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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在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担任江青首任秘书，后被江青诬陷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重新被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一年秘书生涯，换来数年冤狱，但2012年初75岁的阎长贵接受采访时仍说：“我对江青的认识和评价，还是一定要采取客观的态度。因为我的回忆文章以及记者采访录，会被作为历史的参考资料。”从他的口述里，我们可以一窥“文革”风暴初起时的钓鱼台与中南海，一窥江青的私人生活
文件分类，最伤脑筋
196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初又把我带到钓鱼台，要我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
“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特别是1966年8月31日她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给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甚至达一两千封，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成立，有七八个人，由我负责，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江青亲属、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重要问题的信，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如林总（林彪）处，总理处，中央军委或国务院各部门等，这样的信占99%以上；第三，反对和攻击江青的，都转公安部门处理。
1966年冬，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这个谈话过了大概半个月，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兴冲冲地说：“已经定了，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
“文革”之前，江青身边没有专职秘书，在“文革”十年中，她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是杨银禄，第三任是刘真，第四任是刘玉庭。
我做江青秘书，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从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字数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所以文件分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期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有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他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的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来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
江青的娱乐和口味
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抠得紧紧的。这一年当秘书我没坐过她的专机或专列。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
有个谣传，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我没见过。我在时，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始就是男女两个裸体拥抱在一起，江青一下就急了，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站起来就走了。不过这件事后来也没有追究。江青看电影，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
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的确有点难侍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19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江青的口味——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雅号：“遥控”。
送错一封信，即成阶下囚
1967年底或1968年初，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减轻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她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我误会了，写信人和江青根本不认识。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我心中无鬼，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这期间，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慢慢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吗？
过了十多天，陈伯达（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杨成武（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姚文元（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一起找我谈话。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
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
（摘自《看天下》2012.4.18）B⑦
文件分类，最伤脑筋
196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初又把我带到钓鱼台，要我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
“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特别是1966年8月31日她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给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甚至达一两千封，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成立，有七八个人，由我负责，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江青亲属、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重要问题的信，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如林总（林彪）处，总理处，中央军委或国务院各部门等，这样的信占99%以上；第三，反对和攻击江青的，都转公安部门处理。
1966年冬，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这个谈话过了大概半个月，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兴冲冲地说：“已经定了，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
“文革”之前，江青身边没有专职秘书，在“文革”十年中，她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是杨银禄，第三任是刘真，第四任是刘玉庭。
我做江青秘书，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从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字数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所以文件分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期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有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件，他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的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来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
江青的娱乐和口味
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抠得紧紧的。这一年当秘书我没坐过她的专机或专列。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时，警卫员和护士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
有个谣传，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我没见过。我在时，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始就是男女两个裸体拥抱在一起，江青一下就急了，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站起来就走了。不过这件事后来也没有追究。江青看电影，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
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的确有点难侍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19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江青的口味——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雅号：“遥控”。
送错一封信，即成阶下囚
1967年底或1968年初，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减轻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她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我误会了，写信人和江青根本不认识。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我心中无鬼，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这期间，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慢慢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吗？
过了十多天，陈伯达（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杨成武（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姚文元（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一起找我谈话。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
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
（摘自《看天下》2012.4.18）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