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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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是个竞争的时代,每个民族和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机遇,必须抢占科技创新这一制高点。创新需要人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创新性人才,是学校和社会进行创新教育的基本追求。创新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也代表一种先进的文化。近些年的创新教育实践表明,进行创新教育必须用先进文化来武装入的大脑,塑造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创新理念。值得指出的是,在创造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新教育,往往受到西方创造性文化的影响,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无可非议,但在我国进行创新教育决不应当忘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教育智慧。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教育智慧,是支持我国创新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对‘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创新教育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开展创新教育,应当注重以下创新教育智慧的灌输与传播。
  
  1、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的首要任务是向受教育者传播创新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创新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对自强精神与忧患意识方面。
  翻阅中国古典著作,鼓励自强精神的警世箴言比比皆是。《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论语·子罕》载:“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这些正是中华民族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它表现为一种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积极的人生观。譬如,从对自然环境来看,独特的地理环境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创造农业文明的条件,但并非十分优越。桀骜不驯的黄河经常泛滥,每一次决堤,都曾把辛苦劳作的产业和生灵大片毁灭,但眷念黄土的人们从未从这灾情不断的大河流域退却,黄河文明正是这样创造繁衍、生生不息。再从对社会性灾难来看,中国历史上每次王朝更迭、外患入侵都有数万生灵涂炭,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但每次都是战乱中余生的人们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顽强意志,重建家园,创造未来。溶入民族文化血液的这种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我们民族“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刚健自强,勇于创新,向人类历史贡献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可以说,自强精神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不竭源泉。我们现在开展创新教育,理应进行自强精神教育。
  与自强精神密切相系的忧患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探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外部情感表现,它是具有创造性、推动性的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忧患意识在知识修养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知识群体中最为普遍,它并非囿于一时的利害得失和对功利关系的注视,而是表现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及利益的强烈关怀和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一种普遍性的志愿和胸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从这种以兴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出发,于是有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类沉毅冷静的理性思维,就会“原始察终,见盛衰”,善于从一片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中觉察隐患,发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警示,同时也能在民族危亡、朝政腐败、国民精神整体僵化的危机时刻大声疾呼:我们“有一少年中国在”,藉以鼓舞国民、激发斗志。这种心系社稷的忧患意识是在对现实辩证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表现为对主体社会辩证的否定精神,对现实一种理性的怀疑,对传统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发展与重构,其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过程,在怀疑、否定、批判的过程中,表现出创造的萌动与生成的欲望。这种思维方式对现代社会的综合创新活动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因此,我们现在开展创新教育,理应将忧患意识教育纳于其中。
  
  2、基于传统文化的变易思想
  创新需要求变,西方学者将“突变论”作为创造的理论基础。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求变思想,从而内蓄着一种蓬勃的创造活力。
  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周易大传》曾讲过,“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张岱年先生指出,作为“天地之大德”的“生”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易传》说:“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推崇的一种创新思想。近代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认为:“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之,弊必丛生,故无有百年不变之法也。’千百年来,这种革故鼎新的变易方法,成了人们倡导变法、力主创新的方法论依据,成了不同时期有道讨伐无道的方法论武器,中华民族也因而不断变革现实,不断焕发勃勃生机。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换;两汉时期的文化建国运动,确立了全新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革新了中国的文化形态;唐代的佛教革新运动,产生了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容;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尽管有程度、目的、性质的不同,但都是对旧有制度、传统和思维的革新,都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文化的变易性产生的无穷创造力,使中国文化高峰迭起,源远流长。及至今日,我们为追赶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潮流而进行的改革,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又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实现全方位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取得惊人成效,正是源于这种创进不息的变易精神。
  
  3、基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
  创新首先是一种思维活动。进行创新思维教育也是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人们常常津津乐道西方的创新思维方式,往往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辩证思维所具有的创新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更为形象生动,更易于领悟和运用,因而具有更强的创新功能。西方的辩证思维多注重辩证的分析与推理,体现为辩证逻辑: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多注重辩证的判断与阐释,体现为许多具有辩证思维特色的格言、寓言和思维模式。老子的辩证思维以格言风格见长,诸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有生于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之类格言,由于极为精炼,极为深刻,几乎有无穷无尽的阐释余地。孔子、荀况、孙武等人也留下许多具有鲜明辩证思维特征的格言,使后人从不同角度得到启迪,常学常新,回味无穷。庄子的辩证思维以寓言风格见长。他讲的“螳臂当车”、“邯郸学步”、“知鱼乐”等寓言故事,于诙谐风趣中渗透辩证思维的机敏,使人们在阅读时能发出会心的微笑,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例子》以及后来的不少寓言故事也有类似的风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模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形象化的模式,如太极图、五行关系图式、六十四卦方圆图,等等,运用图示表明不同事物之间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另一类是抽象化的模式,即将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加以高度概括,用极简短的范畴关系加以表示,如“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这些思维模式本身需要靠直观体验来把握,同时又成为直观体验的判断依据和推理基础。
  直观体验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创新功能。中国古代许多发现和发明得益于直观体验认知模式的运用。“直观”,又称直觉,指未经充分逻辑推理过程而对事物本质的直接洞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直观体验的理解强调立象尽意、取象比类、知情意相贯通等,因而易于领悟和掌握。正是通过直观体验,古老的中医才能够在不做大量生理解剖和生化检验的条件下,凭“司外揣内”的功夫把握人的生理和病理变化,靠针灸、推拿、中草药等传统疗法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世代繁衍。也正是通过直观体验,才有浑天仪、指南车、透光铜镜、“鱼洗”等等的发明,才能凭借悟性取得一系列巧夺天工的技术成就。直观体验的创新功能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战术上出奇制胜,武术上推陈出新,艺术上立异标新,筹算上变化无穷,等等。即使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直观体验仍有一定的创新功能。根据现代创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直观体验必须与逻辑分析充分互补,才能充分发挥其创新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一些学者探讨创造力开发问题时,往往注重引用西方科学家的创造思维活动体验,很少同中国传统的直观体验思维活动相联系。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直观体验思维能力是一种潜在的巨大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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