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有一定下行的压力，需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稳增长的同时还是要以质量优先，应侧重关注就业、风险防控、企业盈利、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等五方面指标，追求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有一定下行的压力，需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稳增长的同时还是要以质量优先，应侧重关注就业、风险防控、企业盈利、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居民收入增长等五方面指标，追求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高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速度如果定得过高，质量指标就会缩水。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要适当调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其实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可以完成2020年翻番的目标。
　　2020年以后速度是多少呢？根据我们的研究，过去几年的时间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过程中可以讲中高速，以后就是中速增长。这个中速增长的速度是多少呢？大概5%到6%之间，或者5%左右。速度的高和低一定要和增长阶段、增长背景和潜在增长率挂钩。高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是10%，增长速度7%是低速度，進入中速增长以后可能就是5%左右，甚至4%到5%之间。当时日本进入中速的时候就是4%，增长5%到6%也是高速。而且中速增长平台形成以后，特别是我们重视质量的时候，这个平台可以持续多长时间？根据国际经验，应该可以持续十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中国长远的发展目标应该说有了比较好的可以实现的基础。
　　对于稳增长的方式，现在面临一个选择，继续搞基建房地产还是真正市场化？目前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可能已经过去。如果稳增长继续依靠这两个老抓手可能靠不住，问题也会比较突出。首先是杠杆率问题，要继续依靠这两个抓手还得加杠杆，基建是加政府的杠杆，房地产是加居民的杠杆。这背后我们要搞清楚整个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基建和房地产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另外，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融资战略模式逐步走到了尽头，很难再持续，应该将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作为新的驱动力。同时，对于当前广为关注的房地产税问题，我认为，房地产税还是要征，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项基本制度。但中国的房地产税要做一个转型，就是将它转为规范可持续的、法治的制度。转型需要创造一些制度条件，包括开放土地要素市场，纠正土地价值收益，去除土地超额收益，也包括避免重复征税。
　　除了基建和房地产之外，该如何扩大内需，扩展增长新动能？我认为，要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
　　我认为应从四方面着手：第一、降低城市房价；第二、加快农村人口进城，提供均等公共服务，促进这个群体的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其他消费；第三、积极财政政策要把支出重点转向医疗、养老、教育、社保、基础研究等短板领域，基建也要围绕这些领域优先展开；第四、加快推动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领域放宽准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同时带动这些领域有效投资增长；最后，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是实质性深化改革开放，对内建设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对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样才能全面、持续地增强中国科技、经济的竞争力和国家的总体势力，这是应对中美贸易战最重要的治本之策。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以前首先是对内开放，推动旅游养老、文化、娱乐消费性服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