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故宫》原班人马倾情打造的八集纪录片《园林》（分别为第一集《仙境在人间》、第二集《村庄里的上林苑》、第三集《桃花源有多远》、第四集《写在大地上的诗》、第五集《汴京艮岳梦》、第六集《不朽的林泉》、第七集《遥远的归处》、第八集《墙内的花园》，每集长度50分钟），于2015年6月20日CCTV9的端午假期档（每晚20点“特别呈现”时段）播出，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第二集《村庄里的上林苑》：秦代写实、汉代写意的兵俑，昆明池操练的水军，承接仙露的仙人铜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邂逅伊人（卫子夫），游猎于上林苑、充满谋杀险恶的汉武帝、李敢、霍去病，昼夜赶工、挥洒汗水的能工巧匠，在田间地头高吼老腔、高唱“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老汉，狂奔于大地追赶野兔的细狗，以及游走在废弃村庄残垣断壁上的李小超。影片中流动的线条与绘画，历史与现实，关中与长安，秦岭与渭河……诸多文化符号与地理遗迹，都一起涌向了我的心头。笔者从大地园林化的角度对这一集进行解读。
　　一、 现在的村庄，历史的上林苑
　　（一）上林苑的范围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上林苑的空间范围与地理尺度。笔者试做一个比照：根据凤凰网2015年6月20日报道，迪拜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户外休闲度假胜地，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花园”。这座奇迹花园耗费了4500万株鲜花，并被装饰着一周围墙，具有长达4000米花径，今日它在中亚阿拉伯半岛中部、阿拉伯湾南岸的日光下熠熠生辉。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为之投来目光。汉代上林苑与之相比较，3000平方公里的关中大地都充满了山、水、植物、土、石、动物，乃至帝王贵族等文化元素！迪拜花园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地理学者王社教教授考证上林苑在其范围（长度）最大时大约400余里。[1]
　　（二）上林苑的植物引种
　　古代典籍中记载秦汉上林苑所有栽培植物名称共2000 多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对其中记载的163个木本植物名称进行考释，识别出144个现代植物学名称（隶属34 科、71种），占总数的88.34%；此外存疑 19 个，占总数的11.66%。其中热带、亚热带植物（如荔枝、木棉等）占有近40%的比重；果树园艺的品种异常丰富；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上林苑成为当时驯化西域果树的中心。[2]例如南越王赵佗曾经向长安进献珊瑚树，高1丈2尺，一株三分叉，生有462根枝条，呈现焕然之景。上林苑中移植栽种此树之后，被称为“烽火树”。上林苑还设置冬季暖房，类似于今天的温室，以利花草与蔬菜。[3]从如今的生态学来看，上林苑在观察生物习性、饲养动物、动物驯化与人工选择性栽培花木等方面所采取的分门别类和划分区域的方式，都已达到相当高的科学水平。
　　（三）上林苑的建筑营建
　　上林苑营造了扶荔宫、葡萄宫、犬台宫、走狗观、蚕观、薄升观、观象观、白鹿观、鱼鸟观、走马观、虎圈观、飞廉观、射熊观、属玉观等60余座离宫别馆（历史典籍中记载25处宫，56处观，多有重复）。阿房宫前殿遗址附近所发掘的上林苑一号建筑遗址与上林苑二号建筑遗址已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被考古工作者所揭示。其中，在一号建筑遗址中发现了夯土台基、廊道、给排水设施（散水和曲尺形石渠）等遗迹。在二号建筑遗址考古发现的建筑物残迹（坐落于两层夯土台基之上），该建筑物经推测应该为秦汉时期典型的高台多层建筑。[4]2005年和2006年，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在阿房宫前殿遗址附近实地发掘了上林苑三号建筑遗址及上林苑五号建筑遗址。其中，三号建筑遗址为下部夯土台基和上部三层建筑组成的高台建筑，考古发现了残存的廊房、廊道等遗迹，此外，五号建筑遗址的两组排水管道保存较好。这两处遗址与秦代阿房宫的修建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在战国时期秦上林苑中新修建的。[5]另外，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阿房宫村南、赵家堡村东北的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西距阿房宫前殿遗址500米，地面之上现存高大土台。[6]
　　（四）上林苑的功能
　　经过汉武帝的铁腕营建，举全国之力，使上林苑发展成为融山水、花木、建筑为一体的皇家园林，体现打猎游玩、宴饮接待、军事演习等多用途性质。[7]上林苑水系是一个自然河流湖沼与人工湖泊渠道相结合的系统。以灞、浐、沣、涝、鱊、滈、渭、泾等“八水绕长安”“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宏伟形势，在汉长安城附近形成以西南昆明池为核心的園林水体景观群。上林苑构筑了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中大型水景的典范：兰池宫进行系统的园林堆山、叠石、理水等园林营造实践；同时，开辟了西汉宫苑中以求仙超脱为目的的园林营建之先河，使得园林成为人们塑造理想世界一种重要途径[8]；水系开创了供水、航运、防洪、军事和生产等诸多功能，开渠凿井引导终南山之水进行灌溉，处理和协调好了园林的赏玩游憩与实用功能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山水园林的先河，为隋唐时期的进一步利用水源“五渠八井”打下坚实基础；模仿东海里仙人居之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首创园林水景的“一池三山”模式，为后世所继承，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民国园林营建。[9]《村庄里的上林苑》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前府后园”，不是小姐在闺阁中郁闷之极出来散心赏花的小圆子，而是汉武帝的后花园，是他呈现泱泱帝国风范的军事演习场所、动植物繁育引种基地、处理国务的会客厅、转运粮草的码头仓库。上林苑以水系为魂，将大自然的风景浓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呈现出泱泱大国的奔放情怀。
　　（五）上林苑的生态变迁
　　汉代上林苑在中国园林营造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在殷商的“台”（最初只有观天象通神明之功能）、“圃”（最初是种植奇花异果、繁育动物的功能），周代“囿”（最初是提供帝王狩猎场所）的基础上，汉代上林苑既继承了皇家贵族狩猎传统，同时也增加了航运、灌溉、休闲、军事操练等诸多功能。因为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如此造园规模宏大得超乎今天人们的想象，当时的人们充分利用自然山河，繁育多种动植物，并且造园技术也突飞猛进。[10]上林苑的园林格局、园林模式（如一池三山模型）等为后世长安隋唐园林、明清园林等产生重要影响。李健超（1984）[11]先生指出：汉上林苑亚热带生物的消失不能仅仅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汉代以后，上林苑土地被开垦，秦岭北麓植被破坏，湖沼湮塞，河流流量减少甚至干涸，人为破坏秦岭山区的森林使上林苑失去了生态平衡的天然屏障，人类活动应该是造成上林苑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史念海先生（1998）[12] [13]也曾论述：汉唐时期环绕长安的“八水”流量能够保持相当高大的水平，这与当时秦岭北麓森林的茂密、植被的丰盛有密切关系。森林能够茂密，植被能够丰盛，不受人为的摧残破坏。 　　历史就像一本隐藏在背后的书，操控着历史，连接着现实。谁说牡丹只是皇家御用，谁说山野之花就不美丽？《村庄里的上林苑》呈现的正是在关中大地这一片生生不息的土壤上牡丹和山野之花的一次对话，正是皇家文化与草根文化融合的一段综合艺术之旅。在寻觅大汉园林遗迹的过程中，主人公总是走向现代的村庄原野，走向自己儿时的童年回忆。从村庄到宫苑，再回归村庄，书写了一场跨越2000年之久的朝花夕拾“梦呓”。
　　二、 关中是铭刻中国主流王朝遗迹最多的地域
　　如果就园林阐述园林，那应该是风景园林学科涉及的内容；如果就纪录片阐述历史记录，那应该是广播电影电视学、文艺学涉及的内容。从《园林Ⅱ》之《村庄里的上林苑》扩展，综合性解读上林苑所在的关中地区，解读中国第一“天府之国”的文化内涵，则更具有意义。关中地区，天下陆海，13个王朝建都于此，特别是秦汉王朝，秦以法制统一天下，在中国形成大一统的文化政治传统；汉以农立国，加速了中国文化融合，逐渐形成了汉民族的雏形。以秦朝渭河以南的宫苑为基础，在汉代兴建的上林苑，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上林苑是皇家园林与帝王私家园林的完美结合，开启了后世私家园林之先河。上林苑是微观园林要素与大尺度的地理要素的完美结合，在尺度的转换上体现了汉代的宏大强健的审美特征，面向无垠、天人一体的包容气概。
　　（一）关中的盆地优势
　　关中地区凭借“被带山河，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历史地理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演绎了一系列传奇故事，书写了13个王朝的变迁。关中诸塬（原）是关中盆地的主要地貌类型之一，有别于陕北黄土高原与秦岭山地。关中盆地的基本地貌类型有两种：河流阶地和黄土台塬。宽广的阶地平原是关中最肥沃的地带。关中诸塬（原）基本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北山”以南，秦岭“北坡”以北。关中诸塬（原）可分为渭北黄土台塬、渭南黄土台塬两种类型，在地貌上有微小差异。自先秦以来对于黄土台塬的农业开发，兴修水利等措施成为周秦汉唐等王朝定都关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关中平原被赋予 “第一天府”与“陆海”的美称。长安附近的农业开发，形成历史上独特的“八水九塬（原）”景观①。
　　（二）关中是中国的院子
　　陕西师范大学朱鸿教授的散文集《关中是中国的院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中踏梦》以叙事为主，描写和记叙了关中“四关”——潼关、武关、散关、萧关，以及太白、华山、樊川、辋川、黄帝陵、曲江、龙门、少陵原和道观佛寺等景象，提出了应该把一个完整的关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报；第二部分为《长安论》，主要讨论了作为古都长安与文化长安的本质区别，分析了古都文化与西安人的成长关系。全书意境开阔，融情与景，学术性与艺术性兼具，该书获得2010年首届陕西省“优秀文艺图书奖”。评奖组委会对其授以的获奖理由是：“这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集，视野开阔，分量厚重，所行所见所思，感情理性融为一体，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实际考察了关中大地的文山田河，关隘要塞，帝陵牧场，古陶名碑，并以满含感情和富有质感的文字予以表达，情由心生，理趣并茂。”[14]陕西文化户外大讲堂把听众拉到历史故事的发生地、历史思想的诞生地、遗产旅游的现场，使得客观的历史遗迹与主观的游客、听众之间建立了有效的文化对接。目前，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了30多期，累计5000余人次参与[15]，初步实现了当地民众、旅游景点和科研院所（高校）的“三赢”。
　　（三）关中人的地域性格
　　《村庄里的上林苑》是以咸阳礼泉县、渭南市合阳县、华阴县等选取的几个主要村庄作为拍摄地，原汁原味地勾画出关中人的地域性格。多年以来，在涉及关中人乃至陕西人现状特质的讨论中，总存有零零散散却不绝于耳的一种说法——“封闭的”标志性象征物，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西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文雅者冠以“城墙思维”“城墙文化”等等，形象思维更显示出想象力的丰富。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把城墙比喻成“猪圈”，“里面生活着一群猪”。这种比喻尽管有点自我作践、自我受虐的“残酷”，而其意思却与前一种文雅的提法英雄所见略同，即后者为前者的注释。陈忠实先生赞同封闭的说法[16]，却不敢苟同只有关中人乃至陕西人封闭的观点。
　　从文学书写与影视书写两个方面梳理小说《兔儿岭》和电视剧《关中匪事》的异同，张祖群（2014）[17]着重以《关中匪事》（中国版的《乱世佳人》）为案例阐述关中人的地域风格。笔者以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封闭又进取，呈现一种矛盾交织的状态。说陕西人特别是西安人封闭保守，更多的是指心态上的保守、思想上的保守，而不仅仅是行动上的保守，这或许与山关四固、旱涝保收的关中盆地地形有关。令人称奇的是陈先生竟举出如此多的常为人所忽视的陕西人敢为天下先的举动，笔者把它归结为一个字：变。陕西人并不是一根筋，更多的是敢于抵抗压迫与敢于斗争，好斗、狠、好动的性格造就了这个地区历史上频繁更换王朝，屈指数来前后有13个王朝在西安这里更换，甚至有学者试计算出17个王朝在这里更换。当然这种双重矛盾交织的性格并不能归结为封闭的城墙，这种逻辑首先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同时仔细看城墙，其实除了封闭、抵御的一面，也有开放、进取的一面，高大的城楼、精致的火炮、蜿蜒的护城河，还有通过9门伸展向外的笔直的大道。通过驿站、官道，乃至一系列官道上的關隘联结着整个王朝或区域政权的疆域，甚至几度出兵疆外、征战四夷，可见以西安为都城的王朝政令通达、开疆拓土等景象都是以那个方字形的大城墙为原点的。这倒是提醒我们：第一，城墙是历史的产物，现代人要辩证地看待与对待它；第二，西安人乃至关中人的性格地域特质也是历史沉淀的产物，同样需要现代人辩证地看待与对待它；第三，地域民众性格需要扬弃以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第四，西安人性格中的保守封闭和城墙符号之间其实没有必然关系，城墙到底是否代表着文化封闭也值得商榷。
　　诚如解说词中所说的那样“那些消逝的、认定已经远离我们的历史，会以各种生命样态存活于今天生活的每个角落”。现代艺术家李小超笔下的《上林长卷》勾勒的是从村庄到宫苑，再回归为村庄的艺术回归。王朝遗迹与文化变迁实际深深扎根于关中农民的土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