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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创新驱动的价值取向，这是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5）》中所揭示的县域经济新特点。
报告发布基于部分样本县（市）的全国县域经济创新力50强。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扬中市、中西部区域的双流县和京津冀地区的固安县，作为各自区域的创新代表，占据了榜单的前三位。
随着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变化、要素成本的上涨和环境约束的增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已从要素驱动开始向创新驱动转变，这一趋势目前在东部沿海和大中型城市正方兴未艾，并快速向一些县域城市蔓延。
而北京正南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则是一个最好的观察样本。十多年前，固安只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钓具、肠衣、滤芯、塑料是支撑县域工业的“四大金刚”。2002年，全县年财政收入不足亿元，在廊坊市只能排倒数第二。到2014年，全县财政收入突破40亿元大关，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5.4亿元，居河北省第五位。“2014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5.6%”，固安县县长王辉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固安目前正深化与北京高校、院所、央企联系对接，打造产业创新联盟，构建“研发 孵化 中试 产业化”全价值链，打造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
这种超常规的“固安之路”，其实并无特殊路径，基本是沿着从农业化到城乡一体化再到产城融合，现在开始谋求创新经济。道路是清晰的，但背后的现实和逻辑也许并不简单：为什么这一切在固安发生了？是什么样的要素汇聚于此？它们之间发生了哪些聚变？
近年来，在北京各类媒体上，在大广、京沪、廊涿等高速公路两侧的户外广告牌上，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位笑容可掬的洋大叔手捧横匾，上书“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宣传语。
形象的城市宣传让很多人开始认识这座京南小城。固安工业园区招商团队回忆说，园区建区初期，招商人员往往要费很多口舌告诉对方固安在哪里，拥有怎样的区位、交通等优势。而今，只要说到固安，很多客户都会说：“知道知道，就是那个‘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地方。”
孔雀城大湖。图/受访者提供
固安地处北京中轴线南端，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位置，与北京隔永定河相望，东南距天津110公里，1.5小时可以到达天津港。2014年，北京新机场在京南大兴破土动工，与固安仅10公里的距离。
极为优越的区位优势让固安素有“京南第一县”之誉。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一座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北方县城，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后列，饱尝了“灯下黑”的滋味。
直到21世纪初，固安县农业生产连年高产丰收，工业产值却低位运行，财政收入徘徊在几千万元，难破亿元大关。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考验着固安县的决策者们。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增速排在河北省末位的县，固安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开发和运营，且在开发区运营上，政府也缺乏足够的经验。
经过一番考察与论证，一种新的开发区建设运营模式在固安萌生。2002年6月28日，河北省第一个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模式开发建设的工业区在固安奠基。
所谓“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是指由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安县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三家出资成立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
“工业园区的开发，机不可失，但县里一是没有资金，二是没有相关人才。政府包办不了，只有放开让企业来参与开发。”固安县的一位主要领导认为，这种开发模式，是大开放思路下的政府放权理念，本身就是一种体制创新。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如果按照老办法，建一个园区，政府必然要花一大笔钱，搞基础设施配套，安排相关人员。这种模式在县级开发区几乎千篇一律，结果都是大同小异，很多工业园有名无实，最后国家还要来清理整顿。
正是吸取这种教训，固安县开始转换思路，从新的角度来考量产业新城的未来。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多年来，工业园区的建设几乎从未遇到过资金困境，政策上的突破还带来了如火如荼的招商局面。
建区前3年，固安产业新城聘请欧美9个国家30多位著名规划大师，遍访新加坡、德国等国先进开发区、工业区，集全球智慧，产业新城的发展提高到城市发展的高度，进行高规格的规划设计。
仅这一项投入，就高达3000多万元。而当时，固安县财政收入才7000万元，园区规划数十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是让县财政难以企及。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近日撰文指出，是否具有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活力的关键，在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推动‘官产学’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制创新是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在刘刚看来，当“官产学”三者在互动和渗透中产生协作时，才能真正推动新兴产业的启动和发展。而促使三者之间互动的新的合作组织，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极核。
而固安的这种“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模式，不仅突破了原有工业园区的体制桎梏，在新一轮的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中，恰恰最有利于形成这种“新型合作组织”。
这种打通“官产学”的“新型合作组织”，正在固安由愿景变成现实。
5月17日，源自清华大学的OLED项目正式落户固安。OLED是一种新型照明技术，非常轻薄，而且均匀、无眩光，是非常适合室内照明的通用光源灯具，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这一技术源自于清华OLED项目组，在OLED白光照明领域中打通了制约技术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如新型有机功能材料、高效率白光器件、光取出技术、生产工艺等，处于国际OLED照明行业的第一梯队中。 对于这样来自清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何让它真正落地成为产品，并打通商业化过程中的园区、厂房、证照、资金等一系列链条，成为摆在清华OLED项目团队面前的难题。对于这样一个优质项目，前来争取的地方和工业园区不在少数，而项目团队最终选择了固安。
在代表该项目团队的北京朗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永岚看来，2015年国家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是带给固安的最大利好。
“固安作为京津冀地区连接带上的重要一环，相信会更多的承载两座现代化城市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功能，交通的便利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前往固安。”胡永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考虑在固安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和规模生产的初衷。
而固安为此提供的技术商业化平台和服务，才是吸引项目团队落户的最终原因。“固安对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金融、环境、平台等方面支持和落户相关的各项服务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固安政府在引进创新技术产业方面所展示的战略布局思考、眼光和决心。”胡永岚认为，不仅是OLED照明项目团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高新企业与前沿技术将会落户固安。
固安对于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吸纳能力在不断增强，从美国知名药企归国的创业者、德益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宏宇对此也感触颇深。
“我们是做生物药品研发的，公司总部在北京中关村，但药品的‘中试’需要一定的空间，寸土寸金的中关村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刘宏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初创企业落脚点的选择上犯了难。
通过朋友的推荐，刘宏宇来到了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但相比北京周边的亦庄、昌平、海淀等地的高科技园区，其地理位置和交通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这些工业园区和中小企业孵化园星罗密布，且硬件条件基本都能达到国际水平。
固安创业园区创业大厦。多年来，工业园区的建设几乎从未遇到过资金困境，政策上的突破还带来了如火如荼的招商局面。图/受访者提供
但打动他的是固安为他提供的“软服务”。“在入驻初期，园区管理方华夏幸福就与我们进行了深度的沟通。”刘宏宇说，生物制药领域要求的技术性强，设备标准各有不同，一个模子无法满足入驻企业的特定技术需求。
在正式入驻的一年多之前，园区在设计兴建实验室、引进仪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咨询德益阳光团队的意见。例如，研发需要使用的大肠杆菌发酵罐各有不同，哪种规格的设备能满足项目对洁净度的特殊要求？相邻入驻企业的设备，能否为德益阳光所用，进行资源互换、平台共享，效益最大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园区和入驻企业进行了反复探讨，并最终磋商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科研条件解决后，刘宏宇开始为进一步的药品审批关担忧。过去在美国的制药大企业工作，他从未接触过药品审批方面的业务。国内的政策环境和批审流程，对他而言几乎全是壁垒和障碍。
作为固安产业新城运营方的华夏幸福再次帮助刘宏宇脱困。研发的药品还处于临床前阶段，园区管理方已开始为德益阳光与省级主管药监部门牵线搭桥。园区专门设立了政府事务部，管理团队多次陪同刘宏宇拜访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说明创业团队的科研创新性和前瞻性。
仅用一年时间，刘宏宇的团队就完成了创新药物从“研发”到“临床前中试”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在美国，这一过程通常需要3年时间。“在固安这样的环境里面立足，其实不差于圣地亚哥和北京。”刘宏宇认为，这就是固安技术商业化创新实践的力量。
华夏幸福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固安技术商业化理念背后真正的优势在于，华夏幸福在全国20多个区域拥有30多个产业新城，可以运用环境、体制、金融、产业等多种创新方式，以市场化行为形成与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对接，帮助创新技术实现商业化。
相对于企业的创新，固安县县长王辉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则在构建金融支撑平台、人才激励平台、技术创新平台和创业服务平台方面提供支持，“县政府与华夏幸福公司共同注资1亿元，成立了固安华夏瑞安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输血哺乳’。”
在王辉云看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则是驱动创新的主体，“政府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以此推动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在刘刚看来，区域创新中心一旦形成，将在技术、产业、人才和制度创新诸方面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而由于当前所处的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和网络化，区域创新中心辐射或被辐射都不仅限于本区域，而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特征。
“能否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区域创新中心的自身特色和科技研发的前沿性。其中构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区域创新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刘刚撰文说。
而固安的下一个目标，则是放眼全球，搭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5月18日，“从硅谷到固安：2015创新中国峰会”在固安举办，来自硅谷银行、美国天使投资联盟会、麦肯锡公司、新加坡宇东投资集团和本地政商人士一起，为世界的创新趋势和固安的角色进行头脑风暴。
“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成型了，现在需要创新的理念。”与会的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商务发展总监 Alex Foar认为，硅谷的经验是，经济发展必须是市场驱动的。
“希望固安能搭建更开放的合作平台和创新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创新资源都能汇聚在这里。”新加坡宇东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夏文欢建议。
而对于专注于孵化器运营管理和科技创业企业培育的专业机构太库科技CEO黄海燕来说，固安已经成为其全球技术商业化创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此前不久，固安产业新城的运营方华夏幸福宣布，与太库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在共建产业创新新模式、孵化器运营、B2B创新服务能力建设以及具体产业化项目落地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
对于这一合作，华夏幸福的考虑是，借力太库科技遍布全球的孵化器网络，以及在市场创新创业资源整合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可以真正走通“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创新发展模式，为旗下固安等产业新城找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并形成华夏幸福自身独特的创新竞争力。
按照双方的计划，今年太库将在全球主要创新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硅谷、首尔、特拉维夫、柏林等地建立孵化培育体系，把视野扩展到全球，找到适合在中国产业化的世界级技术，从源头进行创新技术的孵化与加速。
“太库不仅是孵化器，通过在全球的布局，孵化器本身就像传感器，会把当地产学政经研资源很好的聚集在当地孵化器里。”黄海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太库更像一个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的平台。
“太库在固安目前主要的方向集中在生物制药，但未来会用整个太库的资源来支持固安的创新生态。”她认为，固安未来要建立的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并不是离实验室很近，而是离商业很近。
报告发布基于部分样本县（市）的全国县域经济创新力50强。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扬中市、中西部区域的双流县和京津冀地区的固安县，作为各自区域的创新代表，占据了榜单的前三位。
随着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变化、要素成本的上涨和环境约束的增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已从要素驱动开始向创新驱动转变，这一趋势目前在东部沿海和大中型城市正方兴未艾，并快速向一些县域城市蔓延。
而北京正南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则是一个最好的观察样本。十多年前，固安只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钓具、肠衣、滤芯、塑料是支撑县域工业的“四大金刚”。2002年，全县年财政收入不足亿元，在廊坊市只能排倒数第二。到2014年，全县财政收入突破40亿元大关，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5.4亿元，居河北省第五位。“2014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5.6%”，固安县县长王辉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固安目前正深化与北京高校、院所、央企联系对接，打造产业创新联盟，构建“研发 孵化 中试 产业化”全价值链，打造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
这种超常规的“固安之路”，其实并无特殊路径，基本是沿着从农业化到城乡一体化再到产城融合，现在开始谋求创新经济。道路是清晰的，但背后的现实和逻辑也许并不简单：为什么这一切在固安发生了？是什么样的要素汇聚于此？它们之间发生了哪些聚变？
十年前的体制创新
近年来，在北京各类媒体上，在大广、京沪、廊涿等高速公路两侧的户外广告牌上，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位笑容可掬的洋大叔手捧横匾，上书“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宣传语。
形象的城市宣传让很多人开始认识这座京南小城。固安工业园区招商团队回忆说，园区建区初期，招商人员往往要费很多口舌告诉对方固安在哪里，拥有怎样的区位、交通等优势。而今，只要说到固安，很多客户都会说：“知道知道，就是那个‘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地方。”
固安地处北京中轴线南端，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位置，与北京隔永定河相望，东南距天津110公里，1.5小时可以到达天津港。2014年，北京新机场在京南大兴破土动工，与固安仅10公里的距离。
极为优越的区位优势让固安素有“京南第一县”之誉。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一座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北方县城，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后列，饱尝了“灯下黑”的滋味。
直到21世纪初，固安县农业生产连年高产丰收，工业产值却低位运行，财政收入徘徊在几千万元，难破亿元大关。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考验着固安县的决策者们。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增速排在河北省末位的县，固安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开发和运营，且在开发区运营上，政府也缺乏足够的经验。
经过一番考察与论证，一种新的开发区建设运营模式在固安萌生。2002年6月28日，河北省第一个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模式开发建设的工业区在固安奠基。
所谓“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是指由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安县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三家出资成立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
“工业园区的开发，机不可失，但县里一是没有资金，二是没有相关人才。政府包办不了，只有放开让企业来参与开发。”固安县的一位主要领导认为，这种开发模式，是大开放思路下的政府放权理念，本身就是一种体制创新。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如果按照老办法，建一个园区，政府必然要花一大笔钱，搞基础设施配套，安排相关人员。这种模式在县级开发区几乎千篇一律，结果都是大同小异，很多工业园有名无实，最后国家还要来清理整顿。
正是吸取这种教训，固安县开始转换思路，从新的角度来考量产业新城的未来。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多年来，工业园区的建设几乎从未遇到过资金困境，政策上的突破还带来了如火如荼的招商局面。
建区前3年，固安产业新城聘请欧美9个国家30多位著名规划大师，遍访新加坡、德国等国先进开发区、工业区，集全球智慧，产业新城的发展提高到城市发展的高度，进行高规格的规划设计。
仅这一项投入，就高达3000多万元。而当时，固安县财政收入才7000万元，园区规划数十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是让县财政难以企及。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近日撰文指出，是否具有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活力的关键，在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推动‘官产学’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制创新是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在刘刚看来，当“官产学”三者在互动和渗透中产生协作时，才能真正推动新兴产业的启动和发展。而促使三者之间互动的新的合作组织，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极核。
而固安的这种“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模式，不仅突破了原有工业园区的体制桎梏，在新一轮的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中，恰恰最有利于形成这种“新型合作组织”。
技术商业化平台
这种打通“官产学”的“新型合作组织”，正在固安由愿景变成现实。
5月17日，源自清华大学的OLED项目正式落户固安。OLED是一种新型照明技术，非常轻薄，而且均匀、无眩光，是非常适合室内照明的通用光源灯具，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这一技术源自于清华OLED项目组，在OLED白光照明领域中打通了制约技术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如新型有机功能材料、高效率白光器件、光取出技术、生产工艺等，处于国际OLED照明行业的第一梯队中。 对于这样来自清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如何让它真正落地成为产品，并打通商业化过程中的园区、厂房、证照、资金等一系列链条，成为摆在清华OLED项目团队面前的难题。对于这样一个优质项目，前来争取的地方和工业园区不在少数，而项目团队最终选择了固安。
在代表该项目团队的北京朗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永岚看来，2015年国家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是带给固安的最大利好。
“固安作为京津冀地区连接带上的重要一环，相信会更多的承载两座现代化城市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功能，交通的便利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前往固安。”胡永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考虑在固安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和规模生产的初衷。
而固安为此提供的技术商业化平台和服务，才是吸引项目团队落户的最终原因。“固安对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金融、环境、平台等方面支持和落户相关的各项服务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固安政府在引进创新技术产业方面所展示的战略布局思考、眼光和决心。”胡永岚认为，不仅是OLED照明项目团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高新企业与前沿技术将会落户固安。
固安对于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吸纳能力在不断增强，从美国知名药企归国的创业者、德益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宏宇对此也感触颇深。
“我们是做生物药品研发的，公司总部在北京中关村，但药品的‘中试’需要一定的空间，寸土寸金的中关村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刘宏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初创企业落脚点的选择上犯了难。
通过朋友的推荐，刘宏宇来到了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但相比北京周边的亦庄、昌平、海淀等地的高科技园区，其地理位置和交通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这些工业园区和中小企业孵化园星罗密布，且硬件条件基本都能达到国际水平。
但打动他的是固安为他提供的“软服务”。“在入驻初期，园区管理方华夏幸福就与我们进行了深度的沟通。”刘宏宇说，生物制药领域要求的技术性强，设备标准各有不同，一个模子无法满足入驻企业的特定技术需求。
在正式入驻的一年多之前，园区在设计兴建实验室、引进仪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咨询德益阳光团队的意见。例如，研发需要使用的大肠杆菌发酵罐各有不同，哪种规格的设备能满足项目对洁净度的特殊要求？相邻入驻企业的设备，能否为德益阳光所用，进行资源互换、平台共享，效益最大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园区和入驻企业进行了反复探讨，并最终磋商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科研条件解决后，刘宏宇开始为进一步的药品审批关担忧。过去在美国的制药大企业工作，他从未接触过药品审批方面的业务。国内的政策环境和批审流程，对他而言几乎全是壁垒和障碍。
作为固安产业新城运营方的华夏幸福再次帮助刘宏宇脱困。研发的药品还处于临床前阶段，园区管理方已开始为德益阳光与省级主管药监部门牵线搭桥。园区专门设立了政府事务部，管理团队多次陪同刘宏宇拜访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说明创业团队的科研创新性和前瞻性。
仅用一年时间，刘宏宇的团队就完成了创新药物从“研发”到“临床前中试”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在美国，这一过程通常需要3年时间。“在固安这样的环境里面立足，其实不差于圣地亚哥和北京。”刘宏宇认为，这就是固安技术商业化创新实践的力量。
华夏幸福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固安技术商业化理念背后真正的优势在于，华夏幸福在全国20多个区域拥有30多个产业新城，可以运用环境、体制、金融、产业等多种创新方式，以市场化行为形成与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对接，帮助创新技术实现商业化。
相对于企业的创新，固安县县长王辉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则在构建金融支撑平台、人才激励平台、技术创新平台和创业服务平台方面提供支持，“县政府与华夏幸福公司共同注资1亿元，成立了固安华夏瑞安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输血哺乳’。”
在王辉云看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则是驱动创新的主体，“政府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以此推动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与全球对话
在刘刚看来，区域创新中心一旦形成，将在技术、产业、人才和制度创新诸方面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而由于当前所处的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和网络化，区域创新中心辐射或被辐射都不仅限于本区域，而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特征。
“能否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区域创新中心的自身特色和科技研发的前沿性。其中构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区域创新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刘刚撰文说。
而固安的下一个目标，则是放眼全球，搭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5月18日，“从硅谷到固安：2015创新中国峰会”在固安举办，来自硅谷银行、美国天使投资联盟会、麦肯锡公司、新加坡宇东投资集团和本地政商人士一起，为世界的创新趋势和固安的角色进行头脑风暴。
“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成型了，现在需要创新的理念。”与会的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商务发展总监 Alex Foar认为，硅谷的经验是，经济发展必须是市场驱动的。
“希望固安能搭建更开放的合作平台和创新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创新资源都能汇聚在这里。”新加坡宇东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夏文欢建议。
而对于专注于孵化器运营管理和科技创业企业培育的专业机构太库科技CEO黄海燕来说，固安已经成为其全球技术商业化创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此前不久，固安产业新城的运营方华夏幸福宣布，与太库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在共建产业创新新模式、孵化器运营、B2B创新服务能力建设以及具体产业化项目落地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
对于这一合作，华夏幸福的考虑是，借力太库科技遍布全球的孵化器网络，以及在市场创新创业资源整合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可以真正走通“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创新发展模式，为旗下固安等产业新城找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并形成华夏幸福自身独特的创新竞争力。
按照双方的计划，今年太库将在全球主要创新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硅谷、首尔、特拉维夫、柏林等地建立孵化培育体系，把视野扩展到全球，找到适合在中国产业化的世界级技术，从源头进行创新技术的孵化与加速。
“太库不仅是孵化器，通过在全球的布局，孵化器本身就像传感器，会把当地产学政经研资源很好的聚集在当地孵化器里。”黄海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太库更像一个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的平台。
“太库在固安目前主要的方向集中在生物制药，但未来会用整个太库的资源来支持固安的创新生态。”她认为，固安未来要建立的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并不是离实验室很近，而是离商业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