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雪山、草地，高峻辽阔的青藏高原是那样的神圣壮丽。新中国建立后，高原上的藏民们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牧场，喜悦绽放在饱经风霜的的脸上。可是牧民的解放，却令西藏的一些上层贵族大失所望，帝国主义也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勾结起来，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着分离中国的活动。
　　1959年春节刚过，西藏寒风凛冽，仍披着银装，藏族同胞沉浸在新年的愉悦之中。在这喜庆的节日里，一场叛乱正在酝酿着。
　　2月7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会见应邀前往观看跳神仪式的西藏工委、军区负责人时，提出要观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要求：“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人当即表示欢迎，并将达赖喇嘛的这一意愿告知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等人。达赖喇嘛亲自确定了观看演出的时间（3月10日）和地点（军区礼堂）。
　　3月9日晚上，西藏少数反动上层人士对不明真相的拉萨僧俗民众散布谣言说：“达赖喇嘛10号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大家每户都要派一个代表去罗布林卡请愿，请求达赖喇嘛10号不要去军区。”谣言在市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3月10日上午8时许，叛乱终于拉开帷幕。叛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俗民众围住达赖喇嘛的住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还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并拖尸示众。叛乱分子还驱使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
　　叛乱分子还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100多人，包括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三大寺喇嘛和叛乱武装人员等。会议由堪仲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土登降秋、扎萨凯墨·索朗旺堆等人主持。他们说：“军区有监狱，不能让达赖喇嘛去；现在西藏独立了，达赖喇嘛不能随便到中央去。”与会“代表”提出由索康·旺钦格列、堪穷达热·多阿塔钦、噶章·洛桑仁增、凯墨·寮朗旺堆和藏军副总司令堪穷洛珠格桑等人来领导“西藏独立运动”。
　　会上宣布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原西藏政府官员，从11日起一律不许再去办公。他们在会上还推出“代表”去当时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通知：西藏已经宣布“独立”。叛乱首领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指使拉萨及其周围的叛乱武装7000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地构筑工事，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拉萨代表机关团团包围。
　　从3月10日至3月19日期间，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坚持不打第一枪。他们一方面向聚集在罗布林卡的索康·旺清格列、柳霞·土登塔巴等噶伦们提出警告，责令他们负责平息叛乱。另一方面，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给达赖喇嘛写信，争取他摆脱叛乱分子，珍重自身安全。
　　通过爱国人士，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三次给达赖喇嘛写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3封。在16日的信中，达赖喇嘛表示，他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
　　3月16日和17日，叛乱分子先后以“西藏独立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的名义，给驻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汪秋德丹发出两封电报，要其向在印度的藏胞宣布“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并谋求印度政府的支持。
　　3月17日夜晚，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以所谓“汉人的两发炮弹打到罗布林卡北围墙外，威胁达赖喇嘛安全”为借口，将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劫出拉萨。他们渡过雅鲁藏布江，往山南方向去。
　　3月31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抵达印度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印度当局企图通过培植达赖集团，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对中国施加压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印度政府还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将其中的青壮年进行训练后，发给枪支弹药，然后编成印藏边境特种部队，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对西藏进行策反、渗透和破坏。
　　3月18日，叛乱分子明目张胆地在拉萨市区贴出了“西藏独立国”的布告。该布告落款为“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气焰极为嚣张。20日凌晨，叛乱武装袭击前往拉萨河渡口执勤的人民解放军分队，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发起了攻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人民医院、邮电局、贸易公司、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单位，也受到了攻击。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很早就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早在1956年就根据叛乱区域性作战的特点，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简称“黄指”），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简称“丁指”），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
　　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接见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他们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指解放军）赶走。”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毛泽东还谈到在平叛中，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关门平叛”和改革的方针、步骤等问题，分析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后，达赖及其一群人有可能逃跑。毛泽东说：“如果达赖及其一群人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挡。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毛泽东这次接见张国华对西藏的平叛及改革指明了方向，对西藏平叛斗争的彻底胜利，对废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对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张国华和张经武在武汉住了一天两夜后，于3月17日飞回北京。张经武出席了中央讨论西藏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的会议。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的当天，张经武在参加中央会议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长达2000余字的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转发给西藏工委。他转发的这个指示（草案），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改革的方针、政策、路线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给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
　　1959年3月19日，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彻底解放西藏人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针，做出“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以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遵照指示，西藏军区于3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部队到达，即组织市内现有兵力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
　　为维护国家统一，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谭冠三的指挥下，于20日10时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步兵分队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继而攻占罗布林卡。21日晨，对市区叛乱武装达成合围，并对小昭寺顽抗之敌予以全歼。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开始动摇，在强大政治攻势下，22日拂晓缴械投降。至此，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3月21至23日，驻日喀则、黑河、阿里的解放军分别解除了这些地区的藏军武装，接管了地方政权。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西藏几个主要城市，摧毁了叛军指挥中心，打乱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计划，为平息西藏其他地区叛乱创造了条件。
　　拉萨平叛结束后，西藏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平息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1959年4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西藏军区发起山南战役，张国华司令员返回拉萨指挥。解放军出师10日，奔袭千里，仅以4个团2个营兵力，一举荡平叛匪老巢，控制了喜马拉雅山以北、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地区，切断叛匪外逃通道，接管了日喀则、江孜、亚东、黑河（今那曲）、噶尔昆沙等地政权。
　　经过9个月的平叛作战，驻藏人民解放军完全肃清了拉萨、山南、江孜地区的叛乱，基本平息了昌都、黑河等地区的叛乱，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但边沿地区的叛乱仍未停止。
　　为迅速平息叛乱，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60年2月开始，集中主要兵力，在大股叛乱武装盘踞的思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地区，黑河、巴青之间地区，申扎、萨噶、定日之间地区，昌东南宁静、三岩地区和阿里地区先后组织6次进剿作战，歼灭叛乱武装2万余人。到1960年7月，西藏全区范围内大股叛乱武装被歼灭，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1961年，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对分散在昌都东南地区和林芝、拉萨、那曲接合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残余叛乱武装展开搜剿、侦捕。一些漏网的叛乱首领、小股武装陆续被歼、投诚。平叛中，全区残余叛乱武装的许多重要首领，都纷纷投诚或投降。
　　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延续近3年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一举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国外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光明历程。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