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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实践哲学是为着对实践哲学的补偏救弊而提出的。在后实践哲学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张力的存在是极其微弱的，既缺乏社会实践背景现实的有力铺垫，又部分地缺失了理论承接的维度。后实践哲学的限度体现在时马克思实践哲学价值定位的偏见，对实践哲学本土化本真面目部分的扭曲以及对实践哲学本土化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向度衔接的漠视和浅见。
关键词：实践哲学；本土化；后实践哲学；限度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2—0046—05
为了实现对实践哲学的超越和批判，后实践哲学认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化方案的意义，提出了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中由于超验维度的消解而导致的一元化的世俗主义实践哲学的批评。在后实践哲学看来，只要足够地彰显了所谓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二元张力，那么，实践哲学的以天人合一为潜在视野的一元的世俗主义的诠释的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所谓的用以诠释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在视野是否是后实践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呢?世俗主义的一元化解释方式是否合理?所谓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是否真如后实践哲学所说的那样神奇?它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澄清是非推动理论创新，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后实践哲学的限度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价值定位究竟是什么?后实践哲学虽然一般地肯定其社会改造和历史创造的伟大作用，但主要地还是将其认定为一种现代化理论。“马克思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马克思的思想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哲学或社会改造的思想(尽管是所谓伟大的思想)，而应当理解为欧洲社会有机体所滋生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本质上却是错误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一样，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严格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阶级性，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锐利武器，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显而易见，将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方案是舍本逐末，忽视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虽然，现代化问题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马克思实践哲学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化方案，一种在丧失形上原则情形下重新安顿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的方案，但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已然跨越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语境，其飞跃性的向度已然指向了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摆脱彼岸自我异化形象的压制和此岸尘世异化的束缚，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不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虽然受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制约，但是作为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的否定的未来社会难道仅仅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吗?显然，这一观点确实是失当的。
由于将马克思实践哲学仅仅或主要地看作是一种现代化方案、一种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存有意义和肯定无产阶级法权利益诉求的现代化方案，所以后实践哲学倾向于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就又走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老路上去了。
后实践哲学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土化，丧失或者是转换了它在欧洲语境的社会批判功能，演变为社会建构功能。”这种论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同出一辙。毋须赘言，马克思实践哲学岂会仅仅是一种批判理论呢?固然，一种伟大的理论在其所预言的社会构想尚未成为现实之时，确实易被看作一种批判性较强的理论构架。然而，就马克思实践哲学而言，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辉煌成就，难道不是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一样，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不仅具有摧毁旧世界的伟大功用，而且具有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功效吗?因此，仅仅主要地认定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性价值，是有失偏颇的。
二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中，首要的问题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当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在中国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之后。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又面临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纵深开拓的严峻任务。后实践哲学以为“本土化的实践哲学，特别是近年来的学院派实践哲学。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世俗主义去诠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此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诠释究竟是不是采用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呢?后实践哲学只看到当今中国社会价值伦理亏空的实然性一面，而未曾看到其必然性一面，其所采用的解释方式仅仅只是任意拣取中国古代文化某一传统对现实的任意比附。天人合一的传统就充当了这种工具。虽然天人合一作为世俗主义在现代没落的历史名词，含有许多导致现代伦理亏空的不良因子，但是检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嬗变和演进，天人合一并不足以堪当与马克思实践哲学融合的重任。
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先秦儒家道家确实从不同方面强调人对天的顺从和适应，以求得兩者的和谐，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并非就此一以贯之的。不仅仅荀子在《天论》中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肯定自然界乃至社会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治乱非天”，阐发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甚至唐代刘禹锡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天人交相胜的呐喊。到了近代中国，严复、孙中山都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严复主张“与人争胜”，批评了斯宾塞的“任天”的思想，认为进化虽是自然法则，但人在进化面前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强调“人力”“合群”在进化中的作用。孙中山也主张“人事胜天”。
由此可知，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相融合的前在视野，并非简单地只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而导致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世俗主义诠释的也并非天人合一的传统不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可谓是双向度的互动过程。虽然中国社会在近代遭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资本侵略和文化侵略，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导引之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大的改造。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文化虽然极其幼稚和微弱，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不屈不挠的生长和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思想先导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资源的衔接正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诠释的基础。因此，将中国传统儒家天人合一的世俗主义与当代中国价值伦理亏空的事实作本质上的联系是不足取的。
其次，西方社会发生的虚无主义对于人们精神生命的侵蚀以及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价值伦理亏空，绝不是所谓的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视域中的世俗主义诠释和超验维度与经验维度二元张力的抽象的消解所导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 识”。后实践哲学的这一看法已经接近唯心主义的边缘。本文将在后面进一步展现当代世界所谓的超验维度与经验维度以及世俗主义的实际情态。
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相融合只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在于马克思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实际相融合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情形。后实践哲学主张实践哲学本土化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落后文化心理在世俗主义中的“硬核”，即“在哲学伦理层面，实践哲学的本土化，逐步失去了马克思的经典实践在欧洲的语境的此岸—彼岸的二元张力的隐l生背景，转变为汉语言文化语境的此岸与彼岸彻底合一的世俗主义一元化”；而且形成了对中国传统落后文化心理保护和支配的“硬壳”，即“在知识社会学层面，实践哲学的本土化，导致对实践哲学的诠释成为一种权利的垄断，并和现代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以此置换传统儒家在社会文化体制中的地位”。后实践哲学的这一观点，把实践哲学的本土化硬性割裂为两块，并视本土化过程为传统文化专制主义的不可消融性和经典实践哲学的失效性的综合。毫无疑义，作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心理落后性，固然不可一时之间被摧毁，但为实践哲学体制化所支配和不良利用，不仅未必其然，而且颇有危言耸听之感。应该承认，这种所谓的“硬核”和“硬壳”的分野和对峙，是决然不可持久的。实践哲学的本土化不可仅仅停留在“硬壳”层面，而传统文化观念亦不可固守于“硬核”，两者的相融性必然消解“硬壳”和“硬核”的分立和对抗。这将是一个此消彼长共同生成的过程。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发展，建立在新的生长点之上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实践哲学的本土化，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特点。
三
不仅在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后实践哲学都过分强调了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中的对立性。
在功能上，如前所述。后实践哲学颇类于法兰克福学派，非常重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功能，把在中国本土化视域内的实践哲学视为批判功能的丧失和建构功能的转换；并且认定，虽然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下，实践哲学有一定的批判功能，但是这种批判功能却失去了具体的目标指向，仅仅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拒斥和现实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一看法极其狭隘。无论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原生态的功能而言，还是对本土化的实践哲学而言，批判功能都是其内涵的一个维度，它从来没有丧失过。如果认为对资本主义背景而言的实践哲学才是批判，才具有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二元张力，那么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于中国的不适用论。难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批判，对近现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中国现实未来指向性的批判，就不是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本真精神的批判吗?后实践哲学的此种观点是极其片面的，完全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科学性的抹杀。
至于在文化语境上，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功能的重点体认相一致，后实践哲学突出资本主义批判语境的不可移易性。这不过是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认知的肤浅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科学性的漠视而已。
在依赖对象上，后实践哲学肯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欧洲所依赖的是新兴产业工人，认为中国本土化实践哲学所依赖的却是新型知识人和农民。这一看法并不完全准确。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因其独有的特殊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充当革命主要力量的确实是农民，而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亦是农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远离了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领导，仅仅是依赖于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和群氓式的农民任意和盲目努力的结果。相反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化的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革命军队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团结斗争的结果。就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而言，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的成功完全可以说是依赖于此的。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的确也展示了实践哲学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因此，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所依赖的是新型的知识人和农民是失当的。在本质上，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实践者首先并且主要的还是中国无产阶级。
四
后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本土化的批评是以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二元张力为武器的。后实践哲学认为，本土化的实践哲学完全消融了经验维度和超验维度的二元张力，以世俗的实践为基础去诠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完全堕入了世俗主义的泥潭，对于当代社会价值伦理亏空的扭转无所裨益。然而，后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毕竟是失去了显现实所指和能指的虚空的幻想，是停留在思辨哲学讲坛上的自我的吟咏。
后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努力方向是要恢复精神的绝对根基，这有可取的一面。历史的发展的确以雄辩的事实昭示着，在人类逐步推进的实践历史进程中，正是人类精神的自主性才可能为人类的最终的自由王国的到来提供前提。但是，后实践哲学探寻精神绝对性根基的努力毕竟缺少了现实的可靠的奠基。固然，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物质和精神仅仅只是何为本原的区分。当进入实践领域，精神确实具有自由自主的一面，然而，这种自由自主毕竟又是以世俗主义的实踐为基础的，脱离世俗主义的实践，任何精神自由自主不过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的梦幻。在另一个方面，世俗主义实践本身的推进，确实又离不开精神的超验维度的张力的牵引。没有这一超验维度，实践未来的发展指向便是不可能之事，实践的理想维度的遗弃最终使实践堕落为世俗的蝇营狗苟。
但是，后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在现实中的存有又究竟是怎样的呢?一元论的世俗主义实践论真的应该彻底否定吗?
经验往往植根于现实，超验常常源于理想。在目前历史时期内，后实践哲学高扬超验维度理想的旗帜，对一元的世俗主义实践哲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实属矫枉过正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显而易见，当今人类社会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全部社会的实然性和必然性本质特征均应当在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之中去求解。
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经验维度，就是指在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中，物的依赖性占据矛盾主导地位并造成了对人的独立性加以钳制的情形。后实践哲学没有看到这一矛盾方面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当人类社会迈过人的依赖关系发展阶段之后，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这种进步性以物的依赖性对人的独立性的钳制为条件，但是其积极意义却在于前所未有地推进了人类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而至于人类理性的自我迷失，则是人类跨过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后所难以避免的。“一方面，‘神圣形象’的消解，或者如尼 采所说‘上帝被杀死了’，人们既感受到了没有了‘窥视’自己，‘惩罚’自己的上帝的解放了的愉悦，又感受到了一种没有‘规范’自己，‘约束’自己的‘标准’的空虚；另一方面，在‘非神圣形象’即‘法’‘政治’等等‘世俗化’的‘规范’中，人们既感受到新的‘束缚’和‘压抑’，又感受到‘非神圣形象’作为‘标准’的‘非神圣性’，因而也感受到一种无所皈依的烦躁。”这实际就是把自然经济中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因此，在当前历史时期中，一方面，世俗主义实际就是指人类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的发展。这一矛盾极具历史性的贡献，它推动了人类物质生产力的极度发达。然而，这仅仅是经验主义的维度。另一方面，这一世俗主义的经验维度，却是要被突破的。但这种突破经验维度的超验维度又何在呢?是否如后实践哲学所讲，全然只是精神活动的绝又十f生根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社会实践按照维度可划分为思维活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由于思维活动是对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反映和指导，因而，人类实践可相对独立地概括为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辩证逻辑关系中展开的。在原始社会里，人类交往实践是决定和主动把握生产实践的。“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实践决定交往实践的必然逻辑开始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到了极致。它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物质财富因此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它否定乃至取消了人类社会的交往理性，使人类历史上承继而来的理性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甚或是堕落。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它业已造成了人类的发展危机。富有前瞻性的未来社会的交往实践决定和主动把握生产实践的辩正自由逻辑在人类社会中开始浮现。它是代表人类未来理想的超验维度。因此，所谓后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现实上应当是交往实践对于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和自觉把握，實际就是寻求自由共同体建立并使之发挥对个体自觉整合作用的指向未来社会理想的努力。在此之上，谈论精神的自主性才是具有意义和富有根基的，舍此，则毫无意义。
总之，后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是矫枉过正了。后实践哲学因为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价值定位的失当，所以造成了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理解的偏失。后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中世俗主义一元化的实践论诠释的批评，虽然展示了中国化实践哲学发展的向度，但因其自身超验维度的晦暗不明，所以显现出虚空的思辨倾向。作为理想的超验维度，只有植根于交往实践对于生产实践的自觉把握中，才有实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王之刚
关键词：实践哲学；本土化；后实践哲学；限度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2—0046—05
为了实现对实践哲学的超越和批判，后实践哲学认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化方案的意义，提出了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中由于超验维度的消解而导致的一元化的世俗主义实践哲学的批评。在后实践哲学看来，只要足够地彰显了所谓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二元张力，那么，实践哲学的以天人合一为潜在视野的一元的世俗主义的诠释的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所谓的用以诠释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在视野是否是后实践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呢?世俗主义的一元化解释方式是否合理?所谓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是否真如后实践哲学所说的那样神奇?它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澄清是非推动理论创新，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后实践哲学的限度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价值定位究竟是什么?后实践哲学虽然一般地肯定其社会改造和历史创造的伟大作用，但主要地还是将其认定为一种现代化理论。“马克思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马克思的思想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哲学或社会改造的思想(尽管是所谓伟大的思想)，而应当理解为欧洲社会有机体所滋生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本质上却是错误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一样，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严格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阶级性，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锐利武器，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显而易见，将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方案是舍本逐末，忽视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虽然，现代化问题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马克思实践哲学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化方案，一种在丧失形上原则情形下重新安顿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的方案，但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已然跨越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语境，其飞跃性的向度已然指向了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摆脱彼岸自我异化形象的压制和此岸尘世异化的束缚，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不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虽然受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制约，但是作为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的否定的未来社会难道仅仅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吗?显然，这一观点确实是失当的。
由于将马克思实践哲学仅仅或主要地看作是一种现代化方案、一种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存有意义和肯定无产阶级法权利益诉求的现代化方案，所以后实践哲学倾向于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就又走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老路上去了。
后实践哲学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土化，丧失或者是转换了它在欧洲语境的社会批判功能，演变为社会建构功能。”这种论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同出一辙。毋须赘言，马克思实践哲学岂会仅仅是一种批判理论呢?固然，一种伟大的理论在其所预言的社会构想尚未成为现实之时，确实易被看作一种批判性较强的理论构架。然而，就马克思实践哲学而言，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辉煌成就，难道不是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一样，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不仅具有摧毁旧世界的伟大功用，而且具有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功效吗?因此，仅仅主要地认定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性价值，是有失偏颇的。
二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中，首要的问题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当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在中国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之后。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又面临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纵深开拓的严峻任务。后实践哲学以为“本土化的实践哲学，特别是近年来的学院派实践哲学。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世俗主义去诠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此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诠释究竟是不是采用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呢?后实践哲学只看到当今中国社会价值伦理亏空的实然性一面，而未曾看到其必然性一面，其所采用的解释方式仅仅只是任意拣取中国古代文化某一传统对现实的任意比附。天人合一的传统就充当了这种工具。虽然天人合一作为世俗主义在现代没落的历史名词，含有许多导致现代伦理亏空的不良因子，但是检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嬗变和演进，天人合一并不足以堪当与马克思实践哲学融合的重任。
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先秦儒家道家确实从不同方面强调人对天的顺从和适应，以求得兩者的和谐，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并非就此一以贯之的。不仅仅荀子在《天论》中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肯定自然界乃至社会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治乱非天”，阐发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甚至唐代刘禹锡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天人交相胜的呐喊。到了近代中国，严复、孙中山都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严复主张“与人争胜”，批评了斯宾塞的“任天”的思想，认为进化虽是自然法则，但人在进化面前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强调“人力”“合群”在进化中的作用。孙中山也主张“人事胜天”。
由此可知，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相融合的前在视野，并非简单地只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而导致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世俗主义诠释的也并非天人合一的传统不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可谓是双向度的互动过程。虽然中国社会在近代遭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资本侵略和文化侵略，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导引之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大的改造。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文化虽然极其幼稚和微弱，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不屈不挠的生长和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思想先导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资源的衔接正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诠释的基础。因此，将中国传统儒家天人合一的世俗主义与当代中国价值伦理亏空的事实作本质上的联系是不足取的。
其次，西方社会发生的虚无主义对于人们精神生命的侵蚀以及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价值伦理亏空，绝不是所谓的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视域中的世俗主义诠释和超验维度与经验维度二元张力的抽象的消解所导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 识”。后实践哲学的这一看法已经接近唯心主义的边缘。本文将在后面进一步展现当代世界所谓的超验维度与经验维度以及世俗主义的实际情态。
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相融合只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在于马克思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实际相融合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情形。后实践哲学主张实践哲学本土化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落后文化心理在世俗主义中的“硬核”，即“在哲学伦理层面，实践哲学的本土化，逐步失去了马克思的经典实践在欧洲的语境的此岸—彼岸的二元张力的隐l生背景，转变为汉语言文化语境的此岸与彼岸彻底合一的世俗主义一元化”；而且形成了对中国传统落后文化心理保护和支配的“硬壳”，即“在知识社会学层面，实践哲学的本土化，导致对实践哲学的诠释成为一种权利的垄断，并和现代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以此置换传统儒家在社会文化体制中的地位”。后实践哲学的这一观点，把实践哲学的本土化硬性割裂为两块，并视本土化过程为传统文化专制主义的不可消融性和经典实践哲学的失效性的综合。毫无疑义，作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心理落后性，固然不可一时之间被摧毁，但为实践哲学体制化所支配和不良利用，不仅未必其然，而且颇有危言耸听之感。应该承认，这种所谓的“硬核”和“硬壳”的分野和对峙，是决然不可持久的。实践哲学的本土化不可仅仅停留在“硬壳”层面，而传统文化观念亦不可固守于“硬核”，两者的相融性必然消解“硬壳”和“硬核”的分立和对抗。这将是一个此消彼长共同生成的过程。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发展，建立在新的生长点之上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实践哲学的本土化，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特点。
三
不仅在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后实践哲学都过分强调了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中的对立性。
在功能上，如前所述。后实践哲学颇类于法兰克福学派，非常重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功能，把在中国本土化视域内的实践哲学视为批判功能的丧失和建构功能的转换；并且认定，虽然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下，实践哲学有一定的批判功能，但是这种批判功能却失去了具体的目标指向，仅仅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拒斥和现实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一看法极其狭隘。无论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原生态的功能而言，还是对本土化的实践哲学而言，批判功能都是其内涵的一个维度，它从来没有丧失过。如果认为对资本主义背景而言的实践哲学才是批判，才具有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二元张力，那么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于中国的不适用论。难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批判，对近现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中国现实未来指向性的批判，就不是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本真精神的批判吗?后实践哲学的此种观点是极其片面的，完全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科学性的抹杀。
至于在文化语境上，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功能的重点体认相一致，后实践哲学突出资本主义批判语境的不可移易性。这不过是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认知的肤浅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科学性的漠视而已。
在依赖对象上，后实践哲学肯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欧洲所依赖的是新兴产业工人，认为中国本土化实践哲学所依赖的却是新型知识人和农民。这一看法并不完全准确。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因其独有的特殊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充当革命主要力量的确实是农民，而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亦是农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远离了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领导，仅仅是依赖于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和群氓式的农民任意和盲目努力的结果。相反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化的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革命军队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团结斗争的结果。就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而言，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的成功完全可以说是依赖于此的。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的确也展示了实践哲学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因此，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所依赖的是新型的知识人和农民是失当的。在本质上，马克思实践哲学本土化实践者首先并且主要的还是中国无产阶级。
四
后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本土化的批评是以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二元张力为武器的。后实践哲学认为，本土化的实践哲学完全消融了经验维度和超验维度的二元张力，以世俗的实践为基础去诠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完全堕入了世俗主义的泥潭，对于当代社会价值伦理亏空的扭转无所裨益。然而，后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毕竟是失去了显现实所指和能指的虚空的幻想，是停留在思辨哲学讲坛上的自我的吟咏。
后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努力方向是要恢复精神的绝对根基，这有可取的一面。历史的发展的确以雄辩的事实昭示着，在人类逐步推进的实践历史进程中，正是人类精神的自主性才可能为人类的最终的自由王国的到来提供前提。但是，后实践哲学探寻精神绝对性根基的努力毕竟缺少了现实的可靠的奠基。固然，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物质和精神仅仅只是何为本原的区分。当进入实践领域，精神确实具有自由自主的一面，然而，这种自由自主毕竟又是以世俗主义的实踐为基础的，脱离世俗主义的实践，任何精神自由自主不过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的梦幻。在另一个方面，世俗主义实践本身的推进，确实又离不开精神的超验维度的张力的牵引。没有这一超验维度，实践未来的发展指向便是不可能之事，实践的理想维度的遗弃最终使实践堕落为世俗的蝇营狗苟。
但是，后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在现实中的存有又究竟是怎样的呢?一元论的世俗主义实践论真的应该彻底否定吗?
经验往往植根于现实，超验常常源于理想。在目前历史时期内，后实践哲学高扬超验维度理想的旗帜，对一元的世俗主义实践哲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实属矫枉过正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显而易见，当今人类社会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全部社会的实然性和必然性本质特征均应当在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之中去求解。
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经验维度，就是指在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中，物的依赖性占据矛盾主导地位并造成了对人的独立性加以钳制的情形。后实践哲学没有看到这一矛盾方面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当人类社会迈过人的依赖关系发展阶段之后，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这种进步性以物的依赖性对人的独立性的钳制为条件，但是其积极意义却在于前所未有地推进了人类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而至于人类理性的自我迷失，则是人类跨过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后所难以避免的。“一方面，‘神圣形象’的消解，或者如尼 采所说‘上帝被杀死了’，人们既感受到了没有了‘窥视’自己，‘惩罚’自己的上帝的解放了的愉悦，又感受到了一种没有‘规范’自己，‘约束’自己的‘标准’的空虚；另一方面，在‘非神圣形象’即‘法’‘政治’等等‘世俗化’的‘规范’中，人们既感受到新的‘束缚’和‘压抑’，又感受到‘非神圣形象’作为‘标准’的‘非神圣性’，因而也感受到一种无所皈依的烦躁。”这实际就是把自然经济中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因此，在当前历史时期中，一方面，世俗主义实际就是指人类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的发展。这一矛盾极具历史性的贡献，它推动了人类物质生产力的极度发达。然而，这仅仅是经验主义的维度。另一方面，这一世俗主义的经验维度，却是要被突破的。但这种突破经验维度的超验维度又何在呢?是否如后实践哲学所讲，全然只是精神活动的绝又十f生根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社会实践按照维度可划分为思维活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由于思维活动是对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反映和指导，因而，人类实践可相对独立地概括为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辩证逻辑关系中展开的。在原始社会里，人类交往实践是决定和主动把握生产实践的。“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实践决定交往实践的必然逻辑开始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到了极致。它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物质财富因此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它否定乃至取消了人类社会的交往理性，使人类历史上承继而来的理性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甚或是堕落。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它业已造成了人类的发展危机。富有前瞻性的未来社会的交往实践决定和主动把握生产实践的辩正自由逻辑在人类社会中开始浮现。它是代表人类未来理想的超验维度。因此，所谓后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现实上应当是交往实践对于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和自觉把握，實际就是寻求自由共同体建立并使之发挥对个体自觉整合作用的指向未来社会理想的努力。在此之上，谈论精神的自主性才是具有意义和富有根基的，舍此，则毫无意义。
总之，后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是矫枉过正了。后实践哲学因为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价值定位的失当，所以造成了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理解的偏失。后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过程中世俗主义一元化的实践论诠释的批评，虽然展示了中国化实践哲学发展的向度，但因其自身超验维度的晦暗不明，所以显现出虚空的思辨倾向。作为理想的超验维度，只有植根于交往实践对于生产实践的自觉把握中，才有实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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