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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友基先生(又名:饶炽烽)是一位爱国华侨,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都深深地打着爱国的烙印。从印度尼西亚毅然回国支持祖国经济文化建设,到前往香港参与创办爱国报刊《镜报》,到带头组织创建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等聚力爱国团体,再到下海从商,各项贸易都以祖国的物质需要为出发点,他的所作所为,都凝聚着“爱国”两个字。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安定繁荣、民主法制,能够做到民富国强,而这也是我们华侨最大的愿望。”
【饶友基先生(又名:饶炽烽),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创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中友(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作为印度尼西亚华侨,他一直希望中国安定繁荣,能够做到民富国强,并为祖国的繁荣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身在印度尼西亚,心在祖国
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饶友基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索。当回首过往,抚今思昔,透过苍茫而厚重的历史积淀,一幕又一幕尘封已久的往事,伴随着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在浅唱低吟之间,执着而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的时候,他感到的是欣慰!
他这一生都在奋斗中前进,他没有虚度年华,他的一生是有作为的。而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从来都是“爱国”二字当头。
爱国,就是饶友基先生一生的感情基调。饶友基先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在印度尼西亚出生,并在印度尼西亚长大,虽然身在国外,却从小在爱国学校接受教育,学习中华文化,接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直对祖国有着深深的向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印建交,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感召下,从1951年开始,在海外掀起了回国升学的热潮,华侨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一心要投入祖国的怀抱。此时饶友基先生高中毕业,看到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回国,他的心也飞到了遥远的祖国。
然而往往事与愿违,由于年轻的华侨毕业生纷纷回国,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华侨爱国学校师资力量顿时匮乏下来,这对华侨学生的中华文化教育和爱国思想的教育,无疑都是一种莫大的缺失。
而学习成绩优秀的饶友基被学校留下任教,在教学的岗位上,传承爱国的思想,将中华文化知识播撒到华侨学生的心里。用自己爱国的心来影响和培育更多的爱国栋梁。虽然在兴教育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他对于回到祖国的向往却没有一日减弱,反而对于祖国的情感,越发深沉,越发浓厚。
在中国人民大学,他的命运,与这样一所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神圣的大学,紧密地联繋起来。不论是求学阶段,还是留校任教阶段,当时的他,胸怀满腔的报国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前往香港,参与创办《镜报》
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留校的选择,已经充分表明了饶友基先生的人生理想——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此时的神州大地,早已暗流汹涌,“左”和“右”的思想斗争愈演愈烈,终于演变成一场遍及全国各地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助长了左倾思想,“左”的行动再次泛滥,持续时间更长,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
先是“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1963年到1966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使得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本不应有的打击。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导致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批林批孔的运动也是随之而来。
在这种运动不断的形势下,饶友基先生的满腔报国热血,彷佛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在冷酷的现实中努力地保持自己的中立,努力地保持自己不被运动所波及。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海外华侨,他是幸运的,在历次的运动中,他竟然安然度过。
“或许我应该庆幸的,同为华侨,我比别人幸运太多。”饶友基先生回忆说。其实不仅如此,他庆幸的是,当自己向工宣队领导提出申请来港时,领导竟然满口答应,并马上通过党支部讨论,送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审批,结果获得批准。据他事后得知,一个在东北的朋友,也是华侨,但在提出申请回港时,却遭到了批斗。
一样的故事,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饶友基先生无疑是幸运的。他得以顺利来到香港,但他也是落寞的,壮志未酬的无力感,在他的人生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他无法释怀。当回首往事,那一幕一幕的场景,总是会令他生出许许多多的感触——那一段“荒唐”的岁月!
来到香港,饶友基先生的人生轨迹急剧转变,他在半路巧遇王纪元。饶友基先生在印度尼西亚读高中时就已经与王纪元先生有来往,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香港,居然可以碰上。当时王纪元先生被派往香港专门负责文化工作,并且正在构思《镜报》的创办工作,因而邀请他一起参与《镜报》的筹备工作。
现在人们了解到《镜报》,往往说《镜报》月刊是王纪元先生、爱国华侨徐四民先生等人所创办,反映爱国华侨心声的政论性月刊。殊不知,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哪怕仅仅是这历史的一角,也有许许多多的不为人所知的名字在发挥着作用。饶友基先生就为《镜报》的创办出了许多力,他当过总编辑,当过总经理,当过督印人,到如今依然是担任董事一职,哪怕只是挂名,也反映《镜报》现在的主事人对他的尊重。
但曾几何时,在《镜报》这个爱国爱港的进步媒体里面,饶友基先生确确实实地寄托了自己的精神与爱国理想。
发起成立人大香港校友会
参与《镜报》的创办,将之打造为爱国的政论性月刊,只不过是饶友基先生人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发起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的经历,同样是可圈可点,并会在历史长河中大放光彩。
其实事情的序幕还要拉到中国人民大学深港校友会。当时人大的一个校友,也是饶友基先生的一个学生,主动与他联络,表示想在深圳创办一个校友会,同时联络香港校友,希望饶友基先生能够出面。考虑到校友会致力发扬人大优良传统,为深港两地经济文化建设做贡献,饶友基先生亲自挑起重担,一个一个地联络在香港的校友,又是出访又是登报,终于促成深港校友会的创立,并被委任为副会长。
到1995年,深港校友会已经走过了十数年,中国人民大学深港校友会香港分会也走过近十年历程。十年来,由于许多校友的热情支持和理事们的努力,校友会的会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校友之间相互往来,联络感情,相互关注,使得校友会真正成为联繋校友和母校的桥梁与纽带。
“而由于在1995年下半年,一批香港的律师,教师及工商界的朋友报读人大与树仁学院合办的中国律师课程培训班,当他们结业后,其中有一百多人参加到校友会来,大大增加了校友会的力量,于是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饶友基先生介绍说。为了纪念香港校友会的成立,饶友基先生特别赞助资金,出版纪念成立特刊,希望人大的精神以及爱国爱港的力量永远延续下去。
如今饶友基先生在会务上已经培养了年轻的接班人,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享受亲情,享受天伦之乐。他觉得人生已经很充实,特别是想起两个孩子在社会的成就,深感欣慰。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台湾与妻子教授音乐,一个是德国一家大型跨国企业派驻亚洲地区的负责人。
当时为了培养两个孩子,饶友基先生辞别《镜报》的工作,毅然下海经商,经营进出口贸易。由于在创办《镜报》期间积累起庞大的人脉资源,生意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即便是在工作中,他也是存了一番支持祖国经济发展的心思:国家需要什么,他就进口什么,国家要出口什么,他就出口什么,在行动中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国家的情感。
饶友基先生的人生,无疑是充实的,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其实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名与利,名利都是身外物,最重要的是尽了自己的心力,使社会上多得自己工作的裨益,这无疑是他人生最愉快的事情。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安定繁荣、民主法制,能够做到民富国强,而这也是我们华侨最大的愿望。”
【饶友基先生(又名:饶炽烽),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创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中友(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作为印度尼西亚华侨,他一直希望中国安定繁荣,能够做到民富国强,并为祖国的繁荣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身在印度尼西亚,心在祖国
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饶友基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索。当回首过往,抚今思昔,透过苍茫而厚重的历史积淀,一幕又一幕尘封已久的往事,伴随着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在浅唱低吟之间,执着而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的时候,他感到的是欣慰!
他这一生都在奋斗中前进,他没有虚度年华,他的一生是有作为的。而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从来都是“爱国”二字当头。
爱国,就是饶友基先生一生的感情基调。饶友基先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在印度尼西亚出生,并在印度尼西亚长大,虽然身在国外,却从小在爱国学校接受教育,学习中华文化,接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直对祖国有着深深的向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印建交,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感召下,从1951年开始,在海外掀起了回国升学的热潮,华侨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一心要投入祖国的怀抱。此时饶友基先生高中毕业,看到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回国,他的心也飞到了遥远的祖国。
然而往往事与愿违,由于年轻的华侨毕业生纷纷回国,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华侨爱国学校师资力量顿时匮乏下来,这对华侨学生的中华文化教育和爱国思想的教育,无疑都是一种莫大的缺失。
而学习成绩优秀的饶友基被学校留下任教,在教学的岗位上,传承爱国的思想,将中华文化知识播撒到华侨学生的心里。用自己爱国的心来影响和培育更多的爱国栋梁。虽然在兴教育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他对于回到祖国的向往却没有一日减弱,反而对于祖国的情感,越发深沉,越发浓厚。
在中国人民大学,他的命运,与这样一所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神圣的大学,紧密地联繋起来。不论是求学阶段,还是留校任教阶段,当时的他,胸怀满腔的报国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前往香港,参与创办《镜报》
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留校的选择,已经充分表明了饶友基先生的人生理想——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此时的神州大地,早已暗流汹涌,“左”和“右”的思想斗争愈演愈烈,终于演变成一场遍及全国各地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助长了左倾思想,“左”的行动再次泛滥,持续时间更长,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
先是“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1963年到1966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使得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本不应有的打击。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导致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批林批孔的运动也是随之而来。
在这种运动不断的形势下,饶友基先生的满腔报国热血,彷佛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在冷酷的现实中努力地保持自己的中立,努力地保持自己不被运动所波及。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海外华侨,他是幸运的,在历次的运动中,他竟然安然度过。
“或许我应该庆幸的,同为华侨,我比别人幸运太多。”饶友基先生回忆说。其实不仅如此,他庆幸的是,当自己向工宣队领导提出申请来港时,领导竟然满口答应,并马上通过党支部讨论,送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审批,结果获得批准。据他事后得知,一个在东北的朋友,也是华侨,但在提出申请回港时,却遭到了批斗。
一样的故事,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饶友基先生无疑是幸运的。他得以顺利来到香港,但他也是落寞的,壮志未酬的无力感,在他的人生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他无法释怀。当回首往事,那一幕一幕的场景,总是会令他生出许许多多的感触——那一段“荒唐”的岁月!
来到香港,饶友基先生的人生轨迹急剧转变,他在半路巧遇王纪元。饶友基先生在印度尼西亚读高中时就已经与王纪元先生有来往,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香港,居然可以碰上。当时王纪元先生被派往香港专门负责文化工作,并且正在构思《镜报》的创办工作,因而邀请他一起参与《镜报》的筹备工作。
现在人们了解到《镜报》,往往说《镜报》月刊是王纪元先生、爱国华侨徐四民先生等人所创办,反映爱国华侨心声的政论性月刊。殊不知,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哪怕仅仅是这历史的一角,也有许许多多的不为人所知的名字在发挥着作用。饶友基先生就为《镜报》的创办出了许多力,他当过总编辑,当过总经理,当过督印人,到如今依然是担任董事一职,哪怕只是挂名,也反映《镜报》现在的主事人对他的尊重。
但曾几何时,在《镜报》这个爱国爱港的进步媒体里面,饶友基先生确确实实地寄托了自己的精神与爱国理想。
发起成立人大香港校友会
参与《镜报》的创办,将之打造为爱国的政论性月刊,只不过是饶友基先生人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发起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的经历,同样是可圈可点,并会在历史长河中大放光彩。
其实事情的序幕还要拉到中国人民大学深港校友会。当时人大的一个校友,也是饶友基先生的一个学生,主动与他联络,表示想在深圳创办一个校友会,同时联络香港校友,希望饶友基先生能够出面。考虑到校友会致力发扬人大优良传统,为深港两地经济文化建设做贡献,饶友基先生亲自挑起重担,一个一个地联络在香港的校友,又是出访又是登报,终于促成深港校友会的创立,并被委任为副会长。
到1995年,深港校友会已经走过了十数年,中国人民大学深港校友会香港分会也走过近十年历程。十年来,由于许多校友的热情支持和理事们的努力,校友会的会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校友之间相互往来,联络感情,相互关注,使得校友会真正成为联繋校友和母校的桥梁与纽带。
“而由于在1995年下半年,一批香港的律师,教师及工商界的朋友报读人大与树仁学院合办的中国律师课程培训班,当他们结业后,其中有一百多人参加到校友会来,大大增加了校友会的力量,于是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饶友基先生介绍说。为了纪念香港校友会的成立,饶友基先生特别赞助资金,出版纪念成立特刊,希望人大的精神以及爱国爱港的力量永远延续下去。
如今饶友基先生在会务上已经培养了年轻的接班人,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享受亲情,享受天伦之乐。他觉得人生已经很充实,特别是想起两个孩子在社会的成就,深感欣慰。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台湾与妻子教授音乐,一个是德国一家大型跨国企业派驻亚洲地区的负责人。
当时为了培养两个孩子,饶友基先生辞别《镜报》的工作,毅然下海经商,经营进出口贸易。由于在创办《镜报》期间积累起庞大的人脉资源,生意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即便是在工作中,他也是存了一番支持祖国经济发展的心思:国家需要什么,他就进口什么,国家要出口什么,他就出口什么,在行动中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国家的情感。
饶友基先生的人生,无疑是充实的,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其实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名与利,名利都是身外物,最重要的是尽了自己的心力,使社会上多得自己工作的裨益,这无疑是他人生最愉快的事情。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安定繁荣、民主法制,能够做到民富国强,而这也是我们华侨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