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荆山楚水，人杰地灵。风云激荡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湖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信仰不倒，前仆后继，铁血忠魂铸丰碑。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八集首部高清文献纪录片《丰碑》，7月1日在湖北卫视黄金档陆续播出。担任该片第三集编导的本文作者，结合采访拍摄过程中所了解到的真实史料，撰写此文，以此表达对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红军将士和普通百姓在如磐的长夜中，用鲜血和牺牲捍卫共产主义理想，用短暂而如歌的一生唱响永恒的敬意。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紧紧地跑着。
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地互相枕籍着，仿佛呻吟，又像是挣扎。……那血色的火苗还没有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煅得煊红。
黑云的边际也像着了火似的，灿烂的红点煊映着，那是深深的创痕。他放着热烈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那城啊——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瞿秋白的这篇小文。虽然没有亲历《那个城》中的血火交织，而在采访拍摄文献纪录片《丰碑·幕阜烽烟》（反映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党史）的过程中，我却深切地感受到了火的炙热、血的淋漓以及城中斗士们为了信仰而赴死的不可撼动的决心。
山中，那无数无名无姓的坟茔
在幕阜山系北麓，有一片美丽的水域，1002座小山头浮出水面，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常年透明度在７米以上的万顷碧波之中。它就是阳新县王英镇境内的仙岛湖。5月的一天，当我从这样的水面徜徉而过，贪婪地呼吸着据说是负离子浓度达到了每立方米1000多个的清新空气时，对于将要寻访的一处曾经充斥着硝烟与血腥的悲壮之地，我的嗅觉仍然沉醉在当前的享受中，似乎怎么也配合不了我对历史的怀想。
水路陆路辗转，在阳新县档案局局长曹仕力的带领下，我们摄制组到达了王英镇的王文村。
这是幕阜山下鄂东南常见的那种普通乡村。耕牛返村巷，野鸟依房栊。绿意环绕中，平凡、静美而祥和。
我们要去拍摄的是王文村的红军红方医院。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雨。远方静立的三槐寺，瞬间笼罩在雨雾之中，演绎出一份悲情。
感受到这份悲情，是因为曹仕力局长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驻鄂东南之敌26师郭汝栋部亦疯狂地向鄂东南苏区发起进攻。1934年1月6日，红三师取得阳新木石港战斗的胜利后，既没有及时转移，也没有追歼逃敌，而是在原地休整5天之久，给了敌军喘息之机。敌军在阳新王文驿（今天的王文村）集结，布置伏击阵地。1月下旬，天寒地冻，红三师回师至此，遭遇了惨烈的伤亡。除机枪连随前卫团突出重围，损失较小外，其余各部全部溃散。全师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
红三师是鄂东南的主力红军，作战英勇，累获战功，曾经三次被整编到湘鄂赣红十六军。每次整编后鄂东南又重新组建红三师，但是，王文驿一战后，红三师就再没组建了。
走进三槐寺，供奉着释迦牟尼的佛龛前香火袅娜，虔诚的诵经声里传递着我所听不懂的另一个世界的信仰和价值。就是这样的一处佛门净地，在那个斗争残酷的年代，充当了红军的后方医院，拯救了许多伤病员，也见证了众多年轻生命在瞬间的陨落。
当地年老的村民告诉我们，王文驿战斗结束后，三槐寺四周弥漫着草药的气味和伤病员的呻吟声。不光没有药品，连粮食也都告急。好多重伤员见恢复无望，为了替战友腾出地方和粮食，拒绝治疗、进食，几天后气绝而亡。尸体被群众就近挖土掩埋，没有棺木，没有坟包，更没有碑文。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村民的父辈们，早已作古。红军指战员悲壮殒命的故事于口耳相传中走到今天，确乎构成了真实历史的一部分，而如此惨烈的无名无姓的集体牺牲，在我们的镜头里，只能表现为三槐寺后山坡上简陋的坟茔和村民们祭扫时插上的摇曳于墓前的红或绿的花。
曹仕力告诉我，他们在整个阳新县的革命遗址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个特点：只要有红军医院的遗址所在，它的附近，一定就保存着一定数量的烈士墓群。
在阳新龙港，我们拍摄到了一处大型烈士墓林，它是将阳新许多地方散落的红军烈士墓集中迁移修建的。没有名字，一个阿拉伯数字就代表着一位无名的红军将士，3011座水平安放的红色墓碑，于我的想象中幻化成仰望着碧蓝天际的年轻的脸庞。松柏流翠，暖风轻抚，只是这些年轻的“脸庞”，在午后的阳光中，倍显寂静和冰凉。和着热情洋溢的生命一道，在不可逆的人生之旅中，它们匆匆地却是永远地沉睡了。
军号，吹响对牺牲战友的怀念
今天，鄂东南乡村的许多宗祠都是当年的红军招兵站遗址。拍摄中，我们发现，历世既久，这些宗祠，有的悉毁于兵燹和动荡，彻底翻新重建了；有的则幸运地以原貌存世，沧桑容颜里，我们的镜头仿佛可以捕捉到曾在这里如火如荼般兴起的苏区人民“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革命热潮。在阳新县木港镇拍摄红军招兵站遗址时，我们寻访到了在当年这种热潮中当上红军的96岁老人漆启峰。
“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当哒哒哒哒嘀哒的军号旋律从这位老人的口中唱出来时，那种穿透时光的力量也同时直抵听者的内心。
老人名叫漆启峰，家住阳新县木港镇漆祠村。1930年1月，只有14岁的他同本村的30余人一起参加了阳新县赤卫军。当时，正是李灿、何长工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后的第二年。那年5月，彭德怀率领第二、三、四纵队也进抵阳新龙港，阳新人民掀起了热烈的拥红扩红高潮。漆启峰和他的同伴一起，就是在这时被编到了湖北红三师。
漆启峰年纪小，个子也小，机灵好动，是惹人喜爱的红小鬼。在红三师九团一连，因为当时缺少司号员，他被派去学吹号。那些曾经吹过的号谱，漆启峰仍然记忆犹新，什么集合号、冲锋号、休息号等等。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红三师七、八、九团的识别号——哒哒哒哒嘀哒，后面再吹一个嘀哒哒，是七师。两个嘀哒哒，是八师；九师则是三个嘀哒哒。
漆启峰打起仗来很勇敢，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都没有负伤，但在1935年攻打咸宁时，他的右大腿被子弹击穿，骨头也打断了。从此与部队失散，辗转回家务农。现在，漆启峰老人享受红军伤残人员的待遇，一年有一万多元的抚恤金。
老人说，“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可是，当司号兵也是很危险的，每次作战都有司号兵牺牲，记得有一次打江西武宁的横路，全团的司号兵就死了四个。”
讲到这里，原本因为接受采访而情绪高昂的漆老就沉默了，眼睛里瞬时升腾起潮湿的雾霭。
也许，在老人的记忆里回响过无数遍的军号声，既伴随了金戈铁马入梦来的荣光，也携带了对于牺牲的战友难以抚平的创痛。
我们的采访拍摄是在漆启峰老人素朴的农家小院里完成的。视觉指导江平特地安排老人坐在一颗翠绿的橘子树前。小小的白花正在橘子树上安静地绽放，空气里不时氤氲出清甜的香味，老人的曾孙也在一旁欢快地嬉闹着。小雨嘀嗒，橘子开花。大风哗哗，橘子落下。春华秋实的岁月里，漆老已经眼观四代，儿孙满堂。我想，如果没有牺牲，那些当年和漆老一起打仗的年轻战士们，今天也许就和老人一样颐养天年了。
一代名将，肃反罗生门中用生命捍卫信仰的尊严
在位于湖北阳新的鄂东南革命烈士纪念馆，我们拍摄到了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面容清癯，双目炯炯，平头，宽额，年轻的表情却有着温润的光泽。
透过这黑白的影像，我竭力想去接近这个年轻的生命体中曾经涌动的激情、理想和斗志。
他叫叶金波，是湖北通山人。所有关于他的介绍都有着传奇般的瑰丽色彩——19岁入党，20岁任农民赤卫队通山总队司令。勤奋聪慧，22岁任通山县委书记。后又获破格提拔，任红三师政委。作战英勇、文武双全、屡建奇功……
采访拍摄的过程，让我于历史的钩沉中寻觅到了一代红军名将慷慨纵横毅然独立的仆仆风尘。
他应该是一位精明能干、热情高效、富于远见的领导人。
1929年，李灿、何长工率红五军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时，天气已经变得寒冷，战士们却还穿着5月间在井冈山发的单衣，赤脚穿着的草鞋不少都磨破了。部队抵达通山大畈时，叶金波连夜找到红五纵队司令部，与何长工相见，拿出随身携带的中国共产党通山县委员会的木质印章，证明了自己通山县委书记的身份。两人彻夜长谈，叶金波详细介绍了鄂东南的敌我情形，郑重建议红五纵队选择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物产相对富足、能够为部队提供给养的通山县黄沙铺作为落脚点。何长工采纳了叶金波的建议。在黄沙，红五纵队处处受到群众的关怀。叶金波领导的通山县委发动群众办起了红军被服厂。只一个星期，一千多人的红军指战员全部换上冬装。
他应该也是一位喜形于色、情感外露、爱憎分明的可爱的大小孩。
有了红军作强大后盾，在与何长工彻夜长谈之后的第二天，叶金波就选择了红五纵队司令部隔壁的一间房子作为县委办公地点，贴上了自己用毛笔手书的“中国共产党通山县委员会”的大红纸条。这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中共通山县委成立三年以来第一次公开办公地点。
叶金波的孙子叶文钦老师，虽与爷爷素未谋面，对这位英雄的祖辈却始终充满了敬仰。在通山县的家中，叶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份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行营颁发的《剿匪区内文武官佐士兵惩奖条例》的影印件。在这份对全部苏区军政领导人的通缉令中，关于叶金波的一条是：“唐在刚、陈毅、徐向前、张涛、叶金波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蒋介石将叶金波与徐向前、陈毅列为一等来悬重赏缉拿，可见他又是一位威名远扬，令敌人闻之丧胆的英雄。
然而，这是一位悲情英雄。
1934年1月下旬的王文驿一战，红三师在漫天风雪的夜间遭遇敌人重兵围困，血流成河。王文驿当地的百姓说，“红三师政委叶金波眼看自己的士兵一个个这样死去，伤心不已放声大哭。”
战斗结束后，“叶金波冒着风雪奔走了三天三夜，收集散兵三百余人带回太平塘。”
可是，他却再也没能重振旗鼓！不久，鄂东南政治保卫局以兵败为由秘密拘押了叶金波等人，诬陷其为“国民党改组派”。1934年2月3日，叶金波被带至太平塘河滩边（今天的阳新仙岛湖中）处死。可惜一代红军名将，冤死在“左”倾路线之下。
调查采访，让我于纷繁史实中谛听到了这位名将最后的声音。
在被拘押期间，叶金波得到有人要放他“逃走”的口信，他拒绝说：“我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临刑前，叶金波要求给他送来一碗青菜汤。喝完后，他脱下身上穿着的一件棉背心递给身旁的人，说：“现在革命很困难，留给同志们挡挡风寒吧，不要让它沾上了血迹……”
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盛世蓝图实现的叶金波，应该是将“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红军”当做了自己28岁年轻生命中最后的愿望吧。
1984年，叶金波被追认为烈士。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在文献纪录片《丰碑》的镜头里，出现了许许多多怀抱理想、信念坚贞、牺牲在人生的花季或是英年的共产党人。
湖北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折骨做笔的呐喊者黄负生，在任《武汉星期评论》主编期间，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文章，招致暴殴而不屈，抱恨离世。“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啊！所以我宁愿这样——死”。黄负生的遗书表达的是31岁的生命对恶势力的绝不妥协。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2月7日下午，湖北军阀肖耀南派出反动军警，血洗江岸。共产党员、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林祥谦在遭敌人屠刀砍斫血流如注后，仍然断然拒绝下令复工。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随后，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劳工律师施洋也被捕牺牲，时年34岁。
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于1928年4月在上海被捕并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中共中央在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上，刊文《悼罗亦农同志》——“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委员、兼任中共鄂东南道委书记的吴致民，在1935年2月鄂东南道委机关驻地冷水坪遭敌偷袭，率军民突围时，不幸牺牲，年仅35岁。
湘鄂赣省委书记、省军区兼红十六师政委陈寿昌，1934年11月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牵制敌人的兵力，率红十六师到达崇阳、通城交界的老虎洞附近，与敌遭遇，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生前“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的豪情壮志。
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文学家茅盾的亲弟弟、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作为当时留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他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等革命武装，和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积劳成疾，吐血而亡，年仅33岁。
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周逸群，牺牲时年仅35岁。他的名言是：“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一天不停止党的工作”，“我们共产党员，要像铁一样硬，钢一样强。”
…………
他们在锦瑟华年，抛却小我，以从容赴死的意态倒下了，倒在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倒在曙光来临之前默然不语的黑暗中，倒在走向那个城——那个在苦痛中斗争的城——的大路上。
于中国的解放和文明进程中，他们正如那最初起步的孩子。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紧紧地跑着。
那个城在等待着他，“他是必须的，人人所渴望的，就是青焰赤苗的火也都等着他”。
小孩子走着，在那一切镇压在夜之黑暗里的悲哀而沉寂的时代，“那蹬蹬的足音是唯一的神秘的‘动’，是唯一的生机。”
那个城，渴望生活，美，善；“而在他四围静默的农田里，奔流着潺潺的溪涧，垂复在他之上的苍穹又渐渐地映着紫……暗，红的新光。”
“那个城”，终于历苦难而新生；“小孩子”，是为之赴汤蹈火让“城”得以新生的伟大力量。
作者：朱旻钧，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卫星频道《守望家园》栏目主编
责编：傅先萍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紧紧地跑着。
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地互相枕籍着，仿佛呻吟，又像是挣扎。……那血色的火苗还没有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煅得煊红。
黑云的边际也像着了火似的，灿烂的红点煊映着，那是深深的创痕。他放着热烈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那城啊——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瞿秋白的这篇小文。虽然没有亲历《那个城》中的血火交织，而在采访拍摄文献纪录片《丰碑·幕阜烽烟》（反映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党史）的过程中，我却深切地感受到了火的炙热、血的淋漓以及城中斗士们为了信仰而赴死的不可撼动的决心。
山中，那无数无名无姓的坟茔
在幕阜山系北麓，有一片美丽的水域，1002座小山头浮出水面，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常年透明度在７米以上的万顷碧波之中。它就是阳新县王英镇境内的仙岛湖。5月的一天，当我从这样的水面徜徉而过，贪婪地呼吸着据说是负离子浓度达到了每立方米1000多个的清新空气时，对于将要寻访的一处曾经充斥着硝烟与血腥的悲壮之地，我的嗅觉仍然沉醉在当前的享受中，似乎怎么也配合不了我对历史的怀想。
水路陆路辗转，在阳新县档案局局长曹仕力的带领下，我们摄制组到达了王英镇的王文村。
这是幕阜山下鄂东南常见的那种普通乡村。耕牛返村巷，野鸟依房栊。绿意环绕中，平凡、静美而祥和。
我们要去拍摄的是王文村的红军红方医院。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雨。远方静立的三槐寺，瞬间笼罩在雨雾之中，演绎出一份悲情。
感受到这份悲情，是因为曹仕力局长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驻鄂东南之敌26师郭汝栋部亦疯狂地向鄂东南苏区发起进攻。1934年1月6日，红三师取得阳新木石港战斗的胜利后，既没有及时转移，也没有追歼逃敌，而是在原地休整5天之久，给了敌军喘息之机。敌军在阳新王文驿（今天的王文村）集结，布置伏击阵地。1月下旬，天寒地冻，红三师回师至此，遭遇了惨烈的伤亡。除机枪连随前卫团突出重围，损失较小外，其余各部全部溃散。全师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
红三师是鄂东南的主力红军，作战英勇，累获战功，曾经三次被整编到湘鄂赣红十六军。每次整编后鄂东南又重新组建红三师，但是，王文驿一战后，红三师就再没组建了。
走进三槐寺，供奉着释迦牟尼的佛龛前香火袅娜，虔诚的诵经声里传递着我所听不懂的另一个世界的信仰和价值。就是这样的一处佛门净地，在那个斗争残酷的年代，充当了红军的后方医院，拯救了许多伤病员，也见证了众多年轻生命在瞬间的陨落。
当地年老的村民告诉我们，王文驿战斗结束后，三槐寺四周弥漫着草药的气味和伤病员的呻吟声。不光没有药品，连粮食也都告急。好多重伤员见恢复无望，为了替战友腾出地方和粮食，拒绝治疗、进食，几天后气绝而亡。尸体被群众就近挖土掩埋，没有棺木，没有坟包，更没有碑文。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村民的父辈们，早已作古。红军指战员悲壮殒命的故事于口耳相传中走到今天，确乎构成了真实历史的一部分，而如此惨烈的无名无姓的集体牺牲，在我们的镜头里，只能表现为三槐寺后山坡上简陋的坟茔和村民们祭扫时插上的摇曳于墓前的红或绿的花。
曹仕力告诉我，他们在整个阳新县的革命遗址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个特点：只要有红军医院的遗址所在，它的附近，一定就保存着一定数量的烈士墓群。
在阳新龙港，我们拍摄到了一处大型烈士墓林，它是将阳新许多地方散落的红军烈士墓集中迁移修建的。没有名字，一个阿拉伯数字就代表着一位无名的红军将士，3011座水平安放的红色墓碑，于我的想象中幻化成仰望着碧蓝天际的年轻的脸庞。松柏流翠，暖风轻抚，只是这些年轻的“脸庞”，在午后的阳光中，倍显寂静和冰凉。和着热情洋溢的生命一道，在不可逆的人生之旅中，它们匆匆地却是永远地沉睡了。
军号，吹响对牺牲战友的怀念
今天，鄂东南乡村的许多宗祠都是当年的红军招兵站遗址。拍摄中，我们发现，历世既久，这些宗祠，有的悉毁于兵燹和动荡，彻底翻新重建了；有的则幸运地以原貌存世，沧桑容颜里，我们的镜头仿佛可以捕捉到曾在这里如火如荼般兴起的苏区人民“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革命热潮。在阳新县木港镇拍摄红军招兵站遗址时，我们寻访到了在当年这种热潮中当上红军的96岁老人漆启峰。
“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当哒哒哒哒嘀哒的军号旋律从这位老人的口中唱出来时，那种穿透时光的力量也同时直抵听者的内心。
老人名叫漆启峰，家住阳新县木港镇漆祠村。1930年1月，只有14岁的他同本村的30余人一起参加了阳新县赤卫军。当时，正是李灿、何长工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后的第二年。那年5月，彭德怀率领第二、三、四纵队也进抵阳新龙港，阳新人民掀起了热烈的拥红扩红高潮。漆启峰和他的同伴一起，就是在这时被编到了湖北红三师。
漆启峰年纪小，个子也小，机灵好动，是惹人喜爱的红小鬼。在红三师九团一连，因为当时缺少司号员，他被派去学吹号。那些曾经吹过的号谱，漆启峰仍然记忆犹新，什么集合号、冲锋号、休息号等等。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红三师七、八、九团的识别号——哒哒哒哒嘀哒，后面再吹一个嘀哒哒，是七师。两个嘀哒哒，是八师；九师则是三个嘀哒哒。
漆启峰打起仗来很勇敢，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都没有负伤，但在1935年攻打咸宁时，他的右大腿被子弹击穿，骨头也打断了。从此与部队失散，辗转回家务农。现在，漆启峰老人享受红军伤残人员的待遇，一年有一万多元的抚恤金。
老人说，“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可是，当司号兵也是很危险的，每次作战都有司号兵牺牲，记得有一次打江西武宁的横路，全团的司号兵就死了四个。”
讲到这里，原本因为接受采访而情绪高昂的漆老就沉默了，眼睛里瞬时升腾起潮湿的雾霭。
也许，在老人的记忆里回响过无数遍的军号声，既伴随了金戈铁马入梦来的荣光，也携带了对于牺牲的战友难以抚平的创痛。
我们的采访拍摄是在漆启峰老人素朴的农家小院里完成的。视觉指导江平特地安排老人坐在一颗翠绿的橘子树前。小小的白花正在橘子树上安静地绽放，空气里不时氤氲出清甜的香味，老人的曾孙也在一旁欢快地嬉闹着。小雨嘀嗒，橘子开花。大风哗哗，橘子落下。春华秋实的岁月里，漆老已经眼观四代，儿孙满堂。我想，如果没有牺牲，那些当年和漆老一起打仗的年轻战士们，今天也许就和老人一样颐养天年了。
一代名将，肃反罗生门中用生命捍卫信仰的尊严
在位于湖北阳新的鄂东南革命烈士纪念馆，我们拍摄到了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面容清癯，双目炯炯，平头，宽额，年轻的表情却有着温润的光泽。
透过这黑白的影像，我竭力想去接近这个年轻的生命体中曾经涌动的激情、理想和斗志。
他叫叶金波，是湖北通山人。所有关于他的介绍都有着传奇般的瑰丽色彩——19岁入党，20岁任农民赤卫队通山总队司令。勤奋聪慧，22岁任通山县委书记。后又获破格提拔，任红三师政委。作战英勇、文武双全、屡建奇功……
采访拍摄的过程，让我于历史的钩沉中寻觅到了一代红军名将慷慨纵横毅然独立的仆仆风尘。
他应该是一位精明能干、热情高效、富于远见的领导人。
1929年，李灿、何长工率红五军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时，天气已经变得寒冷，战士们却还穿着5月间在井冈山发的单衣，赤脚穿着的草鞋不少都磨破了。部队抵达通山大畈时，叶金波连夜找到红五纵队司令部，与何长工相见，拿出随身携带的中国共产党通山县委员会的木质印章，证明了自己通山县委书记的身份。两人彻夜长谈，叶金波详细介绍了鄂东南的敌我情形，郑重建议红五纵队选择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物产相对富足、能够为部队提供给养的通山县黄沙铺作为落脚点。何长工采纳了叶金波的建议。在黄沙，红五纵队处处受到群众的关怀。叶金波领导的通山县委发动群众办起了红军被服厂。只一个星期，一千多人的红军指战员全部换上冬装。
他应该也是一位喜形于色、情感外露、爱憎分明的可爱的大小孩。
有了红军作强大后盾，在与何长工彻夜长谈之后的第二天，叶金波就选择了红五纵队司令部隔壁的一间房子作为县委办公地点，贴上了自己用毛笔手书的“中国共产党通山县委员会”的大红纸条。这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中共通山县委成立三年以来第一次公开办公地点。
叶金波的孙子叶文钦老师，虽与爷爷素未谋面，对这位英雄的祖辈却始终充满了敬仰。在通山县的家中，叶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份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行营颁发的《剿匪区内文武官佐士兵惩奖条例》的影印件。在这份对全部苏区军政领导人的通缉令中，关于叶金波的一条是：“唐在刚、陈毅、徐向前、张涛、叶金波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蒋介石将叶金波与徐向前、陈毅列为一等来悬重赏缉拿，可见他又是一位威名远扬，令敌人闻之丧胆的英雄。
然而，这是一位悲情英雄。
1934年1月下旬的王文驿一战，红三师在漫天风雪的夜间遭遇敌人重兵围困，血流成河。王文驿当地的百姓说，“红三师政委叶金波眼看自己的士兵一个个这样死去，伤心不已放声大哭。”
战斗结束后，“叶金波冒着风雪奔走了三天三夜，收集散兵三百余人带回太平塘。”
可是，他却再也没能重振旗鼓！不久，鄂东南政治保卫局以兵败为由秘密拘押了叶金波等人，诬陷其为“国民党改组派”。1934年2月3日，叶金波被带至太平塘河滩边（今天的阳新仙岛湖中）处死。可惜一代红军名将，冤死在“左”倾路线之下。
调查采访，让我于纷繁史实中谛听到了这位名将最后的声音。
在被拘押期间，叶金波得到有人要放他“逃走”的口信，他拒绝说：“我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临刑前，叶金波要求给他送来一碗青菜汤。喝完后，他脱下身上穿着的一件棉背心递给身旁的人，说：“现在革命很困难，留给同志们挡挡风寒吧，不要让它沾上了血迹……”
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盛世蓝图实现的叶金波，应该是将“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红军”当做了自己28岁年轻生命中最后的愿望吧。
1984年，叶金波被追认为烈士。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在文献纪录片《丰碑》的镜头里，出现了许许多多怀抱理想、信念坚贞、牺牲在人生的花季或是英年的共产党人。
湖北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折骨做笔的呐喊者黄负生，在任《武汉星期评论》主编期间，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文章，招致暴殴而不屈，抱恨离世。“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啊！所以我宁愿这样——死”。黄负生的遗书表达的是31岁的生命对恶势力的绝不妥协。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2月7日下午，湖北军阀肖耀南派出反动军警，血洗江岸。共产党员、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林祥谦在遭敌人屠刀砍斫血流如注后，仍然断然拒绝下令复工。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随后，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劳工律师施洋也被捕牺牲，时年34岁。
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于1928年4月在上海被捕并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中共中央在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上，刊文《悼罗亦农同志》——“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委员、兼任中共鄂东南道委书记的吴致民，在1935年2月鄂东南道委机关驻地冷水坪遭敌偷袭，率军民突围时，不幸牺牲，年仅35岁。
湘鄂赣省委书记、省军区兼红十六师政委陈寿昌，1934年11月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牵制敌人的兵力，率红十六师到达崇阳、通城交界的老虎洞附近，与敌遭遇，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生前“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的豪情壮志。
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文学家茅盾的亲弟弟、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作为当时留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他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等革命武装，和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积劳成疾，吐血而亡，年仅33岁。
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周逸群，牺牲时年仅35岁。他的名言是：“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一天不停止党的工作”，“我们共产党员，要像铁一样硬，钢一样强。”
…………
他们在锦瑟华年，抛却小我，以从容赴死的意态倒下了，倒在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倒在曙光来临之前默然不语的黑暗中，倒在走向那个城——那个在苦痛中斗争的城——的大路上。
于中国的解放和文明进程中，他们正如那最初起步的孩子。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紧紧地跑着。
那个城在等待着他，“他是必须的，人人所渴望的，就是青焰赤苗的火也都等着他”。
小孩子走着，在那一切镇压在夜之黑暗里的悲哀而沉寂的时代，“那蹬蹬的足音是唯一的神秘的‘动’，是唯一的生机。”
那个城，渴望生活，美，善；“而在他四围静默的农田里，奔流着潺潺的溪涧，垂复在他之上的苍穹又渐渐地映着紫……暗，红的新光。”
“那个城”，终于历苦难而新生；“小孩子”，是为之赴汤蹈火让“城”得以新生的伟大力量。
作者：朱旻钧，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卫星频道《守望家园》栏目主编
责编：傅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