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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二年，谋士戴铎给四皇子胤禛写了一封上书，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处理父皇和兄弟关系时，要把握“孝、诚、和、忍”四字真言；二是处理自己和朝廷官员关系时，一定要广结善缘，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三是尽量培养自己的人马，以壮大本门实力。
实事求是地说，这封上书，写得入情入理，有理有据。
道破心机
胤禛的批语耐人寻味：“你说的这些，诚然是金石之言，于我没有丝毫用处。我若有意争储，绝不会按你说的去做。再说，当皇上是一件大苦之事，我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还有意争它？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你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从批语看，胤禛除了矫情，更多的是谨慎，尤其最后一句，换成现代语言的话，直译为：“你要是真心为我考虑的话，请马上闭上臭嘴，但凡以上说的这些，万不可向外透露，切记，切记。”
从胤禛在康熙末年的表现看，他似乎忠实贯彻戴铎提出的“三策”，尤其在“孝、诚、和、忍”四字上，做得出神入化。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胤禛的成功是“倚信满人戴铎为之谋划”的结果。
事实是否如此呢？戴铎上书之时，胤禛夺储之计已定，恰好与戴铎所言不谋而合。
胤禛本在暗自谋划，生怕别人知道，戴铎不但看出来了，而且有模有样地“诉诸文字”，这不是有意“道破天机”吗？雍正是何等自信之人，万一夺储不成，戴铎的这些文字，就是谋逆的铁证。
戴铎被打发出去，禁止回京，似乎就有一个合理解释。好比 《红楼梦》 里的贾雨村审案，门子好心指出本地的“护官符”，门子又是知道他底细的故人，案子一审完，就被贾雨村找个借口，给远远发配了。
戴铎的例子，似乎有些类似。在胤禛心中，像戴铎这种急功近利又有几分小聪明的人，若留在京城，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惹出乱子来，真不好说。
忠言被斥
对戴铎这种人，胤禛也不敢掉以轻心，不能一味地打压，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适当的时候，还得安抚，借以收买人心。
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写信向胤禛致谢，说：“奴才哥哥戴锦蒙主子天恩，差大人向吏部说得补河南开归道，此乃主子特恩。奴才弟兄受恩天高地厚，将来不知作何效力，方可仰报于万一也。特行具启，叩谢。”
胤禛回信说，“你哥哥大不如你，不过是一员俗宦罢了。目前有你哥哥效力，你宽心保养，身子要紧”，前途光明大大的，“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
结果，戴铎误会了胤禛的意思。
康熙五十六年，戴铎谋划台湾一事，特地在来信中让胤禛先想办法，将他调补为台湾道，万一将来“争储”失败，到时退居台湾，也有一条退路。
表面上看，这是奴才的忠心使然，除去这一点，简直就是个馊主意，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简直就是谋反啊。
胤禛接到戴铎的密信，气不打一处来，他在回信中痛斥：“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台罢。”
在戴铎这边，真是生命不息，为主子谋划不已，他哪里知道，胤禛最怕的就是他的多嘴多舌，喋喋不休。
明升实降
刚碰了一鼻子灰的戴铎，次年又开始惹事。康熙五十七年，戴铎给胤禛写信说：“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闻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特于彼处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礼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座，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
戴铎这封信，有些干货，也有些假货。他先是说自己见了回乡探亲的李光地，后者是康熙信任的重臣，胤禛当然深知其重要性。戴铎与李光地说的这些话，却是死无对证，难保其为了表忠而捏造。再说，胤禛根本不希望戴铎在外面招摇，比如见李光地之事，见得好也就算了，见得不好，万一李光地在康熙面前奏他一本，岂不是前功尽弃？
胤禛在回信中痛骂：“你在京时如此等语言，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胤禛最后一句，似未写完，大意应为“我作你的主子，真是前世的冤孽”。此外，对戴铎报告的有关杨道升、程万策这些远不是干货的信息，胤禛有些不耐烦，说：杨道升在诚亲王府 （三阿哥处） 已有数年，此乃人人尽知，至于程万策傍依十四阿哥，那随他去，“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康熙五十八年，戴铎最后一次向胤禛写信，并“特具苏州新样扇子数种进上”。胤禛的批示，还是很不客气：“你自家看看你的扇子和你的启帖，你是什么不知道我的。”
康熙六十年，大约在胤禛的活动下，戴铎调任四川布政使。临行时，胤禛送他几句话：“你此去当时时勉励，惟以治心为要，心一正，则天地神明自必加佑。”显然是对戴铎的人品不信任。
次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胤禛继位为新皇上，是为雍正皇帝。戴铎押中大宝，按说该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是，也不是。还没高兴多久，戴铎即被解除四川布政使一职，发到年羹尧军前效力。
这次升官，恐怕是雍正担心他搞出其他乱子，将之调到年羹尧处，让后者好好管束。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
（选自《治官手册：雍正和他的大臣们》/金满楼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4月版）
实事求是地说，这封上书，写得入情入理，有理有据。
道破心机
胤禛的批语耐人寻味：“你说的这些，诚然是金石之言，于我没有丝毫用处。我若有意争储，绝不会按你说的去做。再说，当皇上是一件大苦之事，我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还有意争它？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你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从批语看，胤禛除了矫情，更多的是谨慎，尤其最后一句，换成现代语言的话，直译为：“你要是真心为我考虑的话，请马上闭上臭嘴，但凡以上说的这些，万不可向外透露，切记，切记。”
从胤禛在康熙末年的表现看，他似乎忠实贯彻戴铎提出的“三策”，尤其在“孝、诚、和、忍”四字上，做得出神入化。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胤禛的成功是“倚信满人戴铎为之谋划”的结果。
事实是否如此呢？戴铎上书之时，胤禛夺储之计已定，恰好与戴铎所言不谋而合。
胤禛本在暗自谋划，生怕别人知道，戴铎不但看出来了，而且有模有样地“诉诸文字”，这不是有意“道破天机”吗？雍正是何等自信之人，万一夺储不成，戴铎的这些文字，就是谋逆的铁证。
戴铎被打发出去，禁止回京，似乎就有一个合理解释。好比 《红楼梦》 里的贾雨村审案，门子好心指出本地的“护官符”，门子又是知道他底细的故人，案子一审完，就被贾雨村找个借口，给远远发配了。
戴铎的例子，似乎有些类似。在胤禛心中，像戴铎这种急功近利又有几分小聪明的人，若留在京城，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惹出乱子来，真不好说。
忠言被斥
对戴铎这种人，胤禛也不敢掉以轻心，不能一味地打压，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适当的时候，还得安抚，借以收买人心。
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写信向胤禛致谢，说：“奴才哥哥戴锦蒙主子天恩，差大人向吏部说得补河南开归道，此乃主子特恩。奴才弟兄受恩天高地厚，将来不知作何效力，方可仰报于万一也。特行具启，叩谢。”
胤禛回信说，“你哥哥大不如你，不过是一员俗宦罢了。目前有你哥哥效力，你宽心保养，身子要紧”，前途光明大大的，“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
结果，戴铎误会了胤禛的意思。
康熙五十六年，戴铎谋划台湾一事，特地在来信中让胤禛先想办法，将他调补为台湾道，万一将来“争储”失败，到时退居台湾，也有一条退路。
表面上看，这是奴才的忠心使然，除去这一点，简直就是个馊主意，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简直就是谋反啊。
胤禛接到戴铎的密信，气不打一处来，他在回信中痛斥：“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台罢。”
在戴铎这边，真是生命不息，为主子谋划不已，他哪里知道，胤禛最怕的就是他的多嘴多舌，喋喋不休。
明升实降
刚碰了一鼻子灰的戴铎，次年又开始惹事。康熙五十七年，戴铎给胤禛写信说：“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闻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特于彼处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礼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座，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
戴铎这封信，有些干货，也有些假货。他先是说自己见了回乡探亲的李光地，后者是康熙信任的重臣，胤禛当然深知其重要性。戴铎与李光地说的这些话，却是死无对证，难保其为了表忠而捏造。再说，胤禛根本不希望戴铎在外面招摇，比如见李光地之事，见得好也就算了，见得不好，万一李光地在康熙面前奏他一本，岂不是前功尽弃？
胤禛在回信中痛骂：“你在京时如此等语言，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胤禛最后一句，似未写完，大意应为“我作你的主子，真是前世的冤孽”。此外，对戴铎报告的有关杨道升、程万策这些远不是干货的信息，胤禛有些不耐烦，说：杨道升在诚亲王府 （三阿哥处） 已有数年，此乃人人尽知，至于程万策傍依十四阿哥，那随他去，“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康熙五十八年，戴铎最后一次向胤禛写信，并“特具苏州新样扇子数种进上”。胤禛的批示，还是很不客气：“你自家看看你的扇子和你的启帖，你是什么不知道我的。”
康熙六十年，大约在胤禛的活动下，戴铎调任四川布政使。临行时，胤禛送他几句话：“你此去当时时勉励，惟以治心为要，心一正，则天地神明自必加佑。”显然是对戴铎的人品不信任。
次年十一月，康熙皇帝驾崩，胤禛继位为新皇上，是为雍正皇帝。戴铎押中大宝，按说该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是，也不是。还没高兴多久，戴铎即被解除四川布政使一职，发到年羹尧军前效力。
这次升官，恐怕是雍正担心他搞出其他乱子，将之调到年羹尧处，让后者好好管束。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
（选自《治官手册：雍正和他的大臣们》/金满楼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