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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迈向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经济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所有制多样化。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其经济改革最终可以形成与国际分工为一体的市场经济。
可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宣称中国取得高速增长是由于进行了成功的经济实验。这种观点认为,是经济实验促使新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这些制度推动了经济增长,如果其它国家对“中国的经验教训”加以研究,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们把这个学派叫做实验主义学派。实验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包括加里·杰佛逊、托马斯·罗斯基、巴里·诺顿和彼得·诺兰。
与实验学派的观点有争执的是另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强调要对改革的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把这个学派叫做趋同学派,因为这个学派认为,促使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与东亚及东南亚取得高速增长的因素相同,即日益增加的自由化、国际化和经济活动的私有化。趋同学派的成员包括迈克尔·布鲁诺、樊纲、肖耿、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
实验主义学派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归因于许多经济领域实行的局部放松管制,这种局部放松管制的渐进改革引起了高速增长,并形成了预料不到的良性循环。
总起来说,实验主义学派对于中国的改革持有如下基本观点:◇市场改革中采取渐进主义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的渐进主义战略也可以照搬到其它的转轨经济中;◇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中进行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证明是成功的。由于在政策制定中采取了渐进主义,中国正在朝独特的经济制度演变。
但是,趋同学派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其体制改革可以与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同,而且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结构就可以解释高速增长。中国的高密度人口集中在低收入的农村,这样的条件适合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带动型增长。趋同学派还认为,中国采取渐进主义主要是由于缺乏正当渠道的意见统一,权力仍然分别掌握在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和传统社会主义者手中,那种“创造性的”非资本主义制度是对中国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对其经济环境作出的回应。
具体地说,趋同学派的观点:◇中国的高速增长在许多领域已经出现,而且表现为激进而不是渐进的改革。不论是否采取了渐进改革,中国的高速增长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的特殊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的渐进战略不能照搬到东欧,因为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在农业、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中进行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被证明是成功的,所以有必要朝着更典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进一步改革。表1总结了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列举出他们是如何解释中国取得的成就。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根本不需要或期望制度上的实验,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明确的,完全可以从现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中得到。我们认为,不论是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制度创新”的疑惑,还是罗斯基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向“经济理论基本原则”发起挑战的说法,都是由于对世界其它地方增长经验的理解还不够充分。
增长是由于渐进主义,抑或与之无关?
实验学派假定迅速全面的改革(“休克疗法”或“大爆炸”)必然与生产关系脱节,因此注定使产量下滑并因此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大爆炸”的过渡不可避免地含有很高的短期调整成本,一般来讲,包括价格体系中的间断性变化和失业的猛增。”按照实
验主义学派的观点:“东欧经济和前苏联各共和国现在正经受着剧痛,这种痛苦大多是由于希望进行改革的政府而造成的。拥护现行政策的人们相信,如果不经历最初阶段的创造性破坏,就不可能取得长久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按照计划的增长”(growingoutoftheplan)是创造性破坏的另一个可行选择。”但趋同学派却相信,中国的高速增长体现着支撑整个东亚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样力量:即以市场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带动型增长。中国所走过的改革路程虽然仍不足以克服过去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弱点,但足以产生出口带动型增长。中国比东欧做得要好,主要是因为其经济结构,而不是渐进主义。与中国相比,东欧被社会主义制度中过度工业化的传统所困扰,因此,在市场改革初期容易出现工业生产的急剧下滑。
从对比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绩效
中国与俄罗斯在市场改革初期结构上的数量悬殊可以从各自就业分配的不同来表示。(见表2):1978年,在邓小平的改革初期,仅有18%的中国工人在国有企业,但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时,俄罗斯的这个比率是99%(1991年叶利钦的改革初期为91%)。这就清楚地说明,苏联以及东欧的苏联式经济,在国有部门之外没有什么劳动力的储备能够为新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增长的动力。因此,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国有部门的缩小,这几乎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因为国有部门占着绝对优势。只有结束对国有部门的补
贴,才有可能为经济中新的部门节省出资源。双轨制的渐进改革在那样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总之,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实行市场化对中国来讲意味着正常的经济发展,但对东欧国家来讲却意味着结构调整。
应该注意的是,渐进主义在东欧曾尝试了几次(卡达尔的匈牙利、雅鲁泽尔斯基的波兰和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但屡屡失败。那里的自由化引起了金融不稳定,却没能促进新的私有部门的发展,原因就是给国有企业的补贴没减少。
越南的经济也证实了这一点,即结构上的条件,而不是渐进改革的过程,使中国取得有别于东欧的高速增长。1985—1988年间,越南实施了渐进改革战略,这项战略没有解决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结果计划宣告失败:通胀加速、但经济增长和外贸情况却没有改变。在1989年,越南实行了东欧模式的“大爆炸”,包括价格放开、为统一外汇市场把货币贬值了450%、以及紧缩的信贷政策。集体农场以长期承租的办法转变为家庭农场。结果增长加速、通胀结束、农业生产率直线上升,小型非国有企业迅速增加。
“大爆炸”在越南并没有引起像东欧那样的产量下滑,区别就在于1989年时越南的经济结构,当时,7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越南与中国一样尝到了农民向非国有、非农业部门流动的好处。加速这种变化的就是强有力的市场化改革(宏观经济稳定与自由化),而不是渐进主义本身。
中国及越南的经验均肯定了有关经济发展著作中一个著名的论点:在一个自给自足的、过于集权化的发展经济中实行经济自由化会提高增长率。经济自由化可以使发展中的经济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一体化,并允许它去开发利用被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称作是“落后优势”的东西。 渐进改革战略的政治必要性
中国实行渐进改革并不是由于有一个特殊的改革理论,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保守改革派和自由改革派之间进行平衡的结果。保守改革派清楚地阐明了陈云称之为“鸟笼经济”的学说:中央计划是笼子,鸟是经济。其前提条件是,没有中央的计划,生产就会出现混乱,也就是说,没有笼子,鸟儿就要飞走了。为维持经济运行所能容忍的市场活动量与鸟笼摇摆起来所需要的量是差不多的,鸟笼摇来摆去,可以产生有更多空间的幻觉,鸟儿就会高兴。
然而,自由改革派把鸟笼的理想主义驳斥为没有头脑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更成功。东亚的发展经验使自由改革派相信,只有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才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发展。
既然对经济战略存在根本的分歧,妥协的方案就是进行局部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连续不断地调整经济改革既定目标(见表3)。
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有多成功?
实验主义学派不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中国国企改革是失败的。他们认为,与世界其它地方不一样,中国成功地改革了国企部门(“中国例外论”)。实验主义学派的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的论述中得到论证:“即改革把中国的国有企业推向了以高生产率为基础,而不是以扩大资源消费为基础的集中增长…,我们注意到了与之相吻合的改善后的结果———在反映市场力量影响增加而带来的静态或动态效率提高的大背景下,衬托着高产出、出口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更多的革新。”(杰佛逊和罗斯基,《中国工业中的企业改革》第58页)“为了抓效率,(政府官员)把对国有部门利润的侵害看成是国有部门的严重危机。在没有很好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他们就得出结论说国有部门的情况越来越糟。外国的观察者,听到国家计划者们的警告时,都会意地点点头,因为他们知道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国家所有制本身就缺乏效率。但哪一方也没有把这些困难看成是最终向一个不同经济类型有益转变的结果,而且与逐渐提高的效率完全吻合”。(诺顿,《超出计划的发展;1978—1993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第314页)。
我们发现诺顿提出的综合命题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不相信中国官员们对基本经济理论一无所知(“来自新的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会侵害国有企业的利润”),而且对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的技术性复杂文章也一无所知。
国有企业利润消失的情况
自1985年国有企业的经理们被赋予更多决策权后,国企的亏损就不断增加。有关文章指出,国有企业利润消失主要是由3个因素造成的。一是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二是虽然在放权改革过程中有新的利润刺激手段,但国企没能提高其效率;三是对国企职工的过多补偿。
在国企利润率急剧下降的问题上,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的分歧在于对以上3个原因有不同程度的强调。实验学派只考虑第一、二个因素,而不考虑其成员对第二个因素进行的经验分析是否有效。而趋同学派认为,造成1990年以前东欧放权改革时期国企亏损增加的原因与1978年以后的中国是一样的。这两种情形下,国企日益增多的亏损都是由于职工(企业经营者和工人)盗用利润和侵吞资产以及低效率的结果,对中国小型国有企业的利润侵占由于来自乡镇企业的竞争而加剧了。
诺顿以1980—1989年间不同行业(国企和非国企的平均)的资本回收率为依据,来证实竞争是造成国企亏损的唯一原因。在他所列举的38家企业中,有30家企业1989年的利润水平低于1980年。然而,诺顿的解释没能说明如下问题:即在没有什么非国企进入的行业和非国企渗透很强的行业,都出现了相同程度的利润率的急剧下滑现象。樊纲和胡永泰比较了1989年和1992年国企的利润率。在5个行业中,有4个行业国企的占有比重没有变,但1992年的利润率更低。例如,1992年烟草行业的利润率比1989年下降了82%,石油提炼业下降了13%。在另外7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1992年的利润率更低,然而,国企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却不足5%。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利润普遍下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趋同学派认为,国企利润普遍下滑的最重要原因是实际的经营者和工人侵占、盗用国有企业的利润。随着中央计划的结束以及对国企的财政放权,向工业管理部门上报有关国企情况的关键信息来源就是国企呈交的报告。在继续实行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国家监督力量的减弱,加之对私营部门歧视的减少,使管理者更容易把国有资产变为己有。
国企亏损从3个渠道增加了货币创造,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一是国企部门上交的利润减少,导致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从而出现货币化。国企上缴的所得税在1978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9.1%,1985年达到6.6%,1993年达1.7%,它们被分别豁免了总利润的19.1%、0.5%和0.1%。二是用银行贷款补贴国企的赤字。三是向国企提供投资贷款以弥补它们在扩大生产和技术升级方面的内部资金不足。
分权化改革战略本身是膨胀性的,放权必然会把委托代理关系搞糟,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它们要求投资的胃口会猛增,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利润私有化并把损失社会化。而当地政府为了本地的发展,一般会说服本地的银行分支机构批准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申请。有充分证据显示,各地银行的分支机构没有能力回绝企业对低息资金(easymoney)的需求。 党的15大快刀斩乱麻
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放权改革的过程中,委托代理问题本身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改革派和自由改革派之间的争论从国有企业是否有必要退出某些行业进而发展到了退出的最优形式和最优数量问题。199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各省对刚刚开始高涨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进行了治理整顿,并在十五大文件中再次重申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性政治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只有1000家大中型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部分股份向职工和社会出售。对于中小型企业则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以及出售等方式进行改革。
实施公司制改造的10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将得到优惠财政补贴,使之发展成为商业集团,以获得更多的规模经济。但实际情况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由于保守改革派和自由改革派并存,所以,任何有关国企的改革方案都要包含一个能使双方妥协的部分,结果就是对国有企业实行双轨制改革:适应保守派的由国家出资支持的企业联合体和适应自由改革派的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但是,1997年12月以来,因企业集团草率借贷引起的韩国外债危机,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了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做法是否为明智之举。
我们必须强调,根据趋同学派的看法,国企改革的关键不是改革方案本身,而是一个有透明度的、合法的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这个过程要使整个社会可以接受,也比较公平。鉴于完善的改革方案必须对退休和下岗职工给予补偿、允许主要投资者接管,而且尊重少数持股者的权利,因此,法制改革也要同步进行。如果没有一个透明的、公平的(由健全的法制框架来监督的)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国可能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俄罗斯出现的新掠夺官僚统治集团(kleptoklotura)就剥夺了叶利钦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如果这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会给社会带来破坏。
乡镇企业是否是可生存的非资本主义制度?
本文中的“乡镇企业”是指注册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企业。简单地说,我们没有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
解释所有制形式和高速增长
在农村,非农业企业的增长以乡镇企业为主。乡镇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2%增加到了1995年的37%。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按照国际标准来讲也相当特殊。在大多数拥有农村工业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型企业是私营的,通常为家庭所有。与之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是集体所有,至少官方最初的定义是这样。对于乡镇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观点的区别在于,前者把正式注册的内容当作实际情况,而后者是把正式注册的内容看作是对正在演变的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掩饰。
按照实验主义学派的观点,就像国有企业代表着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一样,乡镇企业代表了地方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是归当地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
与之相反,趋同学派认为乡镇企业贴上这个标签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以便掩饰农村工业出现了经济趋同这一看法。趋同学派认为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形式:(1)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2)当地政府与私人企业家的合伙制;(3)为了政治掩饰、避免法律歧视的私人融资和私人经营的企业。
趋同学派预计,过不了多久,如果政治环境允许的话,真正的集体所有企业会向另外两种类型的所有制结构演变。
有些学者认为,集体所有制是为农村企业集资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它缩短了监管距离。实验主义学派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解释为对中国欠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所带来的市场失败的很好的适应。
我们对实验学派给乡镇企业所有制形式作出的实用解释抱有怀疑,尤其是他们在金融中介问题上对国家优势的强调。
1960—1985年间台湾的中小型私人企业呈现了具有活力的增长,尽管它们严重受到台湾的纯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之所以生存下来,是因为有非正规金融市场(场外市场)的出现迎合了它们的需要。由于当地政府可以容忍,所以,在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时,那种可以诱发金融制度创新的市场力量也在温州出现了。LiuYialing曾报道说,“私营部门所需全部资本的95%是由‘地下’私人金融机构提供的,比如货币俱乐部、金融专业户和钱庄…”
依我们之见,关于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一般理论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私有制在许多领域一直到不久前还受到歧视,因此,农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迎合了中央计划经济创造出来的有利的空子(niches)。许多私人企业为了避免受到区别对待而注册为集体所有企业,这是为了掩人耳目,中国观察家把它叫做“戴着红帽子”。总之,实验学派指出的“市场失败”并不是由发展中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固有的低效率引起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是由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所造成的。具体地说,银行给乡镇企业的贷款比给私人企业的更多,是因为国家的指示,而不是乡镇企业更有效率,或是当地银行意识到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风险。
第二个有关乡镇企业一般理论的基本考虑是,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反映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很低,这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都被土地栓住了。过去,公社所有制还是行得通的,因为社员们期待着无限期地呆在一个地方,而且也没有什么劳动力内流的复杂因素。
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不能主要依赖企业的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原因有四:1集体所有制在运营过程中受地方政府的政治干预。虽然有些经济学家赞扬这样的干预,认为它可以推动企业的形成。但与之相反的观点也差不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把利润吸到本地官员腰包里的做法来抑制企业的健康发展。这种负面的干预在中国由来已久。研究中国的史学家费正清甚至认为,地方官僚对农村工业的干预是中国在过去数个世纪中未能发展成为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
2集体所有制企业难以分散投资风险。如果一个乡把其财富都投入到乡内很窄的企业范围内时,居民就会失去一切———他们的工作和存款。而一个在金融资产方面进行投资的工人会较富裕,因为这种投资与工作场所和地点无关。
3集体所有制限制了企业运行规模。目前,一个乡镇企业可以由于乡里新的投资(包括利润的再投资)或银行贷款而发展起来,但让外来人在乡镇企业投资却很难,因为外来投资者的产权不能很好地得到确定或保护。
4集体所有制限制了经营管理市场。假设有个农村企业家对一个新兴企业有不错的想法,那么,在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他可以用自己的钱来做生意,或者去收购一个现有企业。但这两种办法在中国都很难做到(尽管不像7年前那么难),因为对集体所有制还有很深的偏见。相反,假设一个现有企业有个很糟糕的经理,但由于政治原因,地方政府可能对他有偏向。在规范市场模式下,外来收购者会去接近企业所有者,而且提出接管条件,在买下企业之后把经理给替换掉。但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采取这种做法就更难。
除了以上有关乡镇企业所有制形式存在的4个问题外,近期的发展走向也给乡镇企业施加了更多的“明晰”产权的压力。中国南方沿海的许多乡镇企业由于扩大再生产,使它们越来越依靠那些来自贫困省份的民工。因为外来民工在若干年后可以申请解决户口,所以这些富裕省份的原有居民已经通过把乡镇企业公司化以及在他们之间进行股份分配的方式,把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样就可以避免未来的新居民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利中自动得到股份。
地方上越来越想把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第二个原因是地方官员已强化了对集体资产的掠夺。
政府尚未对乡镇企业强制实行非集体化,这反而被看成是一种默许,所以就加速了乡镇企业向股份合作制的转变。
1992年年初之后,随着对私人所有制歧视的减少,许多乡镇企业已摘下了“红帽子”———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仍有难度。
近期发展的含义
我们在讨论中已提出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固有的严重弊端,并指出大规模的乡镇企业私有化有可能发生。关注社会稳定就意味着必须防止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财产掠夺,重复东欧的官僚统治集团(nomenklatura)私有化。因此,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要确立一个具有明确法律准则、乡镇选择和乡镇企业股东之间投票机制的立法程序,否则,就会出现一个被贪得无厌的经营者和贪婪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和权术所支配的自发式过程,其后果就是把乡里的资产折价卖给地方官员和他们的关系户。
现在看起来,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已形成足够的势头,国家已出面支持了,就像1982年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1997年7月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
中央领导现在支持乡镇企业改革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正在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事实上,乡镇企业不是对中国经济环境的最佳适应,而是对中国政治环境的最佳适应。当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更快地走向规范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有益时,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大大减少才是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所期望的。如前面提到的国企改革一样,维持社会稳定就需要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是在完善的法制框架内进行的,其改革过程是透明、公正的。
结论
我们已经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说明了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对于中国及其它转轨国家今后的改革有着全然不同的含义。
实验主义学派会告诫中国用尝试性、渐进的办法继续进行自由化,因为这样会使任何改革政策实验失败的代价达到最小化。它会鼓励东欧、朝鲜和古巴相信,“诱致性创新”可以孕育出适应各国情况的最佳经济体制。实验学派战略的关键在于通过逐步的市场化和这些经济的逐步国际化,来创造出各国特定的良性循环。
与之相反,趋同学派提倡中国实行明治维新式的改革,从外国引进关键的市场制度,并在实践中对它们加以修改。这种大胆的假设就是说,规范经济的特点是(由广义的制度限制所定义的)基于市场的私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本着这种概念,趋同学派认为,当今的中国应该从东欧借鉴更多的经验,特别是在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和进行银行系统谨慎市场化时更应如此。趋同学派希望传递给朝鲜和古巴的信息是,中国的双轨制战略只有在以农民的农业生存为主的经济中才不失为一种选择,中国在市场化走得最远的部门取得了最好的效果。然而很不幸的是,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常常被错误地看成是对经济增长快慢问题的争论。围绕中国经济增长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增长究竟是由于新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而引发的,还是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趋同而引发的。这场争
论中的慢与快的特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单纯描述增长的快慢问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即刻趋同从技术上讲是做不到的。实行大爆炸的宏观稳定政策、并在整个政策被扭曲的经济中实行大爆炸的价格和贸易自由化是有可能的,合乎人意的,而且是可行的。但是,即刻变出一个法制基础,使之能够确保一个透明的、公正的转轨进程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改革初期,对大规模私有化的立即承诺是合乎需要的,但能使官僚统治集团私有化出现的立即私有化是不需要的。这就是波兰和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区别所在,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们不同的经济绩效。
中国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待这两个学派争论的结果。如前所述,中国正在加紧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鼓励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并摘掉假乡镇企业的红帽子。实验主义学派的有些成员认为这两种进展不合人意,其它成员却认为这种进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更好发展是必要的。
与之相反,趋同学派认为,用透明、公正的手段对国有和乡镇企业进行快速的改革,以及更彻底地对产业和贸易放权可以导致更快的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朱赛妮译)
可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宣称中国取得高速增长是由于进行了成功的经济实验。这种观点认为,是经济实验促使新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这些制度推动了经济增长,如果其它国家对“中国的经验教训”加以研究,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们把这个学派叫做实验主义学派。实验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包括加里·杰佛逊、托马斯·罗斯基、巴里·诺顿和彼得·诺兰。
与实验学派的观点有争执的是另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强调要对改革的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把这个学派叫做趋同学派,因为这个学派认为,促使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与东亚及东南亚取得高速增长的因素相同,即日益增加的自由化、国际化和经济活动的私有化。趋同学派的成员包括迈克尔·布鲁诺、樊纲、肖耿、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
实验主义学派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归因于许多经济领域实行的局部放松管制,这种局部放松管制的渐进改革引起了高速增长,并形成了预料不到的良性循环。
总起来说,实验主义学派对于中国的改革持有如下基本观点:◇市场改革中采取渐进主义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的渐进主义战略也可以照搬到其它的转轨经济中;◇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中进行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证明是成功的。由于在政策制定中采取了渐进主义,中国正在朝独特的经济制度演变。
但是,趋同学派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其体制改革可以与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同,而且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结构就可以解释高速增长。中国的高密度人口集中在低收入的农村,这样的条件适合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带动型增长。趋同学派还认为,中国采取渐进主义主要是由于缺乏正当渠道的意见统一,权力仍然分别掌握在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和传统社会主义者手中,那种“创造性的”非资本主义制度是对中国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对其经济环境作出的回应。
具体地说,趋同学派的观点:◇中国的高速增长在许多领域已经出现,而且表现为激进而不是渐进的改革。不论是否采取了渐进改革,中国的高速增长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的特殊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的渐进战略不能照搬到东欧,因为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在农业、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中进行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被证明是成功的,所以有必要朝着更典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进一步改革。表1总结了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列举出他们是如何解释中国取得的成就。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根本不需要或期望制度上的实验,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明确的,完全可以从现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中得到。我们认为,不论是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制度创新”的疑惑,还是罗斯基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向“经济理论基本原则”发起挑战的说法,都是由于对世界其它地方增长经验的理解还不够充分。
增长是由于渐进主义,抑或与之无关?
实验学派假定迅速全面的改革(“休克疗法”或“大爆炸”)必然与生产关系脱节,因此注定使产量下滑并因此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大爆炸”的过渡不可避免地含有很高的短期调整成本,一般来讲,包括价格体系中的间断性变化和失业的猛增。”按照实
验主义学派的观点:“东欧经济和前苏联各共和国现在正经受着剧痛,这种痛苦大多是由于希望进行改革的政府而造成的。拥护现行政策的人们相信,如果不经历最初阶段的创造性破坏,就不可能取得长久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按照计划的增长”(growingoutoftheplan)是创造性破坏的另一个可行选择。”但趋同学派却相信,中国的高速增长体现着支撑整个东亚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样力量:即以市场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带动型增长。中国所走过的改革路程虽然仍不足以克服过去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弱点,但足以产生出口带动型增长。中国比东欧做得要好,主要是因为其经济结构,而不是渐进主义。与中国相比,东欧被社会主义制度中过度工业化的传统所困扰,因此,在市场改革初期容易出现工业生产的急剧下滑。
从对比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绩效
中国与俄罗斯在市场改革初期结构上的数量悬殊可以从各自就业分配的不同来表示。(见表2):1978年,在邓小平的改革初期,仅有18%的中国工人在国有企业,但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时,俄罗斯的这个比率是99%(1991年叶利钦的改革初期为91%)。这就清楚地说明,苏联以及东欧的苏联式经济,在国有部门之外没有什么劳动力的储备能够为新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增长的动力。因此,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国有部门的缩小,这几乎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因为国有部门占着绝对优势。只有结束对国有部门的补
贴,才有可能为经济中新的部门节省出资源。双轨制的渐进改革在那样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总之,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实行市场化对中国来讲意味着正常的经济发展,但对东欧国家来讲却意味着结构调整。
应该注意的是,渐进主义在东欧曾尝试了几次(卡达尔的匈牙利、雅鲁泽尔斯基的波兰和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但屡屡失败。那里的自由化引起了金融不稳定,却没能促进新的私有部门的发展,原因就是给国有企业的补贴没减少。
越南的经济也证实了这一点,即结构上的条件,而不是渐进改革的过程,使中国取得有别于东欧的高速增长。1985—1988年间,越南实施了渐进改革战略,这项战略没有解决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结果计划宣告失败:通胀加速、但经济增长和外贸情况却没有改变。在1989年,越南实行了东欧模式的“大爆炸”,包括价格放开、为统一外汇市场把货币贬值了450%、以及紧缩的信贷政策。集体农场以长期承租的办法转变为家庭农场。结果增长加速、通胀结束、农业生产率直线上升,小型非国有企业迅速增加。
“大爆炸”在越南并没有引起像东欧那样的产量下滑,区别就在于1989年时越南的经济结构,当时,7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越南与中国一样尝到了农民向非国有、非农业部门流动的好处。加速这种变化的就是强有力的市场化改革(宏观经济稳定与自由化),而不是渐进主义本身。
中国及越南的经验均肯定了有关经济发展著作中一个著名的论点:在一个自给自足的、过于集权化的发展经济中实行经济自由化会提高增长率。经济自由化可以使发展中的经济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一体化,并允许它去开发利用被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称作是“落后优势”的东西。 渐进改革战略的政治必要性
中国实行渐进改革并不是由于有一个特殊的改革理论,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保守改革派和自由改革派之间进行平衡的结果。保守改革派清楚地阐明了陈云称之为“鸟笼经济”的学说:中央计划是笼子,鸟是经济。其前提条件是,没有中央的计划,生产就会出现混乱,也就是说,没有笼子,鸟儿就要飞走了。为维持经济运行所能容忍的市场活动量与鸟笼摇摆起来所需要的量是差不多的,鸟笼摇来摆去,可以产生有更多空间的幻觉,鸟儿就会高兴。
然而,自由改革派把鸟笼的理想主义驳斥为没有头脑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更成功。东亚的发展经验使自由改革派相信,只有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才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发展。
既然对经济战略存在根本的分歧,妥协的方案就是进行局部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连续不断地调整经济改革既定目标(见表3)。
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有多成功?
实验主义学派不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中国国企改革是失败的。他们认为,与世界其它地方不一样,中国成功地改革了国企部门(“中国例外论”)。实验主义学派的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的论述中得到论证:“即改革把中国的国有企业推向了以高生产率为基础,而不是以扩大资源消费为基础的集中增长…,我们注意到了与之相吻合的改善后的结果———在反映市场力量影响增加而带来的静态或动态效率提高的大背景下,衬托着高产出、出口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更多的革新。”(杰佛逊和罗斯基,《中国工业中的企业改革》第58页)“为了抓效率,(政府官员)把对国有部门利润的侵害看成是国有部门的严重危机。在没有很好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他们就得出结论说国有部门的情况越来越糟。外国的观察者,听到国家计划者们的警告时,都会意地点点头,因为他们知道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国家所有制本身就缺乏效率。但哪一方也没有把这些困难看成是最终向一个不同经济类型有益转变的结果,而且与逐渐提高的效率完全吻合”。(诺顿,《超出计划的发展;1978—1993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第314页)。
我们发现诺顿提出的综合命题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不相信中国官员们对基本经济理论一无所知(“来自新的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会侵害国有企业的利润”),而且对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的技术性复杂文章也一无所知。
国有企业利润消失的情况
自1985年国有企业的经理们被赋予更多决策权后,国企的亏损就不断增加。有关文章指出,国有企业利润消失主要是由3个因素造成的。一是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二是虽然在放权改革过程中有新的利润刺激手段,但国企没能提高其效率;三是对国企职工的过多补偿。
在国企利润率急剧下降的问题上,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的分歧在于对以上3个原因有不同程度的强调。实验学派只考虑第一、二个因素,而不考虑其成员对第二个因素进行的经验分析是否有效。而趋同学派认为,造成1990年以前东欧放权改革时期国企亏损增加的原因与1978年以后的中国是一样的。这两种情形下,国企日益增多的亏损都是由于职工(企业经营者和工人)盗用利润和侵吞资产以及低效率的结果,对中国小型国有企业的利润侵占由于来自乡镇企业的竞争而加剧了。
诺顿以1980—1989年间不同行业(国企和非国企的平均)的资本回收率为依据,来证实竞争是造成国企亏损的唯一原因。在他所列举的38家企业中,有30家企业1989年的利润水平低于1980年。然而,诺顿的解释没能说明如下问题:即在没有什么非国企进入的行业和非国企渗透很强的行业,都出现了相同程度的利润率的急剧下滑现象。樊纲和胡永泰比较了1989年和1992年国企的利润率。在5个行业中,有4个行业国企的占有比重没有变,但1992年的利润率更低。例如,1992年烟草行业的利润率比1989年下降了82%,石油提炼业下降了13%。在另外7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1992年的利润率更低,然而,国企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却不足5%。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利润普遍下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趋同学派认为,国企利润普遍下滑的最重要原因是实际的经营者和工人侵占、盗用国有企业的利润。随着中央计划的结束以及对国企的财政放权,向工业管理部门上报有关国企情况的关键信息来源就是国企呈交的报告。在继续实行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国家监督力量的减弱,加之对私营部门歧视的减少,使管理者更容易把国有资产变为己有。
国企亏损从3个渠道增加了货币创造,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一是国企部门上交的利润减少,导致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从而出现货币化。国企上缴的所得税在1978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9.1%,1985年达到6.6%,1993年达1.7%,它们被分别豁免了总利润的19.1%、0.5%和0.1%。二是用银行贷款补贴国企的赤字。三是向国企提供投资贷款以弥补它们在扩大生产和技术升级方面的内部资金不足。
分权化改革战略本身是膨胀性的,放权必然会把委托代理关系搞糟,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它们要求投资的胃口会猛增,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利润私有化并把损失社会化。而当地政府为了本地的发展,一般会说服本地的银行分支机构批准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申请。有充分证据显示,各地银行的分支机构没有能力回绝企业对低息资金(easymoney)的需求。 党的15大快刀斩乱麻
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放权改革的过程中,委托代理问题本身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改革派和自由改革派之间的争论从国有企业是否有必要退出某些行业进而发展到了退出的最优形式和最优数量问题。199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各省对刚刚开始高涨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进行了治理整顿,并在十五大文件中再次重申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性政治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只有1000家大中型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部分股份向职工和社会出售。对于中小型企业则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以及出售等方式进行改革。
实施公司制改造的10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将得到优惠财政补贴,使之发展成为商业集团,以获得更多的规模经济。但实际情况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由于保守改革派和自由改革派并存,所以,任何有关国企的改革方案都要包含一个能使双方妥协的部分,结果就是对国有企业实行双轨制改革:适应保守派的由国家出资支持的企业联合体和适应自由改革派的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但是,1997年12月以来,因企业集团草率借贷引起的韩国外债危机,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了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做法是否为明智之举。
我们必须强调,根据趋同学派的看法,国企改革的关键不是改革方案本身,而是一个有透明度的、合法的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这个过程要使整个社会可以接受,也比较公平。鉴于完善的改革方案必须对退休和下岗职工给予补偿、允许主要投资者接管,而且尊重少数持股者的权利,因此,法制改革也要同步进行。如果没有一个透明的、公平的(由健全的法制框架来监督的)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国可能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俄罗斯出现的新掠夺官僚统治集团(kleptoklotura)就剥夺了叶利钦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如果这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会给社会带来破坏。
乡镇企业是否是可生存的非资本主义制度?
本文中的“乡镇企业”是指注册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企业。简单地说,我们没有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
解释所有制形式和高速增长
在农村,非农业企业的增长以乡镇企业为主。乡镇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2%增加到了1995年的37%。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按照国际标准来讲也相当特殊。在大多数拥有农村工业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型企业是私营的,通常为家庭所有。与之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是集体所有,至少官方最初的定义是这样。对于乡镇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观点的区别在于,前者把正式注册的内容当作实际情况,而后者是把正式注册的内容看作是对正在演变的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掩饰。
按照实验主义学派的观点,就像国有企业代表着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一样,乡镇企业代表了地方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是归当地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
与之相反,趋同学派认为乡镇企业贴上这个标签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以便掩饰农村工业出现了经济趋同这一看法。趋同学派认为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形式:(1)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2)当地政府与私人企业家的合伙制;(3)为了政治掩饰、避免法律歧视的私人融资和私人经营的企业。
趋同学派预计,过不了多久,如果政治环境允许的话,真正的集体所有企业会向另外两种类型的所有制结构演变。
有些学者认为,集体所有制是为农村企业集资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它缩短了监管距离。实验主义学派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解释为对中国欠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所带来的市场失败的很好的适应。
我们对实验学派给乡镇企业所有制形式作出的实用解释抱有怀疑,尤其是他们在金融中介问题上对国家优势的强调。
1960—1985年间台湾的中小型私人企业呈现了具有活力的增长,尽管它们严重受到台湾的纯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之所以生存下来,是因为有非正规金融市场(场外市场)的出现迎合了它们的需要。由于当地政府可以容忍,所以,在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时,那种可以诱发金融制度创新的市场力量也在温州出现了。LiuYialing曾报道说,“私营部门所需全部资本的95%是由‘地下’私人金融机构提供的,比如货币俱乐部、金融专业户和钱庄…”
依我们之见,关于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一般理论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私有制在许多领域一直到不久前还受到歧视,因此,农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迎合了中央计划经济创造出来的有利的空子(niches)。许多私人企业为了避免受到区别对待而注册为集体所有企业,这是为了掩人耳目,中国观察家把它叫做“戴着红帽子”。总之,实验学派指出的“市场失败”并不是由发展中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固有的低效率引起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是由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所造成的。具体地说,银行给乡镇企业的贷款比给私人企业的更多,是因为国家的指示,而不是乡镇企业更有效率,或是当地银行意识到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风险。
第二个有关乡镇企业一般理论的基本考虑是,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反映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很低,这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都被土地栓住了。过去,公社所有制还是行得通的,因为社员们期待着无限期地呆在一个地方,而且也没有什么劳动力内流的复杂因素。
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不能主要依赖企业的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原因有四:1集体所有制在运营过程中受地方政府的政治干预。虽然有些经济学家赞扬这样的干预,认为它可以推动企业的形成。但与之相反的观点也差不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把利润吸到本地官员腰包里的做法来抑制企业的健康发展。这种负面的干预在中国由来已久。研究中国的史学家费正清甚至认为,地方官僚对农村工业的干预是中国在过去数个世纪中未能发展成为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
2集体所有制企业难以分散投资风险。如果一个乡把其财富都投入到乡内很窄的企业范围内时,居民就会失去一切———他们的工作和存款。而一个在金融资产方面进行投资的工人会较富裕,因为这种投资与工作场所和地点无关。
3集体所有制限制了企业运行规模。目前,一个乡镇企业可以由于乡里新的投资(包括利润的再投资)或银行贷款而发展起来,但让外来人在乡镇企业投资却很难,因为外来投资者的产权不能很好地得到确定或保护。
4集体所有制限制了经营管理市场。假设有个农村企业家对一个新兴企业有不错的想法,那么,在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他可以用自己的钱来做生意,或者去收购一个现有企业。但这两种办法在中国都很难做到(尽管不像7年前那么难),因为对集体所有制还有很深的偏见。相反,假设一个现有企业有个很糟糕的经理,但由于政治原因,地方政府可能对他有偏向。在规范市场模式下,外来收购者会去接近企业所有者,而且提出接管条件,在买下企业之后把经理给替换掉。但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采取这种做法就更难。
除了以上有关乡镇企业所有制形式存在的4个问题外,近期的发展走向也给乡镇企业施加了更多的“明晰”产权的压力。中国南方沿海的许多乡镇企业由于扩大再生产,使它们越来越依靠那些来自贫困省份的民工。因为外来民工在若干年后可以申请解决户口,所以这些富裕省份的原有居民已经通过把乡镇企业公司化以及在他们之间进行股份分配的方式,把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样就可以避免未来的新居民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利中自动得到股份。
地方上越来越想把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第二个原因是地方官员已强化了对集体资产的掠夺。
政府尚未对乡镇企业强制实行非集体化,这反而被看成是一种默许,所以就加速了乡镇企业向股份合作制的转变。
1992年年初之后,随着对私人所有制歧视的减少,许多乡镇企业已摘下了“红帽子”———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仍有难度。
近期发展的含义
我们在讨论中已提出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固有的严重弊端,并指出大规模的乡镇企业私有化有可能发生。关注社会稳定就意味着必须防止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财产掠夺,重复东欧的官僚统治集团(nomenklatura)私有化。因此,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要确立一个具有明确法律准则、乡镇选择和乡镇企业股东之间投票机制的立法程序,否则,就会出现一个被贪得无厌的经营者和贪婪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和权术所支配的自发式过程,其后果就是把乡里的资产折价卖给地方官员和他们的关系户。
现在看起来,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已形成足够的势头,国家已出面支持了,就像1982年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1997年7月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
中央领导现在支持乡镇企业改革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正在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事实上,乡镇企业不是对中国经济环境的最佳适应,而是对中国政治环境的最佳适应。当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更快地走向规范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有益时,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大大减少才是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所期望的。如前面提到的国企改革一样,维持社会稳定就需要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是在完善的法制框架内进行的,其改革过程是透明、公正的。
结论
我们已经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说明了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对于中国及其它转轨国家今后的改革有着全然不同的含义。
实验主义学派会告诫中国用尝试性、渐进的办法继续进行自由化,因为这样会使任何改革政策实验失败的代价达到最小化。它会鼓励东欧、朝鲜和古巴相信,“诱致性创新”可以孕育出适应各国情况的最佳经济体制。实验学派战略的关键在于通过逐步的市场化和这些经济的逐步国际化,来创造出各国特定的良性循环。
与之相反,趋同学派提倡中国实行明治维新式的改革,从外国引进关键的市场制度,并在实践中对它们加以修改。这种大胆的假设就是说,规范经济的特点是(由广义的制度限制所定义的)基于市场的私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本着这种概念,趋同学派认为,当今的中国应该从东欧借鉴更多的经验,特别是在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和进行银行系统谨慎市场化时更应如此。趋同学派希望传递给朝鲜和古巴的信息是,中国的双轨制战略只有在以农民的农业生存为主的经济中才不失为一种选择,中国在市场化走得最远的部门取得了最好的效果。然而很不幸的是,实验学派和趋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常常被错误地看成是对经济增长快慢问题的争论。围绕中国经济增长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增长究竟是由于新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而引发的,还是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趋同而引发的。这场争
论中的慢与快的特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单纯描述增长的快慢问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即刻趋同从技术上讲是做不到的。实行大爆炸的宏观稳定政策、并在整个政策被扭曲的经济中实行大爆炸的价格和贸易自由化是有可能的,合乎人意的,而且是可行的。但是,即刻变出一个法制基础,使之能够确保一个透明的、公正的转轨进程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改革初期,对大规模私有化的立即承诺是合乎需要的,但能使官僚统治集团私有化出现的立即私有化是不需要的。这就是波兰和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区别所在,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们不同的经济绩效。
中国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待这两个学派争论的结果。如前所述,中国正在加紧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鼓励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并摘掉假乡镇企业的红帽子。实验主义学派的有些成员认为这两种进展不合人意,其它成员却认为这种进展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更好发展是必要的。
与之相反,趋同学派认为,用透明、公正的手段对国有和乡镇企业进行快速的改革,以及更彻底地对产业和贸易放权可以导致更快的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朱赛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