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瞒你说，工作15年了，看到过许多恐怖的案发现场，也见到过形形色色的被测对象，有高官，有高管，有普通百姓，也有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他们中有的穷凶极恶，也有的曾经试图挑战测试技术……”刑侦心理测试专家崔燕平穿着勘查服——黑衣黑鞋黑袜，坐在《环球人物》记者对面，神态平和，语气轻松。从2002年入行以来，她已经手千余起案件，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心理测试室副主任。
“为什么心理测试叫测谎？因为它好记，老百姓一听就懂，不用解释。但实际上做这行的人都知道，它测的不是谎言。”大多数时候，疑犯说没说谎，经验老到的警察一眼就看得出来，但肉眼看出来的，不能当作证据，测谎仪检测到的信号数据就能当作证据。
采访被安排在心理测试室，测谎仪就放在记者背后的桌子上，它们有的像血压计、有的像心电图仪。实际上，测谎仪的功能跟医院监测仪器并无二致，它采集的是人在答题时的血压、呼吸、皮肤电、体温等生理参数。崔燕平说：“人在谎答时，或者情绪波动较大时，仪器就能捕捉到一些生理信号。”
只要反测试，测谎师肯定能发现
“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刑侦心理测试中的问题毫不避讳，一般很直接。但测试前，崔燕平会说一段“开场白”：“这个技术能够帮助你说清楚，不用害怕，如实回答。如果你是无辜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澄清自己的机会，但如果你有问题，也不要心存侥幸，仪器的数据会反应出来。你愿意接受测试吗？”
不过，崔燕平的工作不是让被测人答几个题这么简单。因为“每一个案子不一样，同一案件中常有多个被测人，每一个被测人对应唯一一套测试题” 。
在没见到被测人之前，崔燕平要去案发现场，看完所有案卷、笔录，编制一套测试题，完成测试的第一步。等到测试正式开始，她要见机行事，随时调整题目，“掌控”测试过程。让每一个被测试人都能够在生理信号最好的状态下完成测试。
来委托刑侦心理测试专家协助办案的警察，面临的大都是棘手的大案要案。心理测试不只是让嫌疑人答完题目而已，是希望找到一些重要线索。如过嫌疑人听到某个问题手脚出汗，心神不宁，崔燕平知道，这个问题极可能是破案的一个口子，她会围绕这个问题再加几道题。每一场看似平静的测试，都是一场刑侦战役。
测谎技术起源于美国，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引进这项技术，因此有很多人质疑这个“舶来品”，甚至有些人故意“挑战”测谎师。“挑战者”多是案子中的高学历者，有的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也认准法院不可能冤枉他，心想：“测谎仪不是很准吗？我来试试。”有的会故意动动作，有的则会在被提问时故意去想别的事……。但不论哪种类型，只要一反测试，测谎师肯定能发现，因为这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是经常要面对的家常便饭。
面对对技术的争议和质疑，崔燕平说：“我们经手办理的漂亮的案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的一次法庭质证。
那是崔燕平接手的一起命案。事发时，男子抱着孩子站在窗边，他称自己弯腰捡东西时，把孩子放在了窗台上，起身后，发现孩子已坠楼身亡。而孩子的母亲却不相信，一口咬定孩子坠楼是其父故意所为。检方以故意杀人起诉了这名男子。
崔燕平出庭质证的时候，20 多个质疑抛向她。法官、检察官、律师一一发问，甚至被告人也问，所有人都在质疑技术本身：“准确率有多少？”“我们该怎样理解你的鉴定意见？”崔燕平很坦然，“我们严格按照程序完成”，所有数据准确无误。
测试数据倾向于，那位男子属过失犯罪。最后法官宣判，男子是过失致人死亡。测试意见坚定了法官的内心确信，并最终采纳定案。
在崔燕平经手的案子中，这个案子算不上大案，但是它意义非凡。2013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心理测试鉴定意见从此走上法庭，帮助法官内心确信，开启了心理测试技术的证据之途。这在中国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件案子，崔燕平也成为参与法庭质证的心理测试鉴定第一人。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在有些没有任何物证、人证的情况下，我们的测试能帮警察拿下口供，找到尸体、赃物”，崔燕平说，“这样的测试，无疑在侦查办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崔燕平曾经接手过这样一起案子。一个女孩莫名失踪，最后见到的人是自己的男友。女孩父母焦急万分，询问男友，才得知几天前俩人大吵一架，第二天女孩不告而别。女孩父母万分担心，遂报案。面对不知是死是活的女孩，办案民警寻求心理测试技术的参与支持。
“那次测谎难度非常大。”崔燕平说，“因为我们不确定女孩的生死，因此问题的设置会非常麻烦。”女孩的男友是名40岁上下的文静男子，话少的他说，女友离开后便联系不上。
“吵架后，你在做什么？”
“玩电脑游戏。”
“你女朋友在干什么？”
女孩男友看了崔燕平一眼，说：“她在床上。”
崔燕平忽然觉得有点问题：“一般人会以主谓宾结构的句式描述一件事情，但他用了主语加状语的形式，他可以说她在睡觉或者其他。在床上的，也许是尸体呢？这也不算说谎。”
警方查到女孩失踪当天，她男友有开车出京的记录，很快又折回北京。但公路上的摄像头看不清当时车内有几人。
问及此事，女孩男友毫不回避，他说：“是，第二天早上我想带她散心，我们开车出了北京城。”
“谁开的车？”
“我开的。”
“你女朋友坐在哪里？”
他又看了崔燕平一眼：“她在后面。”
“后边的那一边？”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这句话就很可疑了，这是一个反测试回答。但是我不能用这些做判断，一切要以数据为准。”等到测谎设备连到女孩男友身上，崔燕平却“崩溃”了。一般人通过测谎仪测出的数据线很细，宽1毫米左右，被测人情绪一变，细线就跟着起波动。女孩男友测得的却是一条粗线，足足1厘米宽。崔燕平原以为电压不稳，赶紧拔掉电源，换上设备自带的电池，结果线还是原样。“他生理信号若是如此，这次测谎就极可能失败，这么粗的线，很难引起波动，这样就沒有可以记录的数据。” 测谎仪显示屏一端，崔燕平硬着头皮问完了所有问题，粗线确实“无动于衷”，她内心越来越紧张；测谎仪的一端，女孩男友看上去“很平静”。测试即将结束，崔燕平临时决定，增加刺激性更高的题目，“不必问得很清楚，但他应该明白什么意思”。
“你知道你女朋友现在身在哪里吗？”崔燕平给出几组选项：
“在北京？”“在外地？”“在城市？”“在农村？”“在山里？”“在水里？”“在土里？”
刚提到“土里”，粗线陡然升高，女孩男友盯着崔燕平，显得有点目僵。崔燕平心里也“咯噔”一下，但表面上，两人依然“风平浪静”。
“你知道你女朋友现在身上有什么？”
崔燕平接着给了另一组题：“箱子？”“报纸？”“衣服？”“塑料袋？”“编织袋？”
一提到“编织袋”，黑线又陡然上升。
实际上，测谎时崔燕平在进行着一场头脑风暴：如果女孩遇害，可能的藏尸手段只有那么几种；为什么床垫少了一层布，很可能是沾了血，那他有可能碎尸，用什么装尸体也是个问题。测试完毕，按照推测，女孩男友很有可能是在京外挖坑埋尸，但他出京时间短，临时找埋尸地点、挖坑不太可能。顺着这个方向一查，果然，事发前几天他还有出京记录，他很可能是蓄谋杀而不是激情杀人，崔燕平建议警方顺着这个思路再去审问。
没等崔燕平和同事回到单位，女孩男友就“撂了”。他因为这个女孩被迫离婚，如今女孩一直纠缠他要求结婚，他却不肯，最后起了杀心。被测那晚，他极度紧张，每一个问题都让他回想起作案时的血腥场面，所以测谎仪测得的生理信号才成了一条异于常人的粗线。
“什么样的案子最能出成果？”崔燕平答：“前期侦查铺垫做得特别好，我们测试结束，后期审讯跟得及时，案件就会破得特快，很多大案就是这么破的。”
“但技术错了吗？没有，错的是人。”
“我怎么就走上了这条道呢？那是因为一本小说。”崔燕平说。
2002年，崔燕平即将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未来几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很快，她会被分配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医生。谁也没想到，她的人生轨迹却在一个地铁站发生了改变。那时，北京地铁上还有人推着小车售卖报刊书籍。崔燕平有次坐地铁，随手买了一本《女法医手记》，那是一本由真实案件改编的刑侦小说。厚厚的书她一口气看完了，“撂下书，我才发现我喜欢刑事侦查这个行业。”后来的她报考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岗位，拥有医学背景的她，最终成为了一名心理测试技术人员。
同为公安部门心理测试室的专家，每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有人擅长谈话，有人擅长编题，崔燕平擅长推理，她特别喜欢分析现场。她说：“到了案发现场，她我会特别冷静，大脑高速运转，像变成另一个人。”
刑侦人员去案发现场，会注意足迹、指纹、凶器、尸体状态，查看周围可疑人员。崔燕平不一样，除了这些，到了案发现场，她把自己假想成作案人员，把整个作案过程推演一遍。“比如我为什么在这里遇见了被害人？我动了什么心思把他/她害成這样？如果我想杀人，却半道跑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崔燕平说：“我必须注意作案人员的心理流程，充分了解他/她的作案动机，才能编出关键的问题。让心理测试成为其他技术无法替代的尖刀。”
崔燕平是个完美主义者，经手的任何案子都下功夫做到极致。“有些人说的话很绝对，但那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崔燕平认为，“程序很重要，它不只是一个形式，它是实质的保证。”比如，测试室的温度、噪音等环境因素要控制到位。测试室温度太低，人的血管就会收缩，反应会不敏锐，如果这些不能保证，人们就会质疑测试结果，“但技术错了吗？没有，错的是人。”
“你是刑警，你怎么能害怕？”这是很多人提的问题。去年，崔燕平利用业余时间在警队接听心理热线，打来电话最多的是刑警，他们很焦虑，他们也会害怕，有些刑警眼睛一闭上，满脑子都是案发现场的场景。有刚入行的刑警，睡觉都不敢关灯。崔燕平记得，有一年夏天，参加轮训，要到案发现场采集嫌疑人的足迹。她刚走进小区，就闻到了高腐尸体味。她换上防护服，打开门，一脚踩下去，满脚都是蛆，但那天下午，她在那间屋里工作了几个小时，完成了任务。她说自己后来连着洗了三天头发，还是退不去头发上的味道。当然，这不是最苦最累的，有时她和同事开1000多公里的夜车去外地办案，一路上瓢泼大雨，高速路上什么都看不见；有时她已经连轴转了两天两宿，测试时还不能让被测人察觉到她很疲惫。
但崔燕平觉得，“自己的兴趣变成了职业，那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幸运的事。”作为刑警，别人眼中的她高大威猛、披荆斩棘，然而只有她自己和家人知道，这其中所背负的艰辛，所品尝的苦辣酸甜。然而，“等到破案的一瞬间，大家都特别兴奋。那种幸福、那种成就感，又是任何其它事情都代替不了的。”
“为什么心理测试叫测谎？因为它好记，老百姓一听就懂，不用解释。但实际上做这行的人都知道，它测的不是谎言。”大多数时候，疑犯说没说谎，经验老到的警察一眼就看得出来，但肉眼看出来的，不能当作证据，测谎仪检测到的信号数据就能当作证据。
采访被安排在心理测试室，测谎仪就放在记者背后的桌子上，它们有的像血压计、有的像心电图仪。实际上，测谎仪的功能跟医院监测仪器并无二致，它采集的是人在答题时的血压、呼吸、皮肤电、体温等生理参数。崔燕平说：“人在谎答时，或者情绪波动较大时，仪器就能捕捉到一些生理信号。”
只要反测试，测谎师肯定能发现
“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刑侦心理测试中的问题毫不避讳，一般很直接。但测试前，崔燕平会说一段“开场白”：“这个技术能够帮助你说清楚，不用害怕，如实回答。如果你是无辜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澄清自己的机会，但如果你有问题，也不要心存侥幸，仪器的数据会反应出来。你愿意接受测试吗？”
不过，崔燕平的工作不是让被测人答几个题这么简单。因为“每一个案子不一样，同一案件中常有多个被测人，每一个被测人对应唯一一套测试题” 。
在没见到被测人之前，崔燕平要去案发现场，看完所有案卷、笔录，编制一套测试题，完成测试的第一步。等到测试正式开始，她要见机行事，随时调整题目，“掌控”测试过程。让每一个被测试人都能够在生理信号最好的状态下完成测试。
来委托刑侦心理测试专家协助办案的警察，面临的大都是棘手的大案要案。心理测试不只是让嫌疑人答完题目而已，是希望找到一些重要线索。如过嫌疑人听到某个问题手脚出汗，心神不宁，崔燕平知道，这个问题极可能是破案的一个口子，她会围绕这个问题再加几道题。每一场看似平静的测试，都是一场刑侦战役。
测谎技术起源于美国，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引进这项技术，因此有很多人质疑这个“舶来品”，甚至有些人故意“挑战”测谎师。“挑战者”多是案子中的高学历者，有的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也认准法院不可能冤枉他，心想：“测谎仪不是很准吗？我来试试。”有的会故意动动作，有的则会在被提问时故意去想别的事……。但不论哪种类型，只要一反测试，测谎师肯定能发现，因为这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是经常要面对的家常便饭。
面对对技术的争议和质疑，崔燕平说：“我们经手办理的漂亮的案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的一次法庭质证。
那是崔燕平接手的一起命案。事发时，男子抱着孩子站在窗边，他称自己弯腰捡东西时，把孩子放在了窗台上，起身后，发现孩子已坠楼身亡。而孩子的母亲却不相信，一口咬定孩子坠楼是其父故意所为。检方以故意杀人起诉了这名男子。
崔燕平出庭质证的时候，20 多个质疑抛向她。法官、检察官、律师一一发问，甚至被告人也问，所有人都在质疑技术本身：“准确率有多少？”“我们该怎样理解你的鉴定意见？”崔燕平很坦然，“我们严格按照程序完成”，所有数据准确无误。
测试数据倾向于，那位男子属过失犯罪。最后法官宣判，男子是过失致人死亡。测试意见坚定了法官的内心确信，并最终采纳定案。
在崔燕平经手的案子中，这个案子算不上大案，但是它意义非凡。2013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心理测试鉴定意见从此走上法庭，帮助法官内心确信，开启了心理测试技术的证据之途。这在中国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件案子，崔燕平也成为参与法庭质证的心理测试鉴定第一人。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在有些没有任何物证、人证的情况下，我们的测试能帮警察拿下口供，找到尸体、赃物”，崔燕平说，“这样的测试，无疑在侦查办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崔燕平曾经接手过这样一起案子。一个女孩莫名失踪，最后见到的人是自己的男友。女孩父母焦急万分，询问男友，才得知几天前俩人大吵一架，第二天女孩不告而别。女孩父母万分担心，遂报案。面对不知是死是活的女孩，办案民警寻求心理测试技术的参与支持。
“那次测谎难度非常大。”崔燕平说，“因为我们不确定女孩的生死，因此问题的设置会非常麻烦。”女孩的男友是名40岁上下的文静男子，话少的他说，女友离开后便联系不上。
“吵架后，你在做什么？”
“玩电脑游戏。”
“你女朋友在干什么？”
女孩男友看了崔燕平一眼，说：“她在床上。”
崔燕平忽然觉得有点问题：“一般人会以主谓宾结构的句式描述一件事情，但他用了主语加状语的形式，他可以说她在睡觉或者其他。在床上的，也许是尸体呢？这也不算说谎。”
警方查到女孩失踪当天，她男友有开车出京的记录，很快又折回北京。但公路上的摄像头看不清当时车内有几人。
问及此事，女孩男友毫不回避，他说：“是，第二天早上我想带她散心，我们开车出了北京城。”
“谁开的车？”
“我开的。”
“你女朋友坐在哪里？”
他又看了崔燕平一眼：“她在后面。”
“后边的那一边？”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这句话就很可疑了，这是一个反测试回答。但是我不能用这些做判断，一切要以数据为准。”等到测谎设备连到女孩男友身上，崔燕平却“崩溃”了。一般人通过测谎仪测出的数据线很细，宽1毫米左右，被测人情绪一变，细线就跟着起波动。女孩男友测得的却是一条粗线，足足1厘米宽。崔燕平原以为电压不稳，赶紧拔掉电源，换上设备自带的电池，结果线还是原样。“他生理信号若是如此，这次测谎就极可能失败，这么粗的线，很难引起波动，这样就沒有可以记录的数据。” 测谎仪显示屏一端，崔燕平硬着头皮问完了所有问题，粗线确实“无动于衷”，她内心越来越紧张；测谎仪的一端，女孩男友看上去“很平静”。测试即将结束，崔燕平临时决定，增加刺激性更高的题目，“不必问得很清楚，但他应该明白什么意思”。
“你知道你女朋友现在身在哪里吗？”崔燕平给出几组选项：
“在北京？”“在外地？”“在城市？”“在农村？”“在山里？”“在水里？”“在土里？”
刚提到“土里”，粗线陡然升高，女孩男友盯着崔燕平，显得有点目僵。崔燕平心里也“咯噔”一下，但表面上，两人依然“风平浪静”。
“你知道你女朋友现在身上有什么？”
崔燕平接着给了另一组题：“箱子？”“报纸？”“衣服？”“塑料袋？”“编织袋？”
一提到“编织袋”，黑线又陡然上升。
实际上，测谎时崔燕平在进行着一场头脑风暴：如果女孩遇害，可能的藏尸手段只有那么几种；为什么床垫少了一层布，很可能是沾了血，那他有可能碎尸，用什么装尸体也是个问题。测试完毕，按照推测，女孩男友很有可能是在京外挖坑埋尸，但他出京时间短，临时找埋尸地点、挖坑不太可能。顺着这个方向一查，果然，事发前几天他还有出京记录，他很可能是蓄谋杀而不是激情杀人，崔燕平建议警方顺着这个思路再去审问。
没等崔燕平和同事回到单位，女孩男友就“撂了”。他因为这个女孩被迫离婚，如今女孩一直纠缠他要求结婚，他却不肯，最后起了杀心。被测那晚，他极度紧张，每一个问题都让他回想起作案时的血腥场面，所以测谎仪测得的生理信号才成了一条异于常人的粗线。
“什么样的案子最能出成果？”崔燕平答：“前期侦查铺垫做得特别好，我们测试结束，后期审讯跟得及时，案件就会破得特快，很多大案就是这么破的。”
“但技术错了吗？没有，错的是人。”
“我怎么就走上了这条道呢？那是因为一本小说。”崔燕平说。
2002年，崔燕平即将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未来几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很快，她会被分配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医生。谁也没想到，她的人生轨迹却在一个地铁站发生了改变。那时，北京地铁上还有人推着小车售卖报刊书籍。崔燕平有次坐地铁，随手买了一本《女法医手记》，那是一本由真实案件改编的刑侦小说。厚厚的书她一口气看完了，“撂下书，我才发现我喜欢刑事侦查这个行业。”后来的她报考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岗位，拥有医学背景的她，最终成为了一名心理测试技术人员。
同为公安部门心理测试室的专家，每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有人擅长谈话，有人擅长编题，崔燕平擅长推理，她特别喜欢分析现场。她说：“到了案发现场，她我会特别冷静，大脑高速运转，像变成另一个人。”
刑侦人员去案发现场，会注意足迹、指纹、凶器、尸体状态，查看周围可疑人员。崔燕平不一样，除了这些，到了案发现场，她把自己假想成作案人员，把整个作案过程推演一遍。“比如我为什么在这里遇见了被害人？我动了什么心思把他/她害成這样？如果我想杀人，却半道跑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崔燕平说：“我必须注意作案人员的心理流程，充分了解他/她的作案动机，才能编出关键的问题。让心理测试成为其他技术无法替代的尖刀。”
崔燕平是个完美主义者，经手的任何案子都下功夫做到极致。“有些人说的话很绝对，但那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崔燕平认为，“程序很重要，它不只是一个形式，它是实质的保证。”比如，测试室的温度、噪音等环境因素要控制到位。测试室温度太低，人的血管就会收缩，反应会不敏锐，如果这些不能保证，人们就会质疑测试结果，“但技术错了吗？没有，错的是人。”
“你是刑警，你怎么能害怕？”这是很多人提的问题。去年，崔燕平利用业余时间在警队接听心理热线，打来电话最多的是刑警，他们很焦虑，他们也会害怕，有些刑警眼睛一闭上，满脑子都是案发现场的场景。有刚入行的刑警，睡觉都不敢关灯。崔燕平记得，有一年夏天，参加轮训，要到案发现场采集嫌疑人的足迹。她刚走进小区，就闻到了高腐尸体味。她换上防护服，打开门，一脚踩下去，满脚都是蛆，但那天下午，她在那间屋里工作了几个小时，完成了任务。她说自己后来连着洗了三天头发，还是退不去头发上的味道。当然，这不是最苦最累的，有时她和同事开1000多公里的夜车去外地办案，一路上瓢泼大雨，高速路上什么都看不见；有时她已经连轴转了两天两宿，测试时还不能让被测人察觉到她很疲惫。
但崔燕平觉得，“自己的兴趣变成了职业，那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幸运的事。”作为刑警，别人眼中的她高大威猛、披荆斩棘，然而只有她自己和家人知道，这其中所背负的艰辛，所品尝的苦辣酸甜。然而，“等到破案的一瞬间，大家都特别兴奋。那种幸福、那种成就感，又是任何其它事情都代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