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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政文本的外宣翻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发挥着重要作用。权力话语理论关注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本文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视阈下对我国时政文本进行研究，探索翻译作为一种言语活动所受到的权力操控，并通过译例对翻译中存在的细微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提出翻译策略。研究发现时政文本的英译主要受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差异和译者的文化身份这些方面的制约，通过探讨和提出改进建议，助力时政文英译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做贡献。
关键词：权力话语理论;时政文本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1.引言
语言作为交际的重要媒介，其具有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而翻译作为一种基于语言而从事的活动也因此被赋予了社会性，将翻译视为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简单转换而忽视语言间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实则是背离了翻译的本质属性。传统的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大多只关注语言层面的问题，随着二十世纪后半页“文化转向”、“权力转向”的兴起，翻译研究逐渐走出语言的乌托邦，实现了从语言学角度到社会、文化等更广阔的研究范式的跨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各种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无形的力量，研究权力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操纵。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正在向世界传播自己的声音，而有效的传播需要依靠话语来实现，更准确的来讲是翻译话语，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重任便交给了翻译，尤其是时政文本的翻译。时政文本的翻译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翻译，外国媒体的报道使时政文本成为国外受众了解中国最直接和最便捷的窗口。与此同时，时政话语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特性，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直接写照。（孙吉胜，2017）在我国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今天，提高时政话语传播的有效性这一任务迫在眉睫。鉴于当前的翻译研究趋势及时政话语传播的重要性，本文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操纵翻译的因素及由此导致的翻译中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策略。
2. 权力话语理论与时政文本英译
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该理论中的“权力”是指广泛存在语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的各种支配力和控制力。“话语”不等同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是从广义上来定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他对知识、权力和话语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人文知识本身只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它只是某一时期的人文科学，是这一时期权力话语控制的产物。”（米歇尔·福柯，1998）在这三者之间，“权力”的构建和实施都必须依靠话语来实现，反过来权力也无形或有形地操纵和控制着话语表征系统。换言之，在权力和话语构成的有机结构体中，话语只是外在表现形式，而权力才是人文知识的内核和本质。同时，人文知识也是展示和施加权力的工具，任何话语成功建立的背后都是权力间博弈和较量的结果，大到国家之间的交往，小到日常对话，都是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一方向弱势方的权力行使过程。
翻译涉及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也是一种权力话语。操纵学派的安德列·勒菲维尔（2010）也指出，翻译是一种改写，而改写即操纵，被权力操纵并为其服务。而时政文本的翻译则更能证实权力对于话语的操纵，时政文本英译作为国际交往、对外交流的直接媒介，其过程必然涉及不同文化、权力间的碰撞与冲突，如何妥善处理翻译所受到的来自源语和译入语的双重操纵，是外交目标能否达成、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播是否有效的关键一环。而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高难度的翻译任务对译者来说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将权力话语理论引入时政文本英译，考察翻译背后的操纵力量，对翻译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的翻译影响因素和策略探究
3.1 意识形态因素
勒菲维尔曾指出，操控翻译的两大因素即意识形态和诗学，两者构成制约翻译的内因和外因。内因即为文学作品或翻译本身是否符合文学家的诗学观念，外因则是那些能够对翻译施加权力的赞助人所关注的重点，即意识形态，他们以作品是否能够服务赞助人自身的以及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制约和操纵着翻译的过程和结果。时政文本往往反映一个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使翻译成为构建权力和服务政治的工具。时政文本大多出自于政府公文、领导人讲话等，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中出现任何一点闪失都有可能酿成大错，所以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准确传达文本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体现出来。然而，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译者在处理文本时常常会忽视跨文化交际中的意识形态不一致问题，简单地机械对照原文本，这样看似“忠实”的译文实际上却是词不达意。
例1：香港回归
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如若按照字面意思机械译为“the return of Hong Kong”，则是对其中政治考量的彻底忽视，背离了政治文本的真意。“Return”一词在柯林斯词典中的释义为“Your return is your arrival back at a place where you had been before.”。首先，當时的香港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并无法主动回归。其次，该词的语力过于微弱，不仅没有传达出香港本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事实，也没有彰显一个大国的“主权在我”的坚定态度。“香港回归”实际上是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即“to 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例2：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正确的译法为“代议制”，是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如今大家一定对这个译文不以为然，殊不知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翻译词条背后，可能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翻译故事，笔者在参加讲座时，外交部翻译室前主任徐亚男曾讲述自己科室的工作人员也曾对这一词语翻译不当，将该词译为了“有代表性的政府”。这位译者很明显就是犯了机械直译的错误，而没有去求证这一词语在西方社会体系中的真正含义。
关键词：权力话语理论;时政文本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1.引言
语言作为交际的重要媒介，其具有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而翻译作为一种基于语言而从事的活动也因此被赋予了社会性，将翻译视为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简单转换而忽视语言间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实则是背离了翻译的本质属性。传统的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大多只关注语言层面的问题，随着二十世纪后半页“文化转向”、“权力转向”的兴起，翻译研究逐渐走出语言的乌托邦，实现了从语言学角度到社会、文化等更广阔的研究范式的跨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各种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无形的力量，研究权力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及操纵。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正在向世界传播自己的声音，而有效的传播需要依靠话语来实现，更准确的来讲是翻译话语，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重任便交给了翻译，尤其是时政文本的翻译。时政文本的翻译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翻译，外国媒体的报道使时政文本成为国外受众了解中国最直接和最便捷的窗口。与此同时，时政话语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特性，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直接写照。（孙吉胜，2017）在我国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今天，提高时政话语传播的有效性这一任务迫在眉睫。鉴于当前的翻译研究趋势及时政话语传播的重要性，本文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操纵翻译的因素及由此导致的翻译中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策略。
2. 权力话语理论与时政文本英译
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该理论中的“权力”是指广泛存在语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的各种支配力和控制力。“话语”不等同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是从广义上来定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他对知识、权力和话语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人文知识本身只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它只是某一时期的人文科学，是这一时期权力话语控制的产物。”（米歇尔·福柯，1998）在这三者之间，“权力”的构建和实施都必须依靠话语来实现，反过来权力也无形或有形地操纵和控制着话语表征系统。换言之，在权力和话语构成的有机结构体中，话语只是外在表现形式，而权力才是人文知识的内核和本质。同时，人文知识也是展示和施加权力的工具，任何话语成功建立的背后都是权力间博弈和较量的结果，大到国家之间的交往，小到日常对话，都是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一方向弱势方的权力行使过程。
翻译涉及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也是一种权力话语。操纵学派的安德列·勒菲维尔（2010）也指出，翻译是一种改写，而改写即操纵，被权力操纵并为其服务。而时政文本的翻译则更能证实权力对于话语的操纵，时政文本英译作为国际交往、对外交流的直接媒介，其过程必然涉及不同文化、权力间的碰撞与冲突，如何妥善处理翻译所受到的来自源语和译入语的双重操纵，是外交目标能否达成、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播是否有效的关键一环。而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高难度的翻译任务对译者来说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将权力话语理论引入时政文本英译，考察翻译背后的操纵力量，对翻译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的翻译影响因素和策略探究
3.1 意识形态因素
勒菲维尔曾指出，操控翻译的两大因素即意识形态和诗学，两者构成制约翻译的内因和外因。内因即为文学作品或翻译本身是否符合文学家的诗学观念，外因则是那些能够对翻译施加权力的赞助人所关注的重点，即意识形态，他们以作品是否能够服务赞助人自身的以及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制约和操纵着翻译的过程和结果。时政文本往往反映一个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使翻译成为构建权力和服务政治的工具。时政文本大多出自于政府公文、领导人讲话等，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中出现任何一点闪失都有可能酿成大错，所以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准确传达文本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体现出来。然而，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译者在处理文本时常常会忽视跨文化交际中的意识形态不一致问题，简单地机械对照原文本，这样看似“忠实”的译文实际上却是词不达意。
例1：香港回归
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如若按照字面意思机械译为“the return of Hong Kong”，则是对其中政治考量的彻底忽视，背离了政治文本的真意。“Return”一词在柯林斯词典中的释义为“Your return is your arrival back at a place where you had been before.”。首先，當时的香港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并无法主动回归。其次，该词的语力过于微弱，不仅没有传达出香港本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事实，也没有彰显一个大国的“主权在我”的坚定态度。“香港回归”实际上是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即“to 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例2：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正确的译法为“代议制”，是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如今大家一定对这个译文不以为然，殊不知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翻译词条背后，可能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翻译故事，笔者在参加讲座时，外交部翻译室前主任徐亚男曾讲述自己科室的工作人员也曾对这一词语翻译不当，将该词译为了“有代表性的政府”。这位译者很明显就是犯了机械直译的错误，而没有去求证这一词语在西方社会体系中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