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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场现代化转型将中国社会推入了朝夕瞬变的洪流之中，也由此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回顾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收录的相关论文，发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重点关注6个方面：经济转型、社会治理转型、意识形态转型、农村社会转型、家庭结构转型和文化转型，并且它们依旧是今后社会转型研究的热点。如今，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在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后已开始进入理论自觉阶段。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需要在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同时拓宽全球视野，丰富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创新转型社会学理论，以更好解释和应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挑战。
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社会;转型社会学;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135-006
“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背景，更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40年，40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社会转型，展开了许多理论和经验研究。理清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变动状况和发展趋势，对今后有序推进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知识图谱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是社会学界提出并加以佐证的，现已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转型（transformation）这个生物学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我们尝试使用CiteSpace将40年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知识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通过知识图谱呈现出来，以便更直观地看到研究网络中的结构洞，从而进行搭桥和完善研究网络。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的论文样本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在CSSCI数据库中设置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转型社会”“转型中国”“中国转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经济转型”，时间设为1979—2018年，进行检索后可获得2348篇论文，去除会议纪要等非学术论文的样本后，获得2314篇论文样本。将2314篇论文数据导入CiteSpaceⅤ，可依次进行共词分析和共引分析。
（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共词分析
共词分析法不仅可以揭示研究领域的热点，还可以横向和纵向反映研究的动静态结构及其发展历史。
1.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由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选择的代表其论文内容的词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体现文章主题的。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论文的频次分析，发现“社会转型”一词拥有最高的频次和中心度，“社会转型期”和“转型社会”的频次仅次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期”是学者们频繁使用的时间背景术语，不能代表其研究主题，而“转型社会”则可作为空间背景或者研究对象。有的关键词虽然频次不是最高，但中心度较强，如社会结构（频次为33，中心度为0.97）、改革开放（频次为12，中心度为0.89）、全球化（频次为13，中心度为0.87），这些关键词在社会转型研究网络中具有较强的联结和聚类能力，是搭建网络的重要支点。
2.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CiteSpaceⅤ中选择阈值为Top 50，提取每一年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50篇引文进入运算。网络裁剪方式选择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聚类算法选择对数似然法（LLR），标签词提取方式为关键词命名。2314篇CSSCI论文形成254个节点和466条连线，共得到12个聚类指标。（1）聚类Q值和平均S值分别为0.8261（>0.3）和0.5605（>0.5），说明聚类的结果是显著且高效的。[1]
3.关键词涌现分析
在观察研究主题聚类的同时，不能忽视时间发展对主题聚类的改变。突变词，是指某时期使用频率骤增的专业术语，用来探测某个领域中突现的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在这2314篇论文中检测到19个突变词，结合突现强度和时间变化，我们发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研究前沿经历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并行—和谐社会—现代性—转型中国和社会治理的转向的过程：（1）1998—2004年：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并行。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经济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话，90年代之后的社会结构转型，即包括制度、文化、人文精神等非经济因素的转型开始与经济转轨并行。（2）2005—2008年：和谐社会作为标签词。“和谐社会”在此期间的突现强度高达15.60，可以认为对和谐社会的关注高峰源于2004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分别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和谐社会”作为来自国家宏观设计的关键词在短时间内被学者们频繁使用，随后逐渐淡出社会转型研究的领域。（3）2009—2015年：现代性的热潮。我国已然身处现代性的历史洪流中，进入21世纪后，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批判，以及对由现代性引发的“社会矛盾”的讨论愈加强烈。（4）2016—2018年：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對转型中国的实践自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社会治理随后成为突现词，并且后劲十足。学界将社会转型纳入社会治理框架，亦或是将社会治理纳入社会转型背景的研究成果急剧上升。转型中国在现阶段成为研究前沿似乎表明转型中国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型态已被部分学者所认可，并且他们力图将这个富有独特性的转型社会作为社会事实进行研究。
（三）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共引分析
文献的相互引用是科学知识的积累、连续和继承，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在CiteSpaceⅤ中选择阈值为Top 50，网络裁剪方式选择Pathfinder。1548条被引文献在网络中形成93个节点和84条连线。引文半衰期大于6年的文章共有23篇，其中最长的半衰期有8年。这些半衰期较长的论文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知识基础。（2）其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对转型理论的梳理总结、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安全问题、转型期的价值冲突和价值观教育、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和社会治理等。 在进行共被引分析的同时我们对突现引文进行了检测，共检测到3条突现文献，按照作者、题目、突现时间和突现强度分别为：孙立平的《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2006—2009年，5.5568）、王绍光的《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2014—2015年，3.1634）和郑杭生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2015—2016年，4.2372）。
在共被引网络中存在许多结构洞，没有连线的引文漂浮在网络中，呈现出原子化和疏松的形态。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较为分散和碎片化，被引文献联结引文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还未形成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社会转型研究体系。这可能是由于当前社会转型很少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来研究，大部分论文仅仅作为背景，来讨论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多重问题。
二、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重点领域
通过梳理CNKI和C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中国社会转型论文，结合知识图谱展示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热点，我们总结出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重点关注的6个领域：经济转型及其影响、社会治理转型、意识形态变化、农村社会转型、家庭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
1.经济转型及其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40年来学者们对经济转型及其影响做了较多的分析：对经济转型历程的回顾总结。比较常见的是三阶段划分法，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对经济转型的方向、路径和动力的研究。未来的转型方向定位在何处，如何走向转型目的地，是长期被学者们所讨论的议题。绿色经济转型。基于绿色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低碳经济转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等都是当前经济转型研究的前沿。
2.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在社会转型推进了10年左右的时候，学者们开始对国民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额外警惕和担忧。社会转型的启动意味着原先的价值规范开始失去现实合理性，新旧价值观之间由此发生冲突。[3]250研究者们剖析了社会价值观迷失、分化和冲突等现象的原因，并力图探索重塑转型期社会价值体系的方法和途径。此外，城镇化作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举措，其间诞生的诸多与农民、农民工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也被分外关注。农民价值观的整合、老市民与“新市民”关系的协调都是紧要的社会心态安全问题和研究热点。
3.社会治理转型。40年来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社会转型初期通过整顿治理促进了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为后期“上层建筑”的治理打下了经济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对社会管理内涵和模式的探索成为了研究热点。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的治理模式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二是从单一的治理模式转变为多种社会治理模式。早期的社会治理模式较为单一，“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是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前所未有的新风险和治理困境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开始逐渐探索多种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协同治理”“网格化治理”“基层群众自治”等提法鱼贯而出。三是对先前治理模式的不断反思和推陈出新。许多论文的题目表述为“从XX治理到XX治理”，如：从回应性治理到预见性治理、从地域性治理到流动性治理等，都是对社会治理转型的多重反思和探索研究。总体来看，社会治理转型大多是被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即通过社会治理转型来更好地适应和化解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保证社会转型往预期良好的方向发展，或者是将社会治理转型本身看作社会转型内容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4.农村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了农村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流动的阀门，启动了农村社会转型。因而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始终贯穿于农村社会转型的全过程。对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讨论同样是在2014年之后成为了研究热点，更加强调“协商民主”、社会组织作用和基层社区自治等。当前对农村社会转型的模式、特征和趋势的探讨几乎涵盖了经济、文化、教育、农民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变迁是相关研究的热点。此外，社会转型期农村的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都呈现式微态势，学者们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问题也十分关注。
5.家庭结构转型。家庭领域的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的向现代工业社会家庭的全面转变，体现了传统伦理的更新与现代家庭观念的衔接。在90年代后期就有了社会转型期婚姻质量研究，探究在价值多元的变迁社会中，从恋爱到家庭形成这一复杂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以力图促进家庭和谐。[4]后期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家庭功能和地位的变化，家庭道德的内容和影响力的变化展开。家庭结构的变迁不仅涉及家庭的横向转型，还有家庭内部的纵向变化，即代际模式和养老方式的转型。无论是城市养老还是农村养老都面临着普遍而又特殊的挑战，养老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模式等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家庭养老必要性和可行性依旧为学者們所认可，但家庭养老的模式需要顺应新形势而转变，如分而不离和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5]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转型的良性运行。
6.文化转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要求我们用自觉的文化来塑造一种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生存模式。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探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的危机和重建。但总体上看，关于文化转型和重建方式大都是一些理论和规范性研究，缺少实践经验研究的支撑。在社会转型研究对文化的关注内容中，大众文化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孕育于社会转型，而又体现着社会转型。[6]转型期还诞生了一些新兴的文化，如网络虚拟文化对社会转型的意义也一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现代社会转型对文化精神的急切渴求已经成为世界性社会转型国家和民族的普遍需要，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越来越脱颖而出。 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内容是多样的，上述6个研究重点是长时间以来关注度较高，且较为聚类的研究主题。波兰尼曾指出，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社会转型是无法轻视非经济因素的转型的。随着转型的深入，学界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家庭结构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转型的关注愈加强烈。但自2014年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相关发文总数呈现整体下滑趋势，也就是说在近几年中对于这些话题的讨论没有以往那么多了。为何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对转型问题的探讨反而更少了？对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历程和阶段的梳理来寻找其内在的发展特征。
三、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同阶段社会转型研究的重点不同，结合知识图谱和文献内容，我们对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发展轨迹及其特征做了归纳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准备期、初始期、发展期和反思转变期。
第一阶段是1979—1991年的准备期。10多年的光景还没有显现一些转型中的共性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还只是在小试牛刀阶段，没有全部铺开实施，社会结构转型甚至还没有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一時期的社会转型研究正在孕育中，等到1992年之后，我们会看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在数量上的逐步增长和内容上的羽翼渐丰。
第二阶段是1992—2001年的初始期。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转型一个新的开端。此时市场经济体制已具雏形，转型任务是攻坚旧体制的“硬核”部分，以及创新健全配套性制度。从社会转型研究的发文趋势来看，这一阶段是研究成果数量的平稳上升期，研究的内容也更加丰富。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不仅有针对行动者行为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有对社会转型研究本身的一些反思，但在数量上还不充分，以理论和经验性反思为主，缺少经验研究。
第三阶段是2002—2011 年的发展期。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健全和完善经济社会结构的新阶段。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更大，可以说社会转型带来的疑难杂症越来越突出。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论文数量有显著的增加。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而非“经济”）的地位被抬到了宏观设计的高度，社会转型正在逐渐走出经济转型的半影区。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社会转型模式、社会转型理论的反思也越来越多。这些反思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有实现理论自觉的趋势。
第四阶段是2012年之后的反思转变期。将社会转型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转型自身变迁的探讨和对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和理论的反思上。在全球化的大转型背景下，单一的发展社会学研究范式在解释社会变革上显得力不从心。通过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反思进而转变为一门学科意义上的转型社会学，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或转型研究范式。[7]虽然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的相关论文数量有显著下降，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自觉与转型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多重转型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论。
四、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从以经济转型为重心、对社会结构转型鲜有关注，到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并行，到突出社会结构转型，再到实现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自觉，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转型研究成果，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后期转型实践和理论精炼提供了基础。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还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需要进行反思和提升：
1.研究议题碎片化，且大多是社会问题取向，将“社会转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有关意识形态变化、家庭结构变迁、文化变迁，以及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等研究实则都是将社会转型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社会行动、研究方法或是理论背景，而不是一个研究对象，更不是一种研究范式。社会转型只有更多地被作为研究对象甚至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
2.研究领域内的科研学术合作较少，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相对不足。从科研合作网络来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虽然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在内的10多个学科，但跨学科之间的合作寥寥无几。具有较长半衰期的“经典文献”，主要来自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但这些学科内部的研究合作也很少。我国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社会转型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巨大的研究价值，同时社会转型的推进也离不开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总结。这并非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一家之责，需要学科之间共同努力填补社会转型研究中的结构洞，构建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研究体系。
3.研究方法运用有限，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研究成果数量有待增加。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理论抽象等宏观和中观层面的规范性研究，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少。在论文数量方面，社会转型相关论文的数量在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关注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转变的研究将目光从社会转型转向了其他方向。比如，纳入社会治理的研究框架中。尽管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正在走向理论自觉，但研究成果，尤其是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有待增加。
4.社会转型研究的泛化。社会转型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泛社会转型化的趋势。许多研究对“社会转型”概念不加讨论地使用，什么议题都套用在社会转型上，但对社会转型的内涵少有阐释，甚至把各种问题都会归因于社会转型。这种情况在以主题词或篇名检索“社会转型”时获得的相关论文中最为明显。长此以往，社会转型本身的概念就会被混淆，社会转型自身的研究价值也会被淡化，不利于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构建。
5.转型研究范式单一，以二分法作为研究预设，社会转型理论创新不足。“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作为西方古典社会学关于转型的经典研究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也一贯被使用。而在经济、技术、知识、文化等各种现代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的社会中，这种二分转型视角似乎已难以充分解释和指导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发展实践和目标。我们认为需要把行动者从结构中脱嵌出来，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发展社会学的面向行动者的转型社会学分析框架，通过关注不同发展场域里不同行动主体对干预活动的理解、诠释和重塑，来展现多元化的转型发展图景。[8]比较遗憾的是，当前的社会转型理论创新还不足，缺少原创思想。 由此，我们有必要对今后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做一点讨论和展望，以推动未来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一，在經济转型、社会治理转型、意识形态转型、农村社会转型、家庭结构转型和文化转型等转型研究领域依旧受到关注的同时，社会转型理论和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将会愈发成熟，尤其是中国人心态秩序的嬗变会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接下来社会转型理论和研究范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总结经验，从理论和学科范式上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并在适应社会实践变化中，实现理论和学科建构的动态发展。
第二，拓宽社会转型研究的全球视野，增加科研合作和跨学科的社会转型研究。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转型的整体特征，在全球性的整体格局中，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制于它。如果我们的转型研究仅仅将视野局限在中国地域内，就会被排除在世界知识化和全球化进程的行列之外。只有在全球化时代中发展起来，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及其实践才能有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此外，各学科之间应当积极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用多样的视角解释社会转型，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领域的研究体系的形成。
第三，构建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研究范式，创新社会转型理论，推进转型社会学学科建设，健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体系。古典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将社会转轨视为一种暂时性的动态特殊现象，[9]因为转轨总有结束的一天。但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时间看起来太长，长到转型社会似乎不再是一个过渡社会的类型。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社会类型，以往传统发展研究的单一研究范式显得有些身单力薄，我们需要发展多重现代性的研究范式。转型社会学就是一种新的尝试，将对社会转型的讨论从“现代性命运”中抽离出来，更加关注当前的社会转型的内涵、特征、制度机制、社会问题、运作模式等问题。从西方结构化的研究范式中把行动者带回到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更加关注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纵观40年来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经历了13年的准备期、10年的初始期和10年的发展期，虽然近年来研究论文的发文数量下滑，但已开始进入了理论自觉的阶段。今后的社会转型研究应当更加具有全球视野、理论自觉和方法论意识，从中国转型实践推向具有学科范式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构建起全球化背景下能全面反映“转型社会”本质特征的社会转型理论与方法体系。社会转型还不应当仅仅被限制在地区研究中，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或许能为其他转型国家或者正在发生社会转型的非西方国家提供一种很好的参照和启示。
注释：
（1）12个聚类按照规模大小依次是：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和谐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期、转型中国、转型社会、经济社会转型、英国、社会结构转型、公共政策、家庭结构。
（2）引文半衰期（citation half-lives）用以描述引文的老化程度，半衰期越大，表明引文的有效价值就越大。
参考文献：
[1]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2]刘瑞.中国经济定型之后社会转型若干问题[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3）：58-61.
[3]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夏国美.论变迁社会中婚姻幸福的三要素[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2）：147-155.
[5]杨文忠.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模式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5）：82-85.
[6]吴兆章.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与大众文化的三重属性[J].社会科学，2003，（11）：125-128.
[7]文军，王谦.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发展研究学科范式的新探索[J].江海学刊，2017，（1）.
[8]文军.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发展社会学的中国观照及其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4）：25-31.
[9][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M].吕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
（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社会;转型社会学;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135-006
“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背景，更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40年，40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社会转型，展开了许多理论和经验研究。理清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变动状况和发展趋势，对今后有序推进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知识图谱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是社会学界提出并加以佐证的，现已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转型（transformation）这个生物学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我们尝试使用CiteSpace将40年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知识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通过知识图谱呈现出来，以便更直观地看到研究网络中的结构洞，从而进行搭桥和完善研究网络。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的论文样本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在CSSCI数据库中设置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转型社会”“转型中国”“中国转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经济转型”，时间设为1979—2018年，进行检索后可获得2348篇论文，去除会议纪要等非学术论文的样本后，获得2314篇论文样本。将2314篇论文数据导入CiteSpaceⅤ，可依次进行共词分析和共引分析。
（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共词分析
共词分析法不仅可以揭示研究领域的热点，还可以横向和纵向反映研究的动静态结构及其发展历史。
1.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由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选择的代表其论文内容的词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体现文章主题的。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论文的频次分析，发现“社会转型”一词拥有最高的频次和中心度，“社会转型期”和“转型社会”的频次仅次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期”是学者们频繁使用的时间背景术语，不能代表其研究主题，而“转型社会”则可作为空间背景或者研究对象。有的关键词虽然频次不是最高，但中心度较强，如社会结构（频次为33，中心度为0.97）、改革开放（频次为12，中心度为0.89）、全球化（频次为13，中心度为0.87），这些关键词在社会转型研究网络中具有较强的联结和聚类能力，是搭建网络的重要支点。
2.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CiteSpaceⅤ中选择阈值为Top 50，提取每一年中被引次数最高的前50篇引文进入运算。网络裁剪方式选择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聚类算法选择对数似然法（LLR），标签词提取方式为关键词命名。2314篇CSSCI论文形成254个节点和466条连线，共得到12个聚类指标。（1）聚类Q值和平均S值分别为0.8261（>0.3）和0.5605（>0.5），说明聚类的结果是显著且高效的。[1]
3.关键词涌现分析
在观察研究主题聚类的同时，不能忽视时间发展对主题聚类的改变。突变词，是指某时期使用频率骤增的专业术语，用来探测某个领域中突现的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在这2314篇论文中检测到19个突变词，结合突现强度和时间变化，我们发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研究前沿经历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并行—和谐社会—现代性—转型中国和社会治理的转向的过程：（1）1998—2004年：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并行。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经济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话，90年代之后的社会结构转型，即包括制度、文化、人文精神等非经济因素的转型开始与经济转轨并行。（2）2005—2008年：和谐社会作为标签词。“和谐社会”在此期间的突现强度高达15.60，可以认为对和谐社会的关注高峰源于2004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分别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和谐社会”作为来自国家宏观设计的关键词在短时间内被学者们频繁使用，随后逐渐淡出社会转型研究的领域。（3）2009—2015年：现代性的热潮。我国已然身处现代性的历史洪流中，进入21世纪后，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批判，以及对由现代性引发的“社会矛盾”的讨论愈加强烈。（4）2016—2018年：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對转型中国的实践自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社会治理随后成为突现词，并且后劲十足。学界将社会转型纳入社会治理框架，亦或是将社会治理纳入社会转型背景的研究成果急剧上升。转型中国在现阶段成为研究前沿似乎表明转型中国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型态已被部分学者所认可，并且他们力图将这个富有独特性的转型社会作为社会事实进行研究。
（三）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共引分析
文献的相互引用是科学知识的积累、连续和继承，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在CiteSpaceⅤ中选择阈值为Top 50，网络裁剪方式选择Pathfinder。1548条被引文献在网络中形成93个节点和84条连线。引文半衰期大于6年的文章共有23篇，其中最长的半衰期有8年。这些半衰期较长的论文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知识基础。（2）其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对转型理论的梳理总结、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安全问题、转型期的价值冲突和价值观教育、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和社会治理等。 在进行共被引分析的同时我们对突现引文进行了检测，共检测到3条突现文献，按照作者、题目、突现时间和突现强度分别为：孙立平的《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2006—2009年，5.5568）、王绍光的《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2014—2015年，3.1634）和郑杭生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2015—2016年，4.2372）。
在共被引网络中存在许多结构洞，没有连线的引文漂浮在网络中，呈现出原子化和疏松的形态。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较为分散和碎片化，被引文献联结引文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还未形成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社会转型研究体系。这可能是由于当前社会转型很少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来研究，大部分论文仅仅作为背景，来讨论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多重问题。
二、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重点领域
通过梳理CNKI和C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中国社会转型论文，结合知识图谱展示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热点，我们总结出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重点关注的6个领域：经济转型及其影响、社会治理转型、意识形态变化、农村社会转型、家庭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
1.经济转型及其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40年来学者们对经济转型及其影响做了较多的分析：对经济转型历程的回顾总结。比较常见的是三阶段划分法，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对经济转型的方向、路径和动力的研究。未来的转型方向定位在何处，如何走向转型目的地，是长期被学者们所讨论的议题。绿色经济转型。基于绿色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低碳经济转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等都是当前经济转型研究的前沿。
2.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在社会转型推进了10年左右的时候，学者们开始对国民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额外警惕和担忧。社会转型的启动意味着原先的价值规范开始失去现实合理性，新旧价值观之间由此发生冲突。[3]250研究者们剖析了社会价值观迷失、分化和冲突等现象的原因，并力图探索重塑转型期社会价值体系的方法和途径。此外，城镇化作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举措，其间诞生的诸多与农民、农民工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也被分外关注。农民价值观的整合、老市民与“新市民”关系的协调都是紧要的社会心态安全问题和研究热点。
3.社会治理转型。40年来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社会转型初期通过整顿治理促进了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为后期“上层建筑”的治理打下了经济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对社会管理内涵和模式的探索成为了研究热点。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的治理模式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二是从单一的治理模式转变为多种社会治理模式。早期的社会治理模式较为单一，“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是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前所未有的新风险和治理困境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开始逐渐探索多种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协同治理”“网格化治理”“基层群众自治”等提法鱼贯而出。三是对先前治理模式的不断反思和推陈出新。许多论文的题目表述为“从XX治理到XX治理”，如：从回应性治理到预见性治理、从地域性治理到流动性治理等，都是对社会治理转型的多重反思和探索研究。总体来看，社会治理转型大多是被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即通过社会治理转型来更好地适应和化解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保证社会转型往预期良好的方向发展，或者是将社会治理转型本身看作社会转型内容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4.农村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了农村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流动的阀门，启动了农村社会转型。因而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始终贯穿于农村社会转型的全过程。对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讨论同样是在2014年之后成为了研究热点，更加强调“协商民主”、社会组织作用和基层社区自治等。当前对农村社会转型的模式、特征和趋势的探讨几乎涵盖了经济、文化、教育、农民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变迁是相关研究的热点。此外，社会转型期农村的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都呈现式微态势，学者们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问题也十分关注。
5.家庭结构转型。家庭领域的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的向现代工业社会家庭的全面转变，体现了传统伦理的更新与现代家庭观念的衔接。在90年代后期就有了社会转型期婚姻质量研究，探究在价值多元的变迁社会中，从恋爱到家庭形成这一复杂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以力图促进家庭和谐。[4]后期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家庭功能和地位的变化，家庭道德的内容和影响力的变化展开。家庭结构的变迁不仅涉及家庭的横向转型，还有家庭内部的纵向变化，即代际模式和养老方式的转型。无论是城市养老还是农村养老都面临着普遍而又特殊的挑战，养老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模式等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家庭养老必要性和可行性依旧为学者們所认可，但家庭养老的模式需要顺应新形势而转变，如分而不离和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5]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转型的良性运行。
6.文化转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要求我们用自觉的文化来塑造一种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生存模式。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探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的危机和重建。但总体上看，关于文化转型和重建方式大都是一些理论和规范性研究，缺少实践经验研究的支撑。在社会转型研究对文化的关注内容中，大众文化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孕育于社会转型，而又体现着社会转型。[6]转型期还诞生了一些新兴的文化，如网络虚拟文化对社会转型的意义也一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现代社会转型对文化精神的急切渴求已经成为世界性社会转型国家和民族的普遍需要，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越来越脱颖而出。 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内容是多样的，上述6个研究重点是长时间以来关注度较高，且较为聚类的研究主题。波兰尼曾指出，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社会转型是无法轻视非经济因素的转型的。随着转型的深入，学界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家庭结构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转型的关注愈加强烈。但自2014年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相关发文总数呈现整体下滑趋势，也就是说在近几年中对于这些话题的讨论没有以往那么多了。为何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对转型问题的探讨反而更少了？对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历程和阶段的梳理来寻找其内在的发展特征。
三、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同阶段社会转型研究的重点不同，结合知识图谱和文献内容，我们对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发展轨迹及其特征做了归纳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准备期、初始期、发展期和反思转变期。
第一阶段是1979—1991年的准备期。10多年的光景还没有显现一些转型中的共性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还只是在小试牛刀阶段，没有全部铺开实施，社会结构转型甚至还没有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一時期的社会转型研究正在孕育中，等到1992年之后，我们会看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在数量上的逐步增长和内容上的羽翼渐丰。
第二阶段是1992—2001年的初始期。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转型一个新的开端。此时市场经济体制已具雏形，转型任务是攻坚旧体制的“硬核”部分，以及创新健全配套性制度。从社会转型研究的发文趋势来看，这一阶段是研究成果数量的平稳上升期，研究的内容也更加丰富。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不仅有针对行动者行为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有对社会转型研究本身的一些反思，但在数量上还不充分，以理论和经验性反思为主，缺少经验研究。
第三阶段是2002—2011 年的发展期。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健全和完善经济社会结构的新阶段。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更大，可以说社会转型带来的疑难杂症越来越突出。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论文数量有显著的增加。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而非“经济”）的地位被抬到了宏观设计的高度，社会转型正在逐渐走出经济转型的半影区。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社会转型模式、社会转型理论的反思也越来越多。这些反思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有实现理论自觉的趋势。
第四阶段是2012年之后的反思转变期。将社会转型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转型自身变迁的探讨和对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和理论的反思上。在全球化的大转型背景下，单一的发展社会学研究范式在解释社会变革上显得力不从心。通过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反思进而转变为一门学科意义上的转型社会学，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或转型研究范式。[7]虽然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的相关论文数量有显著下降，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自觉与转型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多重转型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论。
四、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从以经济转型为重心、对社会结构转型鲜有关注，到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并行，到突出社会结构转型，再到实现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自觉，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转型研究成果，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后期转型实践和理论精炼提供了基础。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还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需要进行反思和提升：
1.研究议题碎片化，且大多是社会问题取向，将“社会转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有关意识形态变化、家庭结构变迁、文化变迁，以及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等研究实则都是将社会转型作为一种价值取向、社会行动、研究方法或是理论背景，而不是一个研究对象，更不是一种研究范式。社会转型只有更多地被作为研究对象甚至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
2.研究领域内的科研学术合作较少，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相对不足。从科研合作网络来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虽然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在内的10多个学科，但跨学科之间的合作寥寥无几。具有较长半衰期的“经典文献”，主要来自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但这些学科内部的研究合作也很少。我国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社会转型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巨大的研究价值，同时社会转型的推进也离不开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总结。这并非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一家之责，需要学科之间共同努力填补社会转型研究中的结构洞，构建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研究体系。
3.研究方法运用有限，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研究成果数量有待增加。4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理论抽象等宏观和中观层面的规范性研究，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少。在论文数量方面，社会转型相关论文的数量在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关注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转变的研究将目光从社会转型转向了其他方向。比如，纳入社会治理的研究框架中。尽管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正在走向理论自觉，但研究成果，尤其是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有待增加。
4.社会转型研究的泛化。社会转型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泛社会转型化的趋势。许多研究对“社会转型”概念不加讨论地使用，什么议题都套用在社会转型上，但对社会转型的内涵少有阐释，甚至把各种问题都会归因于社会转型。这种情况在以主题词或篇名检索“社会转型”时获得的相关论文中最为明显。长此以往，社会转型本身的概念就会被混淆，社会转型自身的研究价值也会被淡化，不利于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构建。
5.转型研究范式单一，以二分法作为研究预设，社会转型理论创新不足。“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作为西方古典社会学关于转型的经典研究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也一贯被使用。而在经济、技术、知识、文化等各种现代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的社会中，这种二分转型视角似乎已难以充分解释和指导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发展实践和目标。我们认为需要把行动者从结构中脱嵌出来，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发展社会学的面向行动者的转型社会学分析框架，通过关注不同发展场域里不同行动主体对干预活动的理解、诠释和重塑，来展现多元化的转型发展图景。[8]比较遗憾的是，当前的社会转型理论创新还不足，缺少原创思想。 由此，我们有必要对今后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做一点讨论和展望，以推动未来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一，在經济转型、社会治理转型、意识形态转型、农村社会转型、家庭结构转型和文化转型等转型研究领域依旧受到关注的同时，社会转型理论和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将会愈发成熟，尤其是中国人心态秩序的嬗变会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接下来社会转型理论和研究范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总结经验，从理论和学科范式上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并在适应社会实践变化中，实现理论和学科建构的动态发展。
第二，拓宽社会转型研究的全球视野，增加科研合作和跨学科的社会转型研究。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转型的整体特征，在全球性的整体格局中，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制于它。如果我们的转型研究仅仅将视野局限在中国地域内，就会被排除在世界知识化和全球化进程的行列之外。只有在全球化时代中发展起来，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及其实践才能有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此外，各学科之间应当积极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用多样的视角解释社会转型，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领域的研究体系的形成。
第三，构建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研究范式，创新社会转型理论，推进转型社会学学科建设，健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体系。古典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将社会转轨视为一种暂时性的动态特殊现象，[9]因为转轨总有结束的一天。但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时间看起来太长，长到转型社会似乎不再是一个过渡社会的类型。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社会类型，以往传统发展研究的单一研究范式显得有些身单力薄，我们需要发展多重现代性的研究范式。转型社会学就是一种新的尝试，将对社会转型的讨论从“现代性命运”中抽离出来，更加关注当前的社会转型的内涵、特征、制度机制、社会问题、运作模式等问题。从西方结构化的研究范式中把行动者带回到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更加关注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纵观40年来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经历了13年的准备期、10年的初始期和10年的发展期，虽然近年来研究论文的发文数量下滑，但已开始进入了理论自觉的阶段。今后的社会转型研究应当更加具有全球视野、理论自觉和方法论意识，从中国转型实践推向具有学科范式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构建起全球化背景下能全面反映“转型社会”本质特征的社会转型理论与方法体系。社会转型还不应当仅仅被限制在地区研究中，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或许能为其他转型国家或者正在发生社会转型的非西方国家提供一种很好的参照和启示。
注释：
（1）12个聚类按照规模大小依次是：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和谐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期、转型中国、转型社会、经济社会转型、英国、社会结构转型、公共政策、家庭结构。
（2）引文半衰期（citation half-lives）用以描述引文的老化程度，半衰期越大，表明引文的有效价值就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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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M].吕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