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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歌苓的移民小说《扶桑》，通过讲述第一代女性移民扶桑在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被迫从事妓女工作，却与白人克里斯展开了一段数十年的爱怨纠缠的故事，使得移民处境、女性地位、民族精神等一系列问题跃然文本之中。其中对于女性地位的言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严歌苓也是一位非常善于写女性的作家，她的作品惯于在对生活常态的叙述中呼唤着女性的内在力量。本文將从女性移民身份的“弱”与“不弱”、原始母性的包容和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三个方面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解读“扶桑”的形象。
【关键词】：女性主义；严歌苓；“扶桑”
《扶桑》是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在1995年创作的移民题材小说中的代表作，作者借助对史料的查阅、对情节的想象，搭建了一幅奇异的移民生存景观，特别是女性移民。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女子扶桑，过着平凡闲适的茶农生活，她有着东方传统女性温顺、善良的特点，自幼被订下娃娃亲，但丈夫在一次出洋后再無归来。扶桑十四岁时被婆家押着与红毛公鸡拜堂成婚，随后又被拐卖到美国旧金山的唐人区，沦落为妓女，命运的突变也由此将白人克里斯、大勇与自己的爱怨纠缠叙说开来。所谓的女性视角是指叙述者从女性的角度感觉体察和认知世界，以女性的心理看待问题的方面，摆脱了男性文化的体系，相对于男性视角，更多是从女性角度来考虑问题。严歌苓是一位非常善于写女性的作家，她的作品惯于在对生活常态的叙述中呼唤着女性的内在力量。在《扶桑》中严歌苓与扶桑展开了一场跨时代的对话，对话之间便能体味到“扶桑”形象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
一、女性移民身份的“弱”与“不弱”
中国女性在西方人的眼中，代表的是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最软弱的地方，蹂躏她们，就代表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作者严歌苓在她的另一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也曾这样写道：“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把这样的照片作为战利品，是为了深深刺伤那个被羞辱的民族的心灵。”[1]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是“弱”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帝国主义的瓜分和掠夺，民不聊生。女性这个角色是“弱”的，长期以来，女性都被认为是需要依附于男性才能存在，要遵守“三从四德”，男性的话是绝对圣旨，女性不存在自主选择和支配的资格。妓女这个职业是“弱”的，它处于社会底层，躲在不能见光的角落，是男性们的性玩具，是他们发泄的工具。客人们情绪异常的时候任凭打骂，却还无法伸冤。移民这个群体是“弱”的，较本土人而言，移民的难处在于要融入一个与自己之前环境、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的陌生国土。在这融入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因为冲撞与磨砺而变得伤痕累累，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传宗接代就延续到了现在。扶桑，是一百多年前被迫来到美国旧金山从事妓女职业的中国女性移民。四个“弱”集聚扶桑，因此可以这样说，扶桑的身份是“弱”的。
扶桑的身份虽然是“弱”的，但作者并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个悲观女性形象。相反，这个弱者用她宽容善良、自主独立又充满魅力的人性化解文化与种族的对立，弱者并不弱，弱者也可以强大无比。扶桑这一形象是作者严歌苓在移民边缘困境和移民创伤中塑造出的理想形象，代表着东方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克里斯第一次爬上树偷窥扶桑接客的场景的心理描写很具有代表性。“她和身体在接受一个男人。……那身体没有抵触，没有他预期的抗拒，有的全是迎合。像沙滩迎合海潮。没有动，静止的，却是全面的迎合。”[2]这里沙滩与海潮的比喻，表层寓意是在描述扶桑与异性求欢的关系，实则其背后隐喻扶桑代表着一种弱势求生存的文化精魂，处于弱者身份的扶桑如何在黑暗的社会环境生存下去。借着克里斯的眼睛看到，本以为扶桑被迫成为妓女会挣扎会抗拒，没想到的是她似乎还挺享受，有的是全面的迎合。这是扶桑的生活哲学，既然困境苦难已经成为事实，与其自暴自弃，不如学会如何适应，虽然处于弱势的一方，但也不绝望不放弃自己。“弱者不弱”的精神还体现在扶桑具有超顽强的生命，三个月漂洋过海，无数的被拐女子死在路途中，能活着到达目的地的也没有几个，唯有扶桑吃得饱、睡得香；辗转在多个拍卖场和妓馆的其他妓女因为疾病，因为煎熬，因为看不到希望而不久就失去了生命，扶桑也同样饱受着被烈药打掉五胎、痨病缠身、遭受轮奸的折磨，但她活了下来。这种超顽强的生命极具隐喻性，代表着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即使饱受艰辛也能存活下来，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二、原始母性的包容
“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3]“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4]这是严歌苓在《扶桑》中全面阐释的母性。一个穿着浅红衫子的妓女，微笑着承受一切非人的、不可思议的苦难，她不怕被强奸，也没有羞辱感，甚至在被人“毁灭蹂躏”的时刻是觉得“释放了自己”。被人践踏，被人毁灭，对于扶桑来说似乎显得并不是那么苦不堪言，反而那无法想象的苦难变成是对她的成全。受难不是痛苦和耻辱的，受难在一个有着正如大地之母原始而深沉的母性特质的扶桑心中自有它的圣洁和高贵。“黑暗”、“无耻”、“羞辱”等这些在常人眼中深恶痛绝的事情，在扶桑的心中都净化成了原始母性的宽容、宽恕以及对人性种种弱点的容忍，也只有母性才能解释这些宽容和满足的想法。
作为被拐到陌生的西方被迫开始妓女生涯的扶桑，承受着来自西方社会和东西方父权主义的双重压迫，生存情况甚是艰难。但“笑”这个动词被严歌苓无数次的用到了扶桑身上，还未曾谋面的丈夫就失踪了，打着寻夫的旗号却被拐到陌生国土做妓女，遭受着疾病的折磨还要不断接客，在大型反华动乱中被轮奸，面对西方白色人种的歧视与侮辱……这些种种的苦难对于常人来说都是非人的，但扶桑却以原始母性的包容展现出对苦难的承受以及对罪恶的宽恕。地母般的扶桑，将苦难看成生命的根本，就像水和空气是生命存在必不可少的成分，无法拒绝逃避，唯有接受和迎合。 扶桑对于每一个享用她的嫖客都带着真心实意的笑，表现出她对自己生活的满足和对每一位客人的满意，犹如母亲慷慨的布施。对于暴乱中的轮奸，“你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你只是迎合上去，迎合在狂野和疼痛上。……你像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的人。”[5]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动乱中，扶桑还是一如平常的接受男人们，在她的观念中自己与那些男人们是平等的，给予与索取并存。严歌苓又是怎么说的：“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6]这就是女性最原本的样子，有着无穷无尽的胸怀。对于克里斯在反华运动中对扶桑的侵犯，她非但没有怪罪他，而是“将他的头搂进怀里。一会，她搂着他跪了下来……她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7]这时的克里斯就似乎回到了善良母亲的身旁，用宽广的胸怀包容自己挚爱却伤害了自己的人。因而，扶桑此刻的形象就是与男性对立存在的原始女性，一位善良母亲所具有的包容和保护意味她都拥有。
三、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1.对于父权的反抗
父权制是一种制度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 阿德里安娜里奇，生来是女人[M]//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5.][8]父权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场合一般是家庭，因此作家塑造了扶桑这一妓女形象来摆脱父权对于她的控制，使得男性无法实现角色期待，从而凸显女性对自己的支配意识。扶桑坦然接受妓女的生活，且让自己始终从中得到快乐与享受，她拒绝被克里斯“拯救”，却又因丈夫的缺席而保持着自由独立的状态，从而完成对由男性主宰的规范和与之相关的制度体系即父权的反抗。
在反华运动的第二年，大勇决定要将扶桑嫁出去。“正如生态女性主义提倡的：只有打破男权体制下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男人与女人才能真正建立起平等共存、互相支撑的和谐关系。”[9]或许扶桑没有想到面对苦难坚忍享受的态度能让自己从被束缚中解救出来，能有选择的主动权，她甚至产生了与克里斯永结百年的想法。可是，如果让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就等于接受了克里斯的“拯救”，克里斯的父权意识很明显，他时常想象自己是一名英勇的骑士，而扶桑是身处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女子等待着他的营救。这就相当于从东方父权的控制下转移到了西方父权的控制，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扶桑最终选择“剪断了头发，把那一截永远留在他手里”[10]，而决定将自己嫁给临刑前的大勇。“她从此有了一个死去的、不再能干涉她的大勇来保护，以免她再被爱情侵扰、伤害。”[11]爱情于扶桑如同一个枷锁，囿于其会让她失去真正的自由，所以她选择这样的方式解放自己，完成对东方与西方两种父权的反抗。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出的那样，女性是自由的，男女是二元独立的平等的，非对立的，只有两性和谐发展，女性才能够得到解放。
2.对于爱情的自主。
东方传统女性扶桑虽然从十九世纪的中国远渡重洋被拐卖到旧金山被迫开始妓女生涯，但在她的身上看得到爱情选择的自主意识。
严歌苓不时变化叙述视角，采用多种叙述方式，旨在以扶桑与克里斯爱情的凄凉美丽描绘出她难得的爱情守贞者形象。扶桑本是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乡村妇女，自幼就被订了亲，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正常不过。按常理来讲，她对于爱情或者说选择爱情是根本没有概念的，再加之被拐到西方后，妓女身份的特殊，接客无数，应该已经对“爱”麻木。然而，扶桑记不得所有人的名字，却唯独记得住克里斯。显然，她是爱他的，她不可抑制又震撼人心的爱情能量充溢在严歌苓笔下的字里行间中。“她的肉体在接受一个男人，她的眼睛，她剩余的一切在接受他。”[12]这样类似的描述都为扶桑做爱情的见证，虽然最终扶桑亲手用一缕头发剪断了这场跨地域跨种族的真爱，但她为自己爱情勇敢主动的选择，对自己爱的人的默默守护，无一例外的体现出现代女性般意识的觉醒。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本是中国乡村妇女的扶桑却具有现代女性的意识，这样反常规情况的出现引起思考。移民身份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听到过很多像“孟母三迁”这样环境能够影响人行为的例子。扶桑来到美国，在受到西方社会迫害的同时一定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放自由的美国文化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扶桑的思想、态度、行为。不得不说，扶桑身上那种对父权的反抗意识和对爱情的自主态度多多少少都与移民美国的经历有关，现代女性的特质是其移民身份的产物。
严歌苓作为旅美女性作家，特殊的经历使她具有对女性移民生活更为深刻真实的体会。在《扶桑》中她同时运用新奇的叙事技巧与“扶桑”展开了一场跨时代的对话，对话之间便能体味到“扶桑”形象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这是女性移民“扶桑”，是有着原始母性的“扶桑”，也是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扶桑”。在严歌苓的笔下能看到百态女性，“扶桑”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移民的边缘人处境，但同时也彰显了東方文化的生命力，反思了新一代移民女性的生存发展之路。
注释：
[1]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58.
[3]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00.
[4]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00.
[5]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16.
[6]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16.
[7]嚴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42.
[8]阿德里安娜里奇，生来是女人[M]//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5.
[9]王铮，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严歌苓作品《扶桑》中的人物关系[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0）.
[10]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59.
[11]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63.
[12]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59.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 桂影影，女性视角下的移民生存与人文关怀[J]，大众文艺
[3] 田玉红，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中国女性典范析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独特的妓女形象[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7）
【关键词】：女性主义；严歌苓；“扶桑”
《扶桑》是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在1995年创作的移民题材小说中的代表作，作者借助对史料的查阅、对情节的想象，搭建了一幅奇异的移民生存景观，特别是女性移民。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女子扶桑，过着平凡闲适的茶农生活，她有着东方传统女性温顺、善良的特点，自幼被订下娃娃亲，但丈夫在一次出洋后再無归来。扶桑十四岁时被婆家押着与红毛公鸡拜堂成婚，随后又被拐卖到美国旧金山的唐人区，沦落为妓女，命运的突变也由此将白人克里斯、大勇与自己的爱怨纠缠叙说开来。所谓的女性视角是指叙述者从女性的角度感觉体察和认知世界，以女性的心理看待问题的方面，摆脱了男性文化的体系，相对于男性视角，更多是从女性角度来考虑问题。严歌苓是一位非常善于写女性的作家，她的作品惯于在对生活常态的叙述中呼唤着女性的内在力量。在《扶桑》中严歌苓与扶桑展开了一场跨时代的对话，对话之间便能体味到“扶桑”形象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
一、女性移民身份的“弱”与“不弱”
中国女性在西方人的眼中，代表的是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最软弱的地方，蹂躏她们，就代表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作者严歌苓在她的另一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也曾这样写道：“他们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把这样的照片作为战利品，是为了深深刺伤那个被羞辱的民族的心灵。”[1]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是“弱”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帝国主义的瓜分和掠夺，民不聊生。女性这个角色是“弱”的，长期以来，女性都被认为是需要依附于男性才能存在，要遵守“三从四德”，男性的话是绝对圣旨，女性不存在自主选择和支配的资格。妓女这个职业是“弱”的，它处于社会底层，躲在不能见光的角落，是男性们的性玩具，是他们发泄的工具。客人们情绪异常的时候任凭打骂，却还无法伸冤。移民这个群体是“弱”的，较本土人而言，移民的难处在于要融入一个与自己之前环境、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的陌生国土。在这融入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因为冲撞与磨砺而变得伤痕累累，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传宗接代就延续到了现在。扶桑，是一百多年前被迫来到美国旧金山从事妓女职业的中国女性移民。四个“弱”集聚扶桑，因此可以这样说，扶桑的身份是“弱”的。
扶桑的身份虽然是“弱”的，但作者并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个悲观女性形象。相反，这个弱者用她宽容善良、自主独立又充满魅力的人性化解文化与种族的对立，弱者并不弱，弱者也可以强大无比。扶桑这一形象是作者严歌苓在移民边缘困境和移民创伤中塑造出的理想形象，代表着东方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克里斯第一次爬上树偷窥扶桑接客的场景的心理描写很具有代表性。“她和身体在接受一个男人。……那身体没有抵触，没有他预期的抗拒，有的全是迎合。像沙滩迎合海潮。没有动，静止的，却是全面的迎合。”[2]这里沙滩与海潮的比喻，表层寓意是在描述扶桑与异性求欢的关系，实则其背后隐喻扶桑代表着一种弱势求生存的文化精魂，处于弱者身份的扶桑如何在黑暗的社会环境生存下去。借着克里斯的眼睛看到，本以为扶桑被迫成为妓女会挣扎会抗拒，没想到的是她似乎还挺享受，有的是全面的迎合。这是扶桑的生活哲学，既然困境苦难已经成为事实，与其自暴自弃，不如学会如何适应，虽然处于弱势的一方，但也不绝望不放弃自己。“弱者不弱”的精神还体现在扶桑具有超顽强的生命，三个月漂洋过海，无数的被拐女子死在路途中，能活着到达目的地的也没有几个，唯有扶桑吃得饱、睡得香；辗转在多个拍卖场和妓馆的其他妓女因为疾病，因为煎熬，因为看不到希望而不久就失去了生命，扶桑也同样饱受着被烈药打掉五胎、痨病缠身、遭受轮奸的折磨，但她活了下来。这种超顽强的生命极具隐喻性，代表着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即使饱受艰辛也能存活下来，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二、原始母性的包容
“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3]“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4]这是严歌苓在《扶桑》中全面阐释的母性。一个穿着浅红衫子的妓女，微笑着承受一切非人的、不可思议的苦难，她不怕被强奸，也没有羞辱感，甚至在被人“毁灭蹂躏”的时刻是觉得“释放了自己”。被人践踏，被人毁灭，对于扶桑来说似乎显得并不是那么苦不堪言，反而那无法想象的苦难变成是对她的成全。受难不是痛苦和耻辱的，受难在一个有着正如大地之母原始而深沉的母性特质的扶桑心中自有它的圣洁和高贵。“黑暗”、“无耻”、“羞辱”等这些在常人眼中深恶痛绝的事情，在扶桑的心中都净化成了原始母性的宽容、宽恕以及对人性种种弱点的容忍，也只有母性才能解释这些宽容和满足的想法。
作为被拐到陌生的西方被迫开始妓女生涯的扶桑，承受着来自西方社会和东西方父权主义的双重压迫，生存情况甚是艰难。但“笑”这个动词被严歌苓无数次的用到了扶桑身上，还未曾谋面的丈夫就失踪了，打着寻夫的旗号却被拐到陌生国土做妓女，遭受着疾病的折磨还要不断接客，在大型反华动乱中被轮奸，面对西方白色人种的歧视与侮辱……这些种种的苦难对于常人来说都是非人的，但扶桑却以原始母性的包容展现出对苦难的承受以及对罪恶的宽恕。地母般的扶桑，将苦难看成生命的根本，就像水和空气是生命存在必不可少的成分，无法拒绝逃避，唯有接受和迎合。 扶桑对于每一个享用她的嫖客都带着真心实意的笑，表现出她对自己生活的满足和对每一位客人的满意，犹如母亲慷慨的布施。对于暴乱中的轮奸，“你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你只是迎合上去，迎合在狂野和疼痛上。……你像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的人。”[5]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动乱中，扶桑还是一如平常的接受男人们，在她的观念中自己与那些男人们是平等的，给予与索取并存。严歌苓又是怎么说的：“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6]这就是女性最原本的样子，有着无穷无尽的胸怀。对于克里斯在反华运动中对扶桑的侵犯，她非但没有怪罪他，而是“将他的头搂进怀里。一会，她搂着他跪了下来……她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7]这时的克里斯就似乎回到了善良母亲的身旁，用宽广的胸怀包容自己挚爱却伤害了自己的人。因而，扶桑此刻的形象就是与男性对立存在的原始女性，一位善良母亲所具有的包容和保护意味她都拥有。
三、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1.对于父权的反抗
父权制是一种制度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 阿德里安娜里奇，生来是女人[M]//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5.][8]父权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场合一般是家庭，因此作家塑造了扶桑这一妓女形象来摆脱父权对于她的控制，使得男性无法实现角色期待，从而凸显女性对自己的支配意识。扶桑坦然接受妓女的生活，且让自己始终从中得到快乐与享受，她拒绝被克里斯“拯救”，却又因丈夫的缺席而保持着自由独立的状态，从而完成对由男性主宰的规范和与之相关的制度体系即父权的反抗。
在反华运动的第二年，大勇决定要将扶桑嫁出去。“正如生态女性主义提倡的：只有打破男权体制下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男人与女人才能真正建立起平等共存、互相支撑的和谐关系。”[9]或许扶桑没有想到面对苦难坚忍享受的态度能让自己从被束缚中解救出来，能有选择的主动权，她甚至产生了与克里斯永结百年的想法。可是，如果让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就等于接受了克里斯的“拯救”，克里斯的父权意识很明显，他时常想象自己是一名英勇的骑士，而扶桑是身处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女子等待着他的营救。这就相当于从东方父权的控制下转移到了西方父权的控制，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扶桑最终选择“剪断了头发，把那一截永远留在他手里”[10]，而决定将自己嫁给临刑前的大勇。“她从此有了一个死去的、不再能干涉她的大勇来保护，以免她再被爱情侵扰、伤害。”[11]爱情于扶桑如同一个枷锁，囿于其会让她失去真正的自由，所以她选择这样的方式解放自己，完成对东方与西方两种父权的反抗。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出的那样，女性是自由的，男女是二元独立的平等的，非对立的，只有两性和谐发展，女性才能够得到解放。
2.对于爱情的自主。
东方传统女性扶桑虽然从十九世纪的中国远渡重洋被拐卖到旧金山被迫开始妓女生涯，但在她的身上看得到爱情选择的自主意识。
严歌苓不时变化叙述视角，采用多种叙述方式，旨在以扶桑与克里斯爱情的凄凉美丽描绘出她难得的爱情守贞者形象。扶桑本是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乡村妇女，自幼就被订了亲，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正常不过。按常理来讲，她对于爱情或者说选择爱情是根本没有概念的，再加之被拐到西方后，妓女身份的特殊，接客无数，应该已经对“爱”麻木。然而，扶桑记不得所有人的名字，却唯独记得住克里斯。显然，她是爱他的，她不可抑制又震撼人心的爱情能量充溢在严歌苓笔下的字里行间中。“她的肉体在接受一个男人，她的眼睛，她剩余的一切在接受他。”[12]这样类似的描述都为扶桑做爱情的见证，虽然最终扶桑亲手用一缕头发剪断了这场跨地域跨种族的真爱，但她为自己爱情勇敢主动的选择，对自己爱的人的默默守护，无一例外的体现出现代女性般意识的觉醒。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本是中国乡村妇女的扶桑却具有现代女性的意识，这样反常规情况的出现引起思考。移民身份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听到过很多像“孟母三迁”这样环境能够影响人行为的例子。扶桑来到美国，在受到西方社会迫害的同时一定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放自由的美国文化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扶桑的思想、态度、行为。不得不说，扶桑身上那种对父权的反抗意识和对爱情的自主态度多多少少都与移民美国的经历有关，现代女性的特质是其移民身份的产物。
严歌苓作为旅美女性作家，特殊的经历使她具有对女性移民生活更为深刻真实的体会。在《扶桑》中她同时运用新奇的叙事技巧与“扶桑”展开了一场跨时代的对话，对话之间便能体味到“扶桑”形象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这是女性移民“扶桑”，是有着原始母性的“扶桑”，也是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扶桑”。在严歌苓的笔下能看到百态女性，“扶桑”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移民的边缘人处境，但同时也彰显了東方文化的生命力，反思了新一代移民女性的生存发展之路。
注释：
[1]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58.
[3]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00.
[4]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00.
[5]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16.
[6]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16.
[7]嚴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42.
[8]阿德里安娜里奇，生来是女人[M]//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5.
[9]王铮，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严歌苓作品《扶桑》中的人物关系[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0）.
[10]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59.
[11]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63.
[12]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59.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扶桑[M]，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 桂影影，女性视角下的移民生存与人文关怀[J]，大众文艺
[3] 田玉红，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中国女性典范析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独特的妓女形象[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