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鲁迅之后，老舍与张天翼并列成为讽刺艺术的“双璧”。[1]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老舍面对国家命运的风雨飘摇、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劳苦大众的民不聊生，以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高举讽刺艺术的大旗，一方面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一方面直刺国民精神中的劣根性，以此探索“老大中国”的文化复兴之路，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艺术成就。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邻居们》[2]堪称讽刺艺术的精品。
　　老舍的小说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邻居们》是短篇小说集《樱海集》中的一篇。与该集子中的《月牙儿》等名篇相比，《邻居们》近年来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邻居们》围绕两对夫妇以素描般的手法讲述了邻里间的琐事。作品聚焦于两家人，明家和杨家；聚焦于两件事，葡萄风波和信件风波。在作者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下，四个人物轮番登场，演绎出一部啼笑皆非的邻里闹剧。明家夫妇是十足的市侩。明先生仰仗给洋人做事，虚荣、自私、傲慢，“他看自己好像看一位圣人那样可钦仰”；明太太是绝对利己主义者，“心眼很多”，“爱疑心”，不识字却自认为“她比一切人都高明”。杨家夫妇都是教师，杨太太知书达理，“杨先生是最新式的中国人，处处要用礼貌表示出自己所受过的教育”。最初因明家的孩子偷了杨家的葡萄，两家人发生了交集，明太太的多心和恶语相向直接引发了后来的信件风波，矛盾升级的结果是明家孩子践踏了杨家花园，杨先生砸碎了明家的玻璃，一场逐渐升级的邻里大战遂偃旗息鼓。
　　《邻居们》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一直被奉为“幽默大师”。曹禺曾这样评价老舍：“作品中的幽默，是今天中国任何作家所没有的。美国的马克·吐温以其幽默，在美国和国际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老舍先生也是可以与之媲美的。”[3]但从美学范畴来说，这篇《邻居们》显然不仅仅是幽默，而更是讽刺。在老舍看来，“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地笑，而是使我们淡淡地一笑，笑完因反省而面红过耳。讽刺家故意的使我们不同情于他所描写的人或事。……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4]老舍正是以这样一颗“冷”的心，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以“文明”的杨先生和“野蛮”的明先生为代表的两类人，进而思考了一个文化建设的大问题。
　　老舍在《邻居们》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反讽，从而达到了极佳的讽刺效果。反讽，既是一种修辞方式，也是一种语言技巧，古已有之，但因20世纪被英美新批评派关注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新批评派通过对诗歌语言的研究，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反讽是由于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的对立的语言现象”，“反讽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作为对语境压力的承认”。[5]即反讽是通过故意制造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错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它借助旁敲侧击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反讽手法是讽喻得以实现的最核心途径，“讽喻可以通过多种手法来实现，如嘲讽、自嘲、调侃、反讽、戏仿、隐喻、复义、夸张等，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就是反讽，其余的则可能成为反讽的各种变形或实施反讽的途径”[6]。老舍在《邻居们》中通过反讽手法的运用达到了文化讽喻的目的。
　　具体而言，《邻居们》中的反讽是一种情境反讽。老舍抛弃了传统的叙事方式，没有设置复杂的情节结构，而是将人物投放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情境中，进行自我演绎。整个作品线条简洁，不枝不蔓，宛如人物素描。例如，小说一开篇就刻画出一个蛮不讲理又自以为是的明太太形象。“明太太的心眼很多。”“她爱疑心，对于凡是有字的东西，她都不放心。字里藏着一些她猜不透的秘密。因此，她恨那些识字的太太们，小姐们。可是，回过头来一想，她的丈夫，她的儿女，并不比那些读书识字的太太们更坏，她又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聪明，自己的造化，与自己的身份。”“她一切听从丈夫，其次就是听从儿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这些充满矛盾、差异的话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泼妇兼市侩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其后的葡萄风波中，明太太更是以先发制人之势寥寥数语打败了知书达理的杨太太。“‘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一个简单的情境，恰似一幅简洁的漫画，三言两语间便活化出一个立体的人物。除了明太太之外，明先生、杨先生的形象都是用这种情境反讽的手法塑造出来的。
　　在一个个精心设置的情境之外，有一个若隐若现的观察者，这就是小说的叙述者。他居高临下，俯瞰着事件的整体走向。当人物按照自己的逻辑出场演出时，观察者的位置决定了他能够洞察到局部和局部、人物与人物、场景与场景衔接过程中所产生的荒唐结果，同时也能够调动读者与之站在共同的立场上一起嘲笑被反讽的对象。于是，小说的戏剧性就此形成，反讽就此发挥出凌厉的讽刺效果。
　　例如，在明家孩子偷了邻居的葡萄一事上，明家夫妇有其想当然的逻辑，可是叙述者和被叙述者调动的读者却看到了其内在的荒诞性。首先，小说讲道：“明先生和明太太都不奖励孩子去偷东西，可是既然偷了来，也不便再说他们不对。”接着说明理由：“况且花草又不同别的东西，摘下几朵并没什么了不得。”而后，形成一个假设：“假如孩子们偷几朵花，而邻居们找上门来不答应，那简直是不知好歹。”就这次而言：“杨氏夫妇没有找来，明太太更进一步的想，这必是杨家怕姓明的，所以不敢找来。明先生是早就知道杨家怕他。并非杨家小两口怎样明白的表示了惧意，而是明先生以为人人应该怕他，他是永远抬着头走路的人。”一个大字不识的泼妇，一个眼中只有金钱的“西崽”，就这样被小说叙述者和读者偷偷地嘲弄了一把。
　　老舍之所以将邻里间的纠葛放在特定情境的聚光灯下，其实有更深的用意。对于明家夫妇，老舍的讽刺态度是非常明显的；而对于杨家夫妇，老舍的讽刺态度比较隐晦。这种态度上的差异表现了老舍对两类人所代表的两类文化的深层思索。 　　明先生是资本主义入侵后与中国封建文化交融共同造就的怪胎。他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的美德，有的“就是他怎样多积蓄一些钱，使自己安稳独立像座小山似的”；他没有修身、齐家的人格修养，而是打骂太太、放纵儿女，因为“他看自己好像看一位圣人那样可钦仰”；他不学无术又自高自大，“他永远不看书”，“他没有国家，没有社会”，“也没看得起中国的法律”，他只认为有钱就是一切。这是一个拾资本主义文明牙慧的畸形儿。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老舍小说《文博士》中的文志强、《离婚》中的张天真和小赵、《四世同堂》中的兰东阳和祁瑞丰、《牛天赐传》中的牛天赐等。老舍对这类洋化的“西崽”只有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鞭笞了。
　　那么，以杨氏夫妇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实现文化自救呢？老舍通过详细描写信件风波的过程和解决的方式，也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杨先生自诩“是最新式的中国人，处处要用礼貌表示出自己所受过的教育”，在明家得寸进尺的挑战下，“他的讲礼貌与教师的身份胜过了怒气”。因此，他“不敢动气，明家可以无礼，杨先生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尊严的”。“他甚至于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儿架，可是只能这么想想，他的身份不允许他动野蛮的。”当杨先生在心里一遍遍地咒骂着“明先生只是个会抓几个钱的混蛋”时，他便阿Q般地觉出了自己的优越，而杨先生越是“文明”，明先生越是觉得他“穷酸”。当杨先生把那封送错的信连同他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一起发出去时，心里想着“到底叫明混蛋看看读书的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蔼”。但这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这只能让明先生“更讨厌那个穷酸，他觉得只有穷酸才能那样客气，客气得讨厌”。最终，杨先生那点野蛮的血冲破了那“文明”的防线，他砸了明先生家的玻璃，“只觉得这么做痛快，舒服，光荣。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像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觉得年轻，热烈，自由，勇敢”。反倒是这野蛮的胜利，让明先生对杨先生的“恨”中有了那么一点佩服。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第二天是星期日，杨先生在院中收拾花草，明先生在屋里修补窗户。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这欧·亨利式的结局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
　　老舍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破坏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而且造成了民族心理和国民精神的病变，产生了像明先生一类的畸形儿。另一方面，几千年因袭下来的封建思想，严重制约了人民的生命活力，产生了像杨先生一类的只顾“文明”而缺乏行动的读书人。当“文明”注入了“野蛮”的血液，那个日渐贫弱的“老大中国”似乎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老舍的文化探索，也是《邻居们》真正的深层含义。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68.
　　[2]《邻居们》为语文版高中课标教材（必修）第三册课文。该文选自《老舍文集》第八卷。凡文中引文不再特别标注。
　　[3]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N].人民日报，1979-2-9.
　　[4]老舍.什么是幽默[A].老舍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84.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12.
　　[6]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