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安然辞世。他是民国杰出的外交官，经历了民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身为弱国的外交人员，他在挫折中尽力挽回国家尊严;身为一名远离政治风暴的技术官员，他兼容并蓄，被不同政权青眼有加;身为一名美式思维的中国人，他不泯然苟且，招致身边人冷眼相视

巴黎和会拒签条约

　　顾维钧人生的巅峰，无疑是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条约》。
　　巴黎和会上的局面，与一战爆发后日本的一系列扩张行为密不可分。当时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获得了攻城略地的良机。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并攻占了德国在中国的堡垒青岛，此后还进一步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
　　襁褓中的中华民国突遭无妄之灾，袁世凯急忙召见学成回国的顾维钧以及多名要员，顾维钧向袁世凯表示，中国已经宣布为中立国，日本明显侵犯了中立国领土，有违国际法，对这种行为应坚决抵制。然而铿锵的背后是绵弱的军事力量，段祺瑞表示，由于弹药武器不足，中国军队只能坚持48小时。其他在场的大部分要员皆秉持沉默的态度。在弱国外交的底色下，顾维钧即将面对他一生中的强敌日本。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双方在秘密外交的状态下达成条约。袁世凯要求陆征祥组成谈判团，顾维钧也在其中。此时欧洲列强自顾不暇，袁世凯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在援助到来前，需极力拖延谈判。日本方面要求一星期开会五次，陆征祥则以公务缠身为由，提出一星期开会一次，最终双方妥协为一星期开会三次，时间为每天下午4点到6点。陆征祥每次开场后便安排献茶，以拖延时间。
　　顾维钧向袁世凯和陆征祥建议，保守秘密的允诺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中国没有义务遵守，要让美国听到中国的声音。意见被采纳后，顾维钧受命向欧美泄露“二十一条”。
　　面对被动局势，日本方面按下“快进键”，给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5月7日前必须给出答复。顾维钧再次献策，建议政府发表声明，说明中国被迫签约的事实。当天顾维钧已经发烧38.5度，他抱病口述声明，从晚上9点半忙到第二天凌晨3点。最终，中国让日本的计划未能全部得逞。
　　中日在外交上的角斗远远没有终结，一战期间，协约国多次诱使中国参战，并允诺中国在战后获得大国地位，中国在协约国胜券微操之际参战。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有利于弱小国家的14点原则，中国也踌躇满志地迎接一战后重新划分世界秩序的巴黎和会，希望分得丰硕的果实，脱下积贫积弱的紧身衣。然而由于日本参加一战较早，做出了对英、法有利的军事措施，早在一战结束前，英、法等国就已通过秘密协定，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既得利益，而中美两国对此一无所知。
　　1918年的巴黎冷清萧索，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中国代表团提前到此准备和会，谁料遭遇当头一棒。巴黎和会在组织方面规定，参战国按三类标准确定出席席位，第一类是英、法、美、意、日5个主要协约国，各自分得5个席位;第二类为在战争中提供过某些帮助的国家，分得3个席位;第三类为协约国普通成员，每个国家两个席位。由于中国宣战较晚，国力单薄，被归为第三类国家。
　　代表团总长陆征祥认为中国应该分得5个名额，并提出巴西此前已从两个席位增长至3个席位。组织方法国外交部显然把中国当成来得最晚却要拿走大蛋糕的客人。他们认为，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取决于该国为协约国做出的贡献。巴西海军曾经巡逻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的军火运输，而中国并未做出太多实质性贡献。
　　外忧未雪，内乱又燃，中国代表团内部关系紧张。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陆征祥希望南北双方一致对外出席和会，因此劝说王正廷作为南方政府代表来到巴黎。在团内代表名次上，陆征祥指令王正廷为第二代表，顾维钧为第三代表，施肇基为第四代表，魏宸组为第五代表。顾维钧在5人中年纪最轻，故主动要求名列最末。然而对于代表排名，北京政府别有“算盘”，陆征祥身体不佳，一旦生病，属于南方的王正廷就将成为最高排位代表，北京政府无法容忍此局面出现，便命令顾维钧为第二代表。这一安排把顾维钧架在了火炉之上，他不得不解释，自己从未主动谋求名次。最终名次确定：施肇基为第二代表，顾维钧为第三代表，而王正廷降为第四代表。
　　1919年1月27日中午，代表团在共进午餐时突然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顾维钧了解施王两人的心理，提议由两人前往出席，施肇基和王正廷均推脱不愿发言，并希望他前去发言。当天会议由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主持，为解决中日山东问题召开。顾维钧脱稿用半个小时做了发言，阐述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决心。发言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顾维钧表示祝贺。局面似乎还在中国代表团的意料之中。
　　外部压力并不能完全平息内部的纷争。2月初，代表团召开会议，顾维钧提前几分钟到场，却发现长桌中留给陆征祥总长的位置旁又挤出一把椅子，他得知是王正廷的私人秘书特意安排，因陆征祥代表北京政府，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地位相等，理应并排就座。陆征祥进屋后脸色不悦，而王正廷则心安理得地坐在了总长的位置上。会议开始后，王正廷多次用肘部侵入陆征祥“领地”，陆征祥只得坐到顾维钧旁边。顾维钧并未装聋作哑，在会后挺身而出，提出座位发生变化，表达了对王正廷的不满。
　　风波发生第二天，陆征祥索性称病离开巴黎，前往瑞士修养。在此期间，陆征祥向北京政府请求在代表团内拥有更高的权力。内部纷争的准星很快又瞄准了顾维钧，《字林西报》于5月发表文章，称顾维钧为了和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经决定和疑似亲日派的曹汝霖的女儿成婚，文章还对顾维钧进行了揶揄讽刺。顾维钧查清此事信源在广州后，公开质问王正廷，王正廷尴尬地承认是自己“风闻言事”，将信息透露给舆论界。
　　4月22日，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蒙梭等西方政要会见中国代表团。威尔逊表示，由于法、英、意和日本之间早有协议，所以在和会上将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诉求。威尔逊称自己只能提出折衷办法，即日本将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但将租借地归还给中国， 　　一盆冷水浇来，凉了中国人的诉求。临近《凡尔赛条约》签约前夕，留在巴黎的中国政客、学生代表每天都前往代表团驻地，要求代表团保证不予签字。此时亦有谣传称北京政府已经同意签字。在陆征祥住院期间，一些激动的国人甚至在医院外将代表团秘书长包围起来，扬言痛打，还有人威胁杀死代表团成员。
　　6月28日，条约签订当天，中国代表团已经处在四面悬崖的外交“孤岛”上。陆征祥请示北京政府，希望总统和总理下达不予签字的命令，但当局电称是否签字由陆征祥全权决定。代表团最终决定拒绝签字。顾维钧清楚地记得，从医院请示陆征祥得到不签字命令后，他独自驾车返回驻地，很短的路途竟然耗时20分钟。对他而言，那是痛苦的一天的开始，当天的签署现场，中国代表的两个座位空空荡荡。
　　此后，从华盛顿和会到1930年代初接待国联东北调查团，从1930年代后期为抗战在西方各国奔走，到抗战胜利，顾维钧一直在外交舞台与日本人角力。

坚守和平修约方针

　　当国人被巴黎和会寒彻心扉之际，北方的俄国却意外飘来了一股暖流。1919年至1920年，苏俄方面两次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暖风熏得国人醉”，苏俄的身影在国人心中高大起来。
　　1920年，苏俄代表越飞与顾维钧展开会谈，越飞希望两国建交，缔结新条约，并建议顾维钧改变外交思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顾维钧认为对于不平等条约不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中国将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谈判，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越飞对此言论大失所望，随即前往南方。

　　1923年，苏俄大使加拉罕来到中国会见顾维钧，绝口不提1919年发布的友好宣言，表示因边界条约不在旧约之中，远东领土不能归还。加拉罕还指责中国政府未对苏俄1919年的宣言积极回应，而实际上，苏俄在那一年陷入内战之中，尚未站稳脚跟，宣言没有任何契约性质。此外，当时东北的中东路被白俄控制，远东地区则被日本侵入，直至1925年日本才完全从库页岛撤军。苏俄美好的宣言不过是战略性空头支票。
　　加拉罕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继承沙俄在外蒙和中东路的利益。顾维钧发现，协议虽然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条约，但不涉及苏俄同外蒙签署的条约，而那些年苏俄在外蒙小动作不断。他要求苏联先履行宣言才能建交，苏俄不肯无条件放弃旧约内容，坚持必须谈判新约以取代旧约。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期间，有一天顾维钧参加午宴返家，发现书房中放置着一个圆柱体，上面贴着“敬赠中国外交总长”字样的纸条，另有字样标注该物为秦朝白金古印。顾维钧发觉该物附有玻璃管，认定其非吉物，便告诫管家小心搬运，将其轻轻扔进湖中。管家将物体带出后不久，爆炸声传来，管家和一名仆人已经倒在血泊当中。
　　目击的女佣人称，管家将物体拿到人工湖附近后，便招呼大家过来围观，并称此物价值不菲，决定用刀子撬开，查明里面是否有秦朝的金印，随后发生爆炸。秘书告诉顾维钧，前一天晚上，两名年轻人将炸弹做成包裹送到府上，并称这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警方查明，如果炸弹继续放在桌子上，20分钟后就将爆炸。
　　两名北大学生被抓，他们承认在他人唆使下订购、制作这颗炸弹，但拒绝交代幕后黑手。顾维钧怀疑此事和中俄谈判有关，但本着不愿意扩大影响的目的，劝说警官释放了两名学生。1924年5月，中俄终于奠定外交关系，双方达成妥协，先议定解决悬案大纲，原则上苏俄放弃特权，建交后再开始正式谈判。
　　中俄建交前后，苏俄已经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孙中山全面改组国民党，打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帜。改组后的国民党主张采取“革命外交”，即无条件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诉诸宣传和舆论，倾向运用群众的直接暴力影响外交。
　　顾维钧与国民党之间的外交路线发生了分歧，他主张修约，即依赖西方国际关系准则，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调整条约关系。他清晰记得在美求学期间，一名外交学教授告诉他，外交事务不能接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理念，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外交上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能获得六成以上的利益就是大胜。顾维钧认为“革命外交”总以百分百的成功为目标，那只能把谈判搞砸。
　　但他的修约主张被淹没在反帝爱国的浪潮中，国人反感强权，对和平外交失去信心。在那个民族情绪高涨的年代，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加速外交活动，证明自己的价值。1926年，在顾维钧的主导下，《中比条约》签署，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比利时）公开、正式的反对下，单方面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这本是一场外交胜利，然而南方认为顾维钧在这次交涉中态度暧昧，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军阀的雇仆。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外交”行动在国民党北伐时期展开。
　　吊诡的是，1928年国民党从在野变为执政后，“革命外交”理念逐渐褪色，并走上了一条温和“革命外交”道路，其实质与顾维钧的修约理念并无太大出入。1930年，顾维钧被聘用为外交人员，国民政府的外交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他此前的修约路径。

拍遍栏杆无人理

　　顾维钧年少初出茅庐，就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多次重大外交事件，他运用娴熟的外交知识和技巧，为属于弱国的中国争取或挽回了利益，但弱国身份始终是他头上的紧箍咒。1946年7月，他成为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求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国民政府。与此同时，由于对蒋介石政府不满，美国宣布中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军事援助。8月，美国拒绝为国民党急需的子弹发放出口执照，甚至中止原本已拨付国民政府的剩余物资供给。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欧洲中心主义演说，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共4亿美金的经济援助并派遣军事人员，以抵御苏联南下。该项主张令顾维钧拍案叫好。此前他一直认为美国的政策缺乏通盘考虑，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支持土耳其和希腊表明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顾维钧认为这种援助同样适用于中国。
　　希望抛了出去，耳边却只传来一声闷响。两个月后，美国撤销了对国民政府的禁运令，但禁运并未随之消除。6月，马歇尔发表了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国民政府被抛之脑后。援助需要国会同意，美国已经开启了援助希腊、土耳其和西欧的计划，必然要在其他地区收敛财政支出，顾维钧过于乐观的判断落空。
　　7月，他告诉美国要员魏德迈，国民党局势不利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弹药，尤其是在东北作战的受过美式训练、拥有美式装备的部队，大多数只能用美国子弹，但库存量已经越来越少。1948年6月，美国终于决定给予国民政府援助资金，但从5.7亿缩减为2.75亿，且只能用于经济。由于国民党节节败退，很多经济援助项目根本来不及实施，而1.25亿用来购置军火的特别款项，有超过三成直到1949年4月也未交付。
　　望眼欲穿、栏杆拍遍却换来无人理会的窘境。1948年底，美国大选又给予顾维钧些许希望，这并不是一次“任他东南西北风”的选举。二战后，美国共和党始终亲近国民政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曾在竞选演说中，把援华和中美友谊列为一项主题，赞成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支持国民党。杜威还强烈批评杜鲁门停止一切对国民政府援助的做法。
　　大选前夜，顾维钧获悉，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职位是杜威的囊中之物，他还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也跟他的黑人司机说，杜威会以微弱多数胜出。
　　11月3日为美国大选的结果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杜鲁门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转杜威，蝉联美国总统。顾维钧清晰地记得当天股票价格惨跌，在他给外交部发出的电文中称，“这一切似乎都出乎美国公众的意料”，一位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要选举后对顾维钧说，援华问题已经陷入到无能为力的境界。国民党本把希望绑在了杜威身上，然而这盏国民党眼中的暗夜孤灯，也转瞬熄灭，顾维钧的外交使命并未达成。

辗转中屡受重用

　　美援迟迟不到，国民政府已经土崩瓦解。1948年12月，内战胜负的迷雾已经散去，中共公布了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名单，顾维钧名列第22位，甚至排在宋美龄之前。但中共对于顾维钧还是多有敬意，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来到纽约后，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向寓居纽约的顾维钧致以问候并敬献礼品，邀请他适当时候访问北京。顾维钧在纽约病逝时，邓颖超也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转达了对他的哀悼。
　　这不是顾维钧第一次被通缉但又被通缉方表达敬意。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曾经通缉过他，两年后，他又被国民政府聘用为外交人员。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洋政坛，他也一直充当要职。
　　顾维钧何以能成为“不倒翁”？这取决于他是一名标准的技术官员，他曾表示自己从不参与各派系的倾轧，不卷入政治斗争，也没有军事和政治组织力量。外交的专业技术性和他本人的超脱，让多数政治派系都对他青睐有加。
　　1912年始，顾维钧作为留学美国的高材生，从成为袁世凯的秘书开始，一步一步确立了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之前的民国政坛的地位，甚至还在1920年代成为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目睹了民初代议制国会的瓦解。正因为他是一位不卷入政治斗争的技术官员，他对于民国的政治走向，有着“不在此山中”的客观见解。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随即离世，此时中央政府囊中羞涩，急需财政支持。顾维钧和美国银行谈判，以烟酒业税收作为担保筹得了一部分贷款。他自认为办妥了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这笔贷款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仅仅是为了帮助新政府渡过难关。但此举触发了国内不满的声音，遭到了国会内部反对派议员的强烈反对，岳父唐绍仪打来电话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并要求他设法取消这笔贷款。反对派认为，这笔贷款将加强北京政府执政派的收入，会对反对派不利。
　　1917年，美国加入协约国行列，参加一战，顾维钧认为中国应当和美国站在一起，提出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因为协约国已胜券在握。然而他又一次没有料到，参战与否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主战派为段祺瑞一方，国会中的国民党系及南方派别议员则强烈反对。顾维钧后来顿悟，南方反对参战，并非是因为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得北方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援助，以增强实力。顾维钧为了中国整体的利益提出的参战建议，在两个对立党派之间，变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赌注。他不得不感慨，“几十年来，将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
　　顾维钧还指出，民初国会中的各个政党组织根本没有效率，有些政党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有些人加入党派就是为了反对其他党派，国会议员们把人民赋予他们的宪法特权当成了政治武器，从而导致总统、内阁、国会，甚至国会内部摩擦不断。代议制国会体制本是作为拯救国家的“速效救心丸”被引入民国，然而政治参与扩大后带来的激烈政治竞争，使任何国家政策都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
　　1948年，顾维钧在观察了美国总统大选后，摘录下这样一段话：“美国政治的成功秘诀是普遍接受并执行这样一项原则，即不得使用武力把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强加于其他阶级，各种利益集团都遵守和解、互让和容忍精神。所以每一个特定的集团派别在立法上都可以设法否决议案，但这只能用于挫败其他派别联合，绝不能用于谋取私利损及所有其他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