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晚清发行纸钞是从1895年才开始的，但能上纸钞的头像和世界各国一样， “准入门槛”很高，只有慈禧、李鸿章等重量级人物才有机会。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庆亲王的儿子、清末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竟也在钞票上亮了相。
　　印有载振头像的钞票，是上海信成银行于1907年发行的“横式银元票”，上面还有行小字，“大清国商部尚书固山贝子卫镇国将军载公振”。
　　那为什么要让载振“露脸”呢？信成银行的创始人解释：一是载振跟信成银行的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借此标榜一下;二是载振的“贝子尚书”身份是金字招牌，能让钞票保值。
　　上海信成银行虽有“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的美誉，却是纯粹的民营银行，怎能堂而皇之地发行国家官方钞票？这戳中了晚清一大弊端：混乱的货币发行。
　　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晚清隔些年就挨顿揍，挨完揍又挨宰，国家权益早被“宰”得差不多了，最易被列强钻了空子的就是纸币发行。晚清的最后半个世纪里，英国丽如银行、法国东方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金主”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他们除了发行本国货币，还擅自发行各种“银两票”。1895年以前，各国列强的银行就已在中国发行了价值2000万两白银的“银两票”，搂走巨额财富。
　　正因如此，纸币渐渐成了晚清各界政要、名流眼里十足的肥肉。待清政府回过神来，也开始发行纸钞了，各路势力也就一拥而上。1895年，北洋铁路局开始发行“银元票”，之后的16年里，不止户部银行在发行钞票，内务府等衙门都有自己的“银钱号”和“官票局”，各省也有纸币发行机构，民间钱庄银号也一拥而上。可以说，那时手里有点权的都能印钞票。
　　如此一来，大清境内的纸钞彻底泛滥，而这些五花八门的钞票绝大多数都没准备金，亮相时牛气哄哄，说贬值就贬值。还有些钞票，比如当时“中国通商银行” “大清银行” “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只限于在北京、广州、上海流通。各省“官票局”的钞票也只能关起门来自己用，一出省就是废纸。此外，每年未经清政府批准流通的钞票，总额更在500万两以上。
　　所以，上海信成银行“民营银行印钞票”的奇特现象又算什么呢？而且就操作来说，这都算是晚清钞票烂账里十分良心的一款。
　　如此乱象，清政府就没觉察到？其实他们自己也门儿清，更想过法子改革。1909年，清政府颁布《通用银钱章程》，规定了各省发行纸币的限额，次年又颁布《兑换纸币则例》。但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晚清的货币乱象不只乱在纸币一家，积弊更是多如牛毛。要知道，从“康乾盛世”起，货币发行就是各级官员的“肥肉”，通过“火耗”等空子，大小官员早就捞够了油水。到了清末，别看国家风雨飘摇，混乱的货币市场依然是各级官员互相勾搭的食物链，改哪一条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1904年，晚清总税务司赫德提出《中國币制改革案》，美国“会议货币专使”杰瑞荷也提出《中国新圜法觉书》，这都是全面消除陋规的改革思路，却因牵涉各方利益而不了了之，只能小修小补的晚清纸币制度也就陷入不可救药的境地，直到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彻底结束了使命，变成这段历史的特殊见证。
　　大清的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只从这款纸币就可看到太多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