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外交工作三原则：“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这样，筹建新中国的重任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前，当时，尚在襁褓中的新中国，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因此，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支持是第一位的紧迫任务。为此，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外交政策的三条原则，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这三句通俗平实的话语，成为了指导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
“另起炉灶”。这是毛泽东1949年春提出来的，这年3月5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他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西方列强的操纵和控制，旧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线力量空前增长。随着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我们可以也理应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逐步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的方针，其核心思想，就是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自动继承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
1952年4月，周恩来在新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这一方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就是将“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1949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据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明了这一方针。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面对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虽绞尽脑汁却无计可施，但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有几个国家就想以外交认可换取在华特权，使自己在华利益最大化。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被它们迷惑，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建交的问题采取“等一等”的态度，有意地把建交时间往后推移，留出时间清扫“屋子”，一方面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和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一方面坚决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彻底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之后，再视其对新中国的态度重新考虑建交问题。
历史证明，这一方针的实施，彻底摧毁清除了帝国主义对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有效遏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渗透、颠覆和破坏，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一边倒”。这一外交方针是在1949年党的建立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在文中，毛泽东这样说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当时，新中国对外关系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亲美远苏；二是亲苏远美；三是奉行中间路线，兼亲美苏。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权，抗战胜利后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坚决地站在台湾当局一边，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拒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因此，“亲美远苏”不可能成为选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已分裂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冷战形势下，中国作为大国很难保持中立，骑墙的“中间路线”也是走不通的。而中苏不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密联系，而且中苏两党也有很深的渊源，在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所以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就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惟一选择。
显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出发，针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但必须强调的是，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就是“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
后来，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邓小平也曾经说过，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越有利，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 二、恢复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四面八方”
平津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后，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从军事斗争逐步转向经济建设，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确立了利用城乡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方针。但是，面临严峻的形势，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恢复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国民经济？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1949年4月中旬，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具体说来，就是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对“四面八方”政策产生的过程，薄一波对此有详细回忆。当时，已先行解放的平津地区，经济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问题外，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都没有搞清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经济发展方针。工人、店员误认为允许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后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则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工人管理难，无法生产。因此普遍存在疑惧心理，抱着消极等待和观望态度，有的甚至跑去香港。在这种情形下，1949年4月中旬，毛主席针对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高瞻远瞩地提出，“四面八方”政策。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谈到“四面八方”政策的呢？薄一波回忆道“4月上旬，刘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工作……中旬，我把少奇同志听取关于天津解放后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贸易情况汇报后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其中有一段话‘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这是少奇同志针对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家的思想顾虑准备讲的话。毛主席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太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我转告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对毛主席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
对“四面八方”政策的内涵，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一书中详细进行了介绍。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谈话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阐述了“四面八方”的政策。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
显然，“四面八方”政策是毛泽东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确立的方针，制订的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
1949年9月，“四面八方”政策正式写进《共同纲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具体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四面八方”政策，解决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包括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使他们尽快安定下来恢复和扩大生产，这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对于接管城市的经济恢复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起到了极大作用。
三、凝聚人心的特殊社会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解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出路问题凸显出来，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出路在哪里？经过政治上的权衡，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作出决策，那就是把旧人员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
其实，毛泽东和党中央很早就确定了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局遣散了傅作义旧部军官1.8万人回绥远，虽然给每人发了三个月的薪水，但他们并不满意，后来一部分人成了和平解放绥远的阻力，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有关方面裁减了旧人员2.7万余人，结果引起了波动，最后还是交由华东局妥善安置。
对这两件事，毛泽东都进行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我说不另起炉灶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在平津接管中，有关方面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还曾设想裁减冗员与管理机构，但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重申这一重要政策。1949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明确要求“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9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旧人员处理的指示信，更为全面地阐明了这一政策。信中说包下来“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对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尽先录用”。11月2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再次重电“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的错误，不要重犯。”11月28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时，毛泽东对包下旧人员的问题再次发表意见。他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折算的费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把旧人员包下来的重大举措，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后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的带有应急性质的一项特殊社会政策。它的实施，虽然给本来就捉襟见肘、十分拮据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为此财政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120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却是富有远见的，取得的绩效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凝聚力，对保护广大劳动者利益、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策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四面出击”，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策略方针。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认清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打击目标，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过多”，而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主要的敌人，即“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全国范围内财经工作的统一基本实现，金融物价趋于平稳，财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的过程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上海作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情况尤为严重，出现了所谓的“四月危机”。至4月下旬，全市有1000多家工厂倒闭，2000多家工厂停业，20多万工人失业。整个城市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骚乱事件。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
恰在此时，由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一连串胜利，中共党内滋长了“左”的急躁情绪，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着要挤垮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这种倾向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党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人认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应该加大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和排挤的力度；有人认为，五种经济成分虽然都要发展，但要先公后私，国营经济必须“无限制地发展”；有人甚至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困境和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为了克服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稳定他们的生产情绪，同时也为了扭转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认识，统一全党思想，三四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和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一些人发表的“左”的错误言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严肃批评。他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无限制地发展国营经济，“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随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让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经过充分讨论和精心研究，中共高层对经济问题的思想认识基本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届三中全会于6月6日在北京召开。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为此，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主题报告。他强调指出，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争取用三年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最终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个报告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会上，毛泽东还着重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方针问题。在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他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总之，要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和美蒋反动派。这样，“不要四面出击”就成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的战略策略方针。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的指导下，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度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私营工商业者也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心情十分舒畅。他们初步消除了思想疑虑和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同时，国民经济也得到了全面恢复，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改善，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五、应对朝鲜战争的经济建设方针“边抗、边稳、边建”
“边抗、边稳、边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提出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建设方针。其基本内涵是一边抗美援朝，一边稳定市场物价，一边恢复和建设经济基础。
正当全党、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奋斗的关键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这样，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必须作出调整。
在这种情況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如何确定的？1953年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时专门进行过解释。他说“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
按照这一方针，“抗”是第一位的，必须把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优先保证战争费用的合理支出，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邻境战争，国内平安；第二种是邻境战争，国内被炸；第三种是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认为，以第二种可能性为大，国内一切工作应置于这一基点下来统筹考虑。
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一方面致使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和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做好经济建设环境受到战争破坏的准备。经过认真权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稳”的任务放在了第二位，强调既要能抗，又要能稳。
为了保证完成“抗”和“稳”两大任务，毫无疑问要尽量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规模，放慢建设的速度。但在毛泽东看来，放慢速度不是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而是应该有重点地推进和有计划地推迟相结合，因此，他又在“抗”和“稳”的后面加了一个“建”的任务，要求千方百计挤出相当力量投入生产建设。建设资金从何而来？毛泽东强调，这只能靠精打细算，勤俭建国，全国人民一条心，尽可能地多节省资金进行建设。
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稳”、“建”三者，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是严峻的考验。但是，奇迹总是人创造出来的。经过全党全国人民两年的艰苦努力，新中国不但支持住了这场战争，而且赢得了这场战争，圆满完成了“抗”的任务不仅保持了市场物价的总体稳定，而且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顺利完成了“稳”和“建”的任务。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应对朝鲜战争而确定的“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符合实际情况，能有效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是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它的顺利实施，为以后经济战线上一连串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这样，筹建新中国的重任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前，当时，尚在襁褓中的新中国，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因此，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支持是第一位的紧迫任务。为此，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外交政策的三条原则，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这三句通俗平实的话语，成为了指导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
“另起炉灶”。这是毛泽东1949年春提出来的，这年3月5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他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无一不受到西方列强的操纵和控制，旧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线力量空前增长。随着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我们可以也理应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逐步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的方针，其核心思想，就是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自动继承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
1952年4月，周恩来在新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这一方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就是将“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1949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据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明了这一方针。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面对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虽绞尽脑汁却无计可施，但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有几个国家就想以外交认可换取在华特权，使自己在华利益最大化。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被它们迷惑，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建交的问题采取“等一等”的态度，有意地把建交时间往后推移，留出时间清扫“屋子”，一方面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和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一方面坚决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彻底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之后，再视其对新中国的态度重新考虑建交问题。
历史证明，这一方针的实施，彻底摧毁清除了帝国主义对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有效遏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渗透、颠覆和破坏，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一边倒”。这一外交方针是在1949年党的建立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在文中，毛泽东这样说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当时，新中国对外关系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亲美远苏；二是亲苏远美；三是奉行中间路线，兼亲美苏。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权，抗战胜利后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坚决地站在台湾当局一边，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拒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因此，“亲美远苏”不可能成为选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已分裂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冷战形势下，中国作为大国很难保持中立，骑墙的“中间路线”也是走不通的。而中苏不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密联系，而且中苏两党也有很深的渊源，在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所以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就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惟一选择。
显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出发，针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但必须强调的是，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就是“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
后来，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邓小平也曾经说过，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越有利，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 二、恢复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四面八方”
平津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后，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从军事斗争逐步转向经济建设，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确立了利用城乡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方针。但是，面临严峻的形势，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恢复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国民经济？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1949年4月中旬，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具体说来，就是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对“四面八方”政策产生的过程，薄一波对此有详细回忆。当时，已先行解放的平津地区，经济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问题外，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都没有搞清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经济发展方针。工人、店员误认为允许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后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则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工人管理难，无法生产。因此普遍存在疑惧心理，抱着消极等待和观望态度，有的甚至跑去香港。在这种情形下，1949年4月中旬，毛主席针对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高瞻远瞩地提出，“四面八方”政策。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谈到“四面八方”政策的呢？薄一波回忆道“4月上旬，刘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工作……中旬，我把少奇同志听取关于天津解放后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贸易情况汇报后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其中有一段话‘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这是少奇同志针对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家的思想顾虑准备讲的话。毛主席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太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我转告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对毛主席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
对“四面八方”政策的内涵，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一书中详细进行了介绍。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谈话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阐述了“四面八方”的政策。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
显然，“四面八方”政策是毛泽东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确立的方针，制订的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
1949年9月，“四面八方”政策正式写进《共同纲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具体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四面八方”政策，解决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包括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使他们尽快安定下来恢复和扩大生产，这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对于接管城市的经济恢复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起到了极大作用。
三、凝聚人心的特殊社会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解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出路问题凸显出来，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出路在哪里？经过政治上的权衡，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作出决策，那就是把旧人员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
其实，毛泽东和党中央很早就确定了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局遣散了傅作义旧部军官1.8万人回绥远，虽然给每人发了三个月的薪水，但他们并不满意，后来一部分人成了和平解放绥远的阻力，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有关方面裁减了旧人员2.7万余人，结果引起了波动，最后还是交由华东局妥善安置。
对这两件事，毛泽东都进行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我说不另起炉灶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在平津接管中，有关方面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还曾设想裁减冗员与管理机构，但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重申这一重要政策。1949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明确要求“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9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旧人员处理的指示信，更为全面地阐明了这一政策。信中说包下来“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对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尽先录用”。11月2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再次重电“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的错误，不要重犯。”11月28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时，毛泽东对包下旧人员的问题再次发表意见。他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折算的费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把旧人员包下来的重大举措，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后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的带有应急性质的一项特殊社会政策。它的实施，虽然给本来就捉襟见肘、十分拮据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为此财政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120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却是富有远见的，取得的绩效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凝聚力，对保护广大劳动者利益、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策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
“不要四面出击”，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策略方针。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认清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打击目标，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过多”，而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主要的敌人，即“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全国范围内财经工作的统一基本实现，金融物价趋于平稳，财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的过程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上海作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情况尤为严重，出现了所谓的“四月危机”。至4月下旬，全市有1000多家工厂倒闭，2000多家工厂停业，20多万工人失业。整个城市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骚乱事件。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
恰在此时，由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一连串胜利，中共党内滋长了“左”的急躁情绪，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着要挤垮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这种倾向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党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人认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应该加大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和排挤的力度；有人认为，五种经济成分虽然都要发展，但要先公后私，国营经济必须“无限制地发展”；有人甚至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困境和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为了克服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稳定他们的生产情绪，同时也为了扭转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认识，统一全党思想，三四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和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一些人发表的“左”的错误言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严肃批评。他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无限制地发展国营经济，“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随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让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经过充分讨论和精心研究，中共高层对经济问题的思想认识基本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届三中全会于6月6日在北京召开。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为此，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主题报告。他强调指出，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争取用三年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最终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个报告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会上，毛泽东还着重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方针问题。在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他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总之，要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和美蒋反动派。这样，“不要四面出击”就成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的战略策略方针。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的指导下，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度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私营工商业者也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心情十分舒畅。他们初步消除了思想疑虑和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同时，国民经济也得到了全面恢复，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改善，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五、应对朝鲜战争的经济建设方针“边抗、边稳、边建”
“边抗、边稳、边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提出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建设方针。其基本内涵是一边抗美援朝，一边稳定市场物价，一边恢复和建设经济基础。
正当全党、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奋斗的关键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这样，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必须作出调整。
在这种情況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如何确定的？1953年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时专门进行过解释。他说“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
按照这一方针，“抗”是第一位的，必须把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优先保证战争费用的合理支出，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邻境战争，国内平安；第二种是邻境战争，国内被炸；第三种是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认为，以第二种可能性为大，国内一切工作应置于这一基点下来统筹考虑。
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一方面致使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和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做好经济建设环境受到战争破坏的准备。经过认真权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稳”的任务放在了第二位，强调既要能抗，又要能稳。
为了保证完成“抗”和“稳”两大任务，毫无疑问要尽量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规模，放慢建设的速度。但在毛泽东看来，放慢速度不是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而是应该有重点地推进和有计划地推迟相结合，因此，他又在“抗”和“稳”的后面加了一个“建”的任务，要求千方百计挤出相当力量投入生产建设。建设资金从何而来？毛泽东强调，这只能靠精打细算，勤俭建国，全国人民一条心，尽可能地多节省资金进行建设。
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稳”、“建”三者，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是严峻的考验。但是，奇迹总是人创造出来的。经过全党全国人民两年的艰苦努力，新中国不但支持住了这场战争，而且赢得了这场战争，圆满完成了“抗”的任务不仅保持了市场物价的总体稳定，而且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顺利完成了“稳”和“建”的任务。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应对朝鲜战争而确定的“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符合实际情况，能有效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是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它的顺利实施，为以后经济战线上一连串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