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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后殖民“他者”理论分析《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形象,探讨莎士比亚有意丑化犹太人的可能性,以及其反犹主义和种族歧视。“他者”与社会主体在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对立冲突,证实了在强势主体文化影响下“他者”的失败是必然的。
关键词: 《威尼斯商人》 “他者” 反犹主义 种族歧视 人性刻画
一、引言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在其给人带来惩恶扬善的快感的同时,我们分明感受到作家意识中一股暗流的涌动。当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向丈夫罗兰佐宣称自己的信仰已从犹太教转变为基督教的时候,罗兰佐骄傲地向其好友葛莱西安诺宣布:“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你。她已经教我怎样带着她逃出她父亲的家,告诉我她随身带来多少金银珠宝,已经准备好怎样一身小童的服装。要是她父亲那个犹太人有一天会上天堂,那一定因为上帝看在他善良的女儿面上特别开恩,厄运再也不敢侵犯她,除非她的父亲是一个奸诈的犹太人……美丽的杰西卡将要替我拿着火炬。”[1]从罗兰佐的话中可以看到:其一,作为一名西方白人男性,罗兰佐将杰西卡的父亲称为“奸诈的犹太人”,视为只能下地狱的魔鬼而上不了天堂;其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经济繁荣昌盛,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原始积累的欲望随着帝国的逐渐形成而日益膨胀,罗兰佐对杰西卡的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求;其三,罗兰佐带着杰西卡私奔,通过婚姻的结合将其转变为一个基督徒。罗兰佐和夏洛克,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犹太人,代表的恰是两股对立的势力。不过在这场角力决逐当中,一个异教徒或者说东方人,却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本文通过分析异教徒的妖魔化和富有深意的犹太女儿的描写,以及基督徒操控话语权进行财富掠夺的本质,探讨莎士比亚有意丑化犹太人的可能性及其反犹主义和种族歧视,揭露出在强势主体文化面前弱者失败的必然性。
二、被丑化的“他者”
事实上,国内外讨论莎士比亚的反犹主义和宗教歧视不乏其人。勃朗斯坦恩(Bronstein)就曾指出:“如果仔细研读这个剧,我们不得不承认莎士比亚的确表现出反犹倾向。”[2]而且,“一贯的反犹主义传统,难以排除潜在的丑化犹太人的先在视域,文本中流露出较为明显的排犹倾向,塑造的犹太人也大都是高利贷商人的负面形象”[3]。《威尼斯商人》在处理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时,也并不排除种族偏见和基督教排犹叙事特点的出现。
“基督教在树立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时,就会必不可少地将异教徒妖魔化,并在他们之间建构对立面:仁慈—邪恶,慷慨—贪婪,宽容—睚眦必报等。这些对立面的前者都无一例外被归为基督徒的美德……将后者的劣等集于一身——他者,对于主体,必然是劣等的”[4]。《威尼斯商人》里面鲜明的对比也证实了这一点。安东尼奥仁爱,大度,助人为乐;夏洛克工于心计,斤斤计较又睚眦必报,始终是以一个小丑形象出现。在第二幕第八场当中,当夏洛克发现女儿携款私奔之后的那段独白表现就相当明显:“我的女儿!啊,我的银钱!啊,我的女儿!跟一个基督徒逃走啦!啊,我的基督徒的银钱!”[5]接着,萨莱尼奥又以赞许和欣赏的口气描述了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分别的场景,从萨莱尼奥口中,读者分明感受到的是一个为好友两肋插刀的好人安东尼奥——“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而误了你的正事,你等到一切事情圆满以后再回来吧;至于我在那个犹太人那里签下的约,你不必放在心上”[6]。夏洛克为痛失两袋银钱呼天抢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安东尼奥为朋友承担债务的勇气。后者的慷慨大度反衬出前者的自私无情。评论家历来将重点放在夏洛克不幸的悲剧命运上,却很少涉及作者把两个强烈对比形象放在一起的意图。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加强喜剧效果吗?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谈道:“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7]那么,对于一个书写东方的欧洲人同样也不能忽视自己赖以生存的思想模式跟文化积淀。面对这样的“臣属民族”(subject races)[8],女人和犹太人往往被视为“他者”——作为异化的,神秘的,没教养的和堕落的人物形象出现在文本当中[9]。莎翁笔下的夏洛克作为被排挤的“他者”在法庭上自然是丑态百出——为了尽快割下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居然迫不及待地在靴子上磨刀子,幽默讽刺的效果不言而喻。这一场景在增强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让读者产生对原告的厌恶和对被告的同情。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除了通过安东尼奥和罗兰佐等基督教徒来反衬夏洛克以外,莎士比亚还借用一个犹太女儿之口流露出反犹主义跟宗教歧视。
三、犹太女儿的描写与基督教的全面胜利
同样有着犹太血统的杰西卡始终是以皈依基督教的“良民”出现,与父亲遭人唾骂、憎恶、蔑视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在整个剧中,夏洛克很少被直呼其名,几乎全是用“犹太人”或是“疯狗一样的”犹太人来指称。杰西卡的背叛,不仅仅局限于她的父亲,也把矛头对准了整个犹太民族,因为“她可以靠着她的丈夫得救,他已经把她变成一个基督徒了”[10]。杰西卡被安排了跟夏洛克完全不同的命运,她身上体现出的在性别、宗教和种族上的话语关系,以及呈现出的矛盾张力,恰好阐释了英国早期的种族歧视,其影响甚至延至今日[11]。夏洛克被异化的境地,是女儿文化移入和基督教霸权共同作用的结果。杰西卡自称“得救”无疑宣判父亲和所有犹太人的堕落,她要跟他们划清界限,而“拯救”她的却是一个基督徒。这也是为什么全剧中杰西卡始终被描述为光辉形象,其原因无非是杰西卡皈依了基督教,而夏洛克则“冥顽不化”。
从以上看出,基督教在夏洛克和杰西卡身上获得了双重胜利,于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时体现对异教徒的排挤和掠夺。杰西卡皈依宗教证实了基督教在文化殖民上的成功,也体现了话语权运作的关键,而夏洛克口口声声诉诸的契约最后也成了一纸空文,法律的解释权始终归于基督徒[12]。鲍西娅在法庭上的胜利,历来让人们有一种惩恶扬善的快感,却忽视了其背后隐藏的不公。安东尼奥背后代表的是整个基督社会,威尼斯法律也只是为像他这样的基督徒服务,夏洛克企图将契约诉诸法律无疑是自讨苦吃。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法律根本不适用于所有的威尼斯人,而只是基督徒用以操控的话语机制。在反犹主义和宗教歧视的集体无意识下,莎士比亚并没有用笔将夏洛克“判处死刑”,而是借安东尼奥的“仁爱”与“道义”,用改教为自己圆场:“要是殿下和堂上愿意从宽发落,免予没收他的财产的一半,我就十分满足了;只要他能够让我接管他的另外一半财产,等他死了以后,把它交给最近和他女儿私奔的那位绅士。”[13]不过,如此的“宽宏大量”却伴随着两个附带条件,一是“必须立刻改信基督教”;二是夏洛克死后,“他的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女婿罗兰佐和他的女儿”[14]。可见,基督徒的“仁爱”不仅要在思想上进行征服,而且要进一步剥夺犹太人全部的财产。17世纪初期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对财富的追求异常渴望。原始积累的罪恶不仅让新贵族将手伸向贫苦的农民,而且伸向了异族。剥夺了夏洛克的财产等于宣判他的死刑,也体现了基督教对异教徒的全面胜利。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来看,犹太人在当时社会中的生存是艰难的,他们始终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文学作品虽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但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的主观创作。尽管作为一位极具人性洞察力的作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但几百年来《威尼斯商人》除了给我们带来欢乐以外,笑声的背后饱含的却是整个犹太民族辛酸的眼泪。
参考文献:
[1][5][6][10][13][14]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3,42,42,67,83,83.
[2]Bronstein,Herbert.Shakespeare,the Jew and The Merchant of Venice.Shakeaspeare Quarterly,1969,Vol.20,(1):4.
[3][12]管新福,洪刚.反犹主义视域中的犹太商人形象——以三部英国涉犹文学经典为例.江汉论坛,2009,(4).
[4]陆梅华.“他者”的悲剧——夏洛克悲剧的后殖民解读.安徽文学,2009,(4).
[7][8]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5,45.
[9]Olderieve,Susan.Marginalized Voic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G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1993,Vol.5,(1):87.
[11]Metager,Mary Janell.“Now by My Hood,a Gentle and No Jew”:Jessica,The Merchant of Venice,and the Discourse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Identity.PMLA.,1998,Vol.113,(1):53.
关键词: 《威尼斯商人》 “他者” 反犹主义 种族歧视 人性刻画
一、引言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在其给人带来惩恶扬善的快感的同时,我们分明感受到作家意识中一股暗流的涌动。当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向丈夫罗兰佐宣称自己的信仰已从犹太教转变为基督教的时候,罗兰佐骄傲地向其好友葛莱西安诺宣布:“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你。她已经教我怎样带着她逃出她父亲的家,告诉我她随身带来多少金银珠宝,已经准备好怎样一身小童的服装。要是她父亲那个犹太人有一天会上天堂,那一定因为上帝看在他善良的女儿面上特别开恩,厄运再也不敢侵犯她,除非她的父亲是一个奸诈的犹太人……美丽的杰西卡将要替我拿着火炬。”[1]从罗兰佐的话中可以看到:其一,作为一名西方白人男性,罗兰佐将杰西卡的父亲称为“奸诈的犹太人”,视为只能下地狱的魔鬼而上不了天堂;其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经济繁荣昌盛,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原始积累的欲望随着帝国的逐渐形成而日益膨胀,罗兰佐对杰西卡的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求;其三,罗兰佐带着杰西卡私奔,通过婚姻的结合将其转变为一个基督徒。罗兰佐和夏洛克,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犹太人,代表的恰是两股对立的势力。不过在这场角力决逐当中,一个异教徒或者说东方人,却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本文通过分析异教徒的妖魔化和富有深意的犹太女儿的描写,以及基督徒操控话语权进行财富掠夺的本质,探讨莎士比亚有意丑化犹太人的可能性及其反犹主义和种族歧视,揭露出在强势主体文化面前弱者失败的必然性。
二、被丑化的“他者”
事实上,国内外讨论莎士比亚的反犹主义和宗教歧视不乏其人。勃朗斯坦恩(Bronstein)就曾指出:“如果仔细研读这个剧,我们不得不承认莎士比亚的确表现出反犹倾向。”[2]而且,“一贯的反犹主义传统,难以排除潜在的丑化犹太人的先在视域,文本中流露出较为明显的排犹倾向,塑造的犹太人也大都是高利贷商人的负面形象”[3]。《威尼斯商人》在处理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时,也并不排除种族偏见和基督教排犹叙事特点的出现。
“基督教在树立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时,就会必不可少地将异教徒妖魔化,并在他们之间建构对立面:仁慈—邪恶,慷慨—贪婪,宽容—睚眦必报等。这些对立面的前者都无一例外被归为基督徒的美德……将后者的劣等集于一身——他者,对于主体,必然是劣等的”[4]。《威尼斯商人》里面鲜明的对比也证实了这一点。安东尼奥仁爱,大度,助人为乐;夏洛克工于心计,斤斤计较又睚眦必报,始终是以一个小丑形象出现。在第二幕第八场当中,当夏洛克发现女儿携款私奔之后的那段独白表现就相当明显:“我的女儿!啊,我的银钱!啊,我的女儿!跟一个基督徒逃走啦!啊,我的基督徒的银钱!”[5]接着,萨莱尼奥又以赞许和欣赏的口气描述了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分别的场景,从萨莱尼奥口中,读者分明感受到的是一个为好友两肋插刀的好人安东尼奥——“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而误了你的正事,你等到一切事情圆满以后再回来吧;至于我在那个犹太人那里签下的约,你不必放在心上”[6]。夏洛克为痛失两袋银钱呼天抢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安东尼奥为朋友承担债务的勇气。后者的慷慨大度反衬出前者的自私无情。评论家历来将重点放在夏洛克不幸的悲剧命运上,却很少涉及作者把两个强烈对比形象放在一起的意图。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加强喜剧效果吗?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谈道:“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7]那么,对于一个书写东方的欧洲人同样也不能忽视自己赖以生存的思想模式跟文化积淀。面对这样的“臣属民族”(subject races)[8],女人和犹太人往往被视为“他者”——作为异化的,神秘的,没教养的和堕落的人物形象出现在文本当中[9]。莎翁笔下的夏洛克作为被排挤的“他者”在法庭上自然是丑态百出——为了尽快割下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居然迫不及待地在靴子上磨刀子,幽默讽刺的效果不言而喻。这一场景在增强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让读者产生对原告的厌恶和对被告的同情。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除了通过安东尼奥和罗兰佐等基督教徒来反衬夏洛克以外,莎士比亚还借用一个犹太女儿之口流露出反犹主义跟宗教歧视。
三、犹太女儿的描写与基督教的全面胜利
同样有着犹太血统的杰西卡始终是以皈依基督教的“良民”出现,与父亲遭人唾骂、憎恶、蔑视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在整个剧中,夏洛克很少被直呼其名,几乎全是用“犹太人”或是“疯狗一样的”犹太人来指称。杰西卡的背叛,不仅仅局限于她的父亲,也把矛头对准了整个犹太民族,因为“她可以靠着她的丈夫得救,他已经把她变成一个基督徒了”[10]。杰西卡被安排了跟夏洛克完全不同的命运,她身上体现出的在性别、宗教和种族上的话语关系,以及呈现出的矛盾张力,恰好阐释了英国早期的种族歧视,其影响甚至延至今日[11]。夏洛克被异化的境地,是女儿文化移入和基督教霸权共同作用的结果。杰西卡自称“得救”无疑宣判父亲和所有犹太人的堕落,她要跟他们划清界限,而“拯救”她的却是一个基督徒。这也是为什么全剧中杰西卡始终被描述为光辉形象,其原因无非是杰西卡皈依了基督教,而夏洛克则“冥顽不化”。
从以上看出,基督教在夏洛克和杰西卡身上获得了双重胜利,于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时体现对异教徒的排挤和掠夺。杰西卡皈依宗教证实了基督教在文化殖民上的成功,也体现了话语权运作的关键,而夏洛克口口声声诉诸的契约最后也成了一纸空文,法律的解释权始终归于基督徒[12]。鲍西娅在法庭上的胜利,历来让人们有一种惩恶扬善的快感,却忽视了其背后隐藏的不公。安东尼奥背后代表的是整个基督社会,威尼斯法律也只是为像他这样的基督徒服务,夏洛克企图将契约诉诸法律无疑是自讨苦吃。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法律根本不适用于所有的威尼斯人,而只是基督徒用以操控的话语机制。在反犹主义和宗教歧视的集体无意识下,莎士比亚并没有用笔将夏洛克“判处死刑”,而是借安东尼奥的“仁爱”与“道义”,用改教为自己圆场:“要是殿下和堂上愿意从宽发落,免予没收他的财产的一半,我就十分满足了;只要他能够让我接管他的另外一半财产,等他死了以后,把它交给最近和他女儿私奔的那位绅士。”[13]不过,如此的“宽宏大量”却伴随着两个附带条件,一是“必须立刻改信基督教”;二是夏洛克死后,“他的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女婿罗兰佐和他的女儿”[14]。可见,基督徒的“仁爱”不仅要在思想上进行征服,而且要进一步剥夺犹太人全部的财产。17世纪初期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对财富的追求异常渴望。原始积累的罪恶不仅让新贵族将手伸向贫苦的农民,而且伸向了异族。剥夺了夏洛克的财产等于宣判他的死刑,也体现了基督教对异教徒的全面胜利。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来看,犹太人在当时社会中的生存是艰难的,他们始终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文学作品虽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但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的主观创作。尽管作为一位极具人性洞察力的作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但几百年来《威尼斯商人》除了给我们带来欢乐以外,笑声的背后饱含的却是整个犹太民族辛酸的眼泪。
参考文献:
[1][5][6][10][13][14]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3,42,42,67,83,83.
[2]Bronstein,Herbert.Shakespeare,the Jew and The Merchant of Venice.Shakeaspeare Quarterly,1969,Vol.20,(1):4.
[3][12]管新福,洪刚.反犹主义视域中的犹太商人形象——以三部英国涉犹文学经典为例.江汉论坛,2009,(4).
[4]陆梅华.“他者”的悲剧——夏洛克悲剧的后殖民解读.安徽文学,2009,(4).
[7][8]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5,45.
[9]Olderieve,Susan.Marginalized Voic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G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1993,Vol.5,(1):87.
[11]Metager,Mary Janell.“Now by My Hood,a Gentle and No Jew”:Jessica,The Merchant of Venice,and the Discourse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Identity.PMLA.,1998,Vol.113,(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