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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使其成为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人民战争思想 民本思想 探源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1–001–01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中的运用和体现。在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其中，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包含着许多重民意，爱民、利民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来源于儒家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在民和天、民和国、民和君的关系问题上，明确提出的“民为神主”、“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蕴含着许多民主思想的萌芽，是一些贤君明主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各个时期人们对其理解和表述也不尽一致，其思想归纳起来有“重人事、轻神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民主君客”几个方面。
一、“重民意，爱民、利民”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古代军事思想非常注重“人”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战争与人民的重要关系，强调战争的正义性。有许多关于“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和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作用的论述。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1］《吴子·图国篇》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管子》说：“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淮南子》说：“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同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非常重视通过“爱民”、“利民”来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荀子》指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司马法》主张战事要“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其民也”。即兼及敌我双方百姓的利益。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人民战争思想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广泛动员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开展以人民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相结合的全民战争，是我们党军事路线的总概括。其理论基础就是强调战争中人的主体作用。“军队的基础在士兵”［2］，“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汲取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毛泽东对“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
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充分说明儒家认识到民众是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观点，对古代“民本”思想就有一定的继承性。但古代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笼络民心，维护帝王统治的。这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民兵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核心是强调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所起的主体作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因此，“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5］他强调“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为“民兵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把民众力量比作“铜墙铁壁”，最充分地肯定了民众力量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6］他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群众不是阿斗，而是诸葛亮。”“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7］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并非像《三国演义》中描绘的那样是全智全能的完人，他借用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人民群众才是最伟大的。毛泽东还说：“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8］但是，和封建帝王自称“天子”相反，毛泽东却把群众尊为“上帝”。他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作了《愚公移山》的报告，通过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来说明：“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9］纵观中国革命历史，人民军队以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得力于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人民战争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
三、“战争的正义性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逻辑发展
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10］毛泽东经常引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中国成语，作为正义战争必胜的依据。这里的“道”就是指“民心”。不过，他在引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时，不是照搬孟子的仁政观，而是用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来阐述正义战争必胜的道理。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的具体分析，指出日本虽然军事上强大，但是“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11］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但“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12］毛泽东的分析，肃清了当时国内的一些错误思想，确立了全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抗日战争的胜利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说明人心的向背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为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它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统治要求的。但是它所包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色彩，具有合理的成分和进步的意义，这对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1］《孙子兵法·计篇》。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3页。
［8］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10］《孟子·公孙丑下》。
［11］［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7－449页。
关键词：人民战争思想 民本思想 探源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1–001–01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中的运用和体现。在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其中，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包含着许多重民意，爱民、利民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来源于儒家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在民和天、民和国、民和君的关系问题上，明确提出的“民为神主”、“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蕴含着许多民主思想的萌芽，是一些贤君明主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各个时期人们对其理解和表述也不尽一致，其思想归纳起来有“重人事、轻神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民主君客”几个方面。
一、“重民意，爱民、利民”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古代军事思想非常注重“人”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战争与人民的重要关系，强调战争的正义性。有许多关于“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和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作用的论述。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1］《吴子·图国篇》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管子》说：“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淮南子》说：“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同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非常重视通过“爱民”、“利民”来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荀子》指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司马法》主张战事要“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其民也”。即兼及敌我双方百姓的利益。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人民战争思想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广泛动员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开展以人民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相结合的全民战争，是我们党军事路线的总概括。其理论基础就是强调战争中人的主体作用。“军队的基础在士兵”［2］，“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汲取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毛泽东对“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
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充分说明儒家认识到民众是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观点，对古代“民本”思想就有一定的继承性。但古代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笼络民心，维护帝王统治的。这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民兵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核心是强调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所起的主体作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因此，“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5］他强调“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为“民兵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把民众力量比作“铜墙铁壁”，最充分地肯定了民众力量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6］他认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群众不是阿斗，而是诸葛亮。”“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7］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并非像《三国演义》中描绘的那样是全智全能的完人，他借用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人民群众才是最伟大的。毛泽东还说：“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8］但是，和封建帝王自称“天子”相反，毛泽东却把群众尊为“上帝”。他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作了《愚公移山》的报告，通过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来说明：“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9］纵观中国革命历史，人民军队以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得力于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人民战争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
三、“战争的正义性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逻辑发展
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10］毛泽东经常引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中国成语，作为正义战争必胜的依据。这里的“道”就是指“民心”。不过，他在引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时，不是照搬孟子的仁政观，而是用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来阐述正义战争必胜的道理。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的具体分析，指出日本虽然军事上强大，但是“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11］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但“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12］毛泽东的分析，肃清了当时国内的一些错误思想，确立了全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抗日战争的胜利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说明人心的向背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为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它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统治要求的。但是它所包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色彩，具有合理的成分和进步的意义，这对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1］《孙子兵法·计篇》。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3页。
［8］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10］《孟子·公孙丑下》。
［11］［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7－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