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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推进必然加速城市化转型，社区作为“精神共同体”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层组织形式。“三社联动”是基层社会治理本土化创新的新模式，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三者之间的互动整合，全面提升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嘉兴市南湖区面对新常态，在社区服务体系和自治体系的建设中全面推进“三社联动”的基层实践，呈现出“多元共治”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三社联动 社会治理 南湖区 基层实践
基金项目：2016年浙江省新苗计划资助项目：《社会治理新格局与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6R408064）。
作者简介：赵佳莹，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 社会政策和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370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重点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由政府负责向政府主导的转变，虽然都只有一词之差，但是背后所蕴含的理念、目标、手段和路径均有不同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元素，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通过“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
嘉兴市南湖区是我党“一大”会址所在地，也是嘉兴市的核心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取得了很多佳绩。南湖区是首批国家民政部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和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地区”。南湖区现有72个社区居委会，村、社区共建社会工作室71个，其中获得省、市、区三级“和谐社区”称号达到 79个；到2015年，全区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230家，实行备案登记管理制度的社区民间组织共有765家，每个城乡社区至少有8个及以上社区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获得“三星级”以上的社会组织有29家；同样，现有社会工作持证人才 481名，其中全国证书的 251名（包括中级社会工作师79 名；助理社会工作师 172名；嘉兴证书的中级社会工作师74名，嘉兴证书的助理社会工作师156名）。南湖区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育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并且在“三社联动”中形成整合性力量，逐渐形成富有嘉兴特色的“红船精神”的南湖模式。
一、 社会治理理论和“三社联动”
目前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还比较少，大多数学者认为“三社联动”已经成为发挥社会矛盾调处功能、服务社会功能，促进维稳功能等，认为要研究联动内源、联动导向和联动途径等等，提出了构建“三社联动”的“组织化拉动、社会化运营、多元化发展、项目化支撑、专业化导向”的五项战略。
社会治理理论源起西方。“治理”的初意等同于统治。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的研究报告中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综合，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的思路，“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不是万能的，是“有限性”，遵循公正和服务至上的理念，政府要从包揽一切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实现与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沟通与配合，构建立体性的社会治理网络 ，达到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善治”。社会治理理论对西方新公共管理带来了很大影响，在治理格局上慢慢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社会三大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的三大部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一体化的体制并没有发育良好的社会自治传统，公和私的边界也相对模糊。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重视社会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明确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目标。毫无疑问，“党委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政府负责”则表明“政府”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但却不是唯一的，因为“社会协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社会组织”，是表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协同”，“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政府的重要协助者。这里的“社会”不仅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企业，还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以及“草根性”的民间组织等等。“三社联动”是社会治理理论在基层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本土化”模式，社会组织是协同政府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公共服务输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公民组织化程度提升的集中表现；社区建设是公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发育的平台，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的“基石”；社会工作者则立足于社会组织和社区提供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整合各类社会性资源，提升了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三社联动”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化的现代化要求，整合了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商业服务、公民互动服务等，实现政府管理优化和公民自治提升的“多赢”新格局。
二、 嘉兴南湖区的“三社联动”基层实践
“三社联动”中“联动”的本质在于“整合资源”，实质就是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工作人才建设“联”在为基层的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社会服务。嘉兴市南湖区按照“统筹指导、分类推进”的思路，逐步形成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资源整合为保障，推进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人才为核心的“三社联动”基层实践新模式。
（一） 社区“减负”，释放“三社联动”新主体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阵地是社区，但“一竿子插到底”的传统管制思想和方式使得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自身的轨道，成为了政府的腿。 针对这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行政化倾向，南湖区通过社区工作准入和整治“三多”事项理清政社权责，社区只保留了党组织、居委会和居监会三块牌子，形成社区依法履行和协助工作清单，让社区和社工“腾出手”，恢复社区管理的活力，回归社区自治的本能。另外，政府通过采购和定向委托引进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人才参与到“1社区 1项目 2社工 N社会组织”的联动。南湖区政府通过让渡空间，释放了“三社”的活力，拓展了联动发展的方向。 （二）培育社会组织，增强“三社联动”活力
社会组织一直是“三社联动”的短板，但却是“三社联动”中活力的保证。南湖区除了改变以往繁琐申报流程，放低门槛允许其“直接登记”外，还通过新政畅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渠道，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街道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和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三级服务网络，为萌芽期、初创期及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金及技术支持，开展团队建设、项目策划、能力培养等服务。公益孵化器真正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资源有效融合共赢，既能提升其获取资源、自我发展的能力，又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三）公益创投搭建实践平台，深化“三社联动”机制
社区服务公益创投项目的平台，一方面把政府资助资金作为引导资金，整合各业务部门、街道的资源，引入社会各类资源的参与；另一方面倒逼社会组织主动去发现社区居民的需求，设计更具公益价值的申报项目，也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补充了特色社区服务。2015年南湖区公益创投大赛围绕“承接社会服务的示范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社区服务试点项目”三大类开展创投。公益创投项目申报成功的社会组织会与专业社工一起合作开展活动，“社会组织 专业社工”、“专业社工 志愿者”的进一步协作深化“三社联动”机制。
（四）制度保障人才培养，推进“三社联动”人才规范化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三社”中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实施者，社工队伍建设水平的高低与基层治理的发展休戚相关。
第一，南湖区搭建起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导入的“三级”组织网络：在区委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在街道设立成立社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社会工作科；社区建立社会工作室。除了政府主导，组织部门综合协调，上下三级还通过区级发布的“1 5”配套文件进行互动。
第二，关注自律性社工机构的发展。成立了区级社会工作协会，作为一个行业性组织，发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规范作用，搭建了入会单位会员的合作平台。
第三，注重社工后续专业化发展，与省内外高校和专业机构建立起了长期合作机制，共建社会工作“一中心多基地”和“社会工作专家库”，借智借力提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
三、 “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清晰，伴随我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加速，在本土的基层社会治理层面迫切需要形成本土化的实践型理论。
所以，“三社联动”的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推动政府转型，搭起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桥梁，实现资源整合，政府、社区、街道、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工作者、高校智库专家、社区居民、义工志愿者全部都参与进来，彼此间相互嵌入、协作沟通，功能上互相补充，行动上整体一致，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提高了治理专业化水平，优化了治理结果。“三社联动”让政社分开却不影响政社的合作发展，有利于重塑现代社会的公共精神。
第二，“三社联动”的公益品牌项目形成社会效应，培育和谐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社工的专业性服务不仅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而且增强了被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更加认同社会组织和社工的服务；另外，输送服务的社会组织和社工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时宣传了社会公益正能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强化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总结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实践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治理的手段也越来越弹性化，治理的过程更加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嘉兴市南湖区“三社”作为在全国发展中处于领先的示范单位功能，“三社联动”是协同治理中一个重要的模式，需要不断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实现“三社联动”在协同治理进程中的作用升级，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
注释：
贾玉娇.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基层实践——一项基于文献的梳理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7）.112-117.
叶南课、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5-80.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Our Global Neighborhood：Report of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丁茂战.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54.
潘小娟.社区行政化问题探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1）.33-36.
“1 5”配套文件：“1”为《南湖区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5”为《南湖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方案》，《南湖区社会工作者教育培训方案》，《南湖区支持社会工作发展经费保障实施方案》，《南湖区“社会组织、志愿者”联动工作实施方案》，《南湖区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工作中作用的实施方案》.
关键词 三社联动 社会治理 南湖区 基层实践
基金项目：2016年浙江省新苗计划资助项目：《社会治理新格局与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6R408064）。
作者简介：赵佳莹，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 社会政策和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370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重点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由政府负责向政府主导的转变，虽然都只有一词之差，但是背后所蕴含的理念、目标、手段和路径均有不同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元素，在基层治理上具有整体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补性，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通过“三社联动”激发多元参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
嘉兴市南湖区是我党“一大”会址所在地，也是嘉兴市的核心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取得了很多佳绩。南湖区是首批国家民政部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和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地区”。南湖区现有72个社区居委会，村、社区共建社会工作室71个，其中获得省、市、区三级“和谐社区”称号达到 79个；到2015年，全区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230家，实行备案登记管理制度的社区民间组织共有765家，每个城乡社区至少有8个及以上社区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获得“三星级”以上的社会组织有29家；同样，现有社会工作持证人才 481名，其中全国证书的 251名（包括中级社会工作师79 名；助理社会工作师 172名；嘉兴证书的中级社会工作师74名，嘉兴证书的助理社会工作师156名）。南湖区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全面推进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育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并且在“三社联动”中形成整合性力量，逐渐形成富有嘉兴特色的“红船精神”的南湖模式。
一、 社会治理理论和“三社联动”
目前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还比较少，大多数学者认为“三社联动”已经成为发挥社会矛盾调处功能、服务社会功能，促进维稳功能等，认为要研究联动内源、联动导向和联动途径等等，提出了构建“三社联动”的“组织化拉动、社会化运营、多元化发展、项目化支撑、专业化导向”的五项战略。
社会治理理论源起西方。“治理”的初意等同于统治。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的研究报告中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综合，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的思路，“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不是万能的，是“有限性”，遵循公正和服务至上的理念，政府要从包揽一切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实现与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沟通与配合，构建立体性的社会治理网络 ，达到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善治”。社会治理理论对西方新公共管理带来了很大影响，在治理格局上慢慢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社会三大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的三大部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一体化的体制并没有发育良好的社会自治传统，公和私的边界也相对模糊。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重视社会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明确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目标。毫无疑问，“党委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政府负责”则表明“政府”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但却不是唯一的，因为“社会协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社会组织”，是表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协同”，“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政府的重要协助者。这里的“社会”不仅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企业，还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以及“草根性”的民间组织等等。“三社联动”是社会治理理论在基层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本土化”模式，社会组织是协同政府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公共服务输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公民组织化程度提升的集中表现；社区建设是公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发育的平台，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的“基石”；社会工作者则立足于社会组织和社区提供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整合各类社会性资源，提升了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三社联动”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化的现代化要求，整合了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商业服务、公民互动服务等，实现政府管理优化和公民自治提升的“多赢”新格局。
二、 嘉兴南湖区的“三社联动”基层实践
“三社联动”中“联动”的本质在于“整合资源”，实质就是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工作人才建设“联”在为基层的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社会服务。嘉兴市南湖区按照“统筹指导、分类推进”的思路，逐步形成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资源整合为保障，推进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人才为核心的“三社联动”基层实践新模式。
（一） 社区“减负”，释放“三社联动”新主体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阵地是社区，但“一竿子插到底”的传统管制思想和方式使得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自身的轨道，成为了政府的腿。 针对这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行政化倾向，南湖区通过社区工作准入和整治“三多”事项理清政社权责，社区只保留了党组织、居委会和居监会三块牌子，形成社区依法履行和协助工作清单，让社区和社工“腾出手”，恢复社区管理的活力，回归社区自治的本能。另外，政府通过采购和定向委托引进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人才参与到“1社区 1项目 2社工 N社会组织”的联动。南湖区政府通过让渡空间，释放了“三社”的活力，拓展了联动发展的方向。 （二）培育社会组织，增强“三社联动”活力
社会组织一直是“三社联动”的短板，但却是“三社联动”中活力的保证。南湖区除了改变以往繁琐申报流程，放低门槛允许其“直接登记”外，还通过新政畅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渠道，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街道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和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三级服务网络，为萌芽期、初创期及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金及技术支持，开展团队建设、项目策划、能力培养等服务。公益孵化器真正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资源有效融合共赢，既能提升其获取资源、自我发展的能力，又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三）公益创投搭建实践平台，深化“三社联动”机制
社区服务公益创投项目的平台，一方面把政府资助资金作为引导资金，整合各业务部门、街道的资源，引入社会各类资源的参与；另一方面倒逼社会组织主动去发现社区居民的需求，设计更具公益价值的申报项目，也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补充了特色社区服务。2015年南湖区公益创投大赛围绕“承接社会服务的示范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社区服务试点项目”三大类开展创投。公益创投项目申报成功的社会组织会与专业社工一起合作开展活动，“社会组织 专业社工”、“专业社工 志愿者”的进一步协作深化“三社联动”机制。
（四）制度保障人才培养，推进“三社联动”人才规范化发展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三社”中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实施者，社工队伍建设水平的高低与基层治理的发展休戚相关。
第一，南湖区搭建起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导入的“三级”组织网络：在区委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在街道设立成立社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社会工作科；社区建立社会工作室。除了政府主导，组织部门综合协调，上下三级还通过区级发布的“1 5”配套文件进行互动。
第二，关注自律性社工机构的发展。成立了区级社会工作协会，作为一个行业性组织，发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规范作用，搭建了入会单位会员的合作平台。
第三，注重社工后续专业化发展，与省内外高校和专业机构建立起了长期合作机制，共建社会工作“一中心多基地”和“社会工作专家库”，借智借力提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
三、 “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清晰，伴随我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加速，在本土的基层社会治理层面迫切需要形成本土化的实践型理论。
所以，“三社联动”的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推动政府转型，搭起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桥梁，实现资源整合，政府、社区、街道、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工作者、高校智库专家、社区居民、义工志愿者全部都参与进来，彼此间相互嵌入、协作沟通，功能上互相补充，行动上整体一致，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提高了治理专业化水平，优化了治理结果。“三社联动”让政社分开却不影响政社的合作发展，有利于重塑现代社会的公共精神。
第二，“三社联动”的公益品牌项目形成社会效应，培育和谐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社工的专业性服务不仅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而且增强了被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更加认同社会组织和社工的服务；另外，输送服务的社会组织和社工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时宣传了社会公益正能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强化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总结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实践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治理的手段也越来越弹性化，治理的过程更加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嘉兴市南湖区“三社”作为在全国发展中处于领先的示范单位功能，“三社联动”是协同治理中一个重要的模式，需要不断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实现“三社联动”在协同治理进程中的作用升级，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
注释：
贾玉娇.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基层实践——一项基于文献的梳理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7）.112-117.
叶南课、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5-80.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Our Global Neighborhood：Report of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丁茂战.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54.
潘小娟.社区行政化问题探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1）.33-36.
“1 5”配套文件：“1”为《南湖区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5”为《南湖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方案》，《南湖区社会工作者教育培训方案》，《南湖区支持社会工作发展经费保障实施方案》，《南湖区“社会组织、志愿者”联动工作实施方案》，《南湖区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工作中作用的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