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春，谪居阳山的韩愈遇赦北归，至郴州俟命。八月，授江陵府法曹参军。九月赴任途经衡山，谒衡岳庙，作诗题于门楼。衡山是雄伟奇险的五岳名山，衡岳庙是“秩比三公”的尊贵神庙，两者无疑是庄严肃穆的客观存在。韩愈两年前因论事切直得罪权要而被谪阳山，本年遇赦又受压制不得回京，此时的诗人无疑怀有悲愤难抑的内心情思。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主题如何表现在一首诗中？刘学锴先生的解读是：“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可以用借题发挥，似庄实谐来概括。……令人联想到在诗人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上，一切威严崇高、正直灵应的偶像都不过是徒有其表，虚有其名，神的福佑不过是庙令之流骗人的鬼话。”（《唐诗选注评鉴》）我与刘先生的看法同中有异，我认为韩诗确实有借题发挥之处，但它对衡岳及衡岳庙的态度却是崇敬而非嘲讽，这正是韩诗的高明之处。韩诗如下：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廩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曈昽。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
　　先看第一个主题。清人汪佑南云：“首六句从五岳落到衡岳，步骤从容，是典制题开场大局面，领起游意。”（《山泾草堂诗话》）的确，此诗立论严正，措辞庄重，有如庙堂典策。开头四句先写衡岳在国家政治与自然地理两个维度中的重要作用，它雄镇南方，带有上苍赋予的威权与尊贵。五、六两句写其雄伟的外观：高入云霄，半山以上即隐没不见，其绝顶则是不可跻攀。刘学锴先生说：“这一段下笔似乎极严肃郑重，但在具体描写中又有意无意地透出所写对象含有一股邪横之气，使人感到这镇压妖怪的南岳神似乎也染上了一股妖气，这从‘喷云泄雾藏半腹’的诗句中可以明显体味出来。”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认为“喷云”句的确是形容衡山的神秘莫测，但这是为了烘托其雄伟、威严、崇高的品质，决非“邪横”，这是古人面对奇特壮伟的山川景物时常会产生的感觉。与此相映衬的是，古代的帝王也往往以神秘莫测的面目出现在臣民眼前。他们以三公之秩来祭祀五岳，正是出于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韩诗准确地揭示了衡岳的精神气质，那便是与“妖气”截然相反的神性。韩愈是《原道》的作者，他衷心拥护唐帝国的中央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所以在韩愈心目中，“天假神柄专其雄”的衡岳具有崇高尊严的神格，它是自然界中代表上苍镇压南方妖怪的统治力量，不可能与妖怪沆瀣一气。十四年以后，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作《鳄鱼文》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正与此诗相映成趣。
　　“我来正逢”以下八句，在叙述游山过程中展开对衡岳奇景的描写。清人朱彝尊评“紫盖”二句云：“此下须用虚景语点注，似更活。今却用四峰排一联，微觉板实。”（《批韩诗》）汪佑南驳云：“余意不谓然。是登绝顶写实景，妙用‘众峰出’领起。盖上联虚，此联实，虚实相生。下接‘森然魄动’句，复虚写四峰之高峻，的是古诗神境。朗诵数过，但见其排荡，化堆垛为烟云，何板实之有？”我同意汪说，且认为“紫盖”二句描写云雾消散后众峰突然耸现之景象，既有铺天塞地的视觉印象，又有突兀震撼的心理感受，真是生动逼真，如在目前。惟其如此，才能写出衡岳那种连峰叠嶂、遮天蔽日的山脉之整体气象，这是韩诗笔力雄强的绝佳例证。惟其如此，才能顺利过渡到“森然魄动”从而入庙礼拜的主体行为。对于诗人默祷后天气转晴的情节，刘先生评曰：“如果将‘正直能感通’与诗人的现实遭际联系起来，更可看出诗人实际上并不相信神是正直而能感通的。”我觉得此解失之毫厘。韩愈怀疑的仅是神灵能否感通，而不是其正直品性。而且事实上这是一种似庄似谐的幽默手法，是对秋雨时节偶逢晴朗天气的文学处理手段，不必求之过深。
　　再看第二个主题。“森然魄动”以下四句，刘先生解曰：“‘下马拜’自然是拜岳神，仿佛真的相信神的力量，故循着松柏夹道的路直趋灵宫，虔诚往谒，可所见庙内外却只是白墙红柱，光彩闪耀，鬼物图画，填满青红色彩而已，完全是一种炫目的表面涂饰，丝毫唤不起肃穆庄严之感。这样来写神庙，正反托出自己‘森然魄动’、虔诚趋谒的过于认真。”其实四句诗正如清人方东树所云，是“叙中夹写”（《昭昧詹言》），也即叙事中夹杂着描写，诗人的行动前后连贯，其态度也是一以贯之，诗意并未出现转折、反托。粉墙丹柱，壁画鬼物，几乎是天下神庙的共同形制，它确实“眩目”，但其用意正是烘托威严肃穆的气氛，怎会“丝毫唤不起肃穆庄严之感”？至于“粉墙”二句对庙中景物仅是略加点缀，这是出于韩诗一贯的简练风格，况且已经达到如在目前的艺术效果，画龙点睛足矣，又何必面面俱到，细大不捐？
　　“升阶伛偻”六句，写诗人入庙献祭之情景，其中描写庙令的四句被刘先生解为：“突出其察言观色、窥探心理、装神弄鬼，近乎漫画式的手法，调侃讽刺之意显现。”但是据《新唐书·百官志》，唐代的五岳庙令本是专掌祭祀的朝廷命官，这位衡岳庙令既已年老，当是担任此职岁月已久，“祭神如神在”，庙令“睢盱侦伺能鞠躬”，原是其职业习惯，实乃情理中事。韩诗只是如实描写即目所见，虽然语带讥讽，但语气并不凌厉。况且诗人的讽刺之意仅仅针对庙令，与衡岳山神自身无关。否则的话，韩愈也不会“欲以菲薄明其衷”了。刘先生进而认为“使这一切虔诚郑重都化为骗人的儿戏和滑稽的表演，连前面的‘岂非正直能感通’也一笔扫去了”，未免责之过苛。“云此最吉余难同”一句，金人王若虚认为“‘吉’字不安，但言灵应之意可也”（《滹南诗话》），此言似是而非。杯珓是一种简单的占卜用具，掷之于地，视其俯仰，以定吉凶。两片杯珓落地后或俯或仰，当然与投掷的姿势密切相关，庙令熟知其奥秘，故能引导韩愈如何投掷，以求吉兆，这是庙令为了取悦谒庙者的习惯做法。正因如此，韩愈才会对此表示不满，从而引出下文的严正议论。如果“但言灵应之意”而并无求吉之图，则如何引出下文？
　　“窜逐蛮荒”以下四句，写诗人对于庙令导之掷珓的正面回应。从文本来看，无法断定诗人掷珓结果如何，甚至无法断定他到底有没有掷珓，因为把四句诗解作韩愈拒绝掷珓的言辞也是可通的。刘先生说“求神占卦的结果又是那样上上大吉”，似嫌武断。刘先生对整段诗意的解读则是可取的：“窜逐蛮荒，不死已算万幸，只要衣食刚刚温饱就很满足，甘愿就此长终。至于王侯将相之望，自己早就断绝，岳神即使想保佑我也难以奏效了。用釜底抽薪之法对神的福佑作了彻底的否定。”但这种解读只能到此为止，也就是说韩愈所否定的只是神灵能够福佑人类的迷信，而不是神灵自身。所以刘先生进而认为此诗“写衡岳的崇高威严，岳神的灵应显验，自己的虔诚趋拜，仿佛很郑重，其实内里含有对这一切的奚落与嘲讽”，未免带有过度阐释的倾向。至于这四句诗中流露出来的诗人心态，则清人程学恂评之最确：“我公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节操，忽于嬉笑中无心现露。”（《韩诗臆说》）
　　总之，此诗生动逼真地刻画了衡岳的崇高伟丽，又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内心的悲愤不平，两者皆通过诗人入山游览的行为贯穿一线，从而浑融一体。换句话说，诗中之景皆是诗人眼中之景，诗中之情皆是诗人心中之情，从而密合无间。至于全诗的优点，也推程学恂评之最确：“文与诗义自各别，故公于《原道》《原性》诸作，皆正言之以垂教也。而于诗中多谐言之以写情也。即如此诗，于阴云暂开，则曰此独非吾正直之所感乎？所感仅此，则平日之不能感者多矣。于庙祝妄祷，则曰我已无志，神安能福我乎！神且不能强我，则平日不能转移于人可明矣。然前则托之开云，后则以谢庙祝，皆跌宕游戏之词，非正言也。假如作言志诗，云我之正直，可感天地，世之勋名，我所不屑，则肤阔而无味矣！”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