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打交道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

　　“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红岩村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倾诉道。
　　这位男子就是卢绪章。他于1933年和友人合办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业务。1940年到重庆后，他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并利用广大华行的阵地，大力发展业务，为党筹措经费，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优秀战士”。
　　1911年6月，卢绪章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后被迫辍学，1925年到上海谋生。
　　1933年，卢绪章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35年，广大华行已发展成为一家略具规模的西药商行。1937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华行内积极发展党员，使广大华行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1939年5月，南方局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物色选拔干部到重庆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构，从事秘密交通、情报和经济工作，决定派卢绪章到重庆，以广大华行为基础，将它打造为党的掩护机关和秘密工作机构，执行党的任务。
　　1940年7月，广大华行的一部分迁至重庆，广大华行和卢绪章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曾叮嘱卢绪章：“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淤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从1942年起，广大华行开始承担起为南方局地下党机构提供经费的任务。1942年春，南方局指示卢绪章，韶关地下党急需活动经费8.5万元法币。由于支票汇票转账很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要求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直接将经费交给韶关地下联络员。不久后，卢绪章去韶关成功将经费交给了联络员。
　　抗战胜利后，按照周恩来指示，卢绪章把自己的产业迅速向上海集中。后来党组织又交给他一个任务——开辟海外贸易业务。卢绪章于是安排舒自清带着30万美元到美国广交华侨富豪、工商巨擘，成功打开了局面，成为美国施贵宝药业集团在中国的总代理。
　　之后，卢绪章又与美国的摩根财团做成大量生意，广大华行由此名声大噪。1980年上映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就是以他开拓海外贸易业务为背景所创作的。
　　在担任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卢绪章冒着极大的风险，领导广大华行党支部的党员干部同各方面的人物周旋，利用各种关系发展党的地下经济事业，同时圆满地完成了党的秘密工作任务。
　　据史料记载，1949年1月，周恩来发电报给卢绪章，要求他回国参加新中国筹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至1948年，卢绪章根据党的指示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折合20多万美元。1949年初，卢绪章一次送交党组织的经费就达100万美元。
　　上海解放后，卢绪章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后任国务院外贸部副部长，还是第一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离休以后，他在上海安度晚年，1995年去世。（赵迎昭）

敢为天下先：助力民族企业崛起的倪润峰

　　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时，倪润峰开始执掌长虹。借着这股东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劈开了一条繁花似锦的发展之路。他在任的二十年间，长虹累计销售收入近1000亿元、利税152亿元，产销彩电4500多万台、空调150万台……
　　在中国彩电行业的发展史中，倪润峰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他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尝试与探索，带领长虹在改革发展道路上一次次打破陈规，逾越“雷池”，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一员“闯将”，率先成功探索出企业“军转民”道路，将长虹从一个普通军工企业打造成价值百亿元级的中国彩电大王，为中国彩电业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基础。
　　1985年，倪润峰走马上任成为国营长虹机器厂新厂长。“厂长就是给职工找活干的，给企业找效益的。”这是他当时大会小会上的口头禅。在“个人官帽仕途”与“企业发展前途”之间，在“循规蹈矩”与“创新突破”之间，倪润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经济尚属困难时期，军工企业普遍面临生产任务不饱满、资金缺乏的困境，长虹也不例外。在国家“保军转民、以民养军”战略方针指引下，倪润峰带领长虹以电视产品作为转型突破口，科学地把军工技术、工艺、检测及质量控制手段移植到研发生产上，在“试制电视机”“自制电视生产线”的基础上，抢在国家相关政策“关门”前夜，成功引进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彩电生产线。凭借军工品质保证体系优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創新，长虹完成了从单一的军品生产到军民品融合的产业转型，由此从国内同行业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兄弟”跨入了“第一方阵”。
　　1988年，中央放开价格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此时，之前对耐用消费品市场流通环节严格管制的文件余威尚存，但倪润峰却敏锐地意识到了突围之路。他顺风而行，在其他国内彩电厂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率先出手。第二年，为抑制市场过热的抢购风，国家针对彩电行业的调控政策出台，每台彩电征收600元特别消费税，实行特许专营。原本火热的彩电市场一下子降温陷入疲软，倪润峰在当年断然做出决定：在全国范围降价，每台让利350元，同时保证国家的税收一分不减。
　　消息传出，国内同行一片哗然。他们纷纷向国家有关部门告状，称长虹严重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强烈要求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严厉制裁。倪润峰却不为所动，反倒亲临市场一线督战，要求销售部门加快执行。不久之后，国家出台了取消彩电特别消费税和特许专营的政策，原来忙着奔走告状的同行厂家这才如梦初醒。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发力，各个行业的本土品牌都面临空前的冲击，彩电企业经历了最艰难的苦战时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高端大屏幕电视机市场一直被外资品牌所垄断。在倪润峰的带领下，长虹自主开发出比肩国外电视技术的电视机芯，推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红太阳一族”高品质彩电，通过市场运营机制推动中国大屏幕彩电的规模化普及。1995年，倪润峰在国内家电行业率先提出企业使命是“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
　　经过长时间的谋划，长虹于1996年3月26日宣布：旗下彩电降价8%至18%。长虹的这股降价风潮顿时在全国彩电市场上掀起风暴，其他国产彩电品牌随风跟进，沉寂多时的消费被彻底激活。长虹的市场占有率从年初的22%猛增到年底的35%，超过所有国际品牌。倪润峰也由此被媒体公认是中国家电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首举大旗率众击败洋品牌，扛鼎中国民族产业崛起和领导中国家电品牌“雄起”的奋斗者。（江毅）

许家印扶贫：选骨头，啃骨头

　　2018年12月15日，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陪当时96岁的父亲回了趟河南周口老家，那两天他一改往日穿衣风格，换了身低调行头，又和父老乡亲吃了一顿地瓜、黑窝头、煮白菜萝卜的“忆苦思甜”饭。
　　回乡后，许家印不仅给每户村民发了3000元红包，还表示要再捐6.5亿元支持家乡发展。对他来说，这不算什么大手笔，自从2015年结对帮扶毕节市大方县以来，他要投入110亿元，帮助当地脱贫。
　　当京东、阿里、万科、融创中国等公司纷纷响应号召，投入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时，许家印却已经快人一步，早早交出了一份成绩单。
　　2015年11月27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
　　看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许家印就连夜召集高管开紧急会议，让副总柯鹏第二天就飞往毕节市，表明恒大要在脱贫攻坚战中啃一块国家都觉得难啃的“硬骨头”。
　　紧接着恒大成立扶贫办公室，集团副总裁姚东调去前线，担任扶贫办公室主任，许家印又从全集团系统选拔了2108人的扶贫队伍，派驻到当地县、乡、村。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企业的扶贫项目都采取单点切入模式，例如从产业角度切入的电商扶贫，从民生切入的教育扶贫，但恒大的精准扶贫范围更宽泛，这就需要与当地政府更为深入地打交道，即政府总体上指导，企业和政府合作，从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等方面来推进。
　　在扶贫第一站的选择上，许家印把重心放在了毕节，毕节市是乌蒙山区最贫困的地区，近928万人口中，光是贫困人口就有115.45万人。自然环境恶劣，人口不断增加，使毕节市陷入贫困。另一方面，毕节市的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前几年也引发广泛关注。
　　2012年11月16日，毕节市七星关区5名留守男童为烤火取暖集体闷死于一个垃圾箱内；2015年6月9日，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兄妹服农药自杀，留下遗书。当年毕节市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6月全市排查出留守儿童达26万多人。
　　根据毕节市留守办统计，95%的留守儿童都是由祖辈监护，他们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
　　2015年11月那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民营企业开始更积极的参与进来。
　　作为一家民营房地产企业的老板，比起空谈理想，许家印明显更务实，更讲究效率和执行力。作为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教授，许家印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效率为核心的管理方法论。
　　扶贫时，许家印延续了一贯的风格，2015年12月18日是他第一次去大方县，当时探访完贫困家庭回到县城已经是晚上，但许家印紧接着去查看了奢香古镇的选址。“马上叫设计院的人过来，明天我要看到古镇的初步设计图。”
　　当晚恒大设计院一位老总就赶到规划现场做了勘察，地方领导震惊于许家印的做事效率，甚至当地人口中都会蹦出“恒大速度”这样的词。一位易地搬迁贫困户回忆：“我是2016年6月得知恒大要给我建新房子的，2017年6月我就搬进来了，而且配了家电，恒大做什么都要讲快。”
　　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奢香古镇附近的一处梯田，许家印最初对这里的规划不满意，从全国调来了自己的园林建设人员，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在12万平方米的梯田里种植了玫瑰花等观赏类植物，要发展农旅结合的乡村观光旅游。
　　按照恒大的扶贫思路，除了要在毕节市10个县区建设12个移民搬遷社区、50个新农村和县城安置区奢香古镇，解决毕节市22.18万贫困户的移民搬迁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产业扶贫。盖房子、给钱并不能长久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精准扶贫的核心在于产业扶贫。
　　针对乌蒙山区独特的生态、气候，恒大投入57亿元，在毕节市打造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蔬菜瓜果基地和肉牛养殖基地，发展蔬菜、肉牛以及中药材、经果林等特色产业。同时还引进了79家上下游企业，帮助贫困户解决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卖给谁的问题，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长效持久的脱贫机制。
　　恒大当初给大方投入了30亿元，到2018年底实现1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从2017年5月开始，恒大又承担了包括大方县在内的毕节全市10个县区的帮扶，许家印决定再投80亿元，共计110亿元的扶贫资金，目前已经有60亿元到位。
　　2018年9月，黔西县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