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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外历史纲要，表述精准，四监司，澶渊之盟，宋夏和议，庆历新政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07-05
统编本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新教材）即将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使用，如何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具备学科核心素养，对于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笔者在系统学习新教材期间，发现其略有“表述不清”之处，现以上册第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为例尝试说明，希望能够对读者阅读使用新教材有所帮助。
一、宋朝“四监司”的表述
新教材在“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部分，叙述宋代路级机构时称，“在地方，包括转运司在内，先后设立了平行的四个路级机构，合称‘四监司’，从不同方面对各州进行监控”，①且配合“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加以说明。从图表中可以明确看出，所谓的四个路级机构，为“安抚司（帅司）、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②亦即新教材中整合而成的“四监司”。
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学术依据。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称，宋朝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也提及：“路监司：宋代路一级地方机构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的总名。”④然而，对于监司概念，研究者曾有过专门的界定。金圆认为：“近人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专指转运使;一种认为指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一种认为指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而在南宋还要加上安抚使。”进而经过史料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就整个宋代而言，监司除指转运司（简称漕司）、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外，还应包括提举常平司（包括提举茶盐，简称仓司）。”⑤这一观点基本被学界所接受，认同路一级机构中的漕司、宪司和仓司为监司。包伟民、吴铮强在《宋朝简史》中称：“漕司、宪司、仓司构成了宋朝的监司，宋朝皇帝通过他们监督全国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从而保证对全国的统治。”⑥余蔚也持同样观点。⑦尽管徐东升认为宋代有诸多“杂职监司”存在，对金圆提出的监司定义有所修正，但仍将作为路一级重要机构的安抚司（帅司）排除在外。⑧以上研究与新教材中的安抚司（帅司）与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四监司”有矛盾之处。那么，为什么北宋的安抚司没有被纳入监司系统呢？
究其原因，在于安抚使任命与其他三者有本质区别。根据学者研究可知，安抚使制度是宋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抚使掌握“一路兵民之事”，长官由“一路首州知州兼任”。①这样的材料极多，如欧阳修为庆历新政时期知名官员余靖撰写的神道碑中记载：“公讳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东路兵马钤辖、经略安抚使，柱国。”②从中可知余靖曾为广州知州兼广南东路安抚使。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写的富弼行状中记载，富弼曾加寄禄官为“给事中，移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③如此种种，皆是首州知州兼任安抚使的例子，④这在北宋时期作为一项制度被较好执行，而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的长官，皆为中央专门委派，不存在地方官员兼职现象。
在制度设计相当精细的北宋，监司既然要从不同方面对各州进行监控，那么自不可能出现既属地方长官，同时又可以监察地方长官这样自相矛盾的现象。所以，宋代史籍中经常出现监司和知州并称的现象。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辛丑，诏曰：‘向命监司、知州荐所部吏，岁限定员，本防其滥。’”⑤《宋会要辑稿》也记载：“崇宁元年七月十一日，中书省言：‘熙宁中诏臣僚历监司、知州有衰老不任职者，使食宫观俸给。’”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监司和知州并列，也可说明两者不存在职能交叉及兼任情况，所以作为首州知州兼任的安抚使，实无进入监司系统的可能。综合以上可以判断，北宋时期的安抚司并不是监司，在教学中需再作明确。
二、澶渊之盟内容的提炼
在“边防压力和财政危机”部分，新教材谈及宋辽之间的协议——澶渊之盟：
后来辽军大举南下，逼迫北宋签订协议，维持已有边界，辽宋皇帝以兄弟相称。北宋每年送给辽一笔钱物，称为“岁币”。通过这项协议，北宋勉强获得了北部边防的安定。⑦
这是对澶渊之盟盟约核心内容的提炼，表述或稍有不足。
澶渊之盟的订立过程，新教材表述为辽“逼迫”北宋签订，能够明显感受出辽强宋弱的军事力量关系。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宋辽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在澶渊之盟签订前，两国已经呈现出对峙状态，综合实力大体上处于均衡状态，⑧宋朝一方并非弱者，澶渊之盟的签订并非“城下之盟”，⑨所以不宜使用“逼迫”这样感情色彩浓厚的词语。
同时，澶渊之盟签订后，新教材称北宋“勉强”获得北部边防的安定，可以体察到北宋以金钱换来和平的不充足和不稳定性，这也是基于宋辽军事强弱不同的大前提而展开的，但这和学界已达成共识的研究成果并不一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称：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⑩包伟民、吴铮强认为：“澶渊之盟基本解决了宋辽两国的领土争端。此后，宋辽两国和平相处，互通友好，边境的农业得以发展，榷场贸易互市不断，有力地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①陶晋生也讲道：“宋人虽然损失了每年的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是也换来了长期的和平。从此直到北宋末年的联金灭辽，宋辽之间一直能够维持和平的关系。”②上述观点都意在说明澶渊之盟的订立，维持了兩国间长期的和平关系，所以新教材使用“勉强”一词做结论，并不妥帖。
实际上，通过誓书内容可以看出，盟约是同时平等约束宋辽双方的，并无高低强弱之分：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③ 陶晋生通过对盟约的深入分析，强调宋辽双方盟约的签订，是建立在“对等和友好的基础上的”，具体体现有以下四端：“第一是君主间的亲属关系的建立。宋真宗与辽圣宗约为兄弟……其中并没有一方较对方为优越的含意。第二是‘南北朝’的称呼……第三是两朝平等的外交礼节。这些礼节，包括对于对方使节的待遇，和礼物的交换，都经过细心的安排，而不令任何一方感到屈辱。第四是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并非朝贡贸易，而是平等的在榷场交易。”④之所以出现对澶渊之盟的诸多抨击，余蔚一针见血地指出：“后人立足于中原皇朝的立场看待澶渊之盟，是无法持公正态度的。”⑤这样的平等协议与晚清时期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性质完全不同。
三、宋夏和议内容的概括
同样在“边防压力和财政危机”部分，新教材中还涉及宋夏战争和宋夏和议的内容：
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夏保持帝号，同时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送给西夏钱物，称为“岁赐”。⑥
此处对宋夏和议的概括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夏是否保持有“帝号”。陈振称：“庆历四年五月上旬……李元昊为避免两面受敌，同月下旬始表示愿意向宋称臣，自称夏国主，遣使议和……十二月，宋正式下诏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⑦包伟民、吴铮强认为：“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达成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夏国实际政治独立。”⑧白滨也讲道：“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但元昊接待宋使不用臣礼，以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⑨上述研究者一致强调宋夏和议中，西夏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与新教材讲到的西夏保持“帝号”不同，这需要我们返回原始材料中去寻找答案。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收录了宋朝“册命元昊为夏国主”的制书全文，摘录如下：
咨尔曩霄，抚爰有众，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启乃邦，洎尔承嗣，率循旧物。向以称谓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师兵劳戍。而能追念前眚，自归本朝，腾章累请，遣使系道，忠悃内奋，誓言外昭，要质天地，暴情日月。朕嘉尔自新，故遣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门祗候张士元充副使，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光膺宠命，可不谨欤！①
分析制书内容：“向以称谓非正”是指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之事，也是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导火索;②“追念前眚，自归本朝”“朕嘉尔自新”等语，是指此次和议期间元昊去帝号称臣这样悔过自新之举;③“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所指为元昊去“帝号”之后，宋朝册封他为夏国主。通过制书原文的分析，能够明确，宋夏和议之后，西夏元昊（改名为曩霄）并没有保持皇帝称号，而是接受了宋朝册封的夏国主。
四、庆历新政核心观点的总结
在“王安石变法”部分，新教材提及北宋中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在位时，大臣范仲淹曾发起以整顿官僚机构为宗旨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④
这里将庆历新政核心观点总结为“整顿官僚机构”，或并不十分精准。
钱穆对庆历新政内容概括道：“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为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⑤陈振指出，范仲淹提出的十項改革措施，除了“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七项都属于改革吏治的范畴，这也是此次改革的重心所在”。⑥包伟民、吴铮强表述与之类似：“范仲淹所论的十事，包括整顿吏治、改革教育考试制度、加强武备和发展生产四个方面，赵祯对其中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所谓的‘新政’。”⑦余蔚称：“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兼有理想与世故。新政的要点，是通过科举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抑制官员子弟恩荫入仕，既控制官员人数，更借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⑧朱瑞熙认为：“除厚农桑一项属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外，其他各项都是属于政治改革的措施：其中明黜陟和抑侥幸、精贡举（培养、选拔官员）涉及人事行政制度;择长官和均公田涉及澄清吏治;修武备涉及军事制度;覃恩信和重命令则要保证改革方案的贯彻。”⑨前辈学者对庆历新政措施细化的分类虽不完全相同，但全都没有涉及新教材所说的“整顿官僚机构”。
范仲淹上奏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⑩现收录在其文集当中。{11}为了方便宋仁宗阅读，范仲淹曾有简要总结，现题为《再进前所陈十事》，兹摘录如下：
臣前两次所上共十事，曾奉圣旨更进一本，今写录进纳。一曰明黜陟。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将以约滥进，责实效，使天下政事无不举也。二曰抑侥幸。为重定文武百官奏荫及不得陈乞馆阁职事，将以革滥赏、省冗官也。三曰精贡举。为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四曰择官长。为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并州县长吏，将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为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请更赐均给公田，既使丰足，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赐也。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臣之所陈，盖欲周悉，故言辞之间有涉细碎，而于国体甚大。乞圣慈再加详览，一一行之，则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①
通过范仲淹的总结不难看出，庆历新政重心在于人事制度，包括重新制定文武百官磨勘制度、荫补原则，修订士人进入仕途标准，改革地方官员升迁考察机制，以及规定地方官员职田数量以防止贪腐等内容，其核心原则是整顿官吏的作风和治绩，亦即前揭学者所称的“澄清吏治”或“整顿吏治”。而“整顿官僚机构”，更多的是指官僚机构的新建、撤销、合并及调整等，似非此次新政的重点所在。
通过上述可知，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发起的，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改革过程中并没有触及官僚机构的整顿。
五、结语
对于新教材的特点，张帆教授强调称，新教材“内容相对较多，辅栏内容也不少，同时教材还要兼顾框架的完整，要求面面俱到，所以这版教材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容多”。②虽则如此，数千年历史发展浓缩为10个单元，展现到不足200页的教科书中，每一处的遣词造句，都需要使用极其凝练、表意准确的文字书写。故笔者不揣简陋，对新教材文字表述精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在行文过程中应对学界达成共识的研究成果足够重视，而且在文字表述方面也需要仔细斟酌、反复推敲。作为培养历史学核心素养的载体，新教材有广泛的受众群体，产生的影响力极大，一定要避免因表述欠精准造成的史实舛误。
【作者简介】仝相卿，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07-05
统编本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新教材）即将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使用，如何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具备学科核心素养，对于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笔者在系统学习新教材期间，发现其略有“表述不清”之处，现以上册第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为例尝试说明，希望能够对读者阅读使用新教材有所帮助。
一、宋朝“四监司”的表述
新教材在“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部分，叙述宋代路级机构时称，“在地方，包括转运司在内，先后设立了平行的四个路级机构，合称‘四监司’，从不同方面对各州进行监控”，①且配合“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加以说明。从图表中可以明确看出，所谓的四个路级机构，为“安抚司（帅司）、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②亦即新教材中整合而成的“四监司”。
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学术依据。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称，宋朝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也提及：“路监司：宋代路一级地方机构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的总名。”④然而，对于监司概念，研究者曾有过专门的界定。金圆认为：“近人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专指转运使;一种认为指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一种认为指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而在南宋还要加上安抚使。”进而经过史料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就整个宋代而言，监司除指转运司（简称漕司）、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外，还应包括提举常平司（包括提举茶盐，简称仓司）。”⑤这一观点基本被学界所接受，认同路一级机构中的漕司、宪司和仓司为监司。包伟民、吴铮强在《宋朝简史》中称：“漕司、宪司、仓司构成了宋朝的监司，宋朝皇帝通过他们监督全国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从而保证对全国的统治。”⑥余蔚也持同样观点。⑦尽管徐东升认为宋代有诸多“杂职监司”存在，对金圆提出的监司定义有所修正，但仍将作为路一级重要机构的安抚司（帅司）排除在外。⑧以上研究与新教材中的安抚司（帅司）与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四监司”有矛盾之处。那么，为什么北宋的安抚司没有被纳入监司系统呢？
究其原因，在于安抚使任命与其他三者有本质区别。根据学者研究可知，安抚使制度是宋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抚使掌握“一路兵民之事”，长官由“一路首州知州兼任”。①这样的材料极多，如欧阳修为庆历新政时期知名官员余靖撰写的神道碑中记载：“公讳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东路兵马钤辖、经略安抚使，柱国。”②从中可知余靖曾为广州知州兼广南东路安抚使。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写的富弼行状中记载，富弼曾加寄禄官为“给事中，移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③如此种种，皆是首州知州兼任安抚使的例子，④这在北宋时期作为一项制度被较好执行，而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的长官，皆为中央专门委派，不存在地方官员兼职现象。
在制度设计相当精细的北宋，监司既然要从不同方面对各州进行监控，那么自不可能出现既属地方长官，同时又可以监察地方长官这样自相矛盾的现象。所以，宋代史籍中经常出现监司和知州并称的现象。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辛丑，诏曰：‘向命监司、知州荐所部吏，岁限定员，本防其滥。’”⑤《宋会要辑稿》也记载：“崇宁元年七月十一日，中书省言：‘熙宁中诏臣僚历监司、知州有衰老不任职者，使食宫观俸给。’”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监司和知州并列，也可说明两者不存在职能交叉及兼任情况，所以作为首州知州兼任的安抚使，实无进入监司系统的可能。综合以上可以判断，北宋时期的安抚司并不是监司，在教学中需再作明确。
二、澶渊之盟内容的提炼
在“边防压力和财政危机”部分，新教材谈及宋辽之间的协议——澶渊之盟：
后来辽军大举南下，逼迫北宋签订协议，维持已有边界，辽宋皇帝以兄弟相称。北宋每年送给辽一笔钱物，称为“岁币”。通过这项协议，北宋勉强获得了北部边防的安定。⑦
这是对澶渊之盟盟约核心内容的提炼，表述或稍有不足。
澶渊之盟的订立过程，新教材表述为辽“逼迫”北宋签订，能够明显感受出辽强宋弱的军事力量关系。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宋辽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在澶渊之盟签订前，两国已经呈现出对峙状态，综合实力大体上处于均衡状态，⑧宋朝一方并非弱者，澶渊之盟的签订并非“城下之盟”，⑨所以不宜使用“逼迫”这样感情色彩浓厚的词语。
同时，澶渊之盟签订后，新教材称北宋“勉强”获得北部边防的安定，可以体察到北宋以金钱换来和平的不充足和不稳定性，这也是基于宋辽军事强弱不同的大前提而展开的，但这和学界已达成共识的研究成果并不一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称：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⑩包伟民、吴铮强认为：“澶渊之盟基本解决了宋辽两国的领土争端。此后，宋辽两国和平相处，互通友好，边境的农业得以发展，榷场贸易互市不断，有力地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①陶晋生也讲道：“宋人虽然损失了每年的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是也换来了长期的和平。从此直到北宋末年的联金灭辽，宋辽之间一直能够维持和平的关系。”②上述观点都意在说明澶渊之盟的订立，维持了兩国间长期的和平关系，所以新教材使用“勉强”一词做结论，并不妥帖。
实际上，通过誓书内容可以看出，盟约是同时平等约束宋辽双方的，并无高低强弱之分：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③ 陶晋生通过对盟约的深入分析，强调宋辽双方盟约的签订，是建立在“对等和友好的基础上的”，具体体现有以下四端：“第一是君主间的亲属关系的建立。宋真宗与辽圣宗约为兄弟……其中并没有一方较对方为优越的含意。第二是‘南北朝’的称呼……第三是两朝平等的外交礼节。这些礼节，包括对于对方使节的待遇，和礼物的交换，都经过细心的安排，而不令任何一方感到屈辱。第四是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并非朝贡贸易，而是平等的在榷场交易。”④之所以出现对澶渊之盟的诸多抨击，余蔚一针见血地指出：“后人立足于中原皇朝的立场看待澶渊之盟，是无法持公正态度的。”⑤这样的平等协议与晚清时期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性质完全不同。
三、宋夏和议内容的概括
同样在“边防压力和财政危机”部分，新教材中还涉及宋夏战争和宋夏和议的内容：
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夏保持帝号，同时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送给西夏钱物，称为“岁赐”。⑥
此处对宋夏和议的概括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夏是否保持有“帝号”。陈振称：“庆历四年五月上旬……李元昊为避免两面受敌，同月下旬始表示愿意向宋称臣，自称夏国主，遣使议和……十二月，宋正式下诏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⑦包伟民、吴铮强认为：“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达成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夏国实际政治独立。”⑧白滨也讲道：“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但元昊接待宋使不用臣礼，以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⑨上述研究者一致强调宋夏和议中，西夏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与新教材讲到的西夏保持“帝号”不同，这需要我们返回原始材料中去寻找答案。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收录了宋朝“册命元昊为夏国主”的制书全文，摘录如下：
咨尔曩霄，抚爰有众，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启乃邦，洎尔承嗣，率循旧物。向以称谓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师兵劳戍。而能追念前眚，自归本朝，腾章累请，遣使系道，忠悃内奋，誓言外昭，要质天地，暴情日月。朕嘉尔自新，故遣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门祗候张士元充副使，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光膺宠命，可不谨欤！①
分析制书内容：“向以称谓非正”是指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之事，也是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导火索;②“追念前眚，自归本朝”“朕嘉尔自新”等语，是指此次和议期间元昊去帝号称臣这样悔过自新之举;③“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所指为元昊去“帝号”之后，宋朝册封他为夏国主。通过制书原文的分析，能够明确，宋夏和议之后，西夏元昊（改名为曩霄）并没有保持皇帝称号，而是接受了宋朝册封的夏国主。
四、庆历新政核心观点的总结
在“王安石变法”部分，新教材提及北宋中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在位时，大臣范仲淹曾发起以整顿官僚机构为宗旨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④
这里将庆历新政核心观点总结为“整顿官僚机构”，或并不十分精准。
钱穆对庆历新政内容概括道：“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为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⑤陈振指出，范仲淹提出的十項改革措施，除了“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七项都属于改革吏治的范畴，这也是此次改革的重心所在”。⑥包伟民、吴铮强表述与之类似：“范仲淹所论的十事，包括整顿吏治、改革教育考试制度、加强武备和发展生产四个方面，赵祯对其中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所谓的‘新政’。”⑦余蔚称：“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兼有理想与世故。新政的要点，是通过科举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抑制官员子弟恩荫入仕，既控制官员人数，更借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⑧朱瑞熙认为：“除厚农桑一项属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外，其他各项都是属于政治改革的措施：其中明黜陟和抑侥幸、精贡举（培养、选拔官员）涉及人事行政制度;择长官和均公田涉及澄清吏治;修武备涉及军事制度;覃恩信和重命令则要保证改革方案的贯彻。”⑨前辈学者对庆历新政措施细化的分类虽不完全相同，但全都没有涉及新教材所说的“整顿官僚机构”。
范仲淹上奏宋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⑩现收录在其文集当中。{11}为了方便宋仁宗阅读，范仲淹曾有简要总结，现题为《再进前所陈十事》，兹摘录如下：
臣前两次所上共十事，曾奉圣旨更进一本，今写录进纳。一曰明黜陟。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将以约滥进，责实效，使天下政事无不举也。二曰抑侥幸。为重定文武百官奏荫及不得陈乞馆阁职事，将以革滥赏、省冗官也。三曰精贡举。为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四曰择官长。为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并州县长吏，将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为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请更赐均给公田，既使丰足，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赐也。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臣之所陈，盖欲周悉，故言辞之间有涉细碎，而于国体甚大。乞圣慈再加详览，一一行之，则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①
通过范仲淹的总结不难看出，庆历新政重心在于人事制度，包括重新制定文武百官磨勘制度、荫补原则，修订士人进入仕途标准，改革地方官员升迁考察机制，以及规定地方官员职田数量以防止贪腐等内容，其核心原则是整顿官吏的作风和治绩，亦即前揭学者所称的“澄清吏治”或“整顿吏治”。而“整顿官僚机构”，更多的是指官僚机构的新建、撤销、合并及调整等，似非此次新政的重点所在。
通过上述可知，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发起的，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改革过程中并没有触及官僚机构的整顿。
五、结语
对于新教材的特点，张帆教授强调称，新教材“内容相对较多，辅栏内容也不少，同时教材还要兼顾框架的完整，要求面面俱到，所以这版教材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容多”。②虽则如此，数千年历史发展浓缩为10个单元，展现到不足200页的教科书中，每一处的遣词造句，都需要使用极其凝练、表意准确的文字书写。故笔者不揣简陋，对新教材文字表述精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在行文过程中应对学界达成共识的研究成果足够重视，而且在文字表述方面也需要仔细斟酌、反复推敲。作为培养历史学核心素养的载体，新教材有广泛的受众群体，产生的影响力极大，一定要避免因表述欠精准造成的史实舛误。
【作者简介】仝相卿，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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