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我努力到极其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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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
  2016年度文化人物
  田沁鑫
  
  田沁鑫,出生于北京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1996年田沁鑫导演了她的话剧处女作《断腕》 。2000年导演贺岁京剧《宰相刘罗锅》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金奖。2003年自编自导话剧《赵氏孤儿》 。2006年导演昆曲《1699桃花扇》。2009年执导京剧《关圣》。2013年凭借执导的话剧《青蛇》获得第2届北京丹尼国际舞台表演艺术奖最佳导演奖。2014年执导话剧《山楂树之恋》。2015年执导话剧《北京法源寺》。2016年7月第一次执导歌剧《长征》。
  在中国话剧界,导演田沁鑫算是一个异类——身处名利场中,却显得过于安静。她性格腼腆,有社交恐惧,直言自己“不玩圈子,不跑江湖,不太合群”。她没有成家,也没有养宠物,喜好独处、参禅与品茗。
  但她的作品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可,成为中国话剧票房的一块招牌。她的话剧有现代艺术观念,有东方美学,甚至还有历史情怀。
  她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审美的发现,思想的创造,对历史文化的好奇心都放到了戏剧里,这是她表达自己的最重要方式。“《聆听弘一》和《北京法源寺》是缘由中国故事的组织,中国文化态度的坚持,中国艺术样式的探索,中国价值观的确立,是我尝试的中国戏剧建设的部分体现。这个奖,我不愧领。”在领奖时,她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戏剧的态度。
  “戏是假的,但我当真”
  面对陌生的采访者,田沁鑫仍然紧张。她先下楼拿东西,然后燃香,沏茶,摆弄好沙发,试图通过这些事情缓解紧张情绪。在一阵寒暄后,她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就在几年前,她还不能一个人接受记者采访。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刚刚参加了一场政协会议,她的议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她认为,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新的翻译与解读,以让年轻人知道中国文化的美妙。
  “这些年,我一直在坚持把中国经典作品改编成话剧,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瑰宝,是能通过舞台上的立体呈现传递给观众的。但我感觉很吃力,因为话剧是外来的,观众往往也不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戏,他们被一些外来的东西带偏了,正襟危坐并不是中国人看戏的习惯。”
  她欣赏的话剧人是焦菊隐。“他把一些戏曲元素用进来了,戏曲缓慢而有游戏感,符合中国人娱乐的视觉和听觉感应。中国戏曲是中国人的一种活法。”
  田沁鑫将她对中国大戏的偏爱也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中,她喜欢说:“戏是假的,但我当真。”
  10年前,她导演了昆曲《1699桃花扇》,希望重现这段晚明时期发生在秦淮河的故事。为了表现这条水道上达官、书生、歌伎络绎不绝的繁华美景,她为舞台布景煞费苦心:舞台的后方是乐队,乐队之前围上了一层纱幕,那是经过国家博物馆批准使用的“南都繁会图”,水光潋滟的河面是从德国进口的特制地板虚拟而成;灯光笼罩中,繁华的古金陵若隐若现;舞台前有回廊,与白墙黛瓦构成了庭院;中间设置的亭子,不仅是戏台,也象征了多雨的江南。演员们手执的是描金的扇面,衣裙则出自苏州木渎镇的绣娘之手。场铃响起,十位大青衣一并出场,一幅晚明的图景。结尾处两人双双入道,更有古典戏剧的空渺之美。
  在话剧《明》的结尾,田沁鑫借用艺术家夏小万的立体山水,将十几个皇帝隐隐约约放在渐次虚空的山水画中,象征着帝王最终要消失在江山里,令观者凝思动容。
  田沁鑫说,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要搭一个美轮美奂的舞台并不难,难的是不再有能够匹配中国戏剧精神的名角。“我也看不到什么角儿,没几个演员有中国戏剧的气质,本来你这个人种就应该是你这人种的精神和玩法,我说起来就伤心。”她曾在话剧排练的现场激愤地说,“在这种环境下,我努力到极其孤独,甚至消极。”
  一位韩国话剧导演曾描述田沁鑫在戏剧之外是“纯真到无所掩饰的熊猫”,而陷入戏剧世界时,哪怕是演员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失掉了“气场”,也逃不了她敏锐而凶猛的猎豹之眼。 她在排练现场很少说脏话,但犀利刻薄,她希望将演员推向极致。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我从未见过他们的神采,或许就不会如此遗憾了。”
  她所怀念的神采,得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年,少年田沁鑫赶上了最后一拨民国“角儿”再现剧场,他们虽然都已年长,但风韵不老,让田沁鑫叹为观止。
  “戏剧是时代的产物,最辉煌的就是那个时代,时代散去了,辉煌也在这一刻散去了。” 她脸上流露出伤感的神情。“中国从先秦的优,到汉百戏,到唐参军戏,到宋金院本,元杂剧,到600年前的昆曲,200年前的京剧,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人看戏的游戏精神就是它的可变性和流动性,就是它的姿态狂热,形象魅力,就是它的节奏和造型意识,它的松弛感,它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之间,只是这些东西现在都看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力量”
  上世纪60年代末,田沁鑫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爱好文艺,母亲是美术老师。她从小就不苟言笑。她还记得,全家人看春晚都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自己却无动于衷。
  父母将她的沉默视为乖巧。父亲觉得女孩做文艺工作轻松,至少不用上山下乡。1975年,他把田沁鑫送进了什刹海体校的体操队。
  田沁鑫称这段时光是“悲惨童年”。她回忆道:“我当时看了电影《斯巴达克斯》,虽然才5岁,我就觉得斗兽场和体育馆并无差别,我一上平衡木就恐惧。”
  1979年,父亲看她实在没有体操潜力,又把她送进了北京艺术学校学京剧。体操与京剧都需要人在公众视野中展现自己,田沁鑫却希望隐藏起来。她从小就不喜欢外面的世界,也很自闭,而现在突然间要在舞台上表演,而她一上台就被老师骂。她感到别人都在笑她。   对于内向的田沁鑫而言,“听”不仅比“演”简单,还要有趣,但能“听”懂并不容易。她尤其喜欢听戏校的老先生们唱戏,她着迷于唱腔里的味道,钟情于戏剧的疏离隔世之感,“有种夕阳暖辉的壮美”。
  “戏剧是我最好最温暖的朋友,我面对戏剧的时候,像是沐浴,完全是赤裸,诚恳地面对它,我始终都不敢对不起它。” 戏剧成了这个孤独少年的最好的慰藉。
  上世纪80年代初,老戏陆续恢复演出,民国时期的“角儿”重现剧场,田沁鑫记得有童芷苓、裴艳玲等等。
  她骑着自行车绕遍了北京四九城的各大剧场,独来独往,扎在戏迷堆里蹭戏听。只要听说这是一个“角”,她就想方设法去看,没钱买票,她也不顾自己的脸皮薄,缠着检票员求情,日子久了,北京城里没她钻不进去的剧场。“那是真的好,演得就像真的一样,我见识到了中国戏剧最后的一抹神采。”
  她相信戏里发生的故事,看完之后总是忍不住写观后感,但还觉得不过瘾,便绘声绘色地给同学讲戏,这突然的开朗让同学很不适应。
  那些年,文艺青年田沁鑫还有一个爱好:她愿意骑3小时的自行车,风雨无阻地去电影学院听戴锦华讲课。高大的戴锦华手夹着香烟,语言华丽而密集,滔滔不绝,田沁鑫听得如痴如醉。
  当时,田沁鑫是一个挺漂亮的刀马旦,长发,夏天穿着碎花的长裙。但就因为太过于内向和安静,舞台的表现实在糟糕。那个时候,她认为自己这辈子最多就是一个戏迷,上个普通大学了事。
  1993年,她前往英国旅行。无意间途经斯特拉特福港口,这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她去看了莎士比亚的坐像,坐像的四周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四个人物雕像。她还记得那天天很蓝,她和所有雕像都合影留念,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这一年,她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在中戏,田沁鑫的成绩并没有比学体操和京剧好多少。田沁鑫说,“知行合一,但我行不出来。”1995年,导演系的毕业大戏考试,田沁鑫是第四组分场导演,快毕业了,她还不会排戏,跟老师汇报时,仍想不明白该如何调度。也是在毕业这一年,她原本要结婚了,但最终和相恋多年的男友分道扬镳。
  导演专业上不能“开窍”,感情又失意,她心意沉沉地去了深圳,准备在南方重新开始生活。而在这里,因为想法总是天马行空,她在广告行业里反而干得风风火火。
  但深圳无戏可看。给她提供免费住宿的室友也是戏迷,两个人干脆组织起“戏剧学习小班”,在深圳排起了话剧和小品。她还记得某天清晨,深圳窗外的天空特别清明,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她一下子理解了《雷雨》的伟大,人物的出场与设置、全盘的舞台形象,“一下子都明白了”。她想回北京了。
  她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排戏。这出名为《断腕》的戏上演日期是1997年9月23日,这一天是前男友的生日,而“断腕”也有了结的意味。
  《断腕》讲述了耶律阿保机的皇后的故事。在阿保机死后,皇后让众大臣陪葬,随后自己统治江山,最后又为了爱,将皇位让给了阿保机的孙子。
  虽然只有5个人出演,但田沁鑫还是将自己的“情与义”放进了大历史的格局中。她希望来的那个人没有来(前男友),却打动了来看戏的国家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就这样,田沁鑫阴差阳错地进了国家话剧院。
  在生活中,田沁鑫心里似乎藏着一个敏感而脆弱的孩子,但当她动笔时,却衍生出一个老灵魂来。“我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力量。”田沁鑫说。
  1999年的正月初三,天寒地冻。在北京雨儿胡同一间没有暖气的屋子里,田沁鑫为《生死场》写剧本。“一个将要生产的女人,被男人们高高地抬起”的画面突然进入了田沁鑫的脑袋,顺着这个画面往下走,一个又一个递进的情节像幻灯片一样上演。灵感并不是说来就来的,田沁鑫枯坐在胡同的出租屋里已经将近一整年的时间,她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安静地打磨这部戏很久了。
  这间屋子每月租金300元,田沁鑫当时的月薪就是300多元,剩下的钱就买烧饼充饥。田沁鑫回忆当时的自己,“睁开眼睛就写作,也没别的事,我现在就很感动于我那时候的纯洁。”
  当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已是春风送暖的3月。《生死场》开始排练,两个月后首演。从此,中国戏剧界都知道有一个能排大戏的女导演叫田沁鑫。
  《生死场》从一众大戏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文化部的文华大奖,看过戏的莫言说她是“大才女”。戴锦华评价她,“从这部戏开始,田沁鑫形成自己清楚的、饱满的、特别有冲击力的戏剧语言。”
  这一年,田沁鑫30岁。
  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说《生死场》赶上了好时候。适逢世纪之交,中国发生了几起大事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生死场》刚好抚慰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内向的田沁鑫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她进入一种与自己较劲的状态。那几年,她尤其喜欢排大悲剧,诸如《狂飙》《赵氏孤儿》等宏大题材,而这些戏都是为了“证明自己”。“这几部戏都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有点走偏,我特别想得到认可。”田沁鑫面对采访时反思道。
  此后的十几年间,她在戏剧类型上涉猎颇丰,从萧红到张爱玲,从文化经典《四世同堂》到癫狂喜剧《夜店之天生绝配》,但整体上,她还是以严肃经典题材为主,而对戏曲仍情有独钟。她还导演了京剧《宰相刘罗锅》《关圣》、昆曲《1699桃花扇》。
  “我觉得很累,严重到没有时间休息。商业社会对我是一种挤压。因为要去填充演出市场,我做了一些很烂的戏。”田沁鑫在一次公开演讲上说道。面对公众时,她会形容自己是“天才”,她也希望这个“天分”得以发展。
  2012年,田沁鑫的话剧以5426万元的票房成为年度的票房冠军。尽管她排斥这种俗世定义成功的标志,但它仍然是一种成功。商业上的成功,也让演出公司纷纷伸出橄榄枝,繁重的工作几乎将她淹没。
  20年来,她几乎没有什么休假,她的日常是上午见人谈合作,下午排戏直到深夜,演员走后,再写第二天的戏,入睡时,早已经过了凌晨。   但近些年,她开始学会了拒绝。她拒绝了30多个公司和剧团的邀请,她觉得“我是一个做艺术的,我要保持自己的底线”。
  “一场千秋大梦的可能”
  2013年,英国某剧团邀请田沁鑫再度前往斯特拉特福,她又一次站在莎士比亚坐像前。一别整整20年,“那天的天气和20年前一样好,雕像没有任何改变,我却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田沁鑫望着雕像,从热泪盈眶到不能自持了。
  也是在这一年,田沁鑫推出了《青蛇》。以往因为种种原因,田沁鑫觉得不能做自己喜欢的戏,妨碍了她整体风格的建构,终于《青蛇》成为田沁鑫“禅意三部曲”之一。
  早在2002年,李碧华就希望田沁鑫能把她的小说《青蛇》改编为话剧。田沁鑫感到仅有两个女人在台上从头说到尾,很难改编,院长赵有亮也觉得她没有能力转化这部情欲戏,只好放弃。她还记得,就在弃用的几天后,她在厨房里做饭,告诉好友,“我不可能做成情欲戏,但可以做成人佛妖三界的主题。”
  2012年,她藏身于寺庙达半年,每日静修读经,并在寺庙里完成了《青蛇》剧本。她认为 “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人性与妖性的光谱”。田沁鑫很少流露出幽默的天赋,不会讲笑话,但这部充盈着禅意的戏剧对白中又遍布着幽默的现代语言,她说这是“攒了一点积蓄,把平时节约下来的幽默放了进去”。
  《青蛇》公演后,一票难求,场场加座,在上海加演10场,成为2013年的票房冠军。之后,改编自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的话剧,创作则更为艰难。这是一部以戊戌变法为核心的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宫廷里的贵族,寺庙的和尚,名士知识分子的三层人事结构要在一个舞台上找到平衡。
  磕磕绊绊,田沁鑫写了12稿剧本,经常是开场处写得兴奋,再推进时却发现此路不通,只得退回原点再寻他途。她一度因为进了绝境而哭泣,哭罢又重头写过。
  “艺术作品要么是审美上的快感,要么是打动人的心灵,要么是作用于思想。作用于思想是最难的,而思想的能量场最大,当它反射到观众的时候,飘飘忽忽的灵魂就会被拉扯或者震动一下,只要有这么一下,艺术的价值就达到了。” 田沁鑫说。
  最终,田沁鑫构建了一个极端的国难与生死、失败与成功的故事,将观众推进了晚清大时代的波澜壮阔中。
  2016年7月,田沁鑫开始创作她的新戏《聆听弘一》。她认为弘一法师“以戒为师”是赋予这部新戏最重要的魂,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信息纷乱的时代,我们很难集中精力做一件事,他(弘一)的自觉性和自制力,在我们当下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聆听弘一》将于2017年元月在北京首演,田沁鑫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她心中的话剧之美:“场铃响起,场灯暗下,舞台亮了起来,一个假想的社会,假想的人际关系,假想的道德,假想的爱情,碰撞出一场千秋大梦的可能。”
  她自己则隐没在幕布之后,目睹一切的发生。
  获奖理由
  她说,导演就是个“攒戏的师傅”。在自己的戏剧作品里,她总是通过解构过去折射当下,并从中找到艺术与商业的最佳结合。过去几年间,她将自己对禅意的思考融入中国故事里,她的《青蛇》 《北京法源寺》和《聆听弘一》形成了“禅意三部曲”,成为中国戏剧市场中独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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