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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西方的丑学》问世以来，广受读者欢迎和好评。我想，即使是和刘东的看法不尽相同的人，也会承认，这是一本才华横溢的书。作者是从事哲学研究的，而他又在艺术鉴赏力方面表现出如此的素质和修养，这就使他在哲学和艺术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了。
Y：是的。哲学家的严肃加上诗人的激情，使得这本探讨抽象命题的书读来却难得的没有乏味之感。从希腊悲剧到“垮掉派”诗人，从优美的低吟到刺耳的嚎叫，短短二百七十页的小册子，却未流于浮光掠影，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考验。
T：据我所知，这本书的题目本来是《感性的多元取向》，后来编者从发行的角度考虑，又把它改回刘东最早在《未定稿》发表的那篇论文的题目——《西方的丑学》了。
Y：但我认为，从这本书的实际内容和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叫《感性的多元取向》更贴切些。“丑学”阶段，只不过是刘东所描述的西方感性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朋友们中间，大家一致公认，把“美”还原为“感性”，并且从发生学的角度描述出感性的历史发展，进而提出建立“感性学”，正是刘东的一大开创。
T：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所谓“感性学”，我以为，就是从感性的相对独立的角度来探讨生存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难在现实层面上发现，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这种感性的。
Y：这使我想起了刘东在《后记》里写下的一段有趣的话：“一个中国人去论说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件隔靴搔痒的事，所以，如果搔不着别人，却竟万一反过来搔着了自家的一点儿痛处，那也可以勉强算是千虑一得了。”这肯定是有感于现实而发的。
T：确实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感性呈现着某种裂痕。“朦胧诗”引起的长期争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诗歌在感性系统上完全表现为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对来说发展得比较丰富和充分的西方感性——理性形态进行历史的追踪和把握，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照，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自身发生的感性心理的断裂和变化。
Y：透过这些断裂和变化的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其远为深刻的内涵。为什么过去习惯接受的东西突然变得不令人满足了呢？为什么新的东西会使某些人茫然无措了呢？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生存本身发生了改变。这时，如果我们不是通过更为原发性的感受来面对生存本身，或者说，不是以生存本身为源头和归宿的话，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架空讨论。那样的理论思维是毫无血肉的。
T：这正是传统美学的一大缺陷。我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感性”，一种是认识论中间的、与知性和理性相对的、其内涵为感觉和知觉的感性，另一种感性学意义上的、更切近人的生存底蕴的感性。令人遗憾的是，美学从它开始建立那天起，就被鲍姆加登界定为“低级的认识论”，这就把美学研究局限在一个相当狭窄和抽象的领域，而似乎与此不无关系的是，这些年来，尽管美学讨论十分热闹，但它却越来越演化成对某类有限现象的认识和探究，甚至成了对“美”、“丑”、“崇高”、“悲剧”这样几个字眼儿的碟碟不休的猜字游戏，距离人的生存越来越远。
Y：正是基于此，建立真正的感性学，就成为历史的紧迫要求。刘东从整个西方性灵发展的广度上追踪感性的演变，使我们开阔了这方面的视野。无论我们最终对于生存、感性和理性这三者的位置给予何种描述，我以为正是他的这本书提供了讨论的基础。
T：当然，重要的并不在于他给我们写下了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他的写作本身引起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Y：那么，就让我们在现代中国人生存的总前提下，探讨一下建立真正的感性学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建立的正确途径吧。
T：在这里，恐怕应该首先摆脱一般的认识论立场。感性学意义上的感性，是人与他的生存的一种直接沟通，与认识论意义上的感性几无共同之处。它们一个是克服了抽象性而对生存的丰富的返回，一个则停留在思维的贫乏与抽象状态。尽管它们同样表现出某种直接性，但却一个是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把握的直接，一个则是零散的、片面的、浮光掠影式的直接。尽管它们同样诉诸于感觉，但却一个是包容了文化和理性追求的、本身高度自足的感觉，一个则是有待于上升为知性和理性的、并无自足性可言的感觉。
Y：感性学所面对的对象，无疑应该是前一种。我想，在人类的种种活动中，唯有艺术才最集中、最充分地体现着这样一种感性与生存之间的关系，才包容了这种关系的全部丰富、深邃和神秘。
T：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艺术本身，而不是哲学家的种种思辨体系。应该看到，刘东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是出于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更多地是从哲学家们的理论阐释中逻辑地演绎出某一时代的感性特征，相形之下，艺术倒往往成了这种演绎的证明材料。一本自觉地要去打破传统的书，又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落入了传统，这实在是一种遗憾，或许正说明了传统的习惯势力是多么强大和顽固。
Y：所以，我们就更有必要强调一下，在感性学的意义上，“感性”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直接性。所谓直接，是指未经理性化逻辑化的人对生存的第一感受。没有任何一种既定的理论或观念能够代替这来自人与生存整体直接碰撞的源头，它是活生生涌流的水，不是被水槽、水管变形后的东西，就象“俄狄甫斯王”是为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而存在，是为从古到今震撼不已的人类心灵而存在，而不是为希腊的宗教而存在，更不是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大夫而存在一样。
T：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直接性也是有条件的。我想补充一句，你所谓的“未经理性化逻辑化的人对生存的第一感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又是以一系列的复杂中介为前提的。它可以说是这些中介的高度综合和凝聚。正是借助于这种综合和凝聚，感性才在直接中显示出丰富。只不过这种综合和凝聚更多的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并非自觉的理性行为。
Y：但话说回来，不管文化的历史展开会在人的心理中造成何种积淀，它毕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的生存是产生一切文化的唯一源头，而且，在人类的历程中，人为生存进行的每一场搏斗都首先是感性的。这是人类文化史的基本动力。
T：说到底，艺术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它的感性上的直接性重新激活、选择、集合和组构着人类的全部其他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仅把文化作为自身的丰富内涵而加以包容，而且还把自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成果创造出来。我认为，在大诗人的笔下，每一首诗，甚至每一个意象，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作为上述综合的结果从人的全部生存深处产生出来的。
Y：这样，我们就涉及到了感性学意义的“感性”的第二个特点：它的自足性，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生存先天属性的感性，不是以文化为依据，而是包容了文化的自足领域。
T：我想，感性的自足性还表现为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后起的艺术来说，前此产生的艺术同样被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因素融进当下的创造，从而一再地成为一个变化和增殖着的感性系统的一部分。
Y：在希腊现代诗歌中，古代诗人的影响是清晰可辨的一一“你脚下的土地也很稀薄／因此你会无处扎根／只得不断向深处探寻”“我住的是一所茅屋，在荷马沙岸上”(埃利蒂斯)，这里，土地、山和海洋成为希腊艺术生生不息的隐喻；而现代小说的杰作《尤利西斯》，则通过一个都柏林小市民布卢姆一天的经历，揭示出现代人和古代史诗中的英雄在生存上的反差。我想，如果不是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存独特感性的介入，文化对我们就不过是一堆现成的词句，是早已死亡的干枯的东西。是现代人对生存的新鲜感性激活了文化，而非相反。所谓“自足”，就是说在“感性之内”完成这一转化。
T：我想再对此补充一点：感性的自足性使感性学立足自身达到自我确立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是割裂感性与哲学和宗教等等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包容性的。刘东在书中曾经引用过黑格尔致歌德的一封信，这位哲学家在信中称自己是歌德的一个儿子，因为他在纵观自己精神发展的历程时，无处不看到这位大诗人的踪迹。我想黑格尔这种说法并非谦词。在某种意义上，歌德确实包容了黑格尔。
Y：接下来，感性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表现性。理性的思考以认识生存为目的，而感性的表现却在实际地探寻新的生存可能。艺术家通过语言环境的设置使人类体验到更高的生存。在这里，“表现”是感性的目的，如何表现则是评价的着眼点。对于诗人来说，起码有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诗人必须忠实于自己对生存的整体感受；②诗人必须在语言的表现过程中融入这种感受；③诗只有成为可生存的，才是活的。
T：表现性所突出的是感性所具有的开放性。所以，表现在这里就不止是人们所说的“美文”或“匠心”，而是整个生命的自我完成。在表现状态下，人克服了种种片面和抽象，把自身作为一个整体而力求显示出来。
Y：在这里，感性的开放性导致了感性世界的完整。我认为，《感性的多元取向》这个题目说明刘东已经想到了，不是在美学阶段后面必然轮到了丑学阶段，而是人类面对生存而建立的完整感性，把过去被神学和形而上学遮蔽的东西真实地暴露出来了。
T：对。要是他果然以为“丑神代替美神”不仅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而且是全人类必然经历的一种心路历程，那就荒谬了。所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他在书中写道：“这门感性学不应该用任何框框去堵人类感性的洪流，而应该疏通河道，让它一泻千里地奔流过来。”感性的生成和人的自我生成是同步的，前者成为后者的标志。感性有多么丰富，人自身的底蕴才会有多么丰富。
Y：感性的表现性赋予我们一种真正具有活力和开放性的语言。我想，建立感性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把过去对生存及其感性表现(文学)的研究视点从外在的方面转向内在，转到语言之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自己从过去单一强调题材和主题的狭隘批评观念中解放出来。对于以表现为目的的文学来讲，题材只是一种语言，它只有和整体的构成方式(结构、句式等等)结合在一起，才能被赋予某种意义。而所谓主题，并不是一种观念，它恰恰是每一句的字面意义与结构整体寓意的活的聚合，并由于读者介入组成的千姿百态的血肉之躯。还有什么比在诗的世界背后驾驭着创造力的手更能体现人道主义的精髓呢？诗通过诗人来自生存，又经由读者重归生存，我相信，正是这条活的血脉，使诗人向人类无限的可能性敞开，使屈原和但丁战胜了时空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
T：诗歌批评的标准也应如此：构造语言环境的内在依据既然来自诗人深入人类命运的程度，那么，一旦诗嵌入生存的总背景，它就将遭受审判。
Y：说过了感性的三种特点之后，我觉得还应该再谈一谈它与理性的关系。感性和理性是相对生存而组成的互为参照的两套系统，但我相信，它们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辩证的：理性的思考以生存感受为触发并在认识过程中加深对生存的理解；而感性从最初的自在状态积累成表现欲的自发冲动，再经过表现的自为(自觉)努力而成为创造，思和反思在这里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它们不是消解，而是充实了感性形式，增加了感性表现的强度。
T：是的，感性学必须坚持感性的独立生存权利。理性的递进与再生是刘东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的一个思想。但无论如何，不能把感性仅仅说成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Y：或许只有在今天，人类历史才提供了建立真正的感性学的可能，这首先是因为上帝死了，人必须在自我确立中承担一切。感性在个人和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生存的充分开放，是一切理性怀疑的原动力，是待揭示的未知领域。它给今天的文化反思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也使我们对伦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批判获得了实体性的参照。
T：归根到底，所有人类的精神活动都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和在更高的意义上生存。这一点决定了感性学将成为人类整体研究的交汇点，正如艺术已经把自己显示为人类从精神上实行整体超越的唯一通道一样。
Y：总括的说，我们所讨论的独立的感性学，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即：以人的生存为唯一源头，以在表现上充分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为主要对象，以理性——哲学的思考为重要参照，并且把现代心理学作为建立沟通生存一人和文化的感性学的重要工具。当然，这里谈到的，只是关于建立真正的感性学的一些前提性思考。触发这些思考的，是刘东的《西方的丑学》一书。倘若我们的谈话也可以触发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就更有意义了。
(《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刘东著，《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版，1.35元)
Y：是的。哲学家的严肃加上诗人的激情，使得这本探讨抽象命题的书读来却难得的没有乏味之感。从希腊悲剧到“垮掉派”诗人，从优美的低吟到刺耳的嚎叫，短短二百七十页的小册子，却未流于浮光掠影，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考验。
T：据我所知，这本书的题目本来是《感性的多元取向》，后来编者从发行的角度考虑，又把它改回刘东最早在《未定稿》发表的那篇论文的题目——《西方的丑学》了。
Y：但我认为，从这本书的实际内容和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叫《感性的多元取向》更贴切些。“丑学”阶段，只不过是刘东所描述的西方感性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朋友们中间，大家一致公认，把“美”还原为“感性”，并且从发生学的角度描述出感性的历史发展，进而提出建立“感性学”，正是刘东的一大开创。
T：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也在于此。所谓“感性学”，我以为，就是从感性的相对独立的角度来探讨生存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难在现实层面上发现，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这种感性的。
Y：这使我想起了刘东在《后记》里写下的一段有趣的话：“一个中国人去论说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件隔靴搔痒的事，所以，如果搔不着别人，却竟万一反过来搔着了自家的一点儿痛处，那也可以勉强算是千虑一得了。”这肯定是有感于现实而发的。
T：确实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感性呈现着某种裂痕。“朦胧诗”引起的长期争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诗歌在感性系统上完全表现为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对来说发展得比较丰富和充分的西方感性——理性形态进行历史的追踪和把握，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照，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自身发生的感性心理的断裂和变化。
Y：透过这些断裂和变化的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其远为深刻的内涵。为什么过去习惯接受的东西突然变得不令人满足了呢？为什么新的东西会使某些人茫然无措了呢？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生存本身发生了改变。这时，如果我们不是通过更为原发性的感受来面对生存本身，或者说，不是以生存本身为源头和归宿的话，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架空讨论。那样的理论思维是毫无血肉的。
T：这正是传统美学的一大缺陷。我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感性”，一种是认识论中间的、与知性和理性相对的、其内涵为感觉和知觉的感性，另一种感性学意义上的、更切近人的生存底蕴的感性。令人遗憾的是，美学从它开始建立那天起，就被鲍姆加登界定为“低级的认识论”，这就把美学研究局限在一个相当狭窄和抽象的领域，而似乎与此不无关系的是，这些年来，尽管美学讨论十分热闹，但它却越来越演化成对某类有限现象的认识和探究，甚至成了对“美”、“丑”、“崇高”、“悲剧”这样几个字眼儿的碟碟不休的猜字游戏，距离人的生存越来越远。
Y：正是基于此，建立真正的感性学，就成为历史的紧迫要求。刘东从整个西方性灵发展的广度上追踪感性的演变，使我们开阔了这方面的视野。无论我们最终对于生存、感性和理性这三者的位置给予何种描述，我以为正是他的这本书提供了讨论的基础。
T：当然，重要的并不在于他给我们写下了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他的写作本身引起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Y：那么，就让我们在现代中国人生存的总前提下，探讨一下建立真正的感性学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建立的正确途径吧。
T：在这里，恐怕应该首先摆脱一般的认识论立场。感性学意义上的感性，是人与他的生存的一种直接沟通，与认识论意义上的感性几无共同之处。它们一个是克服了抽象性而对生存的丰富的返回，一个则停留在思维的贫乏与抽象状态。尽管它们同样表现出某种直接性，但却一个是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把握的直接，一个则是零散的、片面的、浮光掠影式的直接。尽管它们同样诉诸于感觉，但却一个是包容了文化和理性追求的、本身高度自足的感觉，一个则是有待于上升为知性和理性的、并无自足性可言的感觉。
Y：感性学所面对的对象，无疑应该是前一种。我想，在人类的种种活动中，唯有艺术才最集中、最充分地体现着这样一种感性与生存之间的关系，才包容了这种关系的全部丰富、深邃和神秘。
T：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艺术本身，而不是哲学家的种种思辨体系。应该看到，刘东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是出于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更多地是从哲学家们的理论阐释中逻辑地演绎出某一时代的感性特征，相形之下，艺术倒往往成了这种演绎的证明材料。一本自觉地要去打破传统的书，又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落入了传统，这实在是一种遗憾，或许正说明了传统的习惯势力是多么强大和顽固。
Y：所以，我们就更有必要强调一下，在感性学的意义上，“感性”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直接性。所谓直接，是指未经理性化逻辑化的人对生存的第一感受。没有任何一种既定的理论或观念能够代替这来自人与生存整体直接碰撞的源头，它是活生生涌流的水，不是被水槽、水管变形后的东西，就象“俄狄甫斯王”是为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而存在，是为从古到今震撼不已的人类心灵而存在，而不是为希腊的宗教而存在，更不是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大夫而存在一样。
T：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直接性也是有条件的。我想补充一句，你所谓的“未经理性化逻辑化的人对生存的第一感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又是以一系列的复杂中介为前提的。它可以说是这些中介的高度综合和凝聚。正是借助于这种综合和凝聚，感性才在直接中显示出丰富。只不过这种综合和凝聚更多的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并非自觉的理性行为。
Y：但话说回来，不管文化的历史展开会在人的心理中造成何种积淀，它毕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的生存是产生一切文化的唯一源头，而且，在人类的历程中，人为生存进行的每一场搏斗都首先是感性的。这是人类文化史的基本动力。
T：说到底，艺术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它的感性上的直接性重新激活、选择、集合和组构着人类的全部其他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仅把文化作为自身的丰富内涵而加以包容，而且还把自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成果创造出来。我认为，在大诗人的笔下，每一首诗，甚至每一个意象，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作为上述综合的结果从人的全部生存深处产生出来的。
Y：这样，我们就涉及到了感性学意义的“感性”的第二个特点：它的自足性，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生存先天属性的感性，不是以文化为依据，而是包容了文化的自足领域。
T：我想，感性的自足性还表现为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后起的艺术来说，前此产生的艺术同样被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因素融进当下的创造，从而一再地成为一个变化和增殖着的感性系统的一部分。
Y：在希腊现代诗歌中，古代诗人的影响是清晰可辨的一一“你脚下的土地也很稀薄／因此你会无处扎根／只得不断向深处探寻”“我住的是一所茅屋，在荷马沙岸上”(埃利蒂斯)，这里，土地、山和海洋成为希腊艺术生生不息的隐喻；而现代小说的杰作《尤利西斯》，则通过一个都柏林小市民布卢姆一天的经历，揭示出现代人和古代史诗中的英雄在生存上的反差。我想，如果不是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存独特感性的介入，文化对我们就不过是一堆现成的词句，是早已死亡的干枯的东西。是现代人对生存的新鲜感性激活了文化，而非相反。所谓“自足”，就是说在“感性之内”完成这一转化。
T：我想再对此补充一点：感性的自足性使感性学立足自身达到自我确立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是割裂感性与哲学和宗教等等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包容性的。刘东在书中曾经引用过黑格尔致歌德的一封信，这位哲学家在信中称自己是歌德的一个儿子，因为他在纵观自己精神发展的历程时，无处不看到这位大诗人的踪迹。我想黑格尔这种说法并非谦词。在某种意义上，歌德确实包容了黑格尔。
Y：接下来，感性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表现性。理性的思考以认识生存为目的，而感性的表现却在实际地探寻新的生存可能。艺术家通过语言环境的设置使人类体验到更高的生存。在这里，“表现”是感性的目的，如何表现则是评价的着眼点。对于诗人来说，起码有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诗人必须忠实于自己对生存的整体感受；②诗人必须在语言的表现过程中融入这种感受；③诗只有成为可生存的，才是活的。
T：表现性所突出的是感性所具有的开放性。所以，表现在这里就不止是人们所说的“美文”或“匠心”，而是整个生命的自我完成。在表现状态下，人克服了种种片面和抽象，把自身作为一个整体而力求显示出来。
Y：在这里，感性的开放性导致了感性世界的完整。我认为，《感性的多元取向》这个题目说明刘东已经想到了，不是在美学阶段后面必然轮到了丑学阶段，而是人类面对生存而建立的完整感性，把过去被神学和形而上学遮蔽的东西真实地暴露出来了。
T：对。要是他果然以为“丑神代替美神”不仅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而且是全人类必然经历的一种心路历程，那就荒谬了。所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他在书中写道：“这门感性学不应该用任何框框去堵人类感性的洪流，而应该疏通河道，让它一泻千里地奔流过来。”感性的生成和人的自我生成是同步的，前者成为后者的标志。感性有多么丰富，人自身的底蕴才会有多么丰富。
Y：感性的表现性赋予我们一种真正具有活力和开放性的语言。我想，建立感性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把过去对生存及其感性表现(文学)的研究视点从外在的方面转向内在，转到语言之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自己从过去单一强调题材和主题的狭隘批评观念中解放出来。对于以表现为目的的文学来讲，题材只是一种语言，它只有和整体的构成方式(结构、句式等等)结合在一起，才能被赋予某种意义。而所谓主题，并不是一种观念，它恰恰是每一句的字面意义与结构整体寓意的活的聚合，并由于读者介入组成的千姿百态的血肉之躯。还有什么比在诗的世界背后驾驭着创造力的手更能体现人道主义的精髓呢？诗通过诗人来自生存，又经由读者重归生存，我相信，正是这条活的血脉，使诗人向人类无限的可能性敞开，使屈原和但丁战胜了时空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
T：诗歌批评的标准也应如此：构造语言环境的内在依据既然来自诗人深入人类命运的程度，那么，一旦诗嵌入生存的总背景，它就将遭受审判。
Y：说过了感性的三种特点之后，我觉得还应该再谈一谈它与理性的关系。感性和理性是相对生存而组成的互为参照的两套系统，但我相信，它们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辩证的：理性的思考以生存感受为触发并在认识过程中加深对生存的理解；而感性从最初的自在状态积累成表现欲的自发冲动，再经过表现的自为(自觉)努力而成为创造，思和反思在这里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它们不是消解，而是充实了感性形式，增加了感性表现的强度。
T：是的，感性学必须坚持感性的独立生存权利。理性的递进与再生是刘东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的一个思想。但无论如何，不能把感性仅仅说成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Y：或许只有在今天，人类历史才提供了建立真正的感性学的可能，这首先是因为上帝死了，人必须在自我确立中承担一切。感性在个人和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生存的充分开放，是一切理性怀疑的原动力，是待揭示的未知领域。它给今天的文化反思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也使我们对伦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批判获得了实体性的参照。
T：归根到底，所有人类的精神活动都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和在更高的意义上生存。这一点决定了感性学将成为人类整体研究的交汇点，正如艺术已经把自己显示为人类从精神上实行整体超越的唯一通道一样。
Y：总括的说，我们所讨论的独立的感性学，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即：以人的生存为唯一源头，以在表现上充分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为主要对象，以理性——哲学的思考为重要参照，并且把现代心理学作为建立沟通生存一人和文化的感性学的重要工具。当然，这里谈到的，只是关于建立真正的感性学的一些前提性思考。触发这些思考的，是刘东的《西方的丑学》一书。倘若我们的谈话也可以触发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就更有意义了。
(《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刘东著，《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