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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视讲坛类节目渐渐冷清，其原因要从传播五要素进行一一探讨。从与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中可知，电视讲坛类节目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存在着必然走向沉寂的原因。
关键词： 电视类讲坛节目 大学课堂教学 沉寂原因
电视讲坛类栏目起始于湖南卫视1999年10月开播的《新青年》(后更名为《千年论坛》)，2000年，凤凰卫视开《世纪大讲堂》栏目，随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播《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播后反应平淡，收视率于科教频道中也列于末位。但随着刘心武《新解〈红楼梦〉》和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的开播，《百家讲坛》收视率节节攀升，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乃至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连讲坛的老师们都成了明星，甚至还有一批粉丝，如“乙（易中天）醚”、“丹（于丹）皮”、“群（王立群）众”等。《百家讲坛》的兴起促使很多电视台都相继办起了讲坛类栏目，如北京卫视的《中华文明大讲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山东卫视的《新杏坛》，陕西卫视的的《西凤开坛》，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等等。但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降低及热潮的退去，其他一些电视讲坛类节目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了。
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在传播的诸多要素中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电视类讲坛节目红火的时候，人们经常拿它和大学课堂教学作比较，希望大学课堂教学能像电视类讲坛节目一样。因此，本文拟以传播学五要素即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受众、传播效果为点，通过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以期窥探电视类讲坛节目渐趋冷清的原因。
一、传播者
电视讲坛类节目的主讲者和大学课堂的讲授者虽然都是大学老师，但“讲坛”和“讲台”位置的不同使其身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即使同是站在“讲坛”上的教授，因制作人初衷的不同，教授的身份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制作人把履行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的教授和“讲台”上的教授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如果制作人把收视率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份就难免带有浓厚的商业意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博得观众、听众的认可，使收视率提高，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事先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尤其是经过后期制作加工过的，他们俨然成为在电视台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安排下甚至“绑架”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台的广告人和招揽者，类似说书人。而在“讲台”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上背负的是强烈的教书育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主要任务是进行知识的有效传播及对学生能力的适当启发和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分配给学生的启蒙者和引导者，他们的教案也许是课前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不受导演和台词的约束，根据课堂具体情况，他们可以灵活地对课堂进行安排。这样看来，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二者的“生命力”自然可知。
二、传播内容
在传播内容上，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侧重于故事性，是一种消费产品；而大学课堂教学侧重于学理性，是能让人受益终身的。前者注重悬念，后者关注理念；前者注重前卫，后者关注权威；前者以感想售卖，后者以思想育人。例如，《百家讲坛》的制胜法宝就是悬念，它把故事与情节放在重要的位置。万卫说：“我們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1］P33显然，《百家讲坛》已成为传统文化的“故事会”。在选题方面，太专业的都不能通过，专家的选题必须通俗，有故事可说。当然，电视类讲坛节目的内容往往通俗易懂，易于接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学老师借鉴的。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1］P64然而，“简单化”、“傻瓜化”应该仅仅限于形式上，如果为了“使它简单、傻瓜”而对讲述内容进行曲解，使传播内容本身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那么这类传播就是失真的了。例如，对于于丹将《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小人”解释成“小孩”，学界就有很多批评。
另外，电视讲坛类节目可以依靠后期制作消除所有的缺点，是定制式的。而大学课堂教学虽然也要尽量与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授课过程中，其随机性、自由性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内容要根据课堂实际情况临时发挥或灵活处理，可以说是定制与灵活的统一。
还有，相对于授课内容广泛的大学课堂，电视讲坛类节目在传播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更多地集中在历史文化、文学经典等人文社科类题材，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少。历史、文学知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故事性，适合用有声语言现场演绎，对观众很有吸引力，而且不要求观众必须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主讲人和观众之间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鸿沟。主讲人比较容易把握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平衡点，从而为受众创造良好的理解空间。但是总是听这些题材的故事，时间一长，受众自然会感到单调，自然会渐渐远离节目。
三、传播渠道和方式
从传播渠道和方式来说，讲坛类节目是电视节目，其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商业化的运作机制；而大学课堂是一种教育方式，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平台和手段。
于丹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性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捣鼓在一起。”［1］P64而对于大学教授而言，本着学术的严谨性，一般情况下他们上课前都要备课的，当他们在大学课堂上发表某种观点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凭什么这样说，而且要有可靠的材料作为佐证。一个是戏说，一个是正解；戏说仅能供人一笑而过或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正解却能引人深思、给人启发。
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电视不是一个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2］P112-113如果仅仅靠教授们的讲演，讲坛类节目不会那么受欢迎。基于视觉因素在当今传播中地位的提升，电视讲坛类节目一般都配以生动的画面和声像，从而给受众更深切的感受，以赢得受众的喜爱。而大学不可能像电视台那样有专门的制作人员把教师要讲的内容制作成生动的影像画面，最多只能是制作稍微精美的课件并配以适量的视频。这一点也是一开始大众对电视类讲坛节目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满足了当今人们在信任危机、道德危机背景下对传统文化回归的需求，而且满足了他们的视觉美感，让人在了解知识的同时能够得到娱乐和放松。甚至很难说清楚在电视类讲坛节目里是知识的成分大还是娱乐的成分大，因为节目里所讲解的所谓“知识”也包含大量的娱乐成分。这由前文的“戏说”也可窥见一斑。而大学课堂教学虽讲究“寓教于乐”，但终归要以“乐”为辅，以“教”为主。
四、受众
从受众的角度说，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一般为17岁—24岁之间的大学生，他们已经完成高中学业，即将具备或已经具备一定的大学文化程度，应该属于较为高端的受众，属于小众传播。这些受众基于知识的渴求，这种渴求本身所带有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便是他们的动力所在，能使他们坚持不懈地、继续地、主动地成为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而电视尽管在朝着小众化发展，但不管多“小”的观众，总不如教室里的受众那么“小”。根据阿多诺的场域分析：听众越多，内容越浅，每个人的趣味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要同时满足许多人的要求，就必须降低趣味，把知识通俗化。另外，从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现状看，我国电视观众的平均文化水平应该是初中到高中之间。［1］P100仍以《百家讲坛》为例，据万卫介绍，重新定位后的《百家讲坛》将收视人群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四十岁左右爱学习的女性；第二类是众多的老年知识分子；第三类是一些文化不太高，甚至相当低的人。2004年年底，《百家讲坛》栏目组曾对栏目的热心观众作过一个市场调研，调查结果是：按年龄划分：14岁以下占6.54%；15—24岁占8.62%；25—34岁占14.6%；35—44岁占11.57%；45—54岁占32.91%；55—64岁占13.85%；64岁以上占11.91%。按教育程度划分：未受教育的观众占3.3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观众占15.0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44.2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27.94%；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观众占9.39%。［3］P33调查结果与节目预期应该是相吻合的。这些受众对事物的选择总是流于表面，图个新鲜，主要是为了娱乐和放松，再加上这些受众接触各种媒介的时间最多，时间也最长，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他们的品位和需求也会不断提高，所以，电视类讲坛节目一直保持原来那个样子，必然渐渐为他们所冷落。
五、传播效果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经过后期处理的讲课，原则上讲，效果要比实际效果好。因为，节目录制的时候，如果演讲人出现了什么问题可以重新来过，而大学课堂教学就只能“现场直播”了，虽然真实，有时却难免会有些不能“重新制作”的遗憾。相对于大学课堂以传者与受众的互动交流为中心，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主要是“以受者为中心”。于丹就曾直言不讳：“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1］P27这种“受众中心论”往往会导致学者迁就公众，而不是提升公众；电视媒介成为大众文化的跟风者，而不是引领者。而且，由上文对受众的分析可知，我国的收视率反映的是较低文化层次人们的需求，而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导向，尤其是文化较落后、经济较贫困的社会。然而，电视台包括电视讲坛类节目却是跟着这样的收视率在走，这样一来，媒介所带动的文化实质上是由较低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引领的，长此以往，将何以堪？另外，大学课堂是一个站在学术立場的对话，而大多数讲坛类节目是不讲究学术的严谨性的。万卫曾明确表示,《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4］为了生动有趣、吸引观众，讲坛类节目即使带来传播的失真也在所不惜。所以，从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来看，电视类讲坛节目终将走向冷清。
综合以上可知，电视讲坛类节目有其受欢迎的一面，在语言、节奏、多媒体等方面都有可供大学课堂教学借鉴的地方，它带动大众文化热潮的功绩也有目共睹；但它在传播者、传播渠道和方式、传播内容、受众、受众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其冷清的原因和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张法，肖鹰，陶东风等.会诊《百家讲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64.
［2］［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筵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2-113.
［3］郭巧红.论电视讲坛栏目的定位与错位.［EB/OL］.http：//www.cctv.com.cn/program/bjjt/topic/education/C13910/20050423/100625.shtml.2005-04-23.
［4］央视国际.曾经没人看，央视《百家讲坛》为什么这火［EB/OL］.http：//www.cctv.com/program/bjjt/20060106/101710.shtml.2006-01-06.
关键词： 电视类讲坛节目 大学课堂教学 沉寂原因
电视讲坛类栏目起始于湖南卫视1999年10月开播的《新青年》(后更名为《千年论坛》)，2000年，凤凰卫视开《世纪大讲堂》栏目，随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播《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播后反应平淡，收视率于科教频道中也列于末位。但随着刘心武《新解〈红楼梦〉》和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的开播，《百家讲坛》收视率节节攀升，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乃至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连讲坛的老师们都成了明星，甚至还有一批粉丝，如“乙（易中天）醚”、“丹（于丹）皮”、“群（王立群）众”等。《百家讲坛》的兴起促使很多电视台都相继办起了讲坛类栏目，如北京卫视的《中华文明大讲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山东卫视的《新杏坛》，陕西卫视的的《西凤开坛》，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等等。但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降低及热潮的退去，其他一些电视讲坛类节目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了。
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在传播的诸多要素中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电视类讲坛节目红火的时候，人们经常拿它和大学课堂教学作比较，希望大学课堂教学能像电视类讲坛节目一样。因此，本文拟以传播学五要素即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受众、传播效果为点，通过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以期窥探电视类讲坛节目渐趋冷清的原因。
一、传播者
电视讲坛类节目的主讲者和大学课堂的讲授者虽然都是大学老师，但“讲坛”和“讲台”位置的不同使其身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即使同是站在“讲坛”上的教授，因制作人初衷的不同，教授的身份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制作人把履行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的教授和“讲台”上的教授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如果制作人把收视率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份就难免带有浓厚的商业意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博得观众、听众的认可，使收视率提高，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事先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尤其是经过后期制作加工过的，他们俨然成为在电视台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安排下甚至“绑架”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台的广告人和招揽者，类似说书人。而在“讲台”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上背负的是强烈的教书育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主要任务是进行知识的有效传播及对学生能力的适当启发和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分配给学生的启蒙者和引导者，他们的教案也许是课前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不受导演和台词的约束，根据课堂具体情况，他们可以灵活地对课堂进行安排。这样看来，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二者的“生命力”自然可知。
二、传播内容
在传播内容上，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侧重于故事性，是一种消费产品；而大学课堂教学侧重于学理性，是能让人受益终身的。前者注重悬念，后者关注理念；前者注重前卫，后者关注权威；前者以感想售卖，后者以思想育人。例如，《百家讲坛》的制胜法宝就是悬念，它把故事与情节放在重要的位置。万卫说：“我們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1］P33显然，《百家讲坛》已成为传统文化的“故事会”。在选题方面，太专业的都不能通过，专家的选题必须通俗，有故事可说。当然，电视类讲坛节目的内容往往通俗易懂，易于接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学老师借鉴的。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1］P64然而，“简单化”、“傻瓜化”应该仅仅限于形式上，如果为了“使它简单、傻瓜”而对讲述内容进行曲解，使传播内容本身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那么这类传播就是失真的了。例如，对于于丹将《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小人”解释成“小孩”，学界就有很多批评。
另外，电视讲坛类节目可以依靠后期制作消除所有的缺点，是定制式的。而大学课堂教学虽然也要尽量与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授课过程中，其随机性、自由性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内容要根据课堂实际情况临时发挥或灵活处理，可以说是定制与灵活的统一。
还有，相对于授课内容广泛的大学课堂，电视讲坛类节目在传播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更多地集中在历史文化、文学经典等人文社科类题材，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少。历史、文学知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故事性，适合用有声语言现场演绎，对观众很有吸引力，而且不要求观众必须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主讲人和观众之间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鸿沟。主讲人比较容易把握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平衡点，从而为受众创造良好的理解空间。但是总是听这些题材的故事，时间一长，受众自然会感到单调，自然会渐渐远离节目。
三、传播渠道和方式
从传播渠道和方式来说，讲坛类节目是电视节目，其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商业化的运作机制；而大学课堂是一种教育方式，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平台和手段。
于丹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性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捣鼓在一起。”［1］P64而对于大学教授而言，本着学术的严谨性，一般情况下他们上课前都要备课的，当他们在大学课堂上发表某种观点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凭什么这样说，而且要有可靠的材料作为佐证。一个是戏说，一个是正解；戏说仅能供人一笑而过或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正解却能引人深思、给人启发。
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电视不是一个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2］P112-113如果仅仅靠教授们的讲演，讲坛类节目不会那么受欢迎。基于视觉因素在当今传播中地位的提升，电视讲坛类节目一般都配以生动的画面和声像，从而给受众更深切的感受，以赢得受众的喜爱。而大学不可能像电视台那样有专门的制作人员把教师要讲的内容制作成生动的影像画面，最多只能是制作稍微精美的课件并配以适量的视频。这一点也是一开始大众对电视类讲坛节目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满足了当今人们在信任危机、道德危机背景下对传统文化回归的需求，而且满足了他们的视觉美感，让人在了解知识的同时能够得到娱乐和放松。甚至很难说清楚在电视类讲坛节目里是知识的成分大还是娱乐的成分大，因为节目里所讲解的所谓“知识”也包含大量的娱乐成分。这由前文的“戏说”也可窥见一斑。而大学课堂教学虽讲究“寓教于乐”，但终归要以“乐”为辅，以“教”为主。
四、受众
从受众的角度说，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一般为17岁—24岁之间的大学生，他们已经完成高中学业，即将具备或已经具备一定的大学文化程度，应该属于较为高端的受众，属于小众传播。这些受众基于知识的渴求，这种渴求本身所带有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便是他们的动力所在，能使他们坚持不懈地、继续地、主动地成为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而电视尽管在朝着小众化发展，但不管多“小”的观众，总不如教室里的受众那么“小”。根据阿多诺的场域分析：听众越多，内容越浅，每个人的趣味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要同时满足许多人的要求，就必须降低趣味，把知识通俗化。另外，从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现状看，我国电视观众的平均文化水平应该是初中到高中之间。［1］P100仍以《百家讲坛》为例，据万卫介绍，重新定位后的《百家讲坛》将收视人群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四十岁左右爱学习的女性；第二类是众多的老年知识分子；第三类是一些文化不太高，甚至相当低的人。2004年年底，《百家讲坛》栏目组曾对栏目的热心观众作过一个市场调研，调查结果是：按年龄划分：14岁以下占6.54%；15—24岁占8.62%；25—34岁占14.6%；35—44岁占11.57%；45—54岁占32.91%；55—64岁占13.85%；64岁以上占11.91%。按教育程度划分：未受教育的观众占3.3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观众占15.0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44.2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27.94%；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观众占9.39%。［3］P33调查结果与节目预期应该是相吻合的。这些受众对事物的选择总是流于表面，图个新鲜，主要是为了娱乐和放松，再加上这些受众接触各种媒介的时间最多，时间也最长，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他们的品位和需求也会不断提高，所以，电视类讲坛节目一直保持原来那个样子，必然渐渐为他们所冷落。
五、传播效果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经过后期处理的讲课，原则上讲，效果要比实际效果好。因为，节目录制的时候，如果演讲人出现了什么问题可以重新来过，而大学课堂教学就只能“现场直播”了，虽然真实，有时却难免会有些不能“重新制作”的遗憾。相对于大学课堂以传者与受众的互动交流为中心，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主要是“以受者为中心”。于丹就曾直言不讳：“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1］P27这种“受众中心论”往往会导致学者迁就公众，而不是提升公众；电视媒介成为大众文化的跟风者，而不是引领者。而且，由上文对受众的分析可知，我国的收视率反映的是较低文化层次人们的需求，而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导向，尤其是文化较落后、经济较贫困的社会。然而，电视台包括电视讲坛类节目却是跟着这样的收视率在走，这样一来，媒介所带动的文化实质上是由较低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引领的，长此以往，将何以堪？另外，大学课堂是一个站在学术立場的对话，而大多数讲坛类节目是不讲究学术的严谨性的。万卫曾明确表示,《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4］为了生动有趣、吸引观众，讲坛类节目即使带来传播的失真也在所不惜。所以，从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来看，电视类讲坛节目终将走向冷清。
综合以上可知，电视讲坛类节目有其受欢迎的一面，在语言、节奏、多媒体等方面都有可供大学课堂教学借鉴的地方，它带动大众文化热潮的功绩也有目共睹；但它在传播者、传播渠道和方式、传播内容、受众、受众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其冷清的原因和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张法，肖鹰，陶东风等.会诊《百家讲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64.
［2］［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筵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2-113.
［3］郭巧红.论电视讲坛栏目的定位与错位.［EB/OL］.http：//www.cctv.com.cn/program/bjjt/topic/education/C13910/20050423/100625.shtml.2005-04-23.
［4］央视国际.曾经没人看，央视《百家讲坛》为什么这火［EB/OL］.http：//www.cctv.com/program/bjjt/20060106/101710.shtml.200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