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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距离贾樟柯新作《江湖儿女》上映还有整整一个月。他工作室门前狭小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等待采访的记者。比起3年前《山河故人》上映时,贾樟柯这次获得了更多的关注。“锋利、柔情、江湖气,或许这是贾樟柯电影最好的模样”——早在5月该片参加戛纳电影节时,看过的媒体及影评人就给出了好评。
与新作给人的感觉不同,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的贾樟柯,内敛、理性、文人气十足。他的江湖豪情,都放在了电影里。
2009年,贾樟柯拍摄纪录片《海上传奇》时,采访了费穆导演《小城之春》里的女主角韦伟,她说费导晚年筹备的最后一个电影名叫《江湖儿女》。贾樟柯一下子被这个词所吸引:“江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江湖是一个越来越宽广的含义。‘江湖’可以指四海为家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儿女’之间则是浓情蜜意、深情厚谊。”
《江湖儿女》里,原来剧本的结尾是女主角买了9种酒,准备一股脑倒进脸盆里,跟男主人公再喝一杯“五湖四海”,结果男主人公已经走了。到拍的时候,贾樟柯有了不同的感觉。“我们先拍男主人公离开,她去找。工人在她家安了新的监视器,我们想拍一个她孤零零地在监视器里等的镜头。看着那个画面,我突然觉得,它就应该是结尾。因为那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化、数字化的镜头。就像今天的我们,活生生的每一个人,经历的那些生动的情感,最终都变成一些数字影像,甚至再过十几年都打不开了。那样的一种脆弱,我觉得是挺伤感的。所以就让画面定格在这里。”无言的结局,也不向观众费力解释为何男主人公要走,贾樟柯的江湖,和日常如此接近。
在给法国《电影手册》写的专栏里,贾樟柯写道:“其实我也算是‘江湖儿女’……特别喜欢这个词,和做电影的漂泊感有关。”最初做电影工作时,贾樟柯的妈妈不放心,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说:“明白了,你们这个工作有点像钻井队的。”都是一帮人马,扛着机器,到陌生的地方去工作,居无定所。
《江湖儿女》的故事从山西出发,17年里,辗转三峡、新疆,又回到山西。贾樟柯浪迹江湖的电影之路,也从山西开始,又兜转回山西,跨越20多年。
贾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阳,那是个不大的县城,地处晋中,背靠吕梁。城里只有一条公路,弯曲西去,通向黄河。上小学时,大人们一天到晚开会不回家,贾樟柯这样无人管教的小孩和刚从农村、林场回来的“待业青年”一起,都浪荡街头。初中时,贾樟柯迷上了去录像厅,在混杂着烟草和脚臭的味道中,听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还喜欢霹雳舞,自己学着跳,居然跳得很好,跟着走穴的人一起四处演出。
高考落榜,到了考虑未来的时候,贾樟柯痴迷过文学,试着写过小说,后来又喜欢上了画画。1990年,20岁的他第一次看到电影《黄土地》,看了差不多5分钟,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当即决定,这辈子“就干电影了”。别人跟他说“你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贾樟柯这一考,就是3年。
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就读已是1993年。班上12个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其中贾樟柯年纪最大,比正常的高中毕业生大5岁。他知道自己没资本蹉跎岁月,别人有青春做伴,他只有往事相随。自习室是最好的去处,拎一卷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点烟、落笔,一坐半宿。 每一次动笔,思绪都会回到故乡。假期回家,看到的则是“山乡巨变”。父母告诉贾樟柯县城要拆了时,他心中一紧,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即将被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
1998年,贾樟柯的首个故事长片《小武》拿下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一鸣惊人。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认为《小武》是让他“又想拍电影了”的“动人、精准之作”。主角小武虽是个底层小偷,也想靠自己的“手艺”找寻尊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如纪录片一般粗粝的拍摄风格,对边缘人群的关注,尤其是以一己之力争取个人表达的姿态,让人们无可争议地把贾樟柯归入“第六代”导演的序列。
其后的故事,熟悉电影圈的人想必都了解,从《站台》《任逍遥》《世界》到《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从北京到频频现身柏林、威尼斯、戛纳电影节,多少峰回路转,内里曲折,恐怕只有贾樟柯自己知道。
27岁时拍《小武》,贾樟柯说那时拍的是中篇故事,40多岁,则从中篇到了长篇。《山河故人》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段式结构,《江湖儿女》引用了6种摄影机的影像素材,贯穿17年。“从《山河故人》开始,我有一个很大的心态改变,我觉得我应该在40多岁时,在经验、体力结合得最好的时候,拍一些能够挑战自我、挑战制作的影片。这有点像作家进入到长篇写作的阶段,它需要你有足够的创作经验,能够把控更多的人物线索,同时又有一种充沛的体力可以去完成这种篇幅的创作。我希望在最近这十几年,我能够相对开阔地面对时代,面对人性。”
艺术家陈丹青提到过一件往事,他说看过贾樟柯在一部电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访,说自己在荒败的小县城混时,有很多机会沦落,变成坏孩子,毁了自己。陈丹青评价:“这是诚实的自白。”带着那样的人生底色,贾樟柯懂个人的失落,也愿意拍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个人的失落。
他曾在三峡帮画家刘小东拍纪录片。当摄像机对准一位老者时,老人露出一丝狡黠与不屑的微笑,仿佛在嘲笑这群提着摄像机远道而来的人:“你们懂什么生活?”
贾樟柯被这样的微笑击中了。那个微笑幻化成不同的面孔,不停地在贾樟柯面前出现。他的一个表弟,年少时很亲密,后来长大了各有境遇,他成了导演,表弟到煤矿工作,逐渐疏远。每次回家见到,两人话很少,表弟也会那样看着他,偶尔笑一下。贾樟柯总是觉得深受触动,多少年也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那样的面孔前挪走。《江湖儿女》亦如此,哪怕用再大的腕儿,故事也不离人生百态。
《江湖儿女》的英文名叫作“Ash is Purest White”(《灰烬是最纯净的白》),“我觉得我们都是炮灰,我所拍的不也都是炮灰吗。时间过去之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人。但这就是电影要拍的人物。我爱这样的人,所以我一直拍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是跟我最为接近的。”
最近几年,贾樟柯与这些人更近了。他搬回山西居住。“20多年的电影生活,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生活也有点单调。人不能成为一个事业的动物,也不能成为某种艺术的动物。生活还是要有很多新鲜内容的,陪陪家人,自己独处,各种各样的人情往来。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熟悉的轨道上,你还能不能变轨,这是我很好奇的,我自己就变了轨。”
在山西,贾樟柯住的地方有一条美食街,300多个店铺,出去很有人间烟火味,但也能找到一片安静,只要步行5分钟就与世隔绝了。“在那儿生活很有规律,每天9点左右开始工作,我上午主要是回信、谈事情,午饭过后就是写作跟读书的時间,晚上又见人、谈事。每个人可能写作习惯不一样,我的黄金写作时间是下午,2点左右到6点时思路最活跃。我不太喜欢晚上写东西,也不怎么熬夜。”
凭一己之力,他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策划平遥国际电影展,写书、开饭馆。艺术理想犹在,商业的气息也浓厚起来。赞誉伴着质疑,依旧纷纷扰扰。早在多年前,贾樟柯就写过: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他的江湖路,还很长。
导演、监制、作家。生于1970年,山西汾阳人。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主要作品包括《小武》《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等。
与新作给人的感觉不同,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的贾樟柯,内敛、理性、文人气十足。他的江湖豪情,都放在了电影里。
你在不自知中就已是江湖中人
2009年,贾樟柯拍摄纪录片《海上传奇》时,采访了费穆导演《小城之春》里的女主角韦伟,她说费导晚年筹备的最后一个电影名叫《江湖儿女》。贾樟柯一下子被这个词所吸引:“江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江湖是一个越来越宽广的含义。‘江湖’可以指四海为家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儿女’之间则是浓情蜜意、深情厚谊。”
《江湖儿女》里,原来剧本的结尾是女主角买了9种酒,准备一股脑倒进脸盆里,跟男主人公再喝一杯“五湖四海”,结果男主人公已经走了。到拍的时候,贾樟柯有了不同的感觉。“我们先拍男主人公离开,她去找。工人在她家安了新的监视器,我们想拍一个她孤零零地在监视器里等的镜头。看着那个画面,我突然觉得,它就应该是结尾。因为那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化、数字化的镜头。就像今天的我们,活生生的每一个人,经历的那些生动的情感,最终都变成一些数字影像,甚至再过十几年都打不开了。那样的一种脆弱,我觉得是挺伤感的。所以就让画面定格在这里。”无言的结局,也不向观众费力解释为何男主人公要走,贾樟柯的江湖,和日常如此接近。
拍《小武》是中篇故事,40多岁到了长篇
在给法国《电影手册》写的专栏里,贾樟柯写道:“其实我也算是‘江湖儿女’……特别喜欢这个词,和做电影的漂泊感有关。”最初做电影工作时,贾樟柯的妈妈不放心,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说:“明白了,你们这个工作有点像钻井队的。”都是一帮人马,扛着机器,到陌生的地方去工作,居无定所。
《江湖儿女》的故事从山西出发,17年里,辗转三峡、新疆,又回到山西。贾樟柯浪迹江湖的电影之路,也从山西开始,又兜转回山西,跨越20多年。
贾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阳,那是个不大的县城,地处晋中,背靠吕梁。城里只有一条公路,弯曲西去,通向黄河。上小学时,大人们一天到晚开会不回家,贾樟柯这样无人管教的小孩和刚从农村、林场回来的“待业青年”一起,都浪荡街头。初中时,贾樟柯迷上了去录像厅,在混杂着烟草和脚臭的味道中,听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还喜欢霹雳舞,自己学着跳,居然跳得很好,跟着走穴的人一起四处演出。
高考落榜,到了考虑未来的时候,贾樟柯痴迷过文学,试着写过小说,后来又喜欢上了画画。1990年,20岁的他第一次看到电影《黄土地》,看了差不多5分钟,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当即决定,这辈子“就干电影了”。别人跟他说“你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贾樟柯这一考,就是3年。
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就读已是1993年。班上12个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其中贾樟柯年纪最大,比正常的高中毕业生大5岁。他知道自己没资本蹉跎岁月,别人有青春做伴,他只有往事相随。自习室是最好的去处,拎一卷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点烟、落笔,一坐半宿。 每一次动笔,思绪都会回到故乡。假期回家,看到的则是“山乡巨变”。父母告诉贾樟柯县城要拆了时,他心中一紧,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即将被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
1998年,贾樟柯的首个故事长片《小武》拿下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一鸣惊人。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认为《小武》是让他“又想拍电影了”的“动人、精准之作”。主角小武虽是个底层小偷,也想靠自己的“手艺”找寻尊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如纪录片一般粗粝的拍摄风格,对边缘人群的关注,尤其是以一己之力争取个人表达的姿态,让人们无可争议地把贾樟柯归入“第六代”导演的序列。
其后的故事,熟悉电影圈的人想必都了解,从《站台》《任逍遥》《世界》到《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从北京到频频现身柏林、威尼斯、戛纳电影节,多少峰回路转,内里曲折,恐怕只有贾樟柯自己知道。
27岁时拍《小武》,贾樟柯说那时拍的是中篇故事,40多岁,则从中篇到了长篇。《山河故人》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段式结构,《江湖儿女》引用了6种摄影机的影像素材,贯穿17年。“从《山河故人》开始,我有一个很大的心态改变,我觉得我应该在40多岁时,在经验、体力结合得最好的时候,拍一些能够挑战自我、挑战制作的影片。这有点像作家进入到长篇写作的阶段,它需要你有足够的创作经验,能够把控更多的人物线索,同时又有一种充沛的体力可以去完成这种篇幅的创作。我希望在最近这十几年,我能够相对开阔地面对时代,面对人性。”
哪怕用再大的腕儿,故事也不离人生百态
艺术家陈丹青提到过一件往事,他说看过贾樟柯在一部电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访,说自己在荒败的小县城混时,有很多机会沦落,变成坏孩子,毁了自己。陈丹青评价:“这是诚实的自白。”带着那样的人生底色,贾樟柯懂个人的失落,也愿意拍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个人的失落。
他曾在三峡帮画家刘小东拍纪录片。当摄像机对准一位老者时,老人露出一丝狡黠与不屑的微笑,仿佛在嘲笑这群提着摄像机远道而来的人:“你们懂什么生活?”
贾樟柯被这样的微笑击中了。那个微笑幻化成不同的面孔,不停地在贾樟柯面前出现。他的一个表弟,年少时很亲密,后来长大了各有境遇,他成了导演,表弟到煤矿工作,逐渐疏远。每次回家见到,两人话很少,表弟也会那样看着他,偶尔笑一下。贾樟柯总是觉得深受触动,多少年也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那样的面孔前挪走。《江湖儿女》亦如此,哪怕用再大的腕儿,故事也不离人生百态。
《江湖儿女》的英文名叫作“Ash is Purest White”(《灰烬是最纯净的白》),“我觉得我们都是炮灰,我所拍的不也都是炮灰吗。时间过去之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人。但这就是电影要拍的人物。我爱这样的人,所以我一直拍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是跟我最为接近的。”
最近几年,贾樟柯与这些人更近了。他搬回山西居住。“20多年的电影生活,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生活也有点单调。人不能成为一个事业的动物,也不能成为某种艺术的动物。生活还是要有很多新鲜内容的,陪陪家人,自己独处,各种各样的人情往来。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熟悉的轨道上,你还能不能变轨,这是我很好奇的,我自己就变了轨。”
在山西,贾樟柯住的地方有一条美食街,300多个店铺,出去很有人间烟火味,但也能找到一片安静,只要步行5分钟就与世隔绝了。“在那儿生活很有规律,每天9点左右开始工作,我上午主要是回信、谈事情,午饭过后就是写作跟读书的時间,晚上又见人、谈事。每个人可能写作习惯不一样,我的黄金写作时间是下午,2点左右到6点时思路最活跃。我不太喜欢晚上写东西,也不怎么熬夜。”
凭一己之力,他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策划平遥国际电影展,写书、开饭馆。艺术理想犹在,商业的气息也浓厚起来。赞誉伴着质疑,依旧纷纷扰扰。早在多年前,贾樟柯就写过: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他的江湖路,还很长。
贾樟柯
导演、监制、作家。生于1970年,山西汾阳人。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主要作品包括《小武》《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