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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的工厂里，没有人受过正经的职业教育。过去，教育在中国一直是目的明确，路线清晰。在清朝，男性继承人学习四书五经，以便通过科举。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我的家人已经撤退到了台湾，那里的年轻人都读理工科，为了求职和去美国深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生们背诵红宝书，为了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然而并没有专为东莞设置的教育课程。打工世界不讲究传统或出身，大家必须学会给自己重新定位。大多数的姑娘和小伙，为了外出打工缩短了上学的时间；我认识的那些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和他们眼下的工作八竿子打不着。一位主修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在给工厂经理做培训，一家当地报社的记者之前的专业是会计和林业管理。对于东莞而言，中国经济的需求变动得太快，以至教育系统都跟不上步伐了。
如果说国民教育课程无关紧要，那么商业性的学校在东莞则是茁壮成长。夜晚和周末，灯光昏暗的教室里挤满了身穿工厂制服的青少年。英语和电脑课最热门，还有一些制造业经济特有的课程。一些重点讲述如何制作塑料模具；还有的讨论注塑成型法的话题。这些课并不传授全面的知识—通常它们只提供给缺乏教育素养的学生一些找工作的皮毛。这就是东莞教育的关键：无论你需要什么，总能事后再学。
你还不懂所有该懂的，老师一遍又一遍提醒学生。在工作中学习。
一个外来女工告诉我，她在塑人管理咨询顾问公司开办的学校学习。塑人这个名字刻在我脑海里—意思是“将人塑形”。这些课程教流水线工人在办公室环境里如何言行举止；毕业生找的是秘书、文员和销售助理这一类的工作。“四个月内，我们提高了她们的素质，”学校的一个高管，黄安国，在我采访他的时候这么说。“我们是唯一做这种培训的学校。”680元的学费—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四本软面教材。黄安国把课本递给我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情愿。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黄安国告诉我，这些课程太具有开创性，以至老师们都没法找到合适的教材，所以他们自己编写了课本。他邀请我旁听一节课。我告诉他我有兴趣。
你必须抓住机会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一步。
第二天我去拜访另外一所学校，由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经营。这所学校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同样以想要上升到办公界的打工族为主要对象。“我们为这部分人群设计了自己的教材。”培训部的经理刘利军告诉我。然后他拿了一套教材给我看。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我并没有告诉刘利军，我才去过一家跟他竞争的学校，两家的商业计划完全一样。我也没有暗示，谁剽窃了谁的课程；更有可能是两个学校都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简单谢过刘利军的课本，并接受了他的邀请，旁听一个学期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课。
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不要轻易指出他们的错误。
我十五岁就出去了。一开始在家附近的城市跑业务。然后我来到东莞，做一名普通工人，然后在石碣雅新电视机厂当助理。
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你必须发展自己。要跳出工厂，你必须学习。
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想做一个平凡过日子的普通员工。想等公司提拔你，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演讲者名叫田佩燕。她17岁，穿一件蓝色外套，系一条红色条纹领带，仿佛刚从贵族寄宿学校的画册里走出来。她说话的时候，瘦瘦的脸蛋泛起绯红，能听到她的呼吸伴随着句子的节奏一顿一顿，好像在赛跑。虽然由一个青少年来警告听众衰老的严重性，显得有些奇怪，但田佩燕本人却很有说服力：她原先是智通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学校的教育顾问了。
另一位演讲者，陈英，在制造无绳电话的伟易达公司做流水线工人。她宽脸，厚嘴唇；20岁了，迫不及待地盼望能提高自己。厂里的人有时候会跟她说，“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普通员工。”
我和你们一样，中学毕业。我在流水线上做得麻木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一天，我问一个朋友：“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工作得这么苦？”我的朋友没法回答。
我去翻书，书里也没有答案。我想，“如果你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生活会有意义吗？没有。”
所以我开始上这个培训班。一个月里我学到很多。以前在别人面前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又害羞又害怕。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
我想你们都想学到我学会的那些。离开流水线。别再让人家看不起你们。别让人家说：“你只是个低下的工人”。我们必须抬起头说，“我们也能成功。”
2005年一个温暖的春夜，工人们过完春节回到东莞，智通学校开始为白领班招募学生。老师们在全市要开班的各个地点举办免费宣讲会，一连好几个晚上：每次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有可能加入的学生一次又一次来听宣讲会，纠结着到底要不要报名。
近期的毕业生站着讲述她们如何离开车间，把她们的转型故事弄得像是宗教重生的布道会。流水线上的生活让她们变得无知而麻木—麻木，这话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真吓人。她们发现了白领班，这个班也让她们发现了自己。我一度迷失方向但是现在找到了路。我现在做文员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每个成功的见证都暗藏着警告：马上改变，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们有许多学生三个月课程还没上满，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投资回报是一比五百。
如果这两三年不努力，你会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你开始成家，你的爱人或许也是个普通工人。你们俩加起来一个月只能挣一千块钱。但如果你升职了，你的对象可能是个经理。你的整个世界都会不一样。
这个班的负责人叫邓顺章。40岁，来珠三角前他在湖南老家经历过曲折的职业道路，包括在高中教书，在当地政府工作，在报社拉广告，开店卖音乐磁带。在东莞他管理过各种工厂—做玩具的，鞋底的，假圣诞树的，圣诞老人模型的—但他看起来不像个典型的工厂老板。他胡桃色的窄脸上，有一双乌黑温厚的眼睛；他言语谨慎，有着京剧演员般精准的姿态，从来不拔高嗓门。无论天气怎样，他总是穿整套西装，配毛背心，打领带。 邓老师是许多外来民工在东莞遇到的第一位善良的成年人，宣讲会上，她们向他提出的问题都是心中藏了很久的秘密：老板性骚扰你该怎么办？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你吼哭了，是不是证明你是个软弱的人？邓老师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把推销课程的任务留给那些在流水线上干过的手下去处理。
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离开流水线。
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和你们一样。
有两百多个姑娘报名上春季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每个学生预付780元学费—比许多人的月薪还要多。接下来的三个月，她们一个星期上三个晚上的课。这时间足够让她们改头换面。
培训班设在伟易达无绳电话厂街对面一个写字楼的六层；学校的一楼是一家手机店。伟易达和附近做DVD播放器的先锋工厂一共有一万六千名工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学生群体，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东莞其他的一切相同，教育也要配合制造生产的需求。培训班安排在夜里8点半到10点半上课，这样就不会和晚上加班的时间冲突。如果某个工厂晚点下班，老师会给这些学生补课。
打工者在流水线上工作10小时后，夜晚还要去学校。工厂周围的街道上摆满了各种摊子，卖油炸小吃，果汁，发饰，以及罩杯有葡萄柚那么大的带衬垫的胸罩。摊子上挂满了光秃秃的灯泡，在潮湿的夜晚透出硬生生的白炽光，好像日落后游园会摊贩中间杂乱的过道。姑娘们拼命挤过总是灯光炫目水泄不通的手机店，再闯过一个巨大广告牌，画面上三个比基尼女郎在海滩上。每个女郎都头戴冠冕，怀抱手机，嘲弄着那些姑娘们求而未得的东西：性感，魅力，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
教室里摆放着低矮的金属板凳和儿童型的课桌，学生们两两坐在一起。教室后面的墙壁被大幅的白领班广告占据，上面是一名穿着暴露迷你裙的秘书，顶上是一句广告语：培训提高竞争力。即便是教室里仅有的一个蹲厕，里面水龙头还漏水不断滴到地板上，也有一条文明提示：为避免尴尬，请锁上身后的门。
每个班一开始都由校长刘鲜元讲话动员，他涨红着脸，像电视购物广告里的销售员。今天刚开学，他扫视全班25个女生一遍，然后说：“我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穿工作服来上课。”
“但我们是直接从厂里过来的。”一个学生反驳道。
“我要你们尽力做到，不要找借口。好吗？”
那天的课程是“提高礼仪造诣，展现性格魅力”。任课的付老师是个年轻人，一本正经，穿着白色的正装衬衫，黑色西裤，打领带—这是学校规定的。接下来的三个月，学生还需要掌握许多别的规矩，但付老师用一个故事开始了这门课。
“你的梦想是什么？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位。”
一个女孩站起来。“从我出来之后……”她的音量逐渐变弱，左右张望着，突然被点名吓得她僵住了。
“站好了，”付老师告诉她，“要有自信。”
她站直了一点，又弯了下去，开始，停下，然后终于一口气说完，“自打我出来，我想要做销售助理。”
全班鼓掌。女孩坐下。
“好，”老师说，“我来告诉你们我曾经有过的梦想。”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历史。我想要成为历史书里的人物，想为祖国做巨大的贡献。
当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这并不实际。于是我决定，要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三军。但我觉得也许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一个农村出来的人，想到天安门上检阅部队，这并不实际。我会把这个梦想留给后人。
后来我决定，要把全家从农村带进城；在城里养育我的小孩，让他们进一步发展。当你提升了自己，就能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
我相信你们是为了同一个原因来到东莞。我们身上的担子是一样的。我们都想把家从农村搬到城里来，为家里做贡献。是不是？
如果你走出农村，你就提升了全家的层次。你的父母也会因为你的成就变得不一样。
自从我来到东莞，我经历过很多挫折。很多次我都想回家。但是你必须坚持。如果你回去了，结果就跟从没出来过是一样的。
他转向身后的黑板，写下：如何塑造良好的礼仪形象：衣着。
“衣着的颜色非常重要。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当穿着不同颜色的时候，别人会认为你的性格是怎样的。请记下来。”
红色代表热情。 橙色代表兴奋。
黄色代表活泼。 紫色代表神秘。
绿色代表清新。 黑色代表冷静。
白色代表纯洁。 蓝色代表得体。
第一天，付老师涉足了很广泛的领域。他给了一些小贴士，告诉大家如何建立信心。练习大胆地表达自己：“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他从历史中找到精神激励：“我的偶像是毛泽东。蒋介石让黄河堤溃决以阻碍日军—这就是果敢的决策。”阻挡日军的洪水也淹没了几十万的中国农民，但付老师并没有提起这个事实。教的是礼仪，不是历史。
9点一刻，他打断了自己的讲课，唱了几个小节的流行歌曲。教训：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乐在其中，就要表达出来。九点半，一个学生举手回答问题，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敢主动举手。10点一刻，这堂课提早几分钟结束，刘校长回到教室做最后一段励志演说。“告诉自己，你们要和白领班融为一体，”他对学生说：“你们和街上其他的那些人不一样。”
这是我见过的最诡异而混乱的观点，它把个体的重要和僵化的新潮思维结合在一起：紫色代表神秘。这启示很现代—表达自己，要自信—但随之而来的又不忘传统的训示—你会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连历史也在东莞的教室里被牵强地带上了一笔。能指望一个17岁的打工女孩，从蒋介石淹没日军、淹死几十万同胞这事里学到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的规则很快聚积起来。倒茶的时候，茶杯要七分满。紫色的眼影适合所有的亚洲女性。追求成功，三分靠知识，七分靠人情。左手拿电话听筒，右手拨电话号码。笑的时候，嘴巴要张开，不露齿，嘴唇放平，嘴角稍稍上抬。午休的时候，不要平躺在椅子或者桌子上。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都需要指导；有时候这种课感觉就像火星人要伪装成地球人而上的速成班。不过历史的英雄们一成不变，蒋介石和毛泽东引领全军，把希特勒遥遥甩在第三位。希特勒的价值在于口才；纳粹头头是个精彩的演说家。这是礼仪课，不是历史课。 但我也注意到：学生们并没有睡着。她们看上去也没有觉得无聊。两个小时的课，中间没有人离开教室上洗手间；她们怕一离开就漏掉些什么。一直以来，教育这些女孩的老师和课本，本身早已同现代世界脱节。她们背下一大坨食古不化的规则，励志教条和儒家箴言。但她们却懂得只吸取她们需要的东西。很久之后，我才领会到她们早已掌握的核心原则：如果你的言行举止都像比你阶层更高的人，你就会成为那种人。
第一天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穿工作服来上学。
我头一次来学校，和付老师同乘一辆出租车回东莞。这只是他教过的第二节课—第一节课在当天上午。他的教学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付老师是东莞教育思潮的典型：在工作中学习。他当时还在上大四，但已经早早结束课程出来工作了；就像东莞市里的所有人一样，他的生活是快进模式。他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的偶像是个每节课收费一千两百元的台湾管理大师。我很奇怪这些东西如何能跟他的另一个偶像毛泽东相提并论。
我问付老师他来东莞多长时间了。
“今天几号？”
“3月29号。”
“那我来这里22天了。”他说。
出租车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他告诉我一件刚来这个城市看到的事情。十字路口，一辆小轿车闯红灯离去；不远处，付老师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倒在血泊之中。他认为两件事情肯定有关联，而且他应当将这个信息告诉某个人，但他不知道应该告诉谁。“也许，和我一样，这个人在这里没有家人，”关于这个骑摩托车的身亡者，他揣测道。“可能很久以后，他的家人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停在一幢房子前，付老师和另外四位老师一起住在其中的一间公寓。农村来的人很少会说“你好”或者“再见”，即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看起来还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他说了在东莞的人分手时常常互相嘱咐的一句话：“在外面要小心。”
在东莞上学往往环境简陋。教室斑驳又昏暗，深受停电的困扰，脏兮兮的旧电脑，看起来像是考古的出土物。学生们穷，又没上过几天学，甚至他们的老师也要为自己浓浓的乡村口音而抱歉。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像样的学历；许多人，像邓老师一样，拖着一连串失败事业的轨迹。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人。
在中国常规的学校系统里，学生在课堂上不太说话。经常，老师如果不提醒的话，学生们连笔记也不会做。课程内容是政府的某个委员会决定的。老师们鼓动学生彼此间形成竞争，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整个系统围绕考试展开—考入好初中，然后是好高中，最后是好大学，或是任何大学，只要能考进就行。就像科举制度一样，教育系统只奖励了少数人：每年，只有相当于百分之十一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就读。没能进入这条轨道的学生，则被分配到职业学校学习实用劳动技能，比如机械工具操作或修车，但这些课程内容基本上都过时了，以至于学校的功能更像是个围栏把学生关在里面，直到出去工作。
中国在尝试教育机制改革。一些老师已经欣然接受“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为此，一些更有财力、更先进的学校引进了选修课，比如美术和音乐。另外一个目标则是让高等教育更加普及；近几年来，政府大幅度扩大了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但是，为墨守成规的教师和行政人员、政治局限以及历史积淀下对考试分数的痴迷所拖累，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领域之一。
东莞这些商业性的学校属于另一个世界。没有历史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授任何想教的东西。他们毫不掩饰地更注重实践技能；老师使用的材料来自互联网，或他们在工厂或公司的经历。他们不强迫学生对立竞争，也不给他们打分数。既然来的每个学生都是为了改善自己事业的前景，那么班级排名就无关紧要。他们忽视写作—这是传统学术的基石—而强调口才。懂得如何说话将会帮助学生赢得更好的工作，取得更低的报价，或卖出更多的产品。“我们都在做销售这一行，”白领班的老师们反复提醒学生，“我们在销售什么？我们在销售自己。”
老师们来自行业的中层或者下游。邓老师曾在东莞工厂里工作过10年。教口才的端木老师，曾经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销售员，而另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女子，现在教礼仪和化妆。大多数老师都是二十几岁，和他们的学生一样，从其他地方来到东莞，想要飞黄腾达。不像其他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这些老师不会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女孩比我还能干，”端木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后跟我说，“出来在工厂里打工需要很强的自信。”
东莞的教室里绝大多数是女孩；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调查，有四千个工人接受了访问，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曾经上过商业性的培训班，而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女孩本来接受的正规教育就较少，这反映出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会更迫切地想往上爬：家长会催促女儿回家结婚，但是更好的工作会让父母们闭嘴，也会提高她们对婚姻的预期。东莞的性别失衡或许也是一个因素—车间里绝大多数是女孩，学习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种办法。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白领班，意识到我正在目睹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被传统学校系统抛弃的人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这个世界工厂也在塑造着人。没有分数，没有考试，其实一切本该如此。教室外的世界才是考试；生活才是考试。
从衣着颜色开始，白领班的女孩们一路学习如何打手势，如何站立，坐正，交叉双腿，走路，拿文件，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办公室地板上的东西。女性坐下的时候应该只占椅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自然、不做作的姿态使用手势。5月初，付老师用了一整节课讲解吃饭，喝酒，以及赴宴的礼节。在黑板上，他写下吃自助餐的规矩。
1.排队取食。
2.按顺序取食。
3.每次少取，多次取食。
4.每次只取少数几样，避免食物混杂。
5.不要打包回家。
在中国，喝酒占到工作场合应酬的一大部分，尽管无情的灌酒把本是乐趣的事情变成可怕的责任。付老师对酒精消费的指导细致入微又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喝酒就是工作。 碰杯敬酒的次序应该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你必须从最重要或是最年长的人开始，依次往下敬酒。
千万别喝醉。
在中国为了交际，你必须学会如何喝酒，就像男人应该学会抽烟。
如果你对酒精过敏，去宴会之前，得先吃点东西或者吃药。
然后付老师转到西餐礼节。他在黑板上写道：
开胃菜→面包→汤→主食→甜点→水果→热饮
“我从网上查到这些信息，”他说，“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西餐。但是今天我们很荣幸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张记者。”他朝我示意。我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
我告诉全班同学应该在哪道顺序点一杯酒。我解释说有时候你不会既吃开胃菜，又喝汤。我说看起来好像要吃很多，这也是不少美国人超重的原因。学生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
“有人要提问吗？”
付老师举手。“我一直不明白，开胃菜是什么东西？”
我解释说是不同种类的沙拉和海鲜。
付老师再次举手，请我解释使用刀叉的顺序。在黑板上，我画了一个摆桌的示意图。我解释汤匙和甜点匙有何不同，沙拉用的叉子和主食用的叉子如何区别。我描述怎样切割牛排，必须要左手用叉右手拿刀，然后在切好的最后一刻把叉子换到右手。“听起来很复杂吗？”我问全班。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我说，“看看旁边的人，就照着他们做。”
“如果你做错了，”我差一点就说，“也没有关系。”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举止—这是整个课程的核心。随心所欲这种做派，是属于美国人的。那天的课以练习劝酒而告终。“如果你的经理有点醉了，你得接过他的班。”付老师说，严肃的口吻仿佛在说情况紧急之下，需要你迫降一架波音747似的。他又重温了一遍划拳和猜拳的规矩，然后他让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来练习。
学期过了两周，一个女孩来到教室后面我坐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她在课上发言，她介绍自己的时候害羞得脸红。我有种感觉，自己成为了某人自我提升计划的一部分。
她名叫蒋海燕。脸蛋宽而漂亮，表情轻柔，五官线条柔软不分明，染成赭色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她16岁，在伟易达的流水线上工作，因为她的父母没有钱再供她和她哥哥同时上学。“我觉得我和哥哥两个人，打工的话我更容易生存下来，因为他很近视，”我们见面不久后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她跟我说。“所以我骗我爸妈，跟他们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她的哥哥现在上大学，学设计。
她这种儒家自我牺牲行为背后，掩藏着希望成功的强烈企图。通过一个在伟易达工作的表姐，蒋海燕找到在流水线上组装无绳电话的活儿。培训的第三天，老板要找一个自愿在生产部工作的人。蒋海燕不知道生产部是干什么的，但是她大胆地举手，心想这应该比乏味的流水线工作要强一点。在生产部，她对老板谎称她在东莞另一家厂里做过文员。
“你做过多久文员？”老板问。
“一年。”蒋海燕说。
“那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厂里来做普通工人？”老板盘问她。
压力激发了她的口才。“我想在这个行业发展自己。”蒋海燕回答说。老板分配她去检查成品；一个月后，她被调到仓库，用电脑记录工厂材料。她的故事跟我听过的所有出来打工的故事一样：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和说谎，她升职了。
因为当时她才16岁，蒋海燕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在厂里大家都叫我陈华，”她说，“只有我的表姐和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叫蒋海燕。”
“用别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吗？”我问她。
“啊，现在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她说，“在厂里我是陈华。当有人喊蒋海燕，我得想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就是我。”
她的主动性很强。她已经上过一个电脑班，还在宿舍的走廊里锻炼，保持身材。她随身带一本英语短语口袋书，以便在业余时间学习—很高兴认识你。好久没见，久违久违。我们吃完饭告别的时候，她回到宿舍看一本从厂里图书室借来的关于推销的书。她的梦想是在办公室里当一名秘书。
课堂上从来不谈道德这件事。学生们学习办公室的世界如何运转，并运用学到的知识一路说谎，骗到她们本不胜任的工作。如果这种诡计有用—事实也常常如此—事后无法避免的是给以前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我现在该怎么办？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邓老师一起坐出租车去拜访一些学校，他的电话响了。
“你好吗？”他说，“生产力协调吗？好的。比如说一个工厂有三个生产区，每个生产区每个月能造一万台电视机。这就是生产能力。如果其中一个生产区已经满负荷，但还需要赶订单，那么它可以和另一个生产区协调，借用一些生产能力。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挂掉电话之后，他告诉我一个以前的学生刚刚找到工作，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干，也不想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同事。“我有些学生一两年后还在给我打电话要建议。”他说。老师不会直白地告诉学生们不需要诚实；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我和邓老师比较熟之后，问了他这个问题。
“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我说，“女孩们经常被问起她们有没有经验，她们说有，但事实上没有。”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邓老师倒毫不避讳。“是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我们教给她们工厂的细节，这样她们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了。”
“但是她们在说谎。”我说。
“是的。”
“要是她们不想说谎呢？”
“这取决于她们自己，”邓老师说，“但是太老实的人会被社会淘汰。”后来我从他的学生，而不是邓老师那里了解到，智通学校贩卖假文凭。每张文凭外套一个软皮塑料壳，就像一些姑娘随身带的廉价相册一样。一张伪造的大专文凭要花60元，而中专文凭的价格大概是一半。正规教育在东莞不受重视，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么一文不值。 6月初的一个夜晚，陈英穿了一条黄色长裙和一件相配的上衣来到班上。她就是在第一场咨询会上发言的女孩；在此之前她和其他姑娘一样，穿牛仔裤和运动鞋。今天这身行头是在宣告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辞掉了厂里的工作，每周有三天去人才市场，希望找到一份文员或者销售助理的工作。“就像邓老师说的，没有必要紧张，”她告诉我，“事实上，我挺喜欢参加面试的。”之后的一次课，陈英穿得更刻意：半透明的浅黄绿色蕾丝边的纱裙，白色长筒袜，高跟鞋。上课前，我看到另一个班上的女孩走到陈英面前自我介绍。陈英站起来和她握手，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我从没见过打工者这样同陌生人握手、说话，甚至城里人也无法做得如此挥洒自如。中国人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有人不是他们已知世界—家庭、同学或同事—的一员，那么通常的反应就是不去睬他。我北京的朋友们在聚会上简直无可救药—只要他们认识谁，就一直跟谁待在一起，像是一个飞行编队里的飞机，牢牢锁定他们知道的唯一位置。
白领班强迫学生从小团体中挣脱出去。在期中，每个人都必须做一次自我介绍。演讲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我和你们一样。对于一个开讲自己故事的人来说，这有点搞笑，甚至不太真实。但也许只有先确定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一个年轻女孩才能获得离开这个团体的勇气。当陈英那天站起来和陌生人握手，她让我最先想到的，是美国人。
学生们终于解除了对于公开表达的恐惧，开始抢着回答问题。她们主动和老师打招呼，跟我说话。大家喧闹而健谈，彼此都是朋友。但是该要脱离这个群体的时间也快到了。现在女孩们互相打招呼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你去过人才市场了吗？”去过的人讲述她们在那里的经历，就好像刚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游历归来，那里的人们冷酷无情，盘问不休：
她问我，“如果你试着推销给客户，但是那个人拒绝了，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碰到这种事情很正常。”
面试的时候她们问我，“如果三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呢？你会怎么办？”
我说，“我会把所有电话都接起来，看看哪一个最重要，先处理那一个。”
一个身材苗条、剪了男生头发的女孩，描述她在华为科技公司的面试。
我一直都很想在华为工作，所以我去了他们的招聘会。一群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招聘总监指着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她会说，“好吧，你可以走了。”
后来只剩下我和三个男人。那个总监看着我说，“你不合适。你可以走了。”
我想：“这太丢人了！这个总监根本就不认识我。她怎么知道我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走。
然后那个总监问其中一个男人，“跟我说说你最自豪的那一刻。”
他很紧张。他说他还在找工作，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成就。
我轻轻地告诉他，“你可以想一下在学校里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那个总监听到我说话，看着我。
最后三个男人都被淘汰了，只有我剩下来。总监看着我，然后说，“那三个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还在帮他们。为什么？”
我说，“我不觉得他们是我的对手。如果我们被选上了，以后就会成为同事，我们就要互相帮助。”
总监说，“我跟你说你不合适，但是你没走。为什么？”
我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合适。我本来对华为的印象非常好，但是我必须说，我对你今天对待求职者的态度很不满意。无论我会不会成为华为的员工，作为华为的消费者，我很不满意。”
那个女人笑了。她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被录取了。
6月2日一开始上课，教口才的端木老师宣布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好消息。一个学生已经找到工作了。”教室里炸开了锅。一个名叫马晓楠的姑娘找到份差事，担任前台接待员。她是全班第一个踏上新岗位的人，这也提醒大家行动的时候到了。那天的课，和之后所有的课程，都把重点集中在求职上。端木老师谈到怎样向招聘者介绍自己，怎样争取面试机会，如何识别和避免传销。下课的时候，每个女孩都站起来背诵自己的座右铭。
世界上最可悲的，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梦想的人。
因为年轻，所以自信。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自己。
马晓楠再也没来上过课。这是她成功的唯一标志：她消失了。
蒋海燕也想离开。她开始去人才市场练习面试，但是她在伟易达的老板反对她这么做。他很缺人，需要她帮忙。蒋海燕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另一个谎言—她在深圳的表姐说她厂里有个前台空缺要招人—但是老板恳求蒋海燕留下来。
“我想辞职，”她告诉我，“但是这种事不容易谈。”
“你老板是个坏人吗？”我问，“他听起来不像坏人。”
“不，他不是个坏人，”她说，“但是好几个人都走了，所以他很缺人。”
“如果你做了决定，”我说，“你就得告诉他你想走，他应该放你走的。”在我看来，她的左右为难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纠结。她靠说谎得到现在的工作，然后在职业阶梯上一路说谎向上爬；她对诚实与否毫不顾忌。但是现在她的老板让她为离开团队而产生内疚感，对此她看起来无力应对。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同他人保持和谐是为人处世的重点。道德罗盘不见得指向对或错；同周围人的关系才是关键。如果想摆脱这一切，需要耗尽你所有的力量。
一天课后，蒋海燕向礼仪和化妆老师吴晨寻求指导建议。吴老师立刻接过她的问题。“你在哪里工作？”她问。
“在仓库。”
“去过人才市场吗？”
“去过。”
“离开是你的权利。”吴老师说。
“但是他们扣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蒋海燕说。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吴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好了，那就应该走。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就不要那一个月的工资了。追求目标总会经历困难。” 这是个大胆的建议，也的确是白领班力图灌输给学生的东西。但蒋海燕还是没法做到。6月一过到了7月；课程很快就要结束，学生们找到了新工作，班级的规模也随之缩小。蒋海燕买了一张伪造的中专文凭，却不敢在面试的时候拿出来。她和老板的谈判一拖再拖悬而未决；她还考虑上另一个班，这次是学英语。“做人真难！”她说。
你可以说蒋海燕害怕了，她是有一点。但情况看起来比害怕要更复杂一些。她想知道如何跟别人打交道—本质上，是中国的传统行为规范如何去适应现代的打工世界。但这超出了白领班课程设置的范围。
珠三角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励志讲师和管理大师。最高端的市场被台湾来的企业专家占领；一些总裁研讨会限制严格，没有邀请不得入内。提升自我的言辞充斥于普通的商业生活：直销公司，猎头，以及红娘都用励志的语言作为推销的噱头。东莞的书店里整面墙的货架上都是励志图书，有些书店甚至没有其他类型的书。卡耐基系列的书最为热销而且长盛不衰，尽管里面粗心的复制粘贴错误很明显。《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并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高效说话的捷径》。有关中国人创业秘密的书也卖得很好—《温州人赚钱三十六计》—人们对于数字列表的力量总怀有神秘的信仰。《领导者白手起家的七个秘密》。《决定销售成败的五十九个细节》。有些书也对处理男女关系提供意见—《坏女人有人爱》—但商业图书的量远超个人生活主题类的，大约是十比一。自助类图书可能是美国人的发明，但中国人早已将其提纯淬炼，并改头换面，以反映他们自己更狭义的先入之见：成功学。
2005年5月，一个潮湿的夜晚，我路过公寓附近一个步行区的书店。门前有个临时搭建的台子上，一个男人正对一群年轻人演讲，其中绝大多数是衣着搭配不协调的农民工。“我曾想要写一本书，”那个男人说，“我需要等到什么都懂了才开始写吗？不。我边写边学，边学边写。电脑软件能识别所有我写的错别字。编辑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观众发出一阵轻笑声。这个男人中等身高，略有点谢顶，脸像煮过的饺子一样又胖，又白，闪闪发光。跟你想像中的成功学演说家大不一样。
“那么你们想成为企业家，”他继续说，“你在等待一个理想的环境。但是会不会有理想的环境？不会。现在行动，你可以把环境变得理想。你现在知道你需要懂得的一切吗？不！但是你做着做着就会了，而这个学习的过程会非常值得。”
接着，演说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变。“下面我来谈一谈模仿。我认为模仿很重要。大家都在说创新有多重要。但是你必须投入很多时间来创新，风险很高。为什么不把实践证明有用的东西拿来用呢？这就是模仿。”
这个男人名叫丁远峙，不久前他还在高中教物理。他的书《方与圆》，据称卖了600万本。目前丁远峙正在全国巡回，教大家如何像他一样掌控成功之路。
每天你都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让你无法停止奋斗。同样是人，别人去高档的酒家、歌舞厅，而自己只能去低档的……为什么别人能有高级的物质享受，自己只能享受低级的呢？想想这些，不感到屈辱吗？……
街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奔驰车驶过。现在我们不拥有，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不敢向往拥有。
《方与圆》是对美国自助书籍的颠倒。它并不敦促人们去发现自我，超越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承认自己事业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它并不试图改变它的读者。相反，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方与圆》就相当于站在东莞街角一字一句地传授模仿的价值。观众早已经属于你了。
《方与圆》描绘的黑暗世界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职场政治，两面三刀的友情，腐败堕落的交易，以及只看地位威权的老板。在上级面前同事间互相拆台。老板极尽权力之能事贬低他人或收受贿赂。玩世不恭的男人钓到最漂亮的女人。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幸福。诚实永远不是上策。如果政府稍微注意一点，肯定会禁掉这本书—我从未看到有哪本描写中国社会黑暗面的书能如此平静地被作为公认的事实。表面上，《方与圆》写的是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内心方正，外表圆滑—结合正直品质和人际关系的技巧。但是这本书花了70页讲正直，社交技巧的部分则长达两百页，任何人都能看出它的重点在哪里。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复杂得毫无必要。儒家传统强调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他在复杂的等级次序里扮演的角色，看重地位尊卑，克己复礼，毕恭毕敬。中国人在人口密集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千年，已经形成微妙的技巧来表达和感受轻蔑，用婉转的手段施加权力，操纵形势以获取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披着繁文缛节的外衣。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抱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很累。以前我没能领会到底会有多累，直到读到这本书—其中有整整八页写应该怎么笑，还有45页写如何引诱他人卸下防备之心。
握手：一握就松手表示你对别人漠不关心。
送礼：不要养成别人一帮忙就送东西的习惯。
求人：如果事情不大，先求别人帮一个大忙，让他拒绝你。当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等待机会，让对方帮个小忙。
阿谀奉承：记住部门领导和长期客户以及他们的妻子，父母和小孩的生日和重要纪念日。
进一步阿谀奉承：如果有人穿了一身两百块的衣服，你就说，“这身衣服至少要三百块钱吧？”
讨价还价：如果想买便宜的衣服，先问贵的衣服的价格。如果想买贵的衣服，先问便宜衣服的价格。
帮忙：帮了别人的忙，不要收人家送的礼，也不去吃人家请的饭……宁愿别人欠我的人情。
还有更多阿谀奉承：让别人感到他们很重要，这是激起他们热情的有效方法。
摧毁一个人自信的好办法是，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目光要转向一边。让下属办事，自己少露面，以提高你的重要性。洽谈的时候，假装接到客户的电话能让你从供应商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和下属分享公司的财务机密最能赢得他们忠诚。生病的时候去看望病人是建立关系最好的办法。如果一个男人想占哪个女孩子的便宜，就会在她生病的时候趁机讨她的欢心。这一招肯定管用，因为这个时候她很脆弱，最需要安慰。 《方与圆》简直就是对中国宣扬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美德的逐条驳斥。
学术：成绩最好的替人打工；成绩平平的当老板。
谦虚：如果别人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你的谦虚就不是美德，而被当作无能。
家庭：（一个朋友）在深圳大学做临时工，但是他的老婆……催他回家，说“如果你不回家，我们就离婚”。他认为老婆比工作更重要，于是放弃了他的职位，回了家。但老婆还是跟他离婚了。
忠诚：如果你和你最好的朋友相处得特别好，那你们到现在为止都是真朋友。但如果有一单一百万美元的生意，你没有把他踢出局，或者他没有这么对待你，那你们的脑子就有毛病。
诚实：有时候很有必要说点“善意的谎言”。比如，对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说实话会摧垮他的精神。谎言能延长他的生命，让他快乐地度过余生。
书里最冷酷无情的部分说的是男女关系。商场兵法一样能运用到个人问题上来。首先提出一个你的对手能够接受的目标，这既关系到难缠的谈判，也关乎第一次的约会。甩掉女朋友的一个好办法是“彬彬有礼”：忽然之间他对女朋友非常有礼貌。如果她帮他做什么事情，他会道谢。离开的时候说再见。这类过度的礼貌使得一个人显得冷冰冰的，不易接近。这种策略在拒绝朋友求你帮忙的时候也有效。
如果以上招数都不管用，作者建议使用他自己万无一失的绝招来攻破别人的防线：
为了唤醒别人的良心，激发他人的善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哭……用牙咬住下嘴唇，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同时目光直视前方。下一次如果受了委屈，摆好这个姿势，我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
写这本肆无忌惮操纵他人心理手册的作者，身穿短袖衬衫和卡其裤，光着脚在他深圳的公寓里开门迎接客人。近看，他比照片更老，更忧伤，法令纹很深。他领我进了一间很时髦的单身公寓—深色木地板，白色粗毛地毯，灰绿色曲线组合沙发—然后给我倒了一杯百事可乐，小心地放在玻璃茶几上。
丁远峙原本是湖北省的一个高中物理老师，1987年他来到深圳，找到一份教职—自然，也是通过耍花招得来的。他打听到他想去工作的那所学校的校长是个《红楼梦》迷。一天晚上，丁远峙到校长家中拜访。他没有明说他的目的；不过，正如他在《方与圆》中所写道的，他设法吸引校长和他长谈这本小说。
我们聊得越久越热络，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校长忽然抬头看了一下，才意识到已经过了10点。他仿佛如梦初醒，问我，“哎，你来找我做什么的？”
刚刚聊了几个小时，我已经赢得了校长的青睐，所以我谈了一下想到深圳来工作的愿望，校长自然找不到拒绝我的理由，答应我可以来学校教书……
我调来深圳的过程中打败了许多对手。没有花一分钱。
不久后，丁远峙和一个朋友决定开一个公关公司。这也是一个经过算计后的行动。“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公关公司，这很容易，”丁远峙告诉我，“我们料想工商局不知道公关公司是什么，所以拿到批文会更容易一些。”问题是丁远峙和他的朋友也不太了解公关公司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组织了一场发布会，但是再也没有办法招揽来新生意。然后他们决定给总裁们开办公共关系培训课，丁远峙发现他在这方面很开窍。他开始看卡耐基的书，并开始在电视上露面。
1996年《方与圆》的出版也同样离经叛道。丁远峙没有签署合法的出版合同；他从一家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自己印刷自己推销。周末的时候，他跑到深圳大大小小的书店，在店门外拉起横幅，架起桌子，举行签名售书。《方与圆》语言通俗，初中水平就能读，所以连工厂的打工族都能看懂。“农民工的内心需要安慰，”丁远峙说，“他们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就是安慰剂。”
我问他如何看待在中国销售的其他成功学书籍。他一本都没有读过。“中国所有的这些书都是借鉴国外的想法，”他说，“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原创的思想。”
当我问及他下一个计划的时候，丁远峙离开了房间，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本麦克·波特的《竞争优势》中文版。他的下一本书，他直白地说，将会反复利用这本书的观点，文字仍然是通俗的中学水平。“我的书基本上会把波特的概念弄成通俗易懂的样子，”他说。“深圳有很多老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他们渴望学习。”这就是模仿。
同丁远峙的会面让人失望。他没有一丁点成功学老师的资质，甚至连一个精彩的演讲师都算不上，也没有引人注目的观点；他的公关事业没有起色。没有一个见过他的人会把他勾引年轻女性的建议当回事儿。但是丁远峙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开了一家公司。他去演讲。他写了一本如何成功的书。行动是唯一让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写到，成功和失败的区别不在于人们想法的优劣，或者能力的高下，而在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的决断以及是否敢于行动。陈英冒着失业的风险去寻新工作，而蒋海燕不敢。最终，那是她们之间唯一重要的区别。
2005年7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第二期学员毕业。为了举办毕业典礼，教室里的桌椅被摆成一个正方形，中间空出来留给演讲和表演的人。每一溜桌子上都热闹地撒了一把花生，果冻糖，饼干和装了温水的一次性塑料杯。老师们身着正装衬衣，黑色长裤，打领带。大约有50个学生参加，有刚毕业的，上一期毕业的，以及注册新学期开班的学生。刘校长，也是毕业典礼的主持人，伴随着掌声正式地一一介绍各位老师。杨老师唱了一首《二十年后再相会》。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那时的天噢那时的地
那时祖国一定更美
那时的山噢那时的水
那时祖国一定很美
那时的春噢那时的秋
那时硕果令人心醉
“我想如果我们二十年后再相会，”刘校长说，“你们会成为百万富翁和大老板。”他念出所有毕业生的名字—大约有半个班—就是这些找了新工作而没法参加今晚典礼的人。陈英也在名单上。她在一家五金厂找到了文员的工作。“我们希望她们工作顺利。”几位毕业生致辞。 10年来，这是我最骄傲的一刻，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现在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这个工作很辛苦，我每天都在外面。我学到很多。
我的名字叫叶芳芳，我希望你们都会记住我。你们把我从一个胆怯的人变成了一个自信的人。我学会了如何介绍自己。那就是方与圆的结合。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典礼进行到一半，停电了，一些学生在教室穿梭来去，点燃蜡烛。蒋海燕穿一条长裙，透明长袜，一双高跟鞋，用她的表演和翩翩风度倾倒整个教室，真让我感到意外。在《掌声响起来》的歌声中，毕业生绕着点燃蜡烛的教室和他们的老师一一握手，神情严肃地互表谢意。刘校长宣布第三期白领班一周后开课。
只有四个找到工作的学员专程回来参加毕业典礼。这就是学校成就的衡量标准：这么多女孩分布在珠三角各处，并缺席今天的典礼，她们今天不能来，是因为她们已经向前迈进了。老师们也同样向前迈进。付老师大学毕业，从白领班辞职，跟随女朋友一起去了上海。端木老师升职了，肩负更多的管理职责。
接下来的一年，我在智通学校认识的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重大转变。陈英会跳槽去一家生产透明胶的工厂做销售，然后又跳去一家做空调的工厂，在那里她被任命负责采购和生产，管理手下20个工人。一年后我和她一起吃饭，她焕然一新；她谈吐宜人，背一个时髦的长条形手袋，坐在摆着古董木桌的餐厅里自信满满地点菜。她一个月挣一千六百块钱，有三个男人同时追她，都是经理。她还和一个朋友打了赌，看谁先买车。“如果你想要我回到过去那样子，”她告诉我，“我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蒋海燕会回家，短暂出来一段时间找工作，然后又回去帮家里经营一家食品和文具商店。她的父母不想让她在东莞生活，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安全。蒋海燕囿于家庭责任的大网，不愿意和父母发生正面冲突。“我不想让我的家人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不然大家都不会好过。”我给她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
邓老师会切断他和智通学校的联系，去追求更赚钱的工作，给总裁们上管理课，一节课五千块钱。“我42岁了，”他说，“我得考虑老了之后怎么照顾自己。”一天课后的晚上，他把手提箱落在了出租车上，里面有他的手机，他以前所有的学生从此和他失去了联系。
当毕业典礼接近尾声，教室里恢复了供电，学生们唱了最后一首歌，《朋友》。音乐声阵阵响起，邓老师向学生们发名片，刘校长给学生们颁发证书，封面包红绸子的小本子。里面通常写有学校名字的空格处，印着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的名字和商标。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正遭受不幸，
请你告诉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
请你离开我，离开我。
如果说国民教育课程无关紧要，那么商业性的学校在东莞则是茁壮成长。夜晚和周末，灯光昏暗的教室里挤满了身穿工厂制服的青少年。英语和电脑课最热门，还有一些制造业经济特有的课程。一些重点讲述如何制作塑料模具；还有的讨论注塑成型法的话题。这些课并不传授全面的知识—通常它们只提供给缺乏教育素养的学生一些找工作的皮毛。这就是东莞教育的关键：无论你需要什么，总能事后再学。
你还不懂所有该懂的，老师一遍又一遍提醒学生。在工作中学习。
一个外来女工告诉我，她在塑人管理咨询顾问公司开办的学校学习。塑人这个名字刻在我脑海里—意思是“将人塑形”。这些课程教流水线工人在办公室环境里如何言行举止；毕业生找的是秘书、文员和销售助理这一类的工作。“四个月内，我们提高了她们的素质，”学校的一个高管，黄安国，在我采访他的时候这么说。“我们是唯一做这种培训的学校。”680元的学费—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四本软面教材。黄安国把课本递给我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情愿。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黄安国告诉我，这些课程太具有开创性，以至老师们都没法找到合适的教材，所以他们自己编写了课本。他邀请我旁听一节课。我告诉他我有兴趣。
你必须抓住机会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一步。
第二天我去拜访另外一所学校，由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经营。这所学校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同样以想要上升到办公界的打工族为主要对象。“我们为这部分人群设计了自己的教材。”培训部的经理刘利军告诉我。然后他拿了一套教材给我看。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我并没有告诉刘利军，我才去过一家跟他竞争的学校，两家的商业计划完全一样。我也没有暗示，谁剽窃了谁的课程；更有可能是两个学校都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简单谢过刘利军的课本，并接受了他的邀请，旁听一个学期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课。
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不要轻易指出他们的错误。
我十五岁就出去了。一开始在家附近的城市跑业务。然后我来到东莞，做一名普通工人，然后在石碣雅新电视机厂当助理。
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你必须发展自己。要跳出工厂，你必须学习。
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想做一个平凡过日子的普通员工。想等公司提拔你，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演讲者名叫田佩燕。她17岁，穿一件蓝色外套，系一条红色条纹领带，仿佛刚从贵族寄宿学校的画册里走出来。她说话的时候，瘦瘦的脸蛋泛起绯红，能听到她的呼吸伴随着句子的节奏一顿一顿，好像在赛跑。虽然由一个青少年来警告听众衰老的严重性，显得有些奇怪，但田佩燕本人却很有说服力：她原先是智通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学校的教育顾问了。
另一位演讲者，陈英，在制造无绳电话的伟易达公司做流水线工人。她宽脸，厚嘴唇；20岁了，迫不及待地盼望能提高自己。厂里的人有时候会跟她说，“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普通员工。”
我和你们一样，中学毕业。我在流水线上做得麻木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一天，我问一个朋友：“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工作得这么苦？”我的朋友没法回答。
我去翻书，书里也没有答案。我想，“如果你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生活会有意义吗？没有。”
所以我开始上这个培训班。一个月里我学到很多。以前在别人面前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又害羞又害怕。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
我想你们都想学到我学会的那些。离开流水线。别再让人家看不起你们。别让人家说：“你只是个低下的工人”。我们必须抬起头说，“我们也能成功。”
2005年一个温暖的春夜，工人们过完春节回到东莞，智通学校开始为白领班招募学生。老师们在全市要开班的各个地点举办免费宣讲会，一连好几个晚上：每次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有可能加入的学生一次又一次来听宣讲会，纠结着到底要不要报名。
近期的毕业生站着讲述她们如何离开车间，把她们的转型故事弄得像是宗教重生的布道会。流水线上的生活让她们变得无知而麻木—麻木，这话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真吓人。她们发现了白领班，这个班也让她们发现了自己。我一度迷失方向但是现在找到了路。我现在做文员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每个成功的见证都暗藏着警告：马上改变，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们有许多学生三个月课程还没上满，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投资回报是一比五百。
如果这两三年不努力，你会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你开始成家，你的爱人或许也是个普通工人。你们俩加起来一个月只能挣一千块钱。但如果你升职了，你的对象可能是个经理。你的整个世界都会不一样。
这个班的负责人叫邓顺章。40岁，来珠三角前他在湖南老家经历过曲折的职业道路，包括在高中教书，在当地政府工作，在报社拉广告，开店卖音乐磁带。在东莞他管理过各种工厂—做玩具的，鞋底的，假圣诞树的，圣诞老人模型的—但他看起来不像个典型的工厂老板。他胡桃色的窄脸上，有一双乌黑温厚的眼睛；他言语谨慎，有着京剧演员般精准的姿态，从来不拔高嗓门。无论天气怎样，他总是穿整套西装，配毛背心，打领带。 邓老师是许多外来民工在东莞遇到的第一位善良的成年人，宣讲会上，她们向他提出的问题都是心中藏了很久的秘密：老板性骚扰你该怎么办？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你吼哭了，是不是证明你是个软弱的人？邓老师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把推销课程的任务留给那些在流水线上干过的手下去处理。
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离开流水线。
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和你们一样。
有两百多个姑娘报名上春季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每个学生预付780元学费—比许多人的月薪还要多。接下来的三个月，她们一个星期上三个晚上的课。这时间足够让她们改头换面。
培训班设在伟易达无绳电话厂街对面一个写字楼的六层；学校的一楼是一家手机店。伟易达和附近做DVD播放器的先锋工厂一共有一万六千名工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学生群体，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东莞其他的一切相同，教育也要配合制造生产的需求。培训班安排在夜里8点半到10点半上课，这样就不会和晚上加班的时间冲突。如果某个工厂晚点下班，老师会给这些学生补课。
打工者在流水线上工作10小时后，夜晚还要去学校。工厂周围的街道上摆满了各种摊子，卖油炸小吃，果汁，发饰，以及罩杯有葡萄柚那么大的带衬垫的胸罩。摊子上挂满了光秃秃的灯泡，在潮湿的夜晚透出硬生生的白炽光，好像日落后游园会摊贩中间杂乱的过道。姑娘们拼命挤过总是灯光炫目水泄不通的手机店，再闯过一个巨大广告牌，画面上三个比基尼女郎在海滩上。每个女郎都头戴冠冕，怀抱手机，嘲弄着那些姑娘们求而未得的东西：性感，魅力，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
教室里摆放着低矮的金属板凳和儿童型的课桌，学生们两两坐在一起。教室后面的墙壁被大幅的白领班广告占据，上面是一名穿着暴露迷你裙的秘书，顶上是一句广告语：培训提高竞争力。即便是教室里仅有的一个蹲厕，里面水龙头还漏水不断滴到地板上，也有一条文明提示：为避免尴尬，请锁上身后的门。
每个班一开始都由校长刘鲜元讲话动员，他涨红着脸，像电视购物广告里的销售员。今天刚开学，他扫视全班25个女生一遍，然后说：“我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穿工作服来上课。”
“但我们是直接从厂里过来的。”一个学生反驳道。
“我要你们尽力做到，不要找借口。好吗？”
那天的课程是“提高礼仪造诣，展现性格魅力”。任课的付老师是个年轻人，一本正经，穿着白色的正装衬衫，黑色西裤，打领带—这是学校规定的。接下来的三个月，学生还需要掌握许多别的规矩，但付老师用一个故事开始了这门课。
“你的梦想是什么？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位。”
一个女孩站起来。“从我出来之后……”她的音量逐渐变弱，左右张望着，突然被点名吓得她僵住了。
“站好了，”付老师告诉她，“要有自信。”
她站直了一点，又弯了下去，开始，停下，然后终于一口气说完，“自打我出来，我想要做销售助理。”
全班鼓掌。女孩坐下。
“好，”老师说，“我来告诉你们我曾经有过的梦想。”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历史。我想要成为历史书里的人物，想为祖国做巨大的贡献。
当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这并不实际。于是我决定，要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三军。但我觉得也许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一个农村出来的人，想到天安门上检阅部队，这并不实际。我会把这个梦想留给后人。
后来我决定，要把全家从农村带进城；在城里养育我的小孩，让他们进一步发展。当你提升了自己，就能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
我相信你们是为了同一个原因来到东莞。我们身上的担子是一样的。我们都想把家从农村搬到城里来，为家里做贡献。是不是？
如果你走出农村，你就提升了全家的层次。你的父母也会因为你的成就变得不一样。
自从我来到东莞，我经历过很多挫折。很多次我都想回家。但是你必须坚持。如果你回去了，结果就跟从没出来过是一样的。
他转向身后的黑板，写下：如何塑造良好的礼仪形象：衣着。
“衣着的颜色非常重要。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当穿着不同颜色的时候，别人会认为你的性格是怎样的。请记下来。”
红色代表热情。 橙色代表兴奋。
黄色代表活泼。 紫色代表神秘。
绿色代表清新。 黑色代表冷静。
白色代表纯洁。 蓝色代表得体。
第一天，付老师涉足了很广泛的领域。他给了一些小贴士，告诉大家如何建立信心。练习大胆地表达自己：“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他从历史中找到精神激励：“我的偶像是毛泽东。蒋介石让黄河堤溃决以阻碍日军—这就是果敢的决策。”阻挡日军的洪水也淹没了几十万的中国农民，但付老师并没有提起这个事实。教的是礼仪，不是历史。
9点一刻，他打断了自己的讲课，唱了几个小节的流行歌曲。教训：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乐在其中，就要表达出来。九点半，一个学生举手回答问题，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敢主动举手。10点一刻，这堂课提早几分钟结束，刘校长回到教室做最后一段励志演说。“告诉自己，你们要和白领班融为一体，”他对学生说：“你们和街上其他的那些人不一样。”
这是我见过的最诡异而混乱的观点，它把个体的重要和僵化的新潮思维结合在一起：紫色代表神秘。这启示很现代—表达自己，要自信—但随之而来的又不忘传统的训示—你会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连历史也在东莞的教室里被牵强地带上了一笔。能指望一个17岁的打工女孩，从蒋介石淹没日军、淹死几十万同胞这事里学到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的规则很快聚积起来。倒茶的时候，茶杯要七分满。紫色的眼影适合所有的亚洲女性。追求成功，三分靠知识，七分靠人情。左手拿电话听筒，右手拨电话号码。笑的时候，嘴巴要张开，不露齿，嘴唇放平，嘴角稍稍上抬。午休的时候，不要平躺在椅子或者桌子上。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都需要指导；有时候这种课感觉就像火星人要伪装成地球人而上的速成班。不过历史的英雄们一成不变，蒋介石和毛泽东引领全军，把希特勒遥遥甩在第三位。希特勒的价值在于口才；纳粹头头是个精彩的演说家。这是礼仪课，不是历史课。 但我也注意到：学生们并没有睡着。她们看上去也没有觉得无聊。两个小时的课，中间没有人离开教室上洗手间；她们怕一离开就漏掉些什么。一直以来，教育这些女孩的老师和课本，本身早已同现代世界脱节。她们背下一大坨食古不化的规则，励志教条和儒家箴言。但她们却懂得只吸取她们需要的东西。很久之后，我才领会到她们早已掌握的核心原则：如果你的言行举止都像比你阶层更高的人，你就会成为那种人。
第一天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穿工作服来上学。
我头一次来学校，和付老师同乘一辆出租车回东莞。这只是他教过的第二节课—第一节课在当天上午。他的教学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付老师是东莞教育思潮的典型：在工作中学习。他当时还在上大四，但已经早早结束课程出来工作了；就像东莞市里的所有人一样，他的生活是快进模式。他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的偶像是个每节课收费一千两百元的台湾管理大师。我很奇怪这些东西如何能跟他的另一个偶像毛泽东相提并论。
我问付老师他来东莞多长时间了。
“今天几号？”
“3月29号。”
“那我来这里22天了。”他说。
出租车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他告诉我一件刚来这个城市看到的事情。十字路口，一辆小轿车闯红灯离去；不远处，付老师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倒在血泊之中。他认为两件事情肯定有关联，而且他应当将这个信息告诉某个人，但他不知道应该告诉谁。“也许，和我一样，这个人在这里没有家人，”关于这个骑摩托车的身亡者，他揣测道。“可能很久以后，他的家人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停在一幢房子前，付老师和另外四位老师一起住在其中的一间公寓。农村来的人很少会说“你好”或者“再见”，即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看起来还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他说了在东莞的人分手时常常互相嘱咐的一句话：“在外面要小心。”
在东莞上学往往环境简陋。教室斑驳又昏暗，深受停电的困扰，脏兮兮的旧电脑，看起来像是考古的出土物。学生们穷，又没上过几天学，甚至他们的老师也要为自己浓浓的乡村口音而抱歉。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像样的学历；许多人，像邓老师一样，拖着一连串失败事业的轨迹。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人。
在中国常规的学校系统里，学生在课堂上不太说话。经常，老师如果不提醒的话，学生们连笔记也不会做。课程内容是政府的某个委员会决定的。老师们鼓动学生彼此间形成竞争，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整个系统围绕考试展开—考入好初中，然后是好高中，最后是好大学，或是任何大学，只要能考进就行。就像科举制度一样，教育系统只奖励了少数人：每年，只有相当于百分之十一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就读。没能进入这条轨道的学生，则被分配到职业学校学习实用劳动技能，比如机械工具操作或修车，但这些课程内容基本上都过时了，以至于学校的功能更像是个围栏把学生关在里面，直到出去工作。
中国在尝试教育机制改革。一些老师已经欣然接受“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为此，一些更有财力、更先进的学校引进了选修课，比如美术和音乐。另外一个目标则是让高等教育更加普及；近几年来，政府大幅度扩大了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但是，为墨守成规的教师和行政人员、政治局限以及历史积淀下对考试分数的痴迷所拖累，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领域之一。
东莞这些商业性的学校属于另一个世界。没有历史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授任何想教的东西。他们毫不掩饰地更注重实践技能；老师使用的材料来自互联网，或他们在工厂或公司的经历。他们不强迫学生对立竞争，也不给他们打分数。既然来的每个学生都是为了改善自己事业的前景，那么班级排名就无关紧要。他们忽视写作—这是传统学术的基石—而强调口才。懂得如何说话将会帮助学生赢得更好的工作，取得更低的报价，或卖出更多的产品。“我们都在做销售这一行，”白领班的老师们反复提醒学生，“我们在销售什么？我们在销售自己。”
老师们来自行业的中层或者下游。邓老师曾在东莞工厂里工作过10年。教口才的端木老师，曾经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销售员，而另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女子，现在教礼仪和化妆。大多数老师都是二十几岁，和他们的学生一样，从其他地方来到东莞，想要飞黄腾达。不像其他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这些老师不会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女孩比我还能干，”端木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后跟我说，“出来在工厂里打工需要很强的自信。”
东莞的教室里绝大多数是女孩；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调查，有四千个工人接受了访问，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曾经上过商业性的培训班，而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女孩本来接受的正规教育就较少，这反映出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会更迫切地想往上爬：家长会催促女儿回家结婚，但是更好的工作会让父母们闭嘴，也会提高她们对婚姻的预期。东莞的性别失衡或许也是一个因素—车间里绝大多数是女孩，学习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种办法。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白领班，意识到我正在目睹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被传统学校系统抛弃的人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这个世界工厂也在塑造着人。没有分数，没有考试，其实一切本该如此。教室外的世界才是考试；生活才是考试。
从衣着颜色开始，白领班的女孩们一路学习如何打手势，如何站立，坐正，交叉双腿，走路，拿文件，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办公室地板上的东西。女性坐下的时候应该只占椅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自然、不做作的姿态使用手势。5月初，付老师用了一整节课讲解吃饭，喝酒，以及赴宴的礼节。在黑板上，他写下吃自助餐的规矩。
1.排队取食。
2.按顺序取食。
3.每次少取，多次取食。
4.每次只取少数几样，避免食物混杂。
5.不要打包回家。
在中国，喝酒占到工作场合应酬的一大部分，尽管无情的灌酒把本是乐趣的事情变成可怕的责任。付老师对酒精消费的指导细致入微又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喝酒就是工作。 碰杯敬酒的次序应该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你必须从最重要或是最年长的人开始，依次往下敬酒。
千万别喝醉。
在中国为了交际，你必须学会如何喝酒，就像男人应该学会抽烟。
如果你对酒精过敏，去宴会之前，得先吃点东西或者吃药。
然后付老师转到西餐礼节。他在黑板上写道：
开胃菜→面包→汤→主食→甜点→水果→热饮
“我从网上查到这些信息，”他说，“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西餐。但是今天我们很荣幸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张记者。”他朝我示意。我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
我告诉全班同学应该在哪道顺序点一杯酒。我解释说有时候你不会既吃开胃菜，又喝汤。我说看起来好像要吃很多，这也是不少美国人超重的原因。学生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
“有人要提问吗？”
付老师举手。“我一直不明白，开胃菜是什么东西？”
我解释说是不同种类的沙拉和海鲜。
付老师再次举手，请我解释使用刀叉的顺序。在黑板上，我画了一个摆桌的示意图。我解释汤匙和甜点匙有何不同，沙拉用的叉子和主食用的叉子如何区别。我描述怎样切割牛排，必须要左手用叉右手拿刀，然后在切好的最后一刻把叉子换到右手。“听起来很复杂吗？”我问全班。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我说，“看看旁边的人，就照着他们做。”
“如果你做错了，”我差一点就说，“也没有关系。”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举止—这是整个课程的核心。随心所欲这种做派，是属于美国人的。那天的课以练习劝酒而告终。“如果你的经理有点醉了，你得接过他的班。”付老师说，严肃的口吻仿佛在说情况紧急之下，需要你迫降一架波音747似的。他又重温了一遍划拳和猜拳的规矩，然后他让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来练习。
学期过了两周，一个女孩来到教室后面我坐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她在课上发言，她介绍自己的时候害羞得脸红。我有种感觉，自己成为了某人自我提升计划的一部分。
她名叫蒋海燕。脸蛋宽而漂亮，表情轻柔，五官线条柔软不分明，染成赭色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她16岁，在伟易达的流水线上工作，因为她的父母没有钱再供她和她哥哥同时上学。“我觉得我和哥哥两个人，打工的话我更容易生存下来，因为他很近视，”我们见面不久后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她跟我说。“所以我骗我爸妈，跟他们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她的哥哥现在上大学，学设计。
她这种儒家自我牺牲行为背后，掩藏着希望成功的强烈企图。通过一个在伟易达工作的表姐，蒋海燕找到在流水线上组装无绳电话的活儿。培训的第三天，老板要找一个自愿在生产部工作的人。蒋海燕不知道生产部是干什么的，但是她大胆地举手，心想这应该比乏味的流水线工作要强一点。在生产部，她对老板谎称她在东莞另一家厂里做过文员。
“你做过多久文员？”老板问。
“一年。”蒋海燕说。
“那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厂里来做普通工人？”老板盘问她。
压力激发了她的口才。“我想在这个行业发展自己。”蒋海燕回答说。老板分配她去检查成品；一个月后，她被调到仓库，用电脑记录工厂材料。她的故事跟我听过的所有出来打工的故事一样：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和说谎，她升职了。
因为当时她才16岁，蒋海燕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在厂里大家都叫我陈华，”她说，“只有我的表姐和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叫蒋海燕。”
“用别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吗？”我问她。
“啊，现在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她说，“在厂里我是陈华。当有人喊蒋海燕，我得想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就是我。”
她的主动性很强。她已经上过一个电脑班，还在宿舍的走廊里锻炼，保持身材。她随身带一本英语短语口袋书，以便在业余时间学习—很高兴认识你。好久没见，久违久违。我们吃完饭告别的时候，她回到宿舍看一本从厂里图书室借来的关于推销的书。她的梦想是在办公室里当一名秘书。
课堂上从来不谈道德这件事。学生们学习办公室的世界如何运转，并运用学到的知识一路说谎，骗到她们本不胜任的工作。如果这种诡计有用—事实也常常如此—事后无法避免的是给以前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我现在该怎么办？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邓老师一起坐出租车去拜访一些学校，他的电话响了。
“你好吗？”他说，“生产力协调吗？好的。比如说一个工厂有三个生产区，每个生产区每个月能造一万台电视机。这就是生产能力。如果其中一个生产区已经满负荷，但还需要赶订单，那么它可以和另一个生产区协调，借用一些生产能力。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挂掉电话之后，他告诉我一个以前的学生刚刚找到工作，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干，也不想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同事。“我有些学生一两年后还在给我打电话要建议。”他说。老师不会直白地告诉学生们不需要诚实；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我和邓老师比较熟之后，问了他这个问题。
“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我说，“女孩们经常被问起她们有没有经验，她们说有，但事实上没有。”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邓老师倒毫不避讳。“是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我们教给她们工厂的细节，这样她们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了。”
“但是她们在说谎。”我说。
“是的。”
“要是她们不想说谎呢？”
“这取决于她们自己，”邓老师说，“但是太老实的人会被社会淘汰。”后来我从他的学生，而不是邓老师那里了解到，智通学校贩卖假文凭。每张文凭外套一个软皮塑料壳，就像一些姑娘随身带的廉价相册一样。一张伪造的大专文凭要花60元，而中专文凭的价格大概是一半。正规教育在东莞不受重视，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么一文不值。 6月初的一个夜晚，陈英穿了一条黄色长裙和一件相配的上衣来到班上。她就是在第一场咨询会上发言的女孩；在此之前她和其他姑娘一样，穿牛仔裤和运动鞋。今天这身行头是在宣告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辞掉了厂里的工作，每周有三天去人才市场，希望找到一份文员或者销售助理的工作。“就像邓老师说的，没有必要紧张，”她告诉我，“事实上，我挺喜欢参加面试的。”之后的一次课，陈英穿得更刻意：半透明的浅黄绿色蕾丝边的纱裙，白色长筒袜，高跟鞋。上课前，我看到另一个班上的女孩走到陈英面前自我介绍。陈英站起来和她握手，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我从没见过打工者这样同陌生人握手、说话，甚至城里人也无法做得如此挥洒自如。中国人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有人不是他们已知世界—家庭、同学或同事—的一员，那么通常的反应就是不去睬他。我北京的朋友们在聚会上简直无可救药—只要他们认识谁，就一直跟谁待在一起，像是一个飞行编队里的飞机，牢牢锁定他们知道的唯一位置。
白领班强迫学生从小团体中挣脱出去。在期中，每个人都必须做一次自我介绍。演讲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我和你们一样。对于一个开讲自己故事的人来说，这有点搞笑，甚至不太真实。但也许只有先确定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一个年轻女孩才能获得离开这个团体的勇气。当陈英那天站起来和陌生人握手，她让我最先想到的，是美国人。
学生们终于解除了对于公开表达的恐惧，开始抢着回答问题。她们主动和老师打招呼，跟我说话。大家喧闹而健谈，彼此都是朋友。但是该要脱离这个群体的时间也快到了。现在女孩们互相打招呼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你去过人才市场了吗？”去过的人讲述她们在那里的经历，就好像刚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游历归来，那里的人们冷酷无情，盘问不休：
她问我，“如果你试着推销给客户，但是那个人拒绝了，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碰到这种事情很正常。”
面试的时候她们问我，“如果三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呢？你会怎么办？”
我说，“我会把所有电话都接起来，看看哪一个最重要，先处理那一个。”
一个身材苗条、剪了男生头发的女孩，描述她在华为科技公司的面试。
我一直都很想在华为工作，所以我去了他们的招聘会。一群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招聘总监指着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她会说，“好吧，你可以走了。”
后来只剩下我和三个男人。那个总监看着我说，“你不合适。你可以走了。”
我想：“这太丢人了！这个总监根本就不认识我。她怎么知道我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走。
然后那个总监问其中一个男人，“跟我说说你最自豪的那一刻。”
他很紧张。他说他还在找工作，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成就。
我轻轻地告诉他，“你可以想一下在学校里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那个总监听到我说话，看着我。
最后三个男人都被淘汰了，只有我剩下来。总监看着我，然后说，“那三个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还在帮他们。为什么？”
我说，“我不觉得他们是我的对手。如果我们被选上了，以后就会成为同事，我们就要互相帮助。”
总监说，“我跟你说你不合适，但是你没走。为什么？”
我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合适。我本来对华为的印象非常好，但是我必须说，我对你今天对待求职者的态度很不满意。无论我会不会成为华为的员工，作为华为的消费者，我很不满意。”
那个女人笑了。她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被录取了。
6月2日一开始上课，教口才的端木老师宣布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好消息。一个学生已经找到工作了。”教室里炸开了锅。一个名叫马晓楠的姑娘找到份差事，担任前台接待员。她是全班第一个踏上新岗位的人，这也提醒大家行动的时候到了。那天的课，和之后所有的课程，都把重点集中在求职上。端木老师谈到怎样向招聘者介绍自己，怎样争取面试机会，如何识别和避免传销。下课的时候，每个女孩都站起来背诵自己的座右铭。
世界上最可悲的，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梦想的人。
因为年轻，所以自信。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自己。
马晓楠再也没来上过课。这是她成功的唯一标志：她消失了。
蒋海燕也想离开。她开始去人才市场练习面试，但是她在伟易达的老板反对她这么做。他很缺人，需要她帮忙。蒋海燕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另一个谎言—她在深圳的表姐说她厂里有个前台空缺要招人—但是老板恳求蒋海燕留下来。
“我想辞职，”她告诉我，“但是这种事不容易谈。”
“你老板是个坏人吗？”我问，“他听起来不像坏人。”
“不，他不是个坏人，”她说，“但是好几个人都走了，所以他很缺人。”
“如果你做了决定，”我说，“你就得告诉他你想走，他应该放你走的。”在我看来，她的左右为难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纠结。她靠说谎得到现在的工作，然后在职业阶梯上一路说谎向上爬；她对诚实与否毫不顾忌。但是现在她的老板让她为离开团队而产生内疚感，对此她看起来无力应对。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同他人保持和谐是为人处世的重点。道德罗盘不见得指向对或错；同周围人的关系才是关键。如果想摆脱这一切，需要耗尽你所有的力量。
一天课后，蒋海燕向礼仪和化妆老师吴晨寻求指导建议。吴老师立刻接过她的问题。“你在哪里工作？”她问。
“在仓库。”
“去过人才市场吗？”
“去过。”
“离开是你的权利。”吴老师说。
“但是他们扣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蒋海燕说。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吴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好了，那就应该走。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就不要那一个月的工资了。追求目标总会经历困难。” 这是个大胆的建议，也的确是白领班力图灌输给学生的东西。但蒋海燕还是没法做到。6月一过到了7月；课程很快就要结束，学生们找到了新工作，班级的规模也随之缩小。蒋海燕买了一张伪造的中专文凭，却不敢在面试的时候拿出来。她和老板的谈判一拖再拖悬而未决；她还考虑上另一个班，这次是学英语。“做人真难！”她说。
你可以说蒋海燕害怕了，她是有一点。但情况看起来比害怕要更复杂一些。她想知道如何跟别人打交道—本质上，是中国的传统行为规范如何去适应现代的打工世界。但这超出了白领班课程设置的范围。
珠三角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励志讲师和管理大师。最高端的市场被台湾来的企业专家占领；一些总裁研讨会限制严格，没有邀请不得入内。提升自我的言辞充斥于普通的商业生活：直销公司，猎头，以及红娘都用励志的语言作为推销的噱头。东莞的书店里整面墙的货架上都是励志图书，有些书店甚至没有其他类型的书。卡耐基系列的书最为热销而且长盛不衰，尽管里面粗心的复制粘贴错误很明显。《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并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高效说话的捷径》。有关中国人创业秘密的书也卖得很好—《温州人赚钱三十六计》—人们对于数字列表的力量总怀有神秘的信仰。《领导者白手起家的七个秘密》。《决定销售成败的五十九个细节》。有些书也对处理男女关系提供意见—《坏女人有人爱》—但商业图书的量远超个人生活主题类的，大约是十比一。自助类图书可能是美国人的发明，但中国人早已将其提纯淬炼，并改头换面，以反映他们自己更狭义的先入之见：成功学。
2005年5月，一个潮湿的夜晚，我路过公寓附近一个步行区的书店。门前有个临时搭建的台子上，一个男人正对一群年轻人演讲，其中绝大多数是衣着搭配不协调的农民工。“我曾想要写一本书，”那个男人说，“我需要等到什么都懂了才开始写吗？不。我边写边学，边学边写。电脑软件能识别所有我写的错别字。编辑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观众发出一阵轻笑声。这个男人中等身高，略有点谢顶，脸像煮过的饺子一样又胖，又白，闪闪发光。跟你想像中的成功学演说家大不一样。
“那么你们想成为企业家，”他继续说，“你在等待一个理想的环境。但是会不会有理想的环境？不会。现在行动，你可以把环境变得理想。你现在知道你需要懂得的一切吗？不！但是你做着做着就会了，而这个学习的过程会非常值得。”
接着，演说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变。“下面我来谈一谈模仿。我认为模仿很重要。大家都在说创新有多重要。但是你必须投入很多时间来创新，风险很高。为什么不把实践证明有用的东西拿来用呢？这就是模仿。”
这个男人名叫丁远峙，不久前他还在高中教物理。他的书《方与圆》，据称卖了600万本。目前丁远峙正在全国巡回，教大家如何像他一样掌控成功之路。
每天你都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让你无法停止奋斗。同样是人，别人去高档的酒家、歌舞厅，而自己只能去低档的……为什么别人能有高级的物质享受，自己只能享受低级的呢？想想这些，不感到屈辱吗？……
街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奔驰车驶过。现在我们不拥有，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不敢向往拥有。
《方与圆》是对美国自助书籍的颠倒。它并不敦促人们去发现自我，超越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承认自己事业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它并不试图改变它的读者。相反，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方与圆》就相当于站在东莞街角一字一句地传授模仿的价值。观众早已经属于你了。
《方与圆》描绘的黑暗世界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职场政治，两面三刀的友情，腐败堕落的交易，以及只看地位威权的老板。在上级面前同事间互相拆台。老板极尽权力之能事贬低他人或收受贿赂。玩世不恭的男人钓到最漂亮的女人。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幸福。诚实永远不是上策。如果政府稍微注意一点，肯定会禁掉这本书—我从未看到有哪本描写中国社会黑暗面的书能如此平静地被作为公认的事实。表面上，《方与圆》写的是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内心方正，外表圆滑—结合正直品质和人际关系的技巧。但是这本书花了70页讲正直，社交技巧的部分则长达两百页，任何人都能看出它的重点在哪里。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复杂得毫无必要。儒家传统强调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他在复杂的等级次序里扮演的角色，看重地位尊卑，克己复礼，毕恭毕敬。中国人在人口密集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千年，已经形成微妙的技巧来表达和感受轻蔑，用婉转的手段施加权力，操纵形势以获取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披着繁文缛节的外衣。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抱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很累。以前我没能领会到底会有多累，直到读到这本书—其中有整整八页写应该怎么笑，还有45页写如何引诱他人卸下防备之心。
握手：一握就松手表示你对别人漠不关心。
送礼：不要养成别人一帮忙就送东西的习惯。
求人：如果事情不大，先求别人帮一个大忙，让他拒绝你。当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等待机会，让对方帮个小忙。
阿谀奉承：记住部门领导和长期客户以及他们的妻子，父母和小孩的生日和重要纪念日。
进一步阿谀奉承：如果有人穿了一身两百块的衣服，你就说，“这身衣服至少要三百块钱吧？”
讨价还价：如果想买便宜的衣服，先问贵的衣服的价格。如果想买贵的衣服，先问便宜衣服的价格。
帮忙：帮了别人的忙，不要收人家送的礼，也不去吃人家请的饭……宁愿别人欠我的人情。
还有更多阿谀奉承：让别人感到他们很重要，这是激起他们热情的有效方法。
摧毁一个人自信的好办法是，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目光要转向一边。让下属办事，自己少露面，以提高你的重要性。洽谈的时候，假装接到客户的电话能让你从供应商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和下属分享公司的财务机密最能赢得他们忠诚。生病的时候去看望病人是建立关系最好的办法。如果一个男人想占哪个女孩子的便宜，就会在她生病的时候趁机讨她的欢心。这一招肯定管用，因为这个时候她很脆弱，最需要安慰。 《方与圆》简直就是对中国宣扬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美德的逐条驳斥。
学术：成绩最好的替人打工；成绩平平的当老板。
谦虚：如果别人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你的谦虚就不是美德，而被当作无能。
家庭：（一个朋友）在深圳大学做临时工，但是他的老婆……催他回家，说“如果你不回家，我们就离婚”。他认为老婆比工作更重要，于是放弃了他的职位，回了家。但老婆还是跟他离婚了。
忠诚：如果你和你最好的朋友相处得特别好，那你们到现在为止都是真朋友。但如果有一单一百万美元的生意，你没有把他踢出局，或者他没有这么对待你，那你们的脑子就有毛病。
诚实：有时候很有必要说点“善意的谎言”。比如，对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说实话会摧垮他的精神。谎言能延长他的生命，让他快乐地度过余生。
书里最冷酷无情的部分说的是男女关系。商场兵法一样能运用到个人问题上来。首先提出一个你的对手能够接受的目标，这既关系到难缠的谈判，也关乎第一次的约会。甩掉女朋友的一个好办法是“彬彬有礼”：忽然之间他对女朋友非常有礼貌。如果她帮他做什么事情，他会道谢。离开的时候说再见。这类过度的礼貌使得一个人显得冷冰冰的，不易接近。这种策略在拒绝朋友求你帮忙的时候也有效。
如果以上招数都不管用，作者建议使用他自己万无一失的绝招来攻破别人的防线：
为了唤醒别人的良心，激发他人的善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哭……用牙咬住下嘴唇，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同时目光直视前方。下一次如果受了委屈，摆好这个姿势，我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
写这本肆无忌惮操纵他人心理手册的作者，身穿短袖衬衫和卡其裤，光着脚在他深圳的公寓里开门迎接客人。近看，他比照片更老，更忧伤，法令纹很深。他领我进了一间很时髦的单身公寓—深色木地板，白色粗毛地毯，灰绿色曲线组合沙发—然后给我倒了一杯百事可乐，小心地放在玻璃茶几上。
丁远峙原本是湖北省的一个高中物理老师，1987年他来到深圳，找到一份教职—自然，也是通过耍花招得来的。他打听到他想去工作的那所学校的校长是个《红楼梦》迷。一天晚上，丁远峙到校长家中拜访。他没有明说他的目的；不过，正如他在《方与圆》中所写道的，他设法吸引校长和他长谈这本小说。
我们聊得越久越热络，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校长忽然抬头看了一下，才意识到已经过了10点。他仿佛如梦初醒，问我，“哎，你来找我做什么的？”
刚刚聊了几个小时，我已经赢得了校长的青睐，所以我谈了一下想到深圳来工作的愿望，校长自然找不到拒绝我的理由，答应我可以来学校教书……
我调来深圳的过程中打败了许多对手。没有花一分钱。
不久后，丁远峙和一个朋友决定开一个公关公司。这也是一个经过算计后的行动。“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公关公司，这很容易，”丁远峙告诉我，“我们料想工商局不知道公关公司是什么，所以拿到批文会更容易一些。”问题是丁远峙和他的朋友也不太了解公关公司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组织了一场发布会，但是再也没有办法招揽来新生意。然后他们决定给总裁们开办公共关系培训课，丁远峙发现他在这方面很开窍。他开始看卡耐基的书，并开始在电视上露面。
1996年《方与圆》的出版也同样离经叛道。丁远峙没有签署合法的出版合同；他从一家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自己印刷自己推销。周末的时候，他跑到深圳大大小小的书店，在店门外拉起横幅，架起桌子，举行签名售书。《方与圆》语言通俗，初中水平就能读，所以连工厂的打工族都能看懂。“农民工的内心需要安慰，”丁远峙说，“他们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就是安慰剂。”
我问他如何看待在中国销售的其他成功学书籍。他一本都没有读过。“中国所有的这些书都是借鉴国外的想法，”他说，“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原创的思想。”
当我问及他下一个计划的时候，丁远峙离开了房间，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本麦克·波特的《竞争优势》中文版。他的下一本书，他直白地说，将会反复利用这本书的观点，文字仍然是通俗的中学水平。“我的书基本上会把波特的概念弄成通俗易懂的样子，”他说。“深圳有很多老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他们渴望学习。”这就是模仿。
同丁远峙的会面让人失望。他没有一丁点成功学老师的资质，甚至连一个精彩的演讲师都算不上，也没有引人注目的观点；他的公关事业没有起色。没有一个见过他的人会把他勾引年轻女性的建议当回事儿。但是丁远峙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开了一家公司。他去演讲。他写了一本如何成功的书。行动是唯一让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写到，成功和失败的区别不在于人们想法的优劣，或者能力的高下，而在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的决断以及是否敢于行动。陈英冒着失业的风险去寻新工作，而蒋海燕不敢。最终，那是她们之间唯一重要的区别。
2005年7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第二期学员毕业。为了举办毕业典礼，教室里的桌椅被摆成一个正方形，中间空出来留给演讲和表演的人。每一溜桌子上都热闹地撒了一把花生，果冻糖，饼干和装了温水的一次性塑料杯。老师们身着正装衬衣，黑色长裤，打领带。大约有50个学生参加，有刚毕业的，上一期毕业的，以及注册新学期开班的学生。刘校长，也是毕业典礼的主持人，伴随着掌声正式地一一介绍各位老师。杨老师唱了一首《二十年后再相会》。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那时的天噢那时的地
那时祖国一定更美
那时的山噢那时的水
那时祖国一定很美
那时的春噢那时的秋
那时硕果令人心醉
“我想如果我们二十年后再相会，”刘校长说，“你们会成为百万富翁和大老板。”他念出所有毕业生的名字—大约有半个班—就是这些找了新工作而没法参加今晚典礼的人。陈英也在名单上。她在一家五金厂找到了文员的工作。“我们希望她们工作顺利。”几位毕业生致辞。 10年来，这是我最骄傲的一刻，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现在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这个工作很辛苦，我每天都在外面。我学到很多。
我的名字叫叶芳芳，我希望你们都会记住我。你们把我从一个胆怯的人变成了一个自信的人。我学会了如何介绍自己。那就是方与圆的结合。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典礼进行到一半，停电了，一些学生在教室穿梭来去，点燃蜡烛。蒋海燕穿一条长裙，透明长袜，一双高跟鞋，用她的表演和翩翩风度倾倒整个教室，真让我感到意外。在《掌声响起来》的歌声中，毕业生绕着点燃蜡烛的教室和他们的老师一一握手，神情严肃地互表谢意。刘校长宣布第三期白领班一周后开课。
只有四个找到工作的学员专程回来参加毕业典礼。这就是学校成就的衡量标准：这么多女孩分布在珠三角各处，并缺席今天的典礼，她们今天不能来，是因为她们已经向前迈进了。老师们也同样向前迈进。付老师大学毕业，从白领班辞职，跟随女朋友一起去了上海。端木老师升职了，肩负更多的管理职责。
接下来的一年，我在智通学校认识的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重大转变。陈英会跳槽去一家生产透明胶的工厂做销售，然后又跳去一家做空调的工厂，在那里她被任命负责采购和生产，管理手下20个工人。一年后我和她一起吃饭，她焕然一新；她谈吐宜人，背一个时髦的长条形手袋，坐在摆着古董木桌的餐厅里自信满满地点菜。她一个月挣一千六百块钱，有三个男人同时追她，都是经理。她还和一个朋友打了赌，看谁先买车。“如果你想要我回到过去那样子，”她告诉我，“我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蒋海燕会回家，短暂出来一段时间找工作，然后又回去帮家里经营一家食品和文具商店。她的父母不想让她在东莞生活，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安全。蒋海燕囿于家庭责任的大网，不愿意和父母发生正面冲突。“我不想让我的家人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不然大家都不会好过。”我给她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
邓老师会切断他和智通学校的联系，去追求更赚钱的工作，给总裁们上管理课，一节课五千块钱。“我42岁了，”他说，“我得考虑老了之后怎么照顾自己。”一天课后的晚上，他把手提箱落在了出租车上，里面有他的手机，他以前所有的学生从此和他失去了联系。
当毕业典礼接近尾声，教室里恢复了供电，学生们唱了最后一首歌，《朋友》。音乐声阵阵响起，邓老师向学生们发名片，刘校长给学生们颁发证书，封面包红绸子的小本子。里面通常写有学校名字的空格处，印着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的名字和商标。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正遭受不幸，
请你告诉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
请你离开我，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