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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阐释了新历史小说作家群专注的是对小人物的写作，有意以边缘化的历史、边缘人物、边缘事件来突出小人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寄托当代人对于现实的思量与关怀。新历史小说同时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观察、感受历史的不断变迁，达到对人的精神困境的理解。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小人物 自然困境 社会困境
一、导语
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依靠的是一种相对模糊的历史背景，从主流历史的间隙当中，加入自身对于历史的理解，以及社会现实、文化思潮、政治局势来创作的。新历史小说虽有让历史流于虚无与非理性的趋向，但是正因为如此，新历史小说让历史与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是新历史小说呈现出一种反英雄化的倾向。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专注的是对小人物的写作，有意以边缘化的历史、边缘人物、边缘事件来突出小人物的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寄托当代人对于现实的思量与关怀。新历史小说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观察、感受历史的不断变迁，达到对人的困境的理解。
余华和刘震云作为心理师小说作家群的代表人物，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小人物的塑造，从三个角度阐述了人的困境，这三个困境分别是：自然困境、社会困境、精神困境。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相似的戏份会不断重复上演，而这三类困境，也是生活在华夏土地上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困扰千年的困境。
二、两种困境
（一）自然困境——生存才是唯一的真理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时至今日，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依旧十分重要。新历史小说中的对于自然困境的描述自然离不开农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饥饿问题。所谓自然困境，也就是天灾带给人们的困境。时至今日，我国农业都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在我国历史中，大部分平民百姓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饥饿已经深深地印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由于饥饿问题比任何话题都更加贴切人们生存的底線，饥饿问题也就成为自然困境的代表。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富贵的妻子家珍在缺粮的困难时期，回娘家找父亲要了点米回家熬粥。没想到全村许多饥饿的人找上门来，甚至在富贵家里乱翻乱找，只是为了分一口吃的。富贵的女儿凤霞与同村的王四在同一块地理去挖地瓜，凤霞挖到了，却被王四抢走，并欺负凤霞不会说话，反指凤霞要抢他挖到的地瓜。小说中说到，王四本不是人性恶劣之人，甚至帮过富贵一家人。但是人一饿到极致，这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余华在写自然对人造成的困境，主要写出了在饥饿面前，大部分的人都无法坚持做到礼义廉耻。在“活着”这个巨大的压力下，人性的丑陋的一面都会暴露出来，但是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判这些人。人们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去讲仁义道德，一切都要为“活着”这个生存本能让路。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更是一部普通民众面对自然、面对饥饿现状下众生相的表现。刘震云以访谈的形式向他的姥娘、范克俭舅舅、花爪舅舅、韩老等人去询问当年饥荒的情形。但是我们在小说中可以发现，有的人在淡忘这件事，比如他的姥娘；有的人记得清楚，但是对于一九四二年所发生的事情不愿多提，当“我”向他们追问，他们则会露出十分不耐烦地表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自然带给我们的苦难，对于自然带给我们的困境，我们一直都在逃避，一直都在记忆深处努力的遗忘。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已经达到了一种“习惯”的角度，习惯了自然带给我们的困境。在文中，刘震云写到饥民们在吃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毒物，但是灾民们认为这是一种“好东西”，因为有的地方的灾民甚至在吃一种干柴，也就是烧火用的柴火。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用来果腹的东西时，“人吃人”这一违反人伦道德的现象也会在大地中出现。“易子而食，易妻而食”在饥饿的世道里是常见的。但是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灾害结束，苦难的底层人民只是会选择努力地去遗忘。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面对洪涝、地震、海啸等天灾，人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依旧是束手无策。人类在自然力量尤其是灾害面前是渺小的，对于自然造成的困境，刘震云认为，只有遗忘才是底层苦难人民的唯一应对方法。
（二）社会困境——人如孤舟，随波逐流
易卜生说：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新历史小说中，关于社会困境主要指的是在政治局势的大环境下，普通人在社会洪流的影响中所做的左右为难的选择。时至今日，政治看似遥远，但仍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普通人被动的卷进历史的漩涡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看来是十分难以理解的。
余华的作品《兄弟》上部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也是所有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都要有所余华的作品《兄弟》上部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也是所有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都要有所涉猎的时代。从现今的观点来看，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含出的口号、所做的事情是十分荒谬的。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宋平凡人高马大，一表人才，本是文革初期刘镇游行队伍的旗手，但只是因为其父是解放前的地主，就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批斗。但是在批斗的过程中，宋凡平不论身心疲惫到什么程度，哪怕是因为李光头因为说错话使其遭到了更重的批斗，他面对李光头、宋钢兄弟俩永远是面带微笑，永远是阳光的。他的坚韧、他的刚毅远远超过那些借势欺人的红卫兵。这个坚强的男人从不妥协，在面对暴力时从未屈服。宋平凡只有在他去上海接妻子李兰出院，被六个红卫兵用暴力阻拦之时，他终于在面对死亡的威胁下求饶了。但他的求饶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能活命，更多的是对妻子的爱与承诺。在那个打倒一切的社会潮流中，那些围殴他的红卫兵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理性，变得毫无人性可言。而孙伟与其父的死亡更是人们在面对社会带来的困境时的无奈。孙伟不愿剪去自己的长发导致红卫兵将推子绞进大动脉，孙伟的父亲目睹了自己儿子的死亡，与红卫兵厮打起来，并受到机器不人道的虐待，但是这些都没有击垮孙伟的父亲，知道他得知他的妻子疯掉了，孙伟的父亲选择了以自杀的形式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与反抗。在《兄弟》这部小说中，余华借善良的苏妈之口，发出了“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的不解之语。的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人们满脑子都是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插遍全世界的想法，大搞阶级斗争，无视法律。人们面对这样的时代的浪潮，像一群兽类一样，人性早已荡然无存。“儿子批斗父亲，朋友之间的反目”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这样的社会形态，也出现过无数个类似于宋平凡、孙伟父子之类的人物，他们的选择都是以死亡发出对这个社会最后的呐喊。我们时常在想，他们拥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没有勇气生存下去。余华在描述孙伟父亲自杀的经历中，给出答案。原来人活着，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生存，而是需要一个理由，有时是为了一个人，有时为了一种信念，当这个理由消逝了，人活着再也没有了意义，死亡或许是最好的归宿。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写道，在一九四二年河南灾荒面前，蒋介石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灾民。因为在同一时刻世界上还发生着“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丘吉尔感冒”等在蒋介石眼中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件事都比河南灾荒更为牵动蒋委员长的神经。在黄山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一起喝着“可口的咖啡”，蒋委员长不会食用“霉花”这种“事物”，蒋委员长认为河南的灾荒“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麽严重。”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河南的赈灾行动十分缓慢。但是河南的人们没有死绝，时至今日，还是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人口大省，这其中的原因竟是要感谢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他们大放军粮解救了中原大地的受灾民众。虽然他们发军粮赈灾的动机不是好的，有政治阴谋，但是河南人民只是单纯的知道，是日本人救了他们。于是可笑的一幕出现了，河南的灾民有给日军带路的，有给日军支前的，甚至加入伪军的。我们可以指责这些人为汉奸吗？从民族大义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从人最基本的生存底线来讲，我们似乎又没有资格去责骂他们，毕竟在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做到宁饿死，不食亡国之食。余华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描述了一个地主的儿子王香火带着日军走进孤山，并将日军困死在孤山而牺牲的故事。从一个地主的儿子看王香火，他应该是被批判的。但在国家危亡之際，他以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形象，去把侵略者带进圈套，王香火又是值得人们尊重的。余华写王香火牺牲时所喊的那句“爹哇，疼死我了”，又让我们感到王香火只是一个普通人。刘震云笔下的为鬼子带路的河南灾民以及余华笔下的为消灭日军而牺牲的王香火，他们都只是底层民众。他们本无意卷进政治、军事、民族这些社会实践之中，但是当他们卷进这些历史进程，他们的选择或有功、或有过，但后人是无权评判他们的。因为无论是生是死、是反抗还是顺从，都只是普通民众面对社会带来的困境的无奈应对与选择。
三、结语
余华和刘震云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们以小人物的视角，融合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来写人在一生中遇到的三种困境。在这些荒谬的、无奈的现实中，无论是被上天和蒋委员长抛弃的河南人民、不断悲剧一生的富贵、因为文革蒙冤而死的宋凡平，还是孤独的孙光林、杨百顺、牛爱国、章楚红等人，他们一直都在寻找解决困境的路上，都在寻找自身的价值。余华和刘震云通过小说阐述了一种面对命运带来的困境，我们这个民族无奈的重复与轮回。正是对这三种困境的不断探寻以及应对，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苦难和磨砺后，仍然能挣扎至今、绵延至今，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作家出版社，2015年，302页
[2]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23页
[3]余华：《战栗》，作家出版社，2012版，104页
[4]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5版，2页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基础部）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小人物 自然困境 社会困境
一、导语
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依靠的是一种相对模糊的历史背景，从主流历史的间隙当中，加入自身对于历史的理解，以及社会现实、文化思潮、政治局势来创作的。新历史小说虽有让历史流于虚无与非理性的趋向，但是正因为如此，新历史小说让历史与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是新历史小说呈现出一种反英雄化的倾向。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专注的是对小人物的写作，有意以边缘化的历史、边缘人物、边缘事件来突出小人物的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寄托当代人对于现实的思量与关怀。新历史小说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观察、感受历史的不断变迁，达到对人的困境的理解。
余华和刘震云作为心理师小说作家群的代表人物，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小人物的塑造，从三个角度阐述了人的困境，这三个困境分别是：自然困境、社会困境、精神困境。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相似的戏份会不断重复上演，而这三类困境，也是生活在华夏土地上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困扰千年的困境。
二、两种困境
（一）自然困境——生存才是唯一的真理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时至今日，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依旧十分重要。新历史小说中的对于自然困境的描述自然离不开农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饥饿问题。所谓自然困境，也就是天灾带给人们的困境。时至今日，我国农业都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在我国历史中，大部分平民百姓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饥饿已经深深地印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由于饥饿问题比任何话题都更加贴切人们生存的底線，饥饿问题也就成为自然困境的代表。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富贵的妻子家珍在缺粮的困难时期，回娘家找父亲要了点米回家熬粥。没想到全村许多饥饿的人找上门来，甚至在富贵家里乱翻乱找，只是为了分一口吃的。富贵的女儿凤霞与同村的王四在同一块地理去挖地瓜，凤霞挖到了，却被王四抢走，并欺负凤霞不会说话，反指凤霞要抢他挖到的地瓜。小说中说到，王四本不是人性恶劣之人，甚至帮过富贵一家人。但是人一饿到极致，这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余华在写自然对人造成的困境，主要写出了在饥饿面前，大部分的人都无法坚持做到礼义廉耻。在“活着”这个巨大的压力下，人性的丑陋的一面都会暴露出来，但是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判这些人。人们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去讲仁义道德，一切都要为“活着”这个生存本能让路。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更是一部普通民众面对自然、面对饥饿现状下众生相的表现。刘震云以访谈的形式向他的姥娘、范克俭舅舅、花爪舅舅、韩老等人去询问当年饥荒的情形。但是我们在小说中可以发现，有的人在淡忘这件事，比如他的姥娘；有的人记得清楚，但是对于一九四二年所发生的事情不愿多提，当“我”向他们追问，他们则会露出十分不耐烦地表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自然带给我们的苦难，对于自然带给我们的困境，我们一直都在逃避，一直都在记忆深处努力的遗忘。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已经达到了一种“习惯”的角度，习惯了自然带给我们的困境。在文中，刘震云写到饥民们在吃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毒物，但是灾民们认为这是一种“好东西”，因为有的地方的灾民甚至在吃一种干柴，也就是烧火用的柴火。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用来果腹的东西时，“人吃人”这一违反人伦道德的现象也会在大地中出现。“易子而食，易妻而食”在饥饿的世道里是常见的。但是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灾害结束，苦难的底层人民只是会选择努力地去遗忘。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面对洪涝、地震、海啸等天灾，人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依旧是束手无策。人类在自然力量尤其是灾害面前是渺小的，对于自然造成的困境，刘震云认为，只有遗忘才是底层苦难人民的唯一应对方法。
（二）社会困境——人如孤舟，随波逐流
易卜生说：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新历史小说中，关于社会困境主要指的是在政治局势的大环境下，普通人在社会洪流的影响中所做的左右为难的选择。时至今日，政治看似遥远，但仍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普通人被动的卷进历史的漩涡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看来是十分难以理解的。
余华的作品《兄弟》上部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也是所有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都要有所余华的作品《兄弟》上部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也是所有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都要有所涉猎的时代。从现今的观点来看，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含出的口号、所做的事情是十分荒谬的。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宋平凡人高马大，一表人才，本是文革初期刘镇游行队伍的旗手，但只是因为其父是解放前的地主，就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批斗。但是在批斗的过程中，宋凡平不论身心疲惫到什么程度，哪怕是因为李光头因为说错话使其遭到了更重的批斗，他面对李光头、宋钢兄弟俩永远是面带微笑，永远是阳光的。他的坚韧、他的刚毅远远超过那些借势欺人的红卫兵。这个坚强的男人从不妥协，在面对暴力时从未屈服。宋平凡只有在他去上海接妻子李兰出院，被六个红卫兵用暴力阻拦之时，他终于在面对死亡的威胁下求饶了。但他的求饶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能活命，更多的是对妻子的爱与承诺。在那个打倒一切的社会潮流中，那些围殴他的红卫兵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理性，变得毫无人性可言。而孙伟与其父的死亡更是人们在面对社会带来的困境时的无奈。孙伟不愿剪去自己的长发导致红卫兵将推子绞进大动脉，孙伟的父亲目睹了自己儿子的死亡，与红卫兵厮打起来，并受到机器不人道的虐待，但是这些都没有击垮孙伟的父亲，知道他得知他的妻子疯掉了，孙伟的父亲选择了以自杀的形式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与反抗。在《兄弟》这部小说中，余华借善良的苏妈之口，发出了“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的不解之语。的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人们满脑子都是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插遍全世界的想法，大搞阶级斗争，无视法律。人们面对这样的时代的浪潮，像一群兽类一样，人性早已荡然无存。“儿子批斗父亲，朋友之间的反目”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这样的社会形态，也出现过无数个类似于宋平凡、孙伟父子之类的人物，他们的选择都是以死亡发出对这个社会最后的呐喊。我们时常在想，他们拥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没有勇气生存下去。余华在描述孙伟父亲自杀的经历中，给出答案。原来人活着，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生存，而是需要一个理由，有时是为了一个人，有时为了一种信念，当这个理由消逝了，人活着再也没有了意义，死亡或许是最好的归宿。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写道，在一九四二年河南灾荒面前，蒋介石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灾民。因为在同一时刻世界上还发生着“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丘吉尔感冒”等在蒋介石眼中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件事都比河南灾荒更为牵动蒋委员长的神经。在黄山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一起喝着“可口的咖啡”，蒋委员长不会食用“霉花”这种“事物”，蒋委员长认为河南的灾荒“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麽严重。”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河南的赈灾行动十分缓慢。但是河南的人们没有死绝，时至今日，还是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人口大省，这其中的原因竟是要感谢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他们大放军粮解救了中原大地的受灾民众。虽然他们发军粮赈灾的动机不是好的，有政治阴谋，但是河南人民只是单纯的知道，是日本人救了他们。于是可笑的一幕出现了，河南的灾民有给日军带路的，有给日军支前的，甚至加入伪军的。我们可以指责这些人为汉奸吗？从民族大义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从人最基本的生存底线来讲，我们似乎又没有资格去责骂他们，毕竟在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做到宁饿死，不食亡国之食。余华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描述了一个地主的儿子王香火带着日军走进孤山，并将日军困死在孤山而牺牲的故事。从一个地主的儿子看王香火，他应该是被批判的。但在国家危亡之際，他以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形象，去把侵略者带进圈套，王香火又是值得人们尊重的。余华写王香火牺牲时所喊的那句“爹哇，疼死我了”，又让我们感到王香火只是一个普通人。刘震云笔下的为鬼子带路的河南灾民以及余华笔下的为消灭日军而牺牲的王香火，他们都只是底层民众。他们本无意卷进政治、军事、民族这些社会实践之中，但是当他们卷进这些历史进程，他们的选择或有功、或有过，但后人是无权评判他们的。因为无论是生是死、是反抗还是顺从，都只是普通民众面对社会带来的困境的无奈应对与选择。
三、结语
余华和刘震云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们以小人物的视角，融合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来写人在一生中遇到的三种困境。在这些荒谬的、无奈的现实中，无论是被上天和蒋委员长抛弃的河南人民、不断悲剧一生的富贵、因为文革蒙冤而死的宋凡平，还是孤独的孙光林、杨百顺、牛爱国、章楚红等人，他们一直都在寻找解决困境的路上，都在寻找自身的价值。余华和刘震云通过小说阐述了一种面对命运带来的困境，我们这个民族无奈的重复与轮回。正是对这三种困境的不断探寻以及应对，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苦难和磨砺后，仍然能挣扎至今、绵延至今，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作家出版社，2015年，302页
[2]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23页
[3]余华：《战栗》，作家出版社，2012版，104页
[4]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5版，2页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