子”这一绰号从此声名远播，章太炎却毫不气恼，反而认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神经病才能做到”。
　　
　　神经病人最大的特点是从自己的思想出发，虚化外在的权力与威胁，敢作敢为。“章疯子”这一绰号虽然出发点并非源自对章太炎性格的高度“浓缩”，但也确实与他天不怕、地不怕，我行我素的作风有着高度神似。本书作者孙德鹏在深入章太炎的精神领域进行深入挖掘探索后继而认为，“章疯子”更像是一位“有儒家味道的任侠”。
　　并不是每一个疯子都能以“侠”相称的。在孙德鹏看来，章太炎的“任侠”主要表现在置生死于不顾，其根本前提就是他始终坚守民族大义，且看不出中间有任何夹带个人私货迹象：自1896年起，他先后因反对建立孔教而与康梁决裂，不满袁世凯称帝发文讨伐，撰文反对梁启超等人的立宪论和保皇论，因办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反对袁世凯将孔教定为国教，反对蒋介石北伐，反对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占……章太炎逮谁骂谁，似乎特别符合“疯子”的特点。在他的一生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均曾有过惨遭其痛骂的经历，当然这一名单完全可以拉得更长。
　　章太炎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但绝不会因为反对而反对，许多时候，他对事不对人。先前因《民报》经费问题他曾与孙中山“交恶”，后来又摒弃前嫌，接受孙的邀请，重新合作。他并非思想上的“摇摆”者，只是时局动荡变幻太过迅速，他不得不针对现实结合个人知识重新加以研判。比如辛亥以前他就曾力主排满，革命成功后，他对这一思想及时作了调整。
　　许多时候，章太炎就像一位孤独求败的孤胆英雄，纵使前面万丈深渊、赴汤蹈火，他也毫无惧色，使尽全部气力不断以自己的肉身去猛烈冲击腐朽的“铁屋”。他从不畏权势，敢于同一切强权掰手腕，包括那些位于权力塔尖的人，这一点在他1913年只身进京劝诫袁世凯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次“一意孤行”换来了3年“冷宫”的结果。
　　当然，章太炎更像一位理想主义者。“章太炎时常表现出一种‘放弃一切的姿态’（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唯一的希望是保持一个警醒的自我（依自不依他），坚守自己的习惯乃至抱怨。”这是一种对主观判断的执拗，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章太炎在实践方面的某些不足。袁世凯曾以“东三省筹边使”之职虚以委蛇，章太炎自然难免被那些官场“老油条”所忽悠，这些均折射出章太炎实践行动能力偏弱的短板。
　　或许正是早就感到实践方面有些力不从心，章太炎对“道德”二字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期望通过提高国民道德水平，从而达到个人自我约束的目的。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就曾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希望以佛教来确立国民的道德根基，佛教就像是章太炎道德精神的理论基石。
　　晚年的章太炎，从革命阵线转身于国学阵营，这不是章太炎无可奈何的退守，反倒是他在大半生曲折经历后，对于时势和国民有了更新认识后的再出发。回到国故，这既是回到他思想的原点，也是启发民智的重要根本，同时也是他从“疯子”回归冷静的重要转折。无独有偶，他的学生周树人正是从这一出发点，以“匕首与投枪”之势，强烈冲击撞击着沉睡中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