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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巍，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科技知识在古代世界的传播并把世界连为一体的历程。喜爱“上穷碧落下黄泉”，品鉴各个文明在应对相似问题时展现出的智慧。
众所周知，本草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中药物学和方剂学的基础。由于中国本草学记录了包括植物、动物、真菌、矿物等不同类别药物的名称、物理描述、药性、产地和用途，堪称近代生物分类学发展的先驱。大名鼎鼎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在17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而为西方人所知时，它的标题就是《中国植物志》。
然而，对药物外观和内在性状进行严谨地研究和记录，并非古代中国学者的专利。11世纪末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的刊行，是中国本草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比这稍晚一些，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伊斯兰本草学也正在进入它的黄金时代，伊本·贝塔尔（Ibn alBaytar，约1197-1248，见图1）就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无问西东
12世纪末，北非和现在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已经处于穆斯林统治下5个世纪之久。北部几个基督教王国仍在分裂或整合之间游移不定，而南部的穆瓦希德王朝也无力为真主扩张版图。在脆弱的力量平衡下，伊斯兰世界西部地区的文化在融合中继续保持繁荣。12世纪在这里涌现出伊本·鲁世德（拉丁名阿威罗伊，11261198）和迈蒙尼德（1135-1204）等大思想家。在偏安的氛围里，科学也得到发展。
伊本·贝塔尔就成长在这样的时代。他来自海滨城市马拉加的一个大家族，这是一个以阳光海岸著称的城市。他的父亲是一名兽医，从贝塔尔童年起，就乐于开发他对自然的兴趣，教他认识各种新奇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家庭的早期教育培养了贝塔尔对科学知识的求知欲望，促使他四处寻找名师，完善对自然的认识。
进入青年时代后，他来到穆瓦希德王朝当时的首都塞维利亚，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游学旅程。在这个伊斯兰西部世界的文化中心，他成为著名医学家阿布·阿巴斯·纳巴蒂（1166-1239）的高足。后者把贝塔尔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草药医生，开始以医学用途为出发点，学习辨别这个地区丰富的植物种类。
1219年，贝塔尔再次出发，他一边旅行搜集药物资料，一边记录下在各个地方的见闻。从他后来的著作里，我们很容易重建他的行程：从休达出发，经过贝贾亚（阿尔及利亚东北部的沿海城市）、突尼斯城、的黎波里、巴尔切（在现利比亚境内），之后来到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再经过叙利亚前往埃及（见图2）。
和其他万里壮游的伊斯兰学者一样，在遇到赏识自己的君主“伯乐”后，贝塔尔暂时停下了漂泊的脚步。这位伯乐就是埃及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卡米勒（1177-1238）。卡米勒在贝塔尔到来之前就久仰他的大名，邀请他为首席医生。卡米勒的继承人萨利赫也很尊崇贝塔尔，这让贝塔尔有条件在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搜集资料，与任何一位当地医生进行交流。
1248年，贝塔尔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去世，他的衣钵被叙利亚医学家乌塞比（1203-1270）所继承。
《药食汇编》
有11部本草学和医学著作被认为出自贝塔尔，其中最重要的是《药食汇编》和《单方全书》，它们在伊斯兰本草学传承中占据重要位置。贝塔尔的《药食汇编》以字母表顺序，收录了约1400种药物，约2330篇条目，其中有300多种药物是伊斯兰医学新发展出来的（见图3）。
作为那个时代本草学最重要的文献，这部书怀有一种雄心，就是把用各种语言记载的药物信息记录下来，加以比较，删繁就简，从而形成一部可以通行于任何地方的药典。
贝塔尔意识到，虽然伊斯兰世界通行阿拉伯语，但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或者他访求到的口头秘诀，仍使用着五花八门的语言。为此，对于每一种药物，贝塔尔都不厌其烦地列出它在希腊语、安达卢斯阿拉伯语、拉丁语、柏柏尔语和波斯语等各种语言里的精确读音，以避免错误或混淆。同时，他也不会忽略所采集标本的地理信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药食汇编》是一部繁琐哕唆的著作——尽管它确实是一部巨著。贝塔尔把同一物种的不同拼读按字母表列成单独条目，但很多同义条目除了引导读者去参见某一核心条目外，其余都是空白。这样整本书就显得明快简洁，极少有重复叙述。
该书每个条目都以有条不紊的顺序展开。在药物名称之后，是对它的外观描述、分类、药性、用量标准、能够治疗的疾病。对于它们的功效，作者会列举出单独或与其他药物相配合的用法，以及对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补救措施。贝塔尔非常仔细地解释各类药物如何炮制，最适合它使用的地方、季节、时辰。但他对那些涉及迷信的用途，往往持保留态度，或从自己经验出发对其表达怀疑。
《药食汇编》是伊斯兰科学著作谨守学术规范的典范。在每一段话的开始，贝塔尔都引用了前辈学者的已有观点。他征引过来自古希腊、东部伊斯兰世界、安达卢斯、马格里布、波斯、叙利亚、卡尔迪亚、印度的共计约150名学者。其中不乏拉齐、伊本·西那等大师。
唯一例外的，当属比他年代稍早，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伊本·鲁世德和迈蒙尼德。由于这2名学者的思想在当时伊斯兰学术圈内备受争议，因此尽管一些药物的讨论与他们的理念相符，但整部书里几乎没有正式出现过他们的名字。
作为一部严守引用规范的著作，《药食汇编》除作为一部本草经典外，另一功绩就在于让许多失传古书的只言片语得以保留。
但贝塔尔绝非仅仅步武前人。在书里，除对所引论述进行评论外，往往可以看到一些段落以“他”作为开始，这表明此处显示的是贝塔尔的个人经验。这样的段落数量大约有400条，因此《药食汇编》还是一部颇具原创性的著作。
现在较容易阅读的《药食汇编》版本，当属法国学者勒克莱尔在19世纪末推出的法译本。可惜这个译本也并没有完全反映原貌，因为勒克莱尔略过了欧洲学者比较熟悉的古希腊本草学内容，这导致原书其他部分里的一些评论无的放矢，显得空洞。
身后影响
由于《药食汇编》收录的丰富内容及突出的原创性，大部分科學史家都认同作为本草学家和植物学家的贝塔尔堪称伟大，所争议的仅是，他应被视为“中世纪第一人”，还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第一人”。这看似有些好笑，实际上反映了以下这个问题：贝塔尔在植物分类学史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贝塔尔的下半生主要在东方度过，而从13世纪开始，伊斯兰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节节败退。改换门庭后，伊斯兰文化起初尚能发挥余热，但文艺复兴时期之后，他们的成绩逐渐被遮盖、忽略，甚至阿拉伯语都被禁止使用。欧洲学者渴望回归迪奥克里斯等古典学者，但他们为吸收伊斯兰本草学投入的力量不足，而古典时期论著里很少有关于西欧和北欧物种的描述。这导致直到17世纪，欧洲植物分类学都没有取得很像样的成绩。
直到18世纪，林奈等学者才在继续恪守对古典命名法的偏爱的基础上，逐渐提出植物分类的完整体系，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人在东方的探险事业逐渐扩大，更多富有异域色彩的物种丰富了欧洲人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贝塔尔影响的伊斯兰本草学，以及中国本草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伊斯兰本草学在古罗马的废墟上逐渐绽放；又由于文化的狭隘与偏见，近代植物分类学走过相当长时间的弯路。贝塔尔所属的伊斯兰本草学，对于今天科学的发展仍不无启迪意义。
众所周知，本草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中药物学和方剂学的基础。由于中国本草学记录了包括植物、动物、真菌、矿物等不同类别药物的名称、物理描述、药性、产地和用途，堪称近代生物分类学发展的先驱。大名鼎鼎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在17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而为西方人所知时，它的标题就是《中国植物志》。
然而，对药物外观和内在性状进行严谨地研究和记录，并非古代中国学者的专利。11世纪末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的刊行，是中国本草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比这稍晚一些，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伊斯兰本草学也正在进入它的黄金时代，伊本·贝塔尔（Ibn alBaytar，约1197-1248，见图1）就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无问西东
12世纪末，北非和现在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已经处于穆斯林统治下5个世纪之久。北部几个基督教王国仍在分裂或整合之间游移不定，而南部的穆瓦希德王朝也无力为真主扩张版图。在脆弱的力量平衡下，伊斯兰世界西部地区的文化在融合中继续保持繁荣。12世纪在这里涌现出伊本·鲁世德（拉丁名阿威罗伊，11261198）和迈蒙尼德（1135-1204）等大思想家。在偏安的氛围里，科学也得到发展。
伊本·贝塔尔就成长在这样的时代。他来自海滨城市马拉加的一个大家族，这是一个以阳光海岸著称的城市。他的父亲是一名兽医，从贝塔尔童年起，就乐于开发他对自然的兴趣，教他认识各种新奇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家庭的早期教育培养了贝塔尔对科学知识的求知欲望，促使他四处寻找名师，完善对自然的认识。
进入青年时代后，他来到穆瓦希德王朝当时的首都塞维利亚，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游学旅程。在这个伊斯兰西部世界的文化中心，他成为著名医学家阿布·阿巴斯·纳巴蒂（1166-1239）的高足。后者把贝塔尔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草药医生，开始以医学用途为出发点，学习辨别这个地区丰富的植物种类。
1219年，贝塔尔再次出发，他一边旅行搜集药物资料，一边记录下在各个地方的见闻。从他后来的著作里，我们很容易重建他的行程：从休达出发，经过贝贾亚（阿尔及利亚东北部的沿海城市）、突尼斯城、的黎波里、巴尔切（在现利比亚境内），之后来到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再经过叙利亚前往埃及（见图2）。
和其他万里壮游的伊斯兰学者一样，在遇到赏识自己的君主“伯乐”后，贝塔尔暂时停下了漂泊的脚步。这位伯乐就是埃及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卡米勒（1177-1238）。卡米勒在贝塔尔到来之前就久仰他的大名，邀请他为首席医生。卡米勒的继承人萨利赫也很尊崇贝塔尔，这让贝塔尔有条件在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搜集资料，与任何一位当地医生进行交流。
1248年，贝塔尔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去世，他的衣钵被叙利亚医学家乌塞比（1203-1270）所继承。
《药食汇编》
有11部本草学和医学著作被认为出自贝塔尔，其中最重要的是《药食汇编》和《单方全书》，它们在伊斯兰本草学传承中占据重要位置。贝塔尔的《药食汇编》以字母表顺序，收录了约1400种药物，约2330篇条目，其中有300多种药物是伊斯兰医学新发展出来的（见图3）。
作为那个时代本草学最重要的文献，这部书怀有一种雄心，就是把用各种语言记载的药物信息记录下来，加以比较，删繁就简，从而形成一部可以通行于任何地方的药典。
贝塔尔意识到，虽然伊斯兰世界通行阿拉伯语，但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或者他访求到的口头秘诀，仍使用着五花八门的语言。为此，对于每一种药物，贝塔尔都不厌其烦地列出它在希腊语、安达卢斯阿拉伯语、拉丁语、柏柏尔语和波斯语等各种语言里的精确读音，以避免错误或混淆。同时，他也不会忽略所采集标本的地理信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药食汇编》是一部繁琐哕唆的著作——尽管它确实是一部巨著。贝塔尔把同一物种的不同拼读按字母表列成单独条目，但很多同义条目除了引导读者去参见某一核心条目外，其余都是空白。这样整本书就显得明快简洁，极少有重复叙述。
该书每个条目都以有条不紊的顺序展开。在药物名称之后，是对它的外观描述、分类、药性、用量标准、能够治疗的疾病。对于它们的功效，作者会列举出单独或与其他药物相配合的用法，以及对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补救措施。贝塔尔非常仔细地解释各类药物如何炮制，最适合它使用的地方、季节、时辰。但他对那些涉及迷信的用途，往往持保留态度，或从自己经验出发对其表达怀疑。
《药食汇编》是伊斯兰科学著作谨守学术规范的典范。在每一段话的开始，贝塔尔都引用了前辈学者的已有观点。他征引过来自古希腊、东部伊斯兰世界、安达卢斯、马格里布、波斯、叙利亚、卡尔迪亚、印度的共计约150名学者。其中不乏拉齐、伊本·西那等大师。
唯一例外的，当属比他年代稍早，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伊本·鲁世德和迈蒙尼德。由于这2名学者的思想在当时伊斯兰学术圈内备受争议，因此尽管一些药物的讨论与他们的理念相符，但整部书里几乎没有正式出现过他们的名字。
作为一部严守引用规范的著作，《药食汇编》除作为一部本草经典外，另一功绩就在于让许多失传古书的只言片语得以保留。
但贝塔尔绝非仅仅步武前人。在书里，除对所引论述进行评论外，往往可以看到一些段落以“他”作为开始，这表明此处显示的是贝塔尔的个人经验。这样的段落数量大约有400条，因此《药食汇编》还是一部颇具原创性的著作。
现在较容易阅读的《药食汇编》版本，当属法国学者勒克莱尔在19世纪末推出的法译本。可惜这个译本也并没有完全反映原貌，因为勒克莱尔略过了欧洲学者比较熟悉的古希腊本草学内容，这导致原书其他部分里的一些评论无的放矢，显得空洞。
身后影响
由于《药食汇编》收录的丰富内容及突出的原创性，大部分科學史家都认同作为本草学家和植物学家的贝塔尔堪称伟大，所争议的仅是，他应被视为“中世纪第一人”，还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第一人”。这看似有些好笑，实际上反映了以下这个问题：贝塔尔在植物分类学史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贝塔尔的下半生主要在东方度过，而从13世纪开始，伊斯兰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节节败退。改换门庭后，伊斯兰文化起初尚能发挥余热，但文艺复兴时期之后，他们的成绩逐渐被遮盖、忽略，甚至阿拉伯语都被禁止使用。欧洲学者渴望回归迪奥克里斯等古典学者，但他们为吸收伊斯兰本草学投入的力量不足，而古典时期论著里很少有关于西欧和北欧物种的描述。这导致直到17世纪，欧洲植物分类学都没有取得很像样的成绩。
直到18世纪，林奈等学者才在继续恪守对古典命名法的偏爱的基础上，逐渐提出植物分类的完整体系，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人在东方的探险事业逐渐扩大，更多富有异域色彩的物种丰富了欧洲人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贝塔尔影响的伊斯兰本草学，以及中国本草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伊斯兰本草学在古罗马的废墟上逐渐绽放；又由于文化的狭隘与偏见，近代植物分类学走过相当长时间的弯路。贝塔尔所属的伊斯兰本草学，对于今天科学的发展仍不无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