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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4月，北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设想和要求：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会议期间，邓小平静心听取了汇报。他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领导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以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这么大的一片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都不准确。邓小平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喜出望外，脱口而出：“特区，好！”
　　在邓小平提出設立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由广东、福建两省相关领导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它原是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落后的小镇，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尽便可以兜遍全镇。当办特区的大政方针一定，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向深圳。
　　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加入深圳开拓者的队伍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工程师身背行装，来到深圳。百万人的劳务大军涌入深圳。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发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和外来务工者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国有、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
　　创业是艰辛的。没有资金，深圳人首先想到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人闯出了一条特区建设的路子。其发展速度可称为腾飞，其腾飞速度之快，被美国舆论称为“一夜崛起一座城”。
　　继深圳经济特区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设在滨海渔村的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开始动工兴建;1981 年 10 月、11 月，设在山坡或荒滩的厦门、汕头经济特区也分别动工兴建。至此，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2

　　1984年1月的南疆，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 深圳经济特区。
　　1984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灰色涤卡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大，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
　　40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深圳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围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之中，四周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升降机在脚手架间不停地上上下下，一片繁忙景象。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下来时，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闻讯赶来的人们。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直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上车离开，人们才渐渐散去。
　　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邓小平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喜人的变化，非常高兴，他拉着吴柏森坐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留念。
　　1月26日上午，在梁湘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在7楼会议室，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了一个字：“好！”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深圳人准备了一张上好的宣纸，就放在邓小平所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桌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下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深圳，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一行人分乘海军的679号舰和674号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汽车前往中山温泉。 　　此后三天，邓小平每天上午散步，下午休息。此时，他心中是怎样掂量特区“杀出的血路”呢？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他说：“我不走回头路。”一语双关！人们似乎从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些味道。
　　1月29日上午9时，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参观了珠海市容和狮山毛纺厂、电子厂后，在珠海宾馆国际会议中心，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代市长梁广大向邓小平汇报了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
　　午饭前，邓小平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邓小平题词。广东省委接待处接待科副科长李天增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说完，李天增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失落：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措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国内外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深圳。尽管邓小平在考察深圳期间流露出满意的神情，但毕竟没有语言或文字上的评论。
　　深圳这几年究竟怎么样？外面的风言风语一直不断。现在，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到深圳视察过了，能不能也请他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这既是深圳人的渴望，也是全国人民的需要。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张荣1月29日夜里接到任务，30日一早到达广州，李天增去广州火车站接他。一见面，张荣就告诉他：“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肯定了珠海，可首长对深圳没有评论，我们想让他题个词。”李天增特意安排张荣住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河。张荣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是大年三十，羊城的阳光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都花香袭人。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小花园散步。但是，他好像在思索、琢磨着什么……
　　这天上午，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告诉李天增：“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
　　李天增乐颠颠弄了张六尺宣纸，一开四，又细心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1号楼的办公桌上。不过，他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
　　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他喝了口茶，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非常激动，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张荣和李天增异口同声地说：“随首长吧，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长题什么，我们都一样高兴。”
　　邓小平随手推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桌，拿起了笔，才写了几个字，笔粘住了。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蘸在毛笔上的墨黏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换了张纸。邓小平重新提起笔，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
　　一气呵成，字字苍劲有力。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起来，匆匆走出1号院。他完全忘记了向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应有礼节。张荣先将题词交给广东省领导。省领导反复看了几遍，一个个笑逐颜开。后来，深圳市领导看到邓小平的题词，无不高兴得热泪盈眶，纷纷拍手庆贺。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日期写成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呢？他到达深圳那天就曾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老人家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邓小平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过得非常快乐，非常踏实，充满胜利的喜悦！

3

　　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2月8日这天，海阔天高，风平浪静。邓小平、王震在福建省委、厦门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坐“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了，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
　　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地区或者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可以考虑。”然后他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商议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静静地抽着烟，望着薄雾迷蒙的大海陷入了沉思，他要仔细地、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游艇环岛一周后，邓小平登上了海上花园鼓浪屿，漫步在街道上。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带着惊喜的目光，自觉地站到街道两旁，鼓掌欢迎邓小平一行。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賓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二天，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这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2月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煙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十四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1987年6月12日，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叙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持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
　　（选自《邓小平的最后岁月》/余玮 吴志菲 著/天地出版社/ 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