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对于“70后”而言，假以时日，他们会重返自己生命与成长的来处，重温自己与故乡共同经历过的艰辛、痛楚、欣悦、希冀，以及被某些时代浪潮重新修改与塑造的心路历程，而不仅仅只是局囿于、满足于当下现实生活的摹写和物质层面上的滑翔。这个变化过程在黄咏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如此强调，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她蜕变的每个阶段。从早期书写城市繁华与饮食男女，到对底层与边缘人在艰巨生活中诗性超越的描写，到近几年融历史叙事于日常生活的实践，都说明她在创作道路上未曾停歇思考与探索。她在不断地扩展经验与叙事的边界，也一次次将自己放逐回故乡与记忆的河流。她的《小姨》、《父亲的后视镜》等作品都呈现出比以往更为宽阔和深层的意涵。
　　 在最近的《病鱼》中，黄咏梅写的也是发生在“故乡”的故事。主人公“我”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弃妇：丈夫跟着别的女人走了。她每次过年都选择带父母满世界旅游，而这一次父亲不愿意了，她只好回到故乡过年。显然，这里也无法让她忘却伤痛，不仅小城的熟人、连父母客套起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对待故乡的态度。如果说在魏微十年前的《异乡》等作品中，主人公还能以故乡经验抵御来自城市的恶意与冷酷的话，那么现在，“故乡”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这一代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从故乡连根拔起。他们回到故乡，不是归人，只是过客。可以说，作为内在性生命基底的“故乡”被对象化、外在化了。
　　 就是在这样灰朴朴的背景下，那个陡然出现在主人公视野中的巨大鱼缸就像是亮丽的天外飞物，为绝望的生活提供着插科打诨的可能。故事的发展表明，这个鱼缸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隐喻与叙事的推进作用。父亲养了发财鱼，给其中一条取名为“满崽”，说到这个名字，父母和“我”皆笑，因为这是“我”童年朋友的名字。由鱼而人，由人而事，联结起了小城、童年、友谊、双方家庭的交往史以及某些暗重的历史阴影。但是，满崽（鱼）甫一出现便携带着不详的信息：它不知疲倦地削尖脑袋“撬石子底下的食物残渣”，却养不胖，“肚子薄得像刀片”。
　　 果然，“我”和母亲聊起满崽（人），才知道他已经成了孤儿，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家。更糟糕的是，“我”次日便目睹了他从事的真正行当：小偷。鱼缸里有条鱼生病了，去医院买药的父亲带回了满崽。他来帮忙治疗“病鱼”，但在父母和“我”的眼里，他又未尝不是有“病”的，因此他们看满崽的眼光和语气都充满怜惜。小说中的隐喻与对应无处不在：满崽（鱼）勇猛地撞进鱼捞使病鱼逃脱，满崽（人）被怀疑之下突然拿起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逼着父母拿钱。
　　 这个情节来得略为陡峭，我最初读到这里时不免一凛，因为它改变了我叙事期待的走向，原以为孤独的满崽会为父母的慈爱而感动，或在与“我”关于童年的絮叨中重拾暖意地过一个新年。但黄咏梅显然不愿意成全我这等庸俗的期待，她毫不留情地将叙事的尖刃对着已然破裂的旧日回忆和想象劈下去，刺进去，挑开来，从那里显露出灰败不堪的真相。
　　 这个真相并不是满崽的不念旧情和残忍贪婪，而是他在监狱中对父亲说的那句话：“孙叔叔，我曾经努力改变过的，那个，命运。”再回过头来看，“命运”的阴影无处不在。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能够理解那些充塞在文本缝隙里的“我”对着故乡、父母、小城人事和满崽发出的评判。她的评判越是自视甚高，她被“命运”车轮辗过的痕迹和伤痛就越重。这个在小城人眼里“捞世界”、“有出息”的成功女士实则生活得千疮百孔，她和满崽一样都曾“努力改变”命运，但没有成功。他们败伏于无常的生活，父辈们则败伏于幽暗的历史意志。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结论离我的命题似乎相去甚远。我从“故乡”出发，却最终抵达了“命运”。我不知道这里面逻辑的诡异变质发生在哪个环节，但我并不打算进行修改，因为我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从一开始，“故乡”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或喜悦或被迫放弃了深植在故乡的根，然后向着某个未知一路狂奔，在既非“此处”也非“彼岸”的飞地里潦草地处理着与生命相关的形而上问题。满崽在鱼缸底部为着撬食而做的全部努力，也许就如同命运之神看着我们在人生牢笼里无望地挣扎。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