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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 年春发表的,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通过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作为指引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国后对我国国情的正确探索,其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和哲学智慧在新世纪新阶段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正确处理是影响二者共同发展的关键,现今如果想协调二者的发展依然要注重处理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中央与地方
中图分类号:TM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0-0236-01
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开创性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十种矛盾关系,并在坚持正确思想和原则的前提下,详细阐述了解决这些矛盾关系的方法和途径,这是党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并显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有大致的框架和思路。《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的发表距今已有57年的历史,它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其中阐述的思想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适应于当今的国家建设。
其中,理论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观点;在社会发展中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理念,统筹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是指统一规划,考虑各种条件,把各方面的因素要同时照顾到,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发生。现阶段我国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实现各个层面的全面发展,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宝贵的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理念,实现各领域和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国家大,情况复杂的国情,指出: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如果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很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局面,因此在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时,要有地方的积极参与。中央作为指导,充分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苏联把地方卡的死死的,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结果造成地方发展丧失积极性,生产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因此,应该多给地方一些权力,让地方有敢于决策的空间。
关于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经济体制,毛泽东同志主要论述了中央和地方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更要实现两者之间相互促進、相互协调的发展关系。要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就要将中央与地方“拧成一股绳”,看成是有机统一体,不能厚此薄彼。在改革行政体制方面,主张“在一不死人二不费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1这对于当前我们党开展党政机关的精简,进行“简政放权”方面有重要启示。
建设一个各项兼优的现代化国家,也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协调发展的关系,既坚持中央的决策调控,又给予地方发展充分的机会。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他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2,还运用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指出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各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必须尊重各地的特殊情况,才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特殊不是特权,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表现,是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实行的特殊方案。所以,两者必须兼顾,只有全面发展,没有短板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实现最好的效益。
中央也要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下命令,提倡同地方商量的工作作风,“注意地方的利益”,才能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果中央不注重地方实际,只是想当然的制定标准,一味地追求高速度发展,就会造成地方压力大,为迎合中央指示造成盲目发展,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比如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中央盲目追求速度,没有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造成的结果,致使地方跟随中央开展了一系列的跟风运动,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
同时,地方的上下级间也要注意处理好统一和独立的关系,应发挥好下一级行政区的积极性。地方各市县不能因为自己地区的发展而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各省的领导层也不能以发展某一地区而牺牲另一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要统筹兼顾。要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最终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更好地进行建设。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多给企业一些权力,增加企业生产的灵活性,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企业保持独立性,并不违反其发展的应有原则。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既发挥企业自身的独立性,又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冲突,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标签,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正是认清了这一点,我们才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才能够加速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获得今天的成就。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及了要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3,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经济活力。这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分配好中央和地方的责权、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深化经济管理体制等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指明了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是近些年来人们讨论的热点,事实上,国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企业,企业的建立具有营利目的,但营利却不是其唯一目的,兼具营利性与公益性的特点。国企既致力于某些重要、稀缺资源的保值与增值,又在调节国民经济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国企改革将会大大减少原有国企的数量,本着壮大国企、提升国企质量的目的,这次的国企改革将会开启新的时代。
一方面,央企重组不仅使国企的规模实力显著增强,一系列的弊端得以避免,而且更适应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将在历史的新时期迸发出惊人活力。另一方面,央企结构的调整与重组、数量的减少为地方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国企不再垄断所有的资源,使得地方企业进行建设的心愿可以实现,不再出现国企过强而地方企业无立足之地的恶性局面。这既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全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国企与地方企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也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表现,调动国企与地方企业的两个积极性是国企整改的最大收获之一。
但近些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下,中央怕束缚地方经济的发展,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可这些政策却成为地方自由主义泛滥的沃土。有些地方官员将中央的政策当成“耳旁风”,中央强调的问题不加以重视,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官员甚至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这时就要强调中央权力的统一领导,牢牢把握中央的宏观调控作用,避免地方分散主义的泛滥。因而在给予地方权力的同时,如何监督地方权利的实施与运行也成为重点,保证行政管理程序的透明化,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处理好,理解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相信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可以从《论十大关系》中受益良多。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作者简介
张听桐(1994—),女,汉,安徽宿州,硕士研究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革命与现代化研究。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中央与地方
中图分类号:TM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0-0236-01
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开创性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十种矛盾关系,并在坚持正确思想和原则的前提下,详细阐述了解决这些矛盾关系的方法和途径,这是党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并显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有大致的框架和思路。《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的发表距今已有57年的历史,它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其中阐述的思想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适应于当今的国家建设。
其中,理论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观点;在社会发展中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理念,统筹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是指统一规划,考虑各种条件,把各方面的因素要同时照顾到,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发生。现阶段我国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实现各个层面的全面发展,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宝贵的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兼顾的发展理念,实现各领域和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国家大,情况复杂的国情,指出: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如果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很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局面,因此在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时,要有地方的积极参与。中央作为指导,充分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苏联把地方卡的死死的,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结果造成地方发展丧失积极性,生产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因此,应该多给地方一些权力,让地方有敢于决策的空间。
关于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经济体制,毛泽东同志主要论述了中央和地方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更要实现两者之间相互促進、相互协调的发展关系。要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就要将中央与地方“拧成一股绳”,看成是有机统一体,不能厚此薄彼。在改革行政体制方面,主张“在一不死人二不费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1这对于当前我们党开展党政机关的精简,进行“简政放权”方面有重要启示。
建设一个各项兼优的现代化国家,也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协调发展的关系,既坚持中央的决策调控,又给予地方发展充分的机会。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他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2,还运用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指出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各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必须尊重各地的特殊情况,才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特殊不是特权,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表现,是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实行的特殊方案。所以,两者必须兼顾,只有全面发展,没有短板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实现最好的效益。
中央也要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下命令,提倡同地方商量的工作作风,“注意地方的利益”,才能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果中央不注重地方实际,只是想当然的制定标准,一味地追求高速度发展,就会造成地方压力大,为迎合中央指示造成盲目发展,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比如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中央盲目追求速度,没有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造成的结果,致使地方跟随中央开展了一系列的跟风运动,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
同时,地方的上下级间也要注意处理好统一和独立的关系,应发挥好下一级行政区的积极性。地方各市县不能因为自己地区的发展而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各省的领导层也不能以发展某一地区而牺牲另一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要统筹兼顾。要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最终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更好地进行建设。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多给企业一些权力,增加企业生产的灵活性,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企业保持独立性,并不违反其发展的应有原则。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既发挥企业自身的独立性,又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冲突,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标签,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产物。正是认清了这一点,我们才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才能够加速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获得今天的成就。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及了要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3,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经济活力。这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分配好中央和地方的责权、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深化经济管理体制等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指明了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是近些年来人们讨论的热点,事实上,国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企业,企业的建立具有营利目的,但营利却不是其唯一目的,兼具营利性与公益性的特点。国企既致力于某些重要、稀缺资源的保值与增值,又在调节国民经济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国企改革将会大大减少原有国企的数量,本着壮大国企、提升国企质量的目的,这次的国企改革将会开启新的时代。
一方面,央企重组不仅使国企的规模实力显著增强,一系列的弊端得以避免,而且更适应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将在历史的新时期迸发出惊人活力。另一方面,央企结构的调整与重组、数量的减少为地方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国企不再垄断所有的资源,使得地方企业进行建设的心愿可以实现,不再出现国企过强而地方企业无立足之地的恶性局面。这既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全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国企与地方企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也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表现,调动国企与地方企业的两个积极性是国企整改的最大收获之一。
但近些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下,中央怕束缚地方经济的发展,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可这些政策却成为地方自由主义泛滥的沃土。有些地方官员将中央的政策当成“耳旁风”,中央强调的问题不加以重视,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官员甚至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这时就要强调中央权力的统一领导,牢牢把握中央的宏观调控作用,避免地方分散主义的泛滥。因而在给予地方权力的同时,如何监督地方权利的实施与运行也成为重点,保证行政管理程序的透明化,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处理好,理解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相信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可以从《论十大关系》中受益良多。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作者简介
张听桐(1994—),女,汉,安徽宿州,硕士研究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革命与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