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专家”的造诣越深，“职业病”便越严重，总是用自己的专业眼光来看待、透视一切，从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事物中，也能发现“专业”的原则和道理。然而，正是这种专业眼光，往往能发人所未见，充满洞见。
　　经济学家梁小民，喜欢文学艺术作品，如《清明上河图》，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更喜欢读历史，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还是小至“疯狂的石头”之类。从中，他都能读出相当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从《清明上河图》的背后，他读出了宋代经济繁荣的原因。在宋代之前的中国王权体制是“皇帝授权下的宰相管理体系”，皇帝像董事长，而具体工作都交由宰相“打理”，当皇帝平庸时，宰相成了威胁皇权的实际统治者。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在官员作用制度上，也实行了独特而复杂的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结果，在这种复杂的体制中，官员往往不知道自己确切的职责，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都悉心“看管”，结果是政府的干预大大减少，有利于商业的发达。“不干预是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大宋之亡，则与宋徽宗的“干预”大有关系。宋徽宗喜欢各种异石，皇帝的个人爱好成为国家行为，于是引出了花石纲。当时，成批运送的货物成为“纲”，从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运往汴京的花石纲无数，为此造大船、征徭役，前后二十多年，运到京城的奇石有数十万块，其中最贵的一块仅运费就有30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不是穷人)一年的收入。为安置这些贵重的石头，徽宗又在汴京修建巨大的园林。此园修了六年，耗资无数，征用民工劳役无法计算。在运石和修园的过程中，更是官员贪污的大好机会。终于，大宋王朝的气数已尽，“即使宋江消灭了方腊，也无济于事”。
　　中国古代的盐商富甲一方，重要的原因是取得垄断权，即盐业专卖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官商勾结和官场腐败。对盐商、盐业的分析说明：“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只有勾结官府才有经商成功，这是一条规律。纵观整个历史，权力越集中，企业越离不开政府，越需要有政府的权力才有商业成功。”但成也官，败也官，一些盐商恰因官场出事而破产。权钱结合，必然是越来越严重的腐败。
　　在对历史的解读中，梁小民自然关注历代改革者和“杰出”帝王的政策，更具体地说，关注“富民”与“强国”的经济政策。历史上的多数改革者和有作为的帝王，其关心及实行的政策主要是“强国”。在一些王朝的初期，也有“与民生息”以富民为目的的“自由放任”期，但是，这种“富民”往往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而一旦社会经济有所恢复，统治者“缓过劲”来，又立即开始了对经济的管控。他的感叹是：“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管好该管的事，放开不该管的事的高效‘小政府’。可惜在中国史上，要不就是‘大政府’，管得太多；要不就是‘弱政府’，该管的管不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