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中，书法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有人将之称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核心与否，我没有深入地研究，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但有一点，书法艺术千百年来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吸引了无数有识之士“为伊消得人憔悴”，就在于她那看似简单质朴的线条里，隐含着神秘的人类情感和人生体验，包含着丰富的宇宙信息。书法可以栖息精神，可以安妥灵魂，可以抒发情感。从这一点来看，一部书法史也是一部人类情感和时代精神史。
　　有人认为只有某个时代某个大家才是传统，才是书法的正宗，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是不能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为什么艺术发展的规律是繁荣而不是进步？为什么藝术的繁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有了历代书家对书法艺术的独特追求和卓越创造，才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书法传统。因此，传统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我们对传统的理解也应该宽泛一些。如果说传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经典就是这条大河中的朵朵浪花；如果说传统是绵延不断的山脉，大师就是这山脉中矗立着的座座高峰。
　　“相对于个体而言，真正在发生作用的传统，是和自身有所联系，并且被理解和使用的那一部分”。我在多年前的《临帖絮话》里，曾经谈到我对于学习传统的认识和临帖的心境：在临帖时，我主要契入他们其中的某一点——令自己激动和景仰的那个点，以求自身的慰藉和超越。学颜求其厚重，学金农求其郁勃，学八大求其简淡，学弘一求其超逸，不贪大求全，也不强求毕似。我对书法艺术的许多认识是从比较中得来的，我喜欢将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艺术门类、代表人物、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有时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也在寻找它们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
　　在我的认识和体验中，书法与其它艺术拥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我年轻的时候曾有机会接触了许多西方音乐的经典，受益匪浅。沈尹默说：“书法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空间和时间的艺术是一个覆盖人类感知系统的美妙织体，它通过声音、旋律、线条、色彩向存在世界倾诉创造的秘密与喜悦，并使短暂的生命得以永恒。艺术最伟大的使命，就在于将不可见的精神显现为可视、可听、可触摸的形式，为所有必将走向死亡的生灵带来亘古长新的慰藉。我特别喜欢音乐。我在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的旋律中，能深切地感受到和颜真卿《祭侄稿》并无二样的沉郁深悲。再比如，我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雄浑和博大，在他的《田园》和《命运》交响曲中，能感受到颜真卿、苏东坡书法作品中的厚重和庄严。
　　如果说音乐滋养了我的书法，那么激发我进入创造领域的是在读了韩玉涛先生的《孙过庭论》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友人处借得一本《美学》杂志，上面刊有韩玉涛先生的《孙过庭论》下半部，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最后一口气把它抄了下来。那时有关书法研究的好文章不多，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好的道出书法本质的文章。1986年，我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展中的那幅获奖作品，就是阅读这篇文章后的产物。
　　沿着那种风格，我写了许多年，慢慢地，那样的书写已经不能满足我内心的需要。为了能够充分表现我在自己作品中已经获得的表达，首先必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生活。我曾在农村呆了12年，回城以后又为生计奔波了数年。感谢生活给我的恩赐。艰辛而庸常的生活使我的人生有血有肉，使我的人生丰满而充实，使我在观赏和聆听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品时能与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为了能够使书法作品得到充分的表现，我们需要技法的锤炼。这同样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但技法只是工具，过分炫耀技法不仅削弱作品的深度，而且会使作品变得匠气十足。最高级的技法从属于完整的创作，不会凸现为关注的焦点。我们在读颜真卿的《祭侄稿》、沈从文的《边城》，乃至更多的优秀作品时会产生这种感受。
　　艺术的本质是创造，这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以为，限制我们这种能力的最大因素是现存的种种教条和清规戒律，鲁迅好像也告诫我们不要相信什么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没有任何老师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创造的领域，它需要体验、需要酝酿、需要等待，就好比灵感一样，我们是寻找不到的，只能和它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