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埃拉·萨菲拉（Ariela Safira）有一种使命感。2013年，一位朋友在斯坦福大学读大一时自杀未遂的消息让她深有感触，为此她试图了解心理健康保健体系。很快她就认识到，有资质的治疗师供不应求，并且即便配备了充足的治疗师，想要获得心理健康保健也是困难重重。虽然所学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和数学，萨菲拉最终还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研究生。
　　但她总是感觉需求和服务不相匹配，这是一个根本的供求问题。
　　“心理治疗行业的创业和持续经营绝非易事。要自我营销、筹集资金，还要房租自理，一个人要承担十个人的工作量。”萨菲拉表示，“但即使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执业场所，让自己出人头地、让别人慕名而来，这本身就很富有挑战 性。”
　　因此，2019年，她创立了一家名为Real Therapy的小公司，以便捷的形式提供一系列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从而解决客户的身心健康问 题。
　　除了受到朋友自杀未遂事件的触动，疫情也是萨菲拉投身心理健康领域的一大因素。受疫情影响，焦虑和抑郁群体呈现扩大的趋势，其中也不乏年轻人。萨菲拉等创业者认为，不完善的心理健康保健体系存在弊端，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他们似乎并没有被这个体系的复杂本质吓倒：保险流程复杂而死板，保健服务提供者的类型五花八门，患者与治疗师缺乏默契等等。
　　2017年，Two Chairs在旧金山开设了第一家心理诊所。创始人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在谈及心理健康创业公司时称：“心理健康创业者犹如过江之鲫。”尽管如此，他也表示：“因为问题非常庞大，我们需要许多优秀的公司采用創新的方式服务不同群体、作出有针对性的诊断，并提供心理健康保健。”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卡茨曾在数据分析和软件公司Palantir工作，但随着他的伴侣“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段艰难时期”，他开始了解心理健康服务。最终他辞去工作，从亲朋好友入手来了解心理健康保健体系。
　　很快他就认识到，心理健康保健体系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治疗师与患者的匹配问题，他认为这可以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然而，在采访了临床医师后，他没有选择线上执业的形式，而是开办了一家实体诊所。在努力为新事业筹集资金时，“我开玩笑说，我有三个不利因素：开办卫生保健实体公司、单打独斗、无前例可循。”但从一开始，Two Chairs就依赖于技术的力量，在与潜在客户完成首个接案会议之后，卡茨就采用一种频繁更新的专有算法来匹配客户和治疗师。
　　尽管萨菲拉和卡茨最初都专注于提供面对面的心理健康保健服务，将线上治疗模式作为长期发展目标，随着疫情的暴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方向。很快，萨菲拉和她的小团队就不得不从他们精心设计、还没机会开业的曼哈顿办公室转变为纯线上模式。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她创建了一个远程平台，提供5种主要服务（等实体场所开业后开放一对一会话）。从一家诊所起家的Two Chairs已经发展成为在湾区拥有7家诊所的大公司，明年还将在洛杉矶开办新的诊所。受疫情影响，2020年3月，卡茨也决定采用纯线上服务模式继续自己的业务。
　　这两家公司对于远程会话的效果深信不疑，因为他们都计划最终要提供远程服务。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行为干预技术中心主任大卫·莫尔（David Mohr）也一直在研究这一议题，他表示，研究人员早就发现，远程治疗可能与面对面治疗一样有效。
　　他还补充道，人们往往会因为距离和时间不去接受治疗，远程治疗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执业医师对于这样的变化都持抵触情绪，但受疫情影响，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转变。
　　莫尔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技术在精神健康保健领域的应用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与此同时，与情绪相关的问题也大大减少 了。”
　　和萨菲拉一样，凯尔·罗伯逊（Kyle Robertson）探索虚拟治疗平台也是受到了个人经历的驱动。罗伯逊的父母是精神病医师和治疗师，他们很早就在推进药物和治疗相结合的理念。他们都认为，无论是远程治疗还是面对面治疗，目前的心理治疗实践有时候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精神病医师有权开处方药）。
　　2019年年底，在运行了大约有100名客户的Beta测试版后，罗伯逊于同年联合创立了Cerebral。在获得了可观的风险投资的同时，其客户数量也不断增加。
　　和Two Chairs一样，虽然还未开放小组治疗，Cerebral的用户可以安排个体化治疗。该平台要求客户跟踪记录各自的症状，并每月报告。这些反馈可以让系统给临床医生发送通知，提醒医师患者的病情是否出现恶化。罗伯逊表示，如果有人未作出回应，团队中就会有人去主动沟通。
　　为了努力抢占先机，客户注册的当天公司便可安排首场面谈。他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让新客户“在10分钟内就可以匹配到治疗师，通过遍布各地的临床医生，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